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言

前后七子作為活躍在明代中期文壇的兩大文學流派，其所掀揚的詩文復古思潮對當時以及后世產(chǎn)生了十分深廣的影響。《明史·李夢陽傳》即云：“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薄板始尉赋?，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注也鑒于此，前后七子以及他們發(fā)起的跨越了弘治至萬歷數(shù)朝之久的詩文復古活動，成為尤其是明代文學史和明代文學批評史研究者重點關注的對象之一，而這一文學活動的功過是非，更是成為學人論議的重要話題。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錢基博的《明代文學》一書，基于梳理明代詩文源流的角度，已將前后七子納入論述的范圍，盡管是書涉及諸子的詩文作品極其有限，闡論的內(nèi)容也十分簡略，并且在相當程度上綜合了傳統(tǒng)論家之說，但可以看出，其尚能秉持一種比較客觀的態(tài)度，盡力對諸子詩文創(chuàng)作的得失作出辯證的論斷。如論李夢陽文，既指出“其文則故作聱牙，范經(jīng)鑄子，以艱深文其淺易”，又以為“雄邁之氣，足以振啴緩；生撰之句，足以矯平熟”注。同時，也能適當注意到諸子之間創(chuàng)作的差異性，如比較李攀龍、王世貞等人之文，提出“世貞之與攀龍，摹擬秦漢同，而所為摹擬則異。攀龍只剽其字句，世貞時得其胎息”，“而古文則鉤章棘句，剽襲秦漢之面貌者，比比皆是，故不獨一攀龍。若乃跌宕俊逸，不徒以鉤章棘句為能事者，七子中惟世貞，其次則興化宗臣”，“（宗）文筆疏爽，無剽剟填砌之習”注。這些多少顯示出在評述前后七子問題上，錢氏此書簡論之中不失明辨細析的特點，也是早期涉及前后七子研究而不應忽略的一部論著。

這一時期，在關涉前后七子的研究成果中，朱東潤發(fā)表在《文哲季刊》第1卷第3號（1930年）的《何景明批評論述評》，是不能不提到的一篇重要文章。該文重點從比較李夢陽和何景明詩歌批評出發(fā)，分析何氏復古之論的特點，認為李、何“同以趨古得名”，較之李夢陽，何景明“本主學古，更進一步而求變古”，這顯示其“敢為打破一切之議論，對于歷來認為宗主之陶、謝、杜、韓諸公，皆不恤與之啟釁”，“其氣勢之壯闊，自非隨聲附和之輩所能望其項背矣”。作者在文章中強調(diào)復古與守舊不同，在動機上尤有天淵之別，所以“以復古二字遽執(zhí)為何、李諸人之罪狀，其難平允”。更為重要的是，以何景明的立場而言，復古與革新本相為表里，尤不可簡單地以守舊目之。這可說是朱文探討何景明復古之論的基本理路和結(jié)論。同樣值得注意的，還可舉載于《燕京學報》第22期（1937年）的郭紹虞《神韻與格調(diào)》一文。該文中圍繞格調(diào)說的討論，簡括起來，其總體思路乃為：“李東陽可說是格調(diào)說的先聲，李夢陽可說是格調(diào)說的中心，何景明則可以說是格調(diào)說的轉(zhuǎn)變。所以后來到王世貞便很有一些近于性靈神韻的見解。”郭文的特點是從格調(diào)說切入，引出對李、何等人詩文復古觀念的集中探析。在作者看來，李夢陽既主格調(diào)說，也強調(diào)主情，所謂“不曾主格調(diào)而抹煞一切”，主格調(diào)與主情在李夢陽所論中“非惟不相沖突，反而適相合拍”，與此同時，偏重于形式而非內(nèi)容的復古，則使李夢陽的復古論終究偏向格調(diào)一面。何景明在宗古主旨上與李夢陽大率相同，二人論說的區(qū)別在于，對待學古之法，后者強調(diào)的是“規(guī)矩”，前者重視的是“格局”，因此，李夢陽“由古入而仍由古出”，何景明則“由古入而不必由古出”注。盡管曾有研究者質(zhì)疑郭文對格調(diào)說的詮釋和對明代復古派龐雜思想的歷史定位稍顯簡單化、平面化注，但無論如何，它在對格調(diào)說意義指涉的解讀，以及如李夢陽、何景明這樣的七子代表人物的復古觀念的究察上，仍具有某種建設性的價值，并對后來的相關研究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nèi)，處于政治環(huán)境起伏變化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地區(qū)學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面臨各種政治因素的干預，帶上明顯的時代性特征，甚至因此背離學術發(fā)展軌道而停滯不前。對于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而言面臨同樣的問題，具體到前后七子研究，其也難以擺脫特定時期政治氛圍的影響，并烙下深刻的印記。比如，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中有關“前后七子復古主義的文學思潮”的論述，就是較為典型的一例。盡管是書對于前后七子文學復古運動的意義作了某些肯定，認為“在前七子、后七子的復古文學運動的沖擊下，‘臺閣體’對明代文壇的統(tǒng)治基本上被打倒了”，同時，這場文學運動“在客觀上有反對當時八股文的限制思想的作用”。但在總體上，它又就此作出了如下的定性，“前后七子的復古文學運動，主要還是以形式主義的東西來反對‘臺閣體’的形式主義，因而又把當時的詩文引入了另一個極端”，“他們以為有一種千古不變的‘心’，而文學也就是這個‘心’所繁衍出來生于天地間的東西，它也是不變的。這樣的唯心主義的理論自然不能了解文學的時代性和現(xiàn)實性”，“他們的作品都是貧乏空虛生活和他們的保守落后的文學觀點的反映”注。簡單、籠統(tǒng)甚或帶有政治色彩的評斷，代替了理性、客觀、深細的辨察，出于如此的研究立場和眼光的觀點，自然也因其缺乏學術意義而令人難以信服。

