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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可待成追憶——記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去日苦多 作者:楊憲益,董寧文 著;楊苡,趙蘅 編


此情可待成追憶——記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乃迭與牛津中國學會

我初到英國是在一九三四年秋。到了倫敦,我的中學英國老師朗曼就給我找了兩位教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老師,給我補習希臘文和拉丁文。這是因為我要去牛津大學念希臘和羅馬文學,而在當時去牛津讀這種文學的學生都是在中學已經(jīng)學過一點這兩種文字,我在中學讀書時卻沒有這種機會。我在倫敦補習了幾個月,一九三五年初,去牛津參加入學考試,通過了。在墨頓學院面試時,校方問我學了多久這兩種文字,我回答五個月,校方卻認為學的時間太短,要我再補習一年,才能入學。另一理由就是當時牛津每個學院收取亞洲國家的外籍學生都有名額限制,墨頓學院當年已錄取了一名從香港去的中國學生,所以我只能等下一年才能入學。

到了一九三六年,我應該在秋季開學時才去墨頓學院,但我決定春天就去牛津住幾個月,熟悉當?shù)丨h(huán)境。我到牛津后,認識了在當?shù)鼐幼『蛯W習的中國學生,了解到這里的中國同學已經(jīng)有一個“中國學會”。當時不同國籍的牛津外籍學生有些成立了同學會,如“日本學會”“中國學會”,也有些英國學生因不同政見或主義而成立了“保守黨學會”“自由黨學會”“共產(chǎn)黨學會”“工黨學會”等等。那時在牛津?qū)W習的中國學生人數(shù)并不多,大概只有不到二十人,但牛津的英國教員職工學生中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或到過中國的卻不少,大概總有百八十人,所以他們就成立了一個“中國學會”,每一兩星期聚會一次,邀請一兩個人來談中國問題然后大家討論。

我到牛津時,正值那時日本侵略中國,所以這方面討論十分熱烈。我去了不久,就擔任“中國學會”的秘書,第二年又擔任該會主席。乃迭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到牛津讀書的。她到了牛津不久,就參加了牛津大學的“中國學會”,這是因為她父母都在中國工作,自己又生在北京,從小就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我擔任該會主席時,她自愿擔任秘書。當然,那時牛津大學還是男女分校,她當時不是與我在同一學院,而是在另外一個女子學院讀書。我讀的是所謂榮譽學士學位,讀期四年,包括一年多希臘和拉丁文;她讀的是普通學位,只需要三年,所以她比我在牛津晚一年。她去牛津本來想讀法文。我讀完希臘文和拉丁文課程后,又去讀法國文學,所以我們做了半年同學。讀了半年后,我們都感覺我們的法文基礎不夠,太吃力,所以我改讀英國文學,她也改學中國文學,總之我們也可算做過不到半年同學。

我在牛津“中國學會”擔任主席,她擔任秘書,大概是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以后快畢業(yè)了,國內(nèi)的抗日戰(zhàn)爭也進入相持階段,沒有那么多的宣傳工作要做,我們也就不太積極搞“中國學會”工作了。記得我初參加“中國學會”時,會員不過一二百人,后來因為我們積極鼓吹,會員升到兩千人左右,這當然也是由于日本侵略我國初期,英國人民中很多人同情中國,后來第二次歐洲戰(zhàn)爭爆發(fā),英國人民也就顧不得抗日宣傳了。乃迭擔任牛津中國學會秘書時,工作非常積極認真,我當時也為自己有這樣一位好秘書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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