引言

一

《左傳》是先秦時期的一部重要典籍，一般認為它是解釋《春秋》的作品，其史學價值和經學價值歷來為學者所重視。晉人干寶認為：“左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彼稳肃嶉砸舱f：“《左氏》非惟解經優(yōu)于《公》、《穀》，而又喜言《詩》、《書》、《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辈贿^，《左傳》本身也具備很高的文學價值，對后世文學的發(fā)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但是人們對《左傳》文學價值的發(fā)現(xiàn)和接受，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學界對此研究還比較薄弱?？v觀《左傳》文學研究史，相關的研究還多是經學、史學、文學交錯混雜，純粹文學層面的討論雖然在近代也開始出現(xiàn)，但經學、史學的視角仍是主流。20世紀初，較早對《左傳》文學藝術加以評述的，如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陳柱《中國散文史》、錢基博《中國文學史》等，他們對《左傳》的文學評論大體還是延續(xù)了明清以來文論家的敘述方式。如錢基博這樣評論：“《春秋》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左丘明能窺其秘，故其為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至文章之雄麗，從容委曲，詞不迫切，而意獨深至，反復低昂，辭氣鏗訇，使人精神振發(fā)，興趣悠長。”錢先生的這段論述只是綜合了明清諸人既有的觀點，補充的新見并不多。

近三十年來，《左傳》的文學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研究者從多種角度對《左傳》的文學成就進行了歸納總結，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如孫綠怡的《〈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分別論述《左傳》的文學價值、《左傳》與古典小說民族特色的聯(lián)系，以及由《左傳》而涉及到的中西方小說起源的比較，從而揭示“史”對于中國小說發(fā)展的深遠影響。郭丹的《左傳國策研究》則從人物、語言、戰(zhàn)爭等方面，分別對之進行了詳盡的概括。王靖宇《〈左傳〉與傳統(tǒng)小說論集》較早地運用敘事學理論來重新闡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推進了對《左傳》的文學研究。此后從敘事學角度進行討論的，還有如傅修延的《先秦敘事研究》、潘萬木的《〈左傳〉敘述模式論》。前者致力于研究先秦時期訴諸各種傳播媒介的敘事形態(tài)，通過尋找敘事行為發(fā)生、成長與壯大的痕跡，以及觀察傳世典籍的貢獻與影響，達到揭示中國敘事傳統(tǒng)的規(guī)律與特點并勾勒其基本輪廓的目的。后者則將《左傳》的敘述放置在較為宏大的歷史背景中，先分析早期經典的敘述對《左傳》的影響，然后從征引、評論、預言、人物、戰(zhàn)爭等不同角度總結《左傳》自身的敘述模式，也有不少的創(chuàng)見。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錢鍾書的《管錐編》，該書雖然采用了傳統(tǒng)筆記短章的形式，但作者見解新穎深刻，其中專門討論《左傳》的共有六十四則，內容涉及書法義例、音韻訓詁等多方面，對《左傳》的文學藝術也有不少精彩的論述。上述研究者借用了中西最新的理論成果，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將《左傳》的文學研究大步推進，但也因所關注的領域不夠廣大而難免片面之嫌。

當代的《左傳》文學研究中，張高評先生的成績十分突出。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學方面，先后出版了《〈左傳〉導讀》、《〈左傳〉文章義法撢微》、《〈左傳〉之文學價值》、《〈左傳〉之文韜》、《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等一系列著作。他遵循中國古代文學、文論的固有傳統(tǒng)，對于歷代的《左傳》文學資料進行了最大努力的收集，并加以了最細密的梳理。誠如黃永武先生所說的：“張高評先生研究《左傳》，確實肯下最笨的功夫，走最艱辛的道路。他不以取巧而自喜，不獵虛聲以自惑，他要研究《左傳》的文章學，先把《春秋》三傳作廣泛的了解，然后就有關于《左傳》的歷史外緣作研究，考據是他入門的基石，再從《春秋》經文的微言大義，進而去認識《左傳》的思想背景。通過這考據與義理的層次，最后才凸現(xiàn)出所要研究的《左傳》辭章問題。”（《序》）張先生的研究體系雖堪稱完備，但許多論述仍是點到即止，引而未發(fā)，缺憾也是顯然的。