就中國大陸地區(qū)而言，有關前后七子研究真正出現(xiàn)新的學術氣象的，應該是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廖可斌的《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該書完整版《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1994年由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廖著所探討的，乃包括前后七子在內(nèi)的有明一代文學復古運動的發(fā)展歷程，較之以往涉及前后七子大多注重局部問題或個案問題考察的情形，這部著作所開展的相關研究，無論在系統(tǒng)性還是在深入性方面都顯示出令人矚目的新突破。其主要體現(xiàn)在，不僅從考察古典審美理想和古典詩歌審美特征的發(fā)展變遷入手，探析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發(fā)生的宏觀的歷史背景，較為清晰和深切地梳理了復古運動三次高潮興起的歷史條件及發(fā)展過程，而且較為全面地探察了復古運動三次高潮的文學理論與詩文創(chuàng)作，特別是對于前后七子的文學理論和詩文創(chuàng)作，進行了相對集中和系統(tǒng)的闡析。正如作者在該書的《引言》中所說，“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明代復古運動作為一種研究對象的豐富含蘊，似乎還沒有被人們充分認識到”，尤其是“本世紀前半葉，傳統(tǒng)文化受到嚴厲批判，以‘復古’為宗旨的明代復古派理所當然地再一次被唾棄。由攻擊復古派而登上文壇的公安派受到人們的青睞，它對復古派的種種嘲笑和指責，遂被奉為不刊之論。近幾十年來，人們更是無暇去翻閱復古派作家們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只能沿襲成說，并根據(jù)新的理論模式，想當然地給它加上‘形式主義’、‘復古倒退’等名號”。所以作者的主要意圖，乃在“對復古派作一些清理復原工作，對它的真實面目作出比較全面、準確的描述”注。的確，對于以前后七子為主要代表的明代復古派的探察，努力擺脫簡單化和套式化的研究路數(shù)，從豐富的歷史資料中深刻揭示它們的文學特征，以盡量還原其本來面貌，廖著無疑在這方面作了不少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功不可沒。同時值得一提的，還有陳書錄的《明代前后七子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該書為作者在碩士論文基礎上增補若干章節(jié)而撰成，雖篇幅有限，但對涉及前后七子詩文理論和創(chuàng)作的若干問題作了較為集中的梳理和解釋，不僅分析了前七子“宗漢崇唐”心態(tài)膨脹的特征以及多重文學乃至文化的誘因，考察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漢”說與宗法《左傳》的關系以及演變之特點，而且探討了前后七子擬古而又自省、自贖的復古意識，并圍繞其審美情感論、審美意象論、審美解悟說等展開重點闡釋。

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涉及前后七子的研究，同時進入了一個相對興盛的時期，綜合起來，其主要體現(xiàn)出以下幾大特點：