研究《左傳》文學的單篇論文也很多。1949年之后討論《左傳》文學方面的論文，較早產生影響的，有陳詠的《試談〈左傳〉的文學價值并與巴人同志討論鄭莊公的典型性問題》、《略說〈左傳〉創(chuàng)造人物形象的藝術》，郭維森的《〈左傳〉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方法》，曹道衡的《論〈左傳〉的人物評述和描寫》，胡念貽的《論左傳》等，他們擺脫了傳統(tǒng)以來過多關注思想的討論方式，開始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下重新解讀《左傳》。新時期的學者，在繼承前代的文學評論傳統(tǒng)之外，又引進了新的思維方法，研究視野更為開闊，收獲也更為豐富。其中比較重要的論文，如郭預衡的《〈左傳〉思想傾向和文學成就》，莫礪鋒的《〈左傳〉人物描寫對史記的影響》，易平的《〈左傳〉敘事體例分析》等。此外，還有如黃麗麗《〈紅樓夢〉及紅學評點與〈左傳〉》、過常寶《〈左傳〉虛飾與史官敘事的理性自覺》、饒恒久《先秦時期歷史檔案的口述者——瞽矇職守與〈國語〉〈左傳〉的講誦增飾》、童慶炳《中國敘事文學的起點與開篇——〈左傳〉敘事藝術論略》等，這些文章從不同層面分析了《左傳》的文學藝術，但我們以為上述研究《左傳》的論文總體上并沒有超出上文列引著作所討論的范圍。

近代以來《左傳》文學研究的成績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諸多的缺憾之處。

首先是缺乏歷史性。研究者很少從《左傳》自身復雜的歷史狀態(tài)出發(fā)來進行分析。很多的研究是直接從《左傳》成為經學或者史學經典之后開始的，將它的經典身份當成是一種基本的毋庸置疑的前提預設，而忽視了《左傳》在成為經典之前的形成與傳播時的狀態(tài)，也忽視了它的這種狀態(tài)在其文學特征的形成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不僅如此，《左傳》成為經學經典之后，它的這種經學身份的盛衰變化，對其自身文學化進程以及后人對它的文學接受所帶來的深刻影響，歷來學界也關注不多。

《左傳》文學經典地位的奠定，是逐漸完成的，經歷了很長的時間。漢代之前的資料缺乏，情況不好論定。西漢時期，人們對《左傳》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經學方面。東漢后期經學衰落史學興起，人們對《左傳》便開始有了史學層面的關注。在之后的幾百年間，《左傳》游走于經學、史學、文學之間，對史學、文學的影響也漸次發(fā)生，但都是自上而下或者說是自內而外發(fā)生著影響，自身很少被直接納入到史學或文學討論的范疇。唐代以后隨著文學自身的進一步繁榮發(fā)展，《左傳》也開始以新的面貌進入文學的視野，此時不再是零星的文學影響，而是全面地介入。到明清時期，除了延續(xù)唐宋以來的《左傳》文學評論傳統(tǒng)之外，又出現(xiàn)了專門的文學評點著作，《左傳》從經史經典而成為被文學點評的對象，其文學影響更加普遍和直接。對于《左傳》上述文學傳播的流變史，我們也關注得不夠。

其次是缺乏系統(tǒng)性。學界對于《左傳》的討論，歷來就顯得很零散，研究者大多是從它的一個層面切入，諸如人物、語言、戰(zhàn)爭、文法等，而尤其以對其敘事成就的討論為豐富。當然上述的研究都是很有價值的，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左傳》文學的多樣性，但這種研究因為少了系統(tǒng)的坐標，而使得各家的觀點帶有更多的主觀性，也造成了我們認識上的某種偏差。這種系統(tǒng)性的缺失，還表現(xiàn)在人們對《左傳》文學接受流變歷史的極少關注?！蹲髠鳌返奈膶W化進程是逐步完成的，它是在社會發(fā)展中逐漸進入文學的視野。歷史上人們對《左傳》的態(tài)度與接受程度不盡相同，而人們對于《左傳》的態(tài)度直接影響到對《左傳》文學關注的廣度與深度，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卻很少進行相關的梳理。

再次是缺乏傳統(tǒng)性。這種不足體現(xiàn)在學界對于《左傳》文學研究傳統(tǒng)成果的淡漠。應該說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歷代學人對于《左傳》的文學討論是很豐富的，有些也不失為系統(tǒng)和深刻，并且這些論述，在某種程度上又有它們相對穩(wěn)定的傳承，形成了一定的體系。這些評論涉及到了《左傳》文學的各個角度層面，而我們后來或當前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只是在重復前人工作，新見并不多。前人的優(yōu)秀成果原本是我們進一步研究《左傳》文學極為寶貴的資源，然而我們現(xiàn)在并沒有很好地對其進行整理并加以利用，在這個方面投入的精力無疑還是遠遠不夠的。這種系統(tǒng)性的缺乏與對于研究傳統(tǒng)的忽視，其實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的側面。處在這樣背景下的現(xiàn)代《左傳》文學研究，自然存在很多的不足。

二

《左傳》本是經史典籍，但是在后來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卻逐漸被人們視為文學的經典，并且事實上它也在諸多方面對文學史產生著影響。最為突出的是，在明清時期《左傳》自身如同小說戲曲一樣，也被完全放置在文學的話語之中，成為文學評論家們評點的對象。為什么此時人們對《左傳》會有這樣角度的文學關注？《左傳》是因為具有怎樣的文學特征，才被人們從漫長而復雜的經史羈絆中分離出來進行純文學層面的討論？這種變化是明清時期一種存在經、史、子類著作的文學接受中普遍的文學行為，還是《左傳》所獨有的現(xiàn)象？這些都是在當前《左傳》文學研究中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同時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本書以《左傳》文學接受為中心，從如下四個層面來展開討論。

（一）考察《左傳》的著述性質及成書過程。我們始終認為，《左傳》文學的接受演變，與它自身的性質和對其的身份認定關系密切?！蹲髠鳌吩跉v史上每一個新身份的出現(xiàn)，都會影響到人們對它的認識態(tài)度，而這種態(tài)度變化直接關乎對其文學層面關注的程度。《左傳》的性質很復雜，但一般人們對它的認識還只是停留于它在漢代被官方接受而成為《春秋》經之一傳的階段，并將它的這種經傳身份作為對它展開文學討論的基本前提。這種觀點無疑是有很多缺陷的，因為他們跳過了對《左傳》在先秦時期也就是它成書時期的原始狀態(tài)的考察。王崧在論孔子的時候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備于孔子一身，一言一動莫非道之見端，事茍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重刻〈洙泗考信錄〉序》）《左傳》成為經典或者說成為《春秋》經傳是在入漢之后（至少從官方的層面來看是如此），但是它的這種經傳身份卻遠非我們考察《左傳》文學的起點。先秦時期有關《左傳》成書的資料非常缺乏，但是《左傳》自身的書寫的方式、出土文獻的旁證以及先秦時期其他作品的書寫風格，都從不同的層面為我們透露出《左傳》成書過程中的某些原始形態(tài)。這些才是我們研究《左傳》文學的更近其原貌的起點。

（二）探尋《左傳》文學接受的根源。我們并不否認《左傳》作為漢代經學經典體系中的一種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尤其是在封建時期。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左傳》在進入經學體系之前，也即是先秦時期身份性質還不確定的狀態(tài)，這個時期是《左傳》的原創(chuàng)時期，也是它更為真實的初始狀態(tài)。此時的《左傳》所具有的種種特征，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在它的經學外衣逐漸蛻除之后呈現(xiàn)出來，成為《左傳》自身向文學轉化的內在依據。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左傳》文學的研究，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它的個性，而忽略了它的共性。在先秦時期，不同作品具有相似的書寫風格和特征，這些作為一種外在的時代背景，也對《左傳》的書寫發(fā)生著重要的影響。如先秦史書書寫的虛構性、先秦諸子敘事的譬喻風氣，還有諸子觀念表達的主體傾向等，都會影響到《左傳》的行文，而這些本身就帶有很明顯的文學色彩。易言之，《左傳》成書時所具有的種種特征，其實就是后來漢代而下的《左傳》之所以被爭議不休的內在根源，或者說后來《左傳》之所以能進入文學的領域，除了所謂的先秦時期文史哲混沌不分的解釋和社會政治因素的影響之外，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左傳》與生俱來的種種具有文學傾向的特質。《左傳》之所以在日后逐漸走進文學領域，可謂是前因早就定下了。