一是形成多種資料性和實證性的基礎研究成果。在這方面，首先是系統(tǒng)梳理人物生平事跡的編譜工作的開展。如徐朔方和筆者分別編撰的《王世貞年譜》（前者收入《徐朔方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后者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韓結(jié)根的《康海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以及梁臨川的《李夢陽年譜》（1987年）、趙善嘉的《李攀龍年譜》（1987年）、徐耀環(huán)的《徐禎卿年譜》（1997年）、陳強的《吳國倫年譜》（2004年）、楊曉煒的《徐中行年譜》（2006年）、劉蕓的《王九思年譜》（2007年）、楊道偉的《邊貢年譜》（2011年）等多部碩士學位論文未刊稿，即屬此類之例。這些年譜多通過對大量文獻資料的搜集、考析和編排，較為系統(tǒng)地勾勒出譜主生平思想、經(jīng)歷、交游、著述及性格志趣等多方面的線索。與此同時，前后七子一些成員的文集整理工作也得以先后進行，如包敬第標校的《滄溟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李伯齊校點的《李攀龍集》（齊魯書社1993年）、李淑毅等點校的《何大復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范志新的《談藝錄箋注》（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范志新的《徐禎卿全集編年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朱其鎧等校點的《謝榛全集》（齊魯書社2000年）、李慶立的《謝榛全集校箋》（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等相繼出版。這些整理工作，在不同程度上為前后七子研究的深入開展創(chuàng)造了基礎條件。其次是對于相關問題實證研究的開展。如蔣星煜的《康?！粗猩嚼恰惦s劇并非為譏刺李夢陽而作——兼談〈中山狼傳〉小說之作者》（《中國戲曲史鉤沉》，中州書畫社1982年），不僅結(jié)合深入的推考，提出了《中山狼傳》小說作者以唐代姚合、宋代謝良及明代馬中錫三說并存為宜的主張，而且通過對康、李之間關系的辨察，得出康?！吨猩嚼恰冯s劇非為諷刺李夢陽而作的結(jié)論。與此論題相關，又如馬美信、韓結(jié)根發(fā)表在《復旦學報》1989年第1期的《〈中山狼〉雜劇與康、李關系考辨》，在蔣文的基礎上，對康、李之間的關系作了更為細密的考析，補充了一些新的例證，以支持蔣文康海《中山狼》雜劇與譏諷李夢陽無關的結(jié)論。