（三）勾勒《左傳》文學接受的演進軌跡。漢代經學的出現(xiàn)乃至于后來的定型與強化，使得人們對《左傳》的討論在很長的時間內，對其文學價值的關注不多。這種狀態(tài)是在漢代經學強大壓力下的表現(xiàn)，然而經學影響的強弱是動態(tài)的，它的消長是隨著政治的興衰而相應變化的。東漢末期今文經學在古文經學的催逼之下進一步衰敗，《左傳》隨著古文經學的興盛已經進入社會文化的主流，至此更是呈現(xiàn)出一派繁榮的景象。然而，這畢竟是經學的盛世已去的時代，《左傳》雖然隸屬于古文經學系統(tǒng)，但它在此時的勝出，則多少帶有超出經學的意味，因為這并非是源于經學自身的興盛。事實上在古文經學上升的階段，史學也開始醞釀著獨立與崛起。這兩者同時出現(xiàn)絕非偶然。經學與史學在這里就有了某種契合，某種相融。在這個過程中，《左傳》的地位無疑是非常突出的，它與史書不但在體例上相近，而且更多的是在文學上的相合，因為在史學興起的同時，文學也開始全面興起。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史學、文學是交匯在一起的。三者之間的界線，并不是涇渭分明的。這一方面反映出史學與文學各自獨立的漸進狀態(tài)；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出古文經學的衰落。《左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存在著，在漫長的歷史流程中醞釀著自己的轉化。入唐之后，文學全面興盛，文壇也一派繁榮，而與此同時出現(xiàn)了以《春秋》學為代表的疑經運動，《左傳》作為《春秋》之傳的身份再一次遭到了人們的質疑。啖助說：“《左傳》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后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而多，辭義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sup>他們懷疑的理由，大抵在于《左傳》缺少義，所以缺乏經典價值。不過與以前不同的是，他們這次的否定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影響的深度與廣度都遠遠超出了前代。韓愈在《贈盧仝》詩中就說：“《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走下經學神壇的《左傳》，在失去經學光芒的照耀之后，開始全面進入史學、文學的視野，其表現(xiàn)就是《左傳》的史學化與文學化。正是在這樣的層面上，我們以為人們對《左傳》的文學接受，到唐代已經基本完成了。宋人對《左傳》的文學接受，除了延續(xù)唐人之外，還出現(xiàn)了以《左傳》為依托的時文評論和編選文集，他們在《左傳》文學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從漢代到宋朝，《左傳》經歷了從經學地位的確立，到其史學的影響，再到其文學的影響，最后是經學地位動搖的一個演變過程。

（四）分析明清時期的《左傳》文學評點。如果說漢代至唐宋諸儒對于《左傳》的爭論，還是在用《公羊》、《穀梁》來作為攻擊它的手段的話，那么到明清時期，在經學整體已經失去它的神秘乃至于神圣地位之后，這種經學之間的相互攻擊已經喪失了早期的意義，因為這些已經不再是人們所要關心的內容。人們關注的與其說是經學本身，倒不如說是經學經典的文學性。此時的經學雖然仍舊盛行，但已經沒有了初期的神圣與權威，與現(xiàn)實政治的距離也越來越遠。明清時期《左傳》文學評點的出現(xiàn)，標志著人們對《左傳》的文學接受達到了高峰，此時它已經由漢代的經學經典轉化為文學典范被人們品評。雖然這種評點大多仍是在尊經的前提之下進行的，但這本身也足以反映出《左傳》在經學與文學之間被人們接受乃至喜好的消長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左傳》的文學評點作品，雖然是以尊經為前提，但卻是以發(fā)掘其章法、文法為旨歸的，這種“舍本求末”的行為恰恰構成了對《左傳》經傳身份的最大消解。在這些評點著作中，經學幾乎成了文學的附庸，公然為文學所用，經學雖然也還能維持其神圣的地位，但已如東周王廷空具王者的地位。人們只是延續(xù)傳統(tǒng)的經學觀念，在形式上保持著對它的尊重，而在實際操作中卻已沒有了漢代學者的虔誠。當然，其中最重要的還是那些越過《左傳》的經史身份而直接討論其文學性的著作，如馮李驊、陸浩的《左繡》、林紓的《左傳擷華》等。這類作品雖然不多，但它們的出現(xiàn)，對我們考察《左傳》文學接受的情況，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本書力圖從歷史的層面對《左傳》的文學特征加以考察，重在對其歷史的傳統(tǒng)資源的梳理，對于《左傳》自身文學特征的考察并不多，可以說本書只是在追本溯源，通過對《左傳》歷史資源的清理，為進一步研究其文學做準備。

三

本書使用了“接受”一詞，但此處的“接受”有別于通常學界所指的“接受美學”。接受美學是20世紀60年代興起于德國的一個重要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有姚斯和伊瑟爾、福爾曼等。他們打破了傳統(tǒng)觀點中以作者、作品為中心的批評格局，而特別強調讀者的主觀反應。他們認為，讀者的閱讀活動、接受程度，對作品的意義、價值及歷史地位起著決定性作用。在他們看來，文學接受，主要是指作品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被關注、接受，強調的是讀者對于既成作品的主體性干預。因此他們的接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影響研究，即如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所提出的，文學史實際上是一部文學的“效果史”。