二是若干針對個案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在這其中，李慶立的《謝榛研究》（齊魯書社1993年）是不能不提到的一部。李多年以來一直從事謝榛研究，用力甚勤，是書即匯集了他陸續(xù)研究之所獲，共分為謝榛生平、行實、著述叢考，謝榛詩歌理論和美學思想探討，謝榛詩歌創(chuàng)作研究以及謝氏與《金瓶梅》關系辯說四個部分。書中既有考辨，也有闡論，不乏一己之發(fā)掘和心得，應該稱得上是一部用功之作了。筆者的《王世貞研究》（學林出版社2002年），是在編撰《王世貞年譜》的基礎上所開展的一項研究工作。長時間以來，由于受到學術成見的制約，加上原始資料開掘的相對不足，對王世貞這位在明代中葉和后世文壇發(fā)生深刻影響的后七子代表人物，總體上缺乏全面、深入的研治，而這與他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和地位甚不相稱，此可以說是其時筆者著手這一課題研究的主要動因。該書的特點是，結(jié)合王世貞家世淵源和生平經(jīng)歷的考察，著重梳理了王世貞從事文學活動的基本軌跡，同時圍繞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詩文主張，展開重點的論述，從而使王世貞基本的理論主張得以較為明晰地呈現(xiàn)。值得一提的，還有孫學堂的《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貞與十六世紀文學思想》（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孫著主要探討了王氏文學思想的變化歷程及當時文壇觀念形態(tài)的發(fā)展樣貌，不但描述了王世貞自嘉、隆至隆、萬的前后期文學思想縱向轉(zhuǎn)變的軌跡，而且將其與同時代其他文人作了橫向比較，注意到王世貞本人思想的復雜性與中晚明文壇文學思潮流變的一些特點。魏宏遠的《王世貞晚年文學思想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在對王世貞晚年著述作系統(tǒng)考察的基礎上，探討其晚年生活、信仰、性格、心態(tài)的轉(zhuǎn)變和“三教合一”思想的濡染，并由此解析其晚年文學思想變化之特點。酈波的《王世貞文學研究》（中華書局2011年），主要從詩歌創(chuàng)作、散文創(chuàng)作、文學思想、政治與文學等四個層面，探析王世貞文學思想與詩文創(chuàng)作的特點和成就，究察政治紛爭和王世貞文學生活的關系，并從中梳理其文化心態(tài)和審美心態(tài)的演變脈絡。金寧芬的《康海研究》（崇文書局2004年），主要由評傳、生平疑案試析、年譜、家乘等幾大部分組成，全書在資料的發(fā)掘、康海生平事跡的清理和一些相關問題的辨析上，下過較多的功夫，不失為系統(tǒng)研究康海的一項新成果。蔣鵬舉的《李攀龍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內(nèi)容涉及李攀龍的生平經(jīng)歷、作品的刊刻與流傳、文學思想、詩文創(chuàng)作等，對李氏從生平到文學活動作了較為全面的考察。崔秀霞的《徐禎卿詩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力圖將徐禎卿置于與之共存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中，即從各種“關系”的角度，探察其生平思想、詩學觀念、詩歌風格的形成與變化，及其與吳中地域文化傳統(tǒng)、吳中文人、前七子盟友的關系等，以求立體地展示徐氏詩學思想的成因、特色及發(fā)展過程。顧國華的《宗臣研究》（揚州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意在結(jié)合宗臣作品及相關文獻的梳理和分析，探討宗臣包括其文學觀念在內(nèi)的生平思想與為人為文的特點，以及在當時復古思潮背景下的文學作用和地位，具體內(nèi)容涉及宗臣家世生平、著作版本考證，宗臣思想、詩賦、散文研究，宗臣與后七子比較研究等方面。

三是研究視角的多樣化和考察對象的深細化。以個案而論，如1985年在日本發(fā)表、后在《安徽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刊載的章培恒《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新思潮》一文可稱典型。作為力倡詩文復古的前七子領袖人物李夢陽，在不少研究者的心目中，不僅難以將他與更注重個人思想情感抒寫的晚明文學思潮聯(lián)系在一起，并且常常被視作是為后者所否定的一個文學對象。章文則另辟蹊徑，聯(lián)系晚明李贄、袁宏道等人對李夢陽的推崇和對他在詩壇開創(chuàng)之功的肯定，以及李夢陽尊情抑理的文學思想傾向，著重闡析了向來為學人所忽略的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思潮之間某種內(nèi)在的繼承關系，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發(fā)表在《學術月刊》1986年第8期的陳建華《晚明文學的先驅(qū)——李夢陽》，則從李夢陽的思想基礎、文學主張及創(chuàng)作三個方面，論述了這位復古派代表人物與晚明文學的關系及作用，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對章文觀點的進一步申發(fā)。以諸子群體而論，如發(fā)表在《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的黃卓越《前七子樂府詩制作與明中期的民間化運動》，主要從前七子整個詩歌活動中被作者看作最具思想素質(zhì)部分的樂府詩創(chuàng)作切入，通過對作品類型選例的具體解析，認識諸子這一類詩作的精神特質(zhì)。黃文的價值表現(xiàn)在，相對集中而細致地解讀了前七子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類型及其意涵，而且從諸子詩歌創(chuàng)作的這一側(cè)面，指出其對當時壟斷文化空間、在一定意義上代表意識形態(tài)權(quán)威的臺閣模式造成沖擊的民間化運動的性質(zhì)，提示反映在這一創(chuàng)作現(xiàn)象中的一種文化下移的新動向。而黃卓越發(fā)表在《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的《前七子文復秦漢說的幾個意義向度》，同樣值得注意，這篇文章以人們少所關注的前七子論文主張為考察重點，對諸子文復秦漢的觀念，從反靡麗說、敘述法的改進、氣格論、雜學論等多個向度作了深度的剖析，并探究了這一論文主張與反文章系統(tǒng)中的唐宋文及反學術系統(tǒng)中的宋理學相聯(lián)系的意義指向，對清晰和完整認識前七子的文章復古思想多有助益。筆者發(fā)表在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03年第3期的《前后七子詩論異同——兼論明代中期復古派詩學思想趨勢之演變》，選擇對前后七子詩學思想進行比較的角度，考察了兩大文人群體之間既相承接又有差異的文學關系，由此認為，二者構(gòu)成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后七子對前七子詩學思想的修正和深化，也顯示了明代中期復古派文學主張尤其表現(xiàn)在詩學思想上的變化之勢。此外，如陳文新的《明代前后七子與公安派的對立互補關系及其融合》（《荊州師專學報》1987年第2期），陳書錄的《明代前后七子的審美情感論——從“因情立格”到“發(fā)抒性靈”的流動性結(jié)構(gòu)》（《學術月刊》1988年第3期），馬美信的《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復旦學報》1993年第6期），史小軍的《試論明代七子派的詩歌意象理論》（《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查清華的《明代七子派對才情與格調(diào)關系的思考》（《學術月刊》2000年第9期）、《明七子派“格調(diào)高古”的美學特征》（《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劉毓慶的《“前后七子”的詩文復古與明代文化復古思潮》（《山西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史小軍的《論明代前七子的關學品性》（《文藝研究》2005年第6期），鄭利華的《后七子詩法理論探析——以王世貞、謝榛相關論說考察為中心》（《中國韻文學刊》2009年第3期），郝潤華、邱旭的《試論李夢陽對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創(chuàng)獲》（《甘肅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陳文新、李華的《論嘉靖七子的科舉背景與流派意識》（《文藝研究》2011年第7期）等一些先后發(fā)表的論文，或在闡論角度的拓辟上，或在分析問題的深化上，各有所收獲，顯示在前后七子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新進展。

另一方面，在關注中國大陸地區(qū)研究狀況的同時，也不可不留意國外及港臺地區(qū)的研究動向。以國外而言，特別是日本、韓國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更值得我們注意。

在日本方面，如1960年發(fā)表在《立命館文學·橋本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叢》的吉川幸次郎《李夢陽的一個側(cè)面——古文辭的庶民性》、1965年發(fā)表在《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25卷第1期的橫田輝俊《何景明的文學》、1967年發(fā)表在《帝冢山學院短期大學研究年報》第16期的福田雅一《從李東陽到李夢陽》、1975年發(fā)表在《島根大學法文學部紀要》第3號的橋本堯《倒立的構(gòu)圖——李夢陽和古文辭的原點》、1997年發(fā)表在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51期的松村昂《李夢陽詩論》等，都是涉及前七子中李夢陽、何景明的研究論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從中可以見出日本學者相關研究之一角。這里，特別要介紹的是吉川幸次郎的《李夢陽的一個側(cè)面——古文辭的庶民性》，該文后又被收入高橋和巳所編的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筑摩書房1967年），鄭清茂所譯吉川《元明詩概說》（臺灣幼獅文化事業(yè)公司1986年）一書，也將其附錄其中。此文之所以值得關注，乃在于它對李夢陽等人古文辭運動的特征作出了新的詮釋，這也就是在吉川看來，李夢陽等人基于改革熱情所作的古文辭，尤其是他們的文學思想，體現(xiàn)了具有明代特征的庶民精神，因此他們所倡導的復古主義，并不是單純地堅持摹古，而是要恢復古代的淳樸，以為淳樸才是文學的本質(zhì)。文章除了對李夢陽的《詩集自序》作重點解讀，以證明其文學思想以庶民精神為基礎的特點，又特別注意到李夢陽所撰《族譜》對自己庶民家族背景的一系列記述，由此考察李夢陽古文辭尤其是他的文學思想所體現(xiàn)的庶民精神與其家族環(huán)境之間的密切關系。特別是對向來不太受人關注的李夢陽《族譜》的深細開掘，是此文的重要發(fā)明之所在，也反映出吉川作為一位功力深厚的國際著名漢學家敏銳的研究眼光。