本書對《左傳》文學接受考察的視角則有所不同。我們強調的是《左傳》本身所具有的文學性在其經學化后如何被遮蔽，而在經學影響減弱以后，在后世文學家對《左傳》文學接受的需求下，《左傳》內在的文學價值如何被闡揚，以及最后如何形成了諸如明清時期的《左傳》文學評點。這一根本立場與接受美學單純強調讀者是有別的。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重點關注《左傳》經典性質的轉變，即它從先秦之成書，到漢代被尊為經學經典，再逐漸演為史學經典，而最終成為文學經典的轉變問題。從歷史出發(fā)考察《左傳》經典性質的轉變，圍繞《左傳》經典性質的轉變來討論它的文學接受，是我們研究的重點，至于《左傳》在經典性質轉變過程中實際發(fā)生的文學影響，卻并非本書的目標所在，但歷來研究者對此討論很多，成果也極其豐富，書中也會略帶涉及。因之，本書雖名之為“文學接受”，但并非從接受者主觀層面去展開討論，而進行的仍然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流變史的研究，與接受美學并無多大關系。

“接受”只是沿用了“文學接受”一詞，它在含義上其實更接近于“文學演變”。我們之所以不用“演變”，是出于如下的考慮：《左傳》在漫長的角色演變過程中，其各種身份諸如經學、史學、文學等是層累疊加的，而不是一種前后的取代和更替。換句話說，《左傳》最終的文學經典地位的實現(xiàn)，不是在否定其經學或史學身份的前提下完成的，雖然這兩者間也有著密切的關系。此外，《左傳》文學經典地位實現(xiàn)的重要標志是明清時期的《左傳》文學評點，評點是評論者依據自身的文學修養(yǎng)對作品進行的主觀色彩很強的評論，這種評論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接受美學。但是本書對于《左傳》文學評點的考察也不同于接受美學，因為后者是個體式的，而本書則是整體性的，關注的是整個明清時期的《左傳》文學評點，我們只是將它作為《左傳》文學接受實現(xiàn)的一種重要呈現(xiàn)形式，至于它們各自文學接受的具體方式則非本書討論的主體。

中國古代的“文學”含義很豐富，歷代學人對“文學”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別。如漢代的“文學”更多的是關乎學術，魏晉的“文學”雖近文藝，但仍與政治關系密切，而唐宋的古文運動與經學傳統(tǒng)還有著諸多的瓜葛，甚至明清諸人的文學觀念也與我們現(xiàn)代迥然有別。本書所討論的“文學”則帶有較多的現(xiàn)代面目，即是“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昭明文選序》），是一種有別于經學和史學的更關注和強調敘述藝術和文采表現(xiàn)的藝術形式。本書所謂的“《左傳》文學接受”，即是指歷代人們對《左傳》上述藝術特征的逐漸關注、認可和接受。因此本書對《左傳》文學接受的討論，帶有較多現(xiàn)代人對過往經典的文學追溯和文學想象的色彩。雖然《左傳》并非是作者以文學的姿態(tài)來完成的，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它進行文學層面的關照。誠如錢鍾書先生在譏評清代馮班、章學誠等人以《焦氏易林》實為占卜而否定其為詩歌時所說：“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轉藉文詞之末節(jié)，得以不廢，如毛本傅皮而不存，然虎豹之鞹、狐貉之裘，皮之得完，反賴于毛。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類，流傳供觀賞摩挲，原皆自具功能，非徒鑑析之資。人事代謝，制作遞更，厥初因用而施藝，后遂用失而藝存。文學亦然。”錢先生所論極是?！蹲髠鳌返奈膶W特征也正是在其經學、史學等政治功能逐漸被剝離之后才慢慢顯露出來的。

1. 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清華周刊叢書社，1925年版。
2. 陳柱：《中國散文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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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張高評：《〈左傳〉導讀》，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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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張高評：《〈左傳〉導讀》，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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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陳詠：《略說〈左傳〉創(chuàng)造人物形象的藝術》，《光明日報》，1956年12月16日。
18. 郭維森：《〈左傳〉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方法》，《教學與研究匯刊》，195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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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易平：《〈左傳〉敘事體例分析》，《江西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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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饒恒久：《先秦時期歷史檔案的口述者——瞽矇職守與〈國語〉〈左傳〉的講誦增飾》，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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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以上部分內容參考了費振剛主編的《先秦兩漢文學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常森的《二十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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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卷一之《三傳得失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1. 張廷琛主編：《接受理論》，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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