在韓國方面，特別要提到的是多年來從事明清文學尤其是前后七子研究的元鐘禮。她于1979年在臺灣大學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明清格調(diào)詩說研究》，選擇了明代李東陽、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和清代沈德潛的詩論作為考察對象，先從原理論、創(chuàng)作論、鑒賞論等各個層面加以分析，后從綜論的角度加以統(tǒng)括，力圖廓清上述各家格調(diào)說的基本涵義，論文可以說集合了她對包括前后七子代表人物在內(nèi)的明清諸家格調(diào)詩說特點的初步思考。而她在首屆明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發(fā)表的《李夢陽絕句的美感范疇之分布》（收入《首屆明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及在第四屆明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發(fā)表的《明清時期吳中詩學論和外署詩學論的沖突與和諧》（收入《2006明代文學論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涉及前后七子的詩論或詩歌創(chuàng)作。前者主要考察李夢陽的絕句詩，將其分為表現(xiàn)氣象風神和興象神韻兩大類，較為細致地分析它們美感分布的特點，并提出李的絕句詩除了表現(xiàn)所謂北方型的雄壯之美，又有一部分則顯示所謂南方型的清柔之美，其說也間有一己之得。后者主要討論的是明代中期以后至清代中期以前吳中詩學和外署詩學即前后七子復古主義詩學之間的關系，文章在交代吳中詩學和外署詩學形成背景的基礎上，認為二者的沖突主要反映在宗主和擬古兩個方面，但同時，尤其是吳中出身的外署派文人，又大都對吳中詩學采取折中兼取的態(tài)度，體現(xiàn)了二者之間的調(diào)和。這樣的辨識，顯然注意到吳中文人和七子派表現(xiàn)在詩學觀念上的某種復雜性。

以港臺地區(qū)而言，首先不能不提及的是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發(fā)表的王貴苓的《明代前后七子的復古》（臺灣《文學雜志》第3卷第5、6期，1958年）。盡管該文對前后七子復古主張和創(chuàng)作的闡論總體上顯得較為粗疏，有的看法也未必恰當，如以為諸子之中李夢陽、李攀龍、宗臣為激進派，何景明、王世貞、康海、謝榛為穩(wěn)健派，徐禎卿、邊貢、梁有譽為才子，而王九思、王廷相、徐中行、吳國倫只是支援者，難免有簡單分類之嫌，但它尚能秉持相對客觀的態(tài)度，既看到前后七子“如寫字臨帖一般”的摹擬，又揭出他們“吸取古代作品的情趣”的特點，其中的論斷自有它合理的一面。文章分“復古的根本主張和作品”與“復古的真正收獲”兩大部分，即圍繞這兩方面來展開論述，前者主要印證諸子復古理論在具體創(chuàng)作中的落實，后者著重分析他們的作品特別是五七言律詩絕句善學古作而不失自我韻味的表現(xiàn)?？梢赃@么說，在其時港臺地區(qū)尚顯相對沉寂的前后七子研究領域，王文的發(fā)表無疑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意義。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港臺學界對前后七子的關注逐漸增多。這不僅顯示在對個案成員的探察上，如龔顯宗的《謝茂秦之生平及其文學觀》（臺灣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73年），黃志民的《王世貞研究》（臺灣政治大學博士論文，1976年），許建昆的《王世貞評傳》（臺灣東海大學碩士論文，1976年）、《李攀龍文學研究》（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等；同時也體現(xiàn)在對七子群體的研治上，如龔顯宗的《明代七子派詩文及其論評之研究》（臺灣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79年），簡錦松的《李何詩論研究》（臺灣大學碩士論文，1980年）、《明代文學批評研究——成化、嘉靖中期篇（1465—1544）》（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顏婉云的《明前后七子詩論析評》（香港大學博士論文，1981年），邵紅的《明代前七子的時代背景及文學理論》（《幼獅學志》第18卷第1、2期，1984年），黃錦珠的《一場各說各話的論戰(zhàn)：李何詩文論爭底蘊的探究》（《中國文學研究》1988年第2期），陳國球的《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等。這里，重點介紹于前后七子乃至復古派研治用力較多的簡錦松和陳國球兩位學者的相關研究情況。

簡錦松的《李何詩論研究》，以前七子代表人物李夢陽、何景明的論詩主張為考察對象，闡述其以復古為主導的“體論”、“法論”、“情論”，旨在通過對李、何詩論的全面解析，探究其特質(zhì)，檢討其得失。這篇論文最主要的特點是，與以往多從平面角度討論李、何等人文學思想的研究方式相比，更注意到李、何詩論歷時變化的差異性和復雜性，其將二子的論詩主張劃分為創(chuàng)建、修正、成熟三個發(fā)展的階段，要在揭示他們的各項主張經(jīng)歷了“并非自始至終，一成不變”的演進過程，并清理和闡明不同階段的發(fā)展脈絡及形成因素，故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對李、何詩論發(fā)展歷史的勾勒。簡錦松的《明代文學批評研究》，由其博士論文《明代中期文壇研究》易名而來，該書雖以明成化至嘉靖中期為考察時段，研究范圍涵蓋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并非專門針對七子派，然全書五大章中第四章《復古派》及第五章《正、嘉理學與復古派文學批評之轉(zhuǎn)變》，多涉及前七子及其文學交游之探討，主要包括前七子等復古派文人的詩歌宗主論、對“真詩”即“自然之音”理想目標的追求、李夢陽論“法”主張尤其是以他為代表的復古派所主格調(diào)說的具體涵義，以及復古派文人正德之后在致力于個人及風俗之矯正時所呈現(xiàn)的受理學影響傾向與在文學觀念上的反映。從總體上看，簡著涉及包括前七子在內(nèi)的復古派的研究，無論在資料的開掘還是在觀點的闡發(fā)上，都體現(xiàn)出前人或所未及的鮮明特色。作為對復古派文人研究的延續(xù)，簡錦松的《從李夢陽詩集檢驗其復古思想之真實義》（收入王璦玲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文學篇（上）》，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一文，同樣值得留意。該文采取對理論與創(chuàng)作加以比較的方式，主要通過對李夢陽詩集的檢視，考察他“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的說法在其創(chuàng)作中的實踐情況，認為李夢陽宣示取法乎上的辨體論和對效仿時代與家數(shù)的選定，并不是其復古真正精義之所在，而他在具體創(chuàng)作中同時踐履了所謂“以我之情，述今之事”這種注重“主體我”表現(xiàn)的主張，寫下了不少富有個性的作品，其復古思想的真實義乃在于此。所論也誠有獨立察識之處。

陳國球的《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后經(jīng)修訂而名為《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系作者多年以來研治明代復古詩論的一部代表作。全書以唐詩在明代的傳承為研究主題，探討含前后七子的明代復古派的詩學取向及其發(fā)展過程，不僅從復古派的反宋詩傾向切入，闡析其建立在反“主理”基礎上排擊宋詩的原因，同時，著重探察復古派對于唐代七言律詩和五言古詩的接受過程，辨識其追尋“七律正典”和體認唐體古詩的演變脈絡，并且以明代若干重要的唐詩選本為考察的重點，通過對不同選本詩歌遴選特點、接受情形的分析比較，清理唐詩選本與復古派詩論之間形成的復雜關系；又在上述基礎上，進一步論析復古派詩論文學史意識的發(fā)展進程以及復古派詩歌創(chuàng)作與唐詩的關系。雖然這部著作選取若干重點的塊面來展開相關的討論，但仍不失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較明晰地揭橥了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發(fā)展演變的軌跡。

前后七子對于明代中期和后世文壇所產(chǎn)生的深廣影響，以及他們在眾多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研究者中間所受到的高度關注，充分表明這兩大文學復古流派本身所具有的極為重要的研究價值。與此同時，縱觀海內(nèi)外相關研究的狀況，特別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包括前后七子在內(nèi)的有關明代文學復古思潮的研究，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均有所突破，形成一定數(shù)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也間有較具學術價值者。然而，尤其是作為在明代文學復古進程中擔當了引領角色的前后七子，不僅其活動的規(guī)模宏大，文學交游關系極為龐雜，活動的時間跨度較長，而且諸子大多著述繁富，其中呈現(xiàn)的文學思想與創(chuàng)作形態(tài)十分復雜，這相應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難度，并給該論題留下諸多有待于拓展的研究空間。前后七子發(fā)起的詩文復古活動橫亙弘治至萬歷年間，并主導著明代中后期文壇的發(fā)展走向，成為明代文學史和明代文學批評史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由此，對前后七子展開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其學術意義不僅在于全方位考察這兩大文學流派崛起、發(fā)展的過程及其所倡導的詩文復古活動的特征與內(nèi)蘊，而且有助于我們通過對前后七子的全面考察，加深對整個明代文學史和明代文學批評史的系統(tǒng)認知，推進這一領域研究的縱深開展。這也是筆者展開此項研究的根本原因和主要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