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前七子的個性與心態(tài)

對于前七子的考察，從為更深入探析其文學面貌這一角度來說，還不能不注意到他們的個性與心態(tài)。作為一個在明代中期文壇引人矚目的文人群體，七子身上表現出鮮明的個性色彩并呈露相應的心態(tài)，這不僅取決于諸子自身固具的性格氣質、文化根性，也與他們特定的生存境域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當然，落實到具體的個人，各自的個性與心態(tài)難免會有差異，不可能整齊劃一，但這并不影響我們所要展開的相關究察。這里所要探討的，不啻是他們相互之間業(yè)已存在的個性與心態(tài)上的差異性，更是其在整體意義上所表現出的一般特征。

第一節(jié)　從內在之性到時世之勢

就影響文學的動因而言，盡管創(chuàng)作者自身的個性特點并不能說是唯一的，因為這其中涉及內外不同方面的因素，實屬一個相對復雜的綜合性問題，但尤其在內在的條件上，毫無疑問，它乃是我們值得注意的一個要素。同樣，要了解前七子所發(fā)起的這一場詩文復古活動的內蘊和特征，自然不應忽略這一點。

雖然作為一個文人群體，前七子各人之間的個性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差別，這本來就無法避免，不過，從中還是可以體察出反映在多位成員身上某種主導性的特點，假如要對它們一言概括之，那就是所謂的傲放豪直。如李夢陽，袁袠《李空同先生傳》謂其“負奇氣”，“傲睨一世”注。何景明《贈李獻吉三首》詩，則以“西方有佳士，于世寡所諧”注來稱述之。正德六年（1511），李夢陽出任江西提學副使，后遭人奏訐，何景明上書楊一清為之求情，其中說到夢陽之為人，稱他“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注。至于李夢陽本人對于自己的描述，也謂“秉性直戇，罔諧時俗”注。比起李夢陽，何景明的個性，乃如孟洋在為他撰寫的墓志中所稱“性沉敏有度”注，要顯得相對沉穩(wěn)謹約一些，如其于“家庭間，怡怡如也；交接，雍雍如也”注。但與此同時，他身上那一種傲兀自崇、不諧時俗的性氣，卻也毫不減色。所以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在比較李、何個性而指出何“稍和易”時，又以為“兩君皆負才傲物”注，誠屬的見。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則引何景明盟友顧璘之言云：“何大復傲視一世。在京師日，每有燕席，常閉目坐，不與同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隸人攜圊桶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圊桶上，傲然不屑?？蜕ⅲ炱鹑??！?span >注樊鵬為他所作行狀，其中又記曰：“是時錢寧舞權，指使百職。一日持古畫造門求題，先生曰：‘好畫勿污吾題爾?！粢荒瓴慌c一字?！?span >注兩則所記事例不同，但都從一個側面分別寫出了何景明傲然異俗的內在之性。

除了身為領袖人物的李、何之外，在前七子當中，近似于傲放豪直的個性特征，也不同程度地體現在其他成員身上，其中最為明顯者當數康海。人謂他“性豪放，不閑小禮，恃才凌駕人”注。其本人則自述“自幼支謾無狀”，“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人皆好修飾文詐，偽恭假直，而仆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注。這一點，與他的契友王九思所撰神道碑之記載也大致吻合，如其述及海任翰林院修撰時，“論事無所遜避，事有不可輒怒罵。又面斥人過，見修飾偽行者，又深嫉之，然人亦以此嫉公”注。尤其是正德五年（1510）以瑾黨被削籍，乃康海平生以來遭遇的一場最大波折，這多少使他的心志遭受一定的摧挫，失意難免，然而并未因此改變他的個性，其稱“予自謝黜，益驕以倨。心騫志翔，曠視萬世”注，傲兀驕倨之性，一如故態(tài)，而且因為遠離禮法森嚴的仕宦圈，精神和行為上更少了一些拘縛，使他益發(fā)得以“放蕩形志”注。

不難見出，李、何等人身上這種高傲放逸的性格特點，形成為人處世上一種自尊自賞的顯著表征，它必然表現為高自標置，一意追求特立獨行，介然不從流俗之好，上述的種種言論行為，多少已體現出這一點。究察起來，其又與諸子格外注重個人操守的砥礪不無根本性的聯(lián)系。如李夢陽曾表示，“人也殆有真貴者也。夫有真貴者，必有至質。有至質者，必有浩氣”，“今夫松柏，固世之謂才也，然斧之則析，撓之則折，火之則灰，水土則朽。乃若金玉之為物也，從革罔渝，瑟溫而栗，煉之愈赤，寧碎靡蝕。斯何也？其質至也”注。這意味著所謂“真貴”、“至質”，乃本為他所秉執(zhí)的人生志操或理想人格，故喻之以金玉之物，獨顯超特自好而真純高潔，縱罹毀蝕，卻能一如故我，不為損穢，毋變其質。這也勢必使其在自身的行為準則上一以高特絕俗、取舍分明的要求相標立，李夢陽就聲稱自己“平生不敢為污下茍且之行”注，“嘗自負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貴死生毀譽動心，而后天下事可濟也”，由乎此，立身行事則“義所當往，違群不恤”注。何景明在議論李夢陽為人“可尚”之處時，也不吝文辭而許以“飾身好修，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注，這其實也道出了與李夢陽有“肝膽之交”的何景明本人所執(zhí)持的一種行為準則。又如康海，自謂：“仆生平服義重德、直行亮跡而已，其他虛恢盜名、隱忍委曲以要時好，死不愿也?！?span >注更重以義德律己，直亮而為，不為俗好所左右，其高卓特立、迥出流俗的心志，同樣昭然可識。李、何等人的這一個性特點，如與文學的層面聯(lián)系起來看，則顯然賦予了他們一種不甘凡庸、好為標立的強烈搏擊和進取精神。這也特別體現在他們企望迥絕流輩，卓異相命，敢于突破當下文壇的時風流習，在檢視文學歷史與現實過程中，以超特一時的復古目標相置立，以振起文學大業(yè)相擔當，表達自身相應的文學訴求，如用張治道序王九思《渼陂續(xù)集》中的一番話來簡括之，所謂“脫去近習，遠追往古”注。

從另一方面來說，前七子中絕大多數主要成長和生活在中原與關中一帶，北方地區(qū)粗豪樸實的地域風土人情，也相應培植了他們身上具有的那種豪曠直率的性格。值得一提的是，特別如其領袖人物李夢陽，又是生長在洋溢豪直任俠家風的一個微細的庶民家族，這點連李夢陽自己也毫不隱諱，公然聲稱“出身寒細”注。其祖父李忠以學賈起家，為人“任俠有氣”，李忠之弟敬“嗜酒不治生，好擊雞走馬試劍，即大仇，醉之酒輒解，顧反厚”，伯父剛也同樣“好氣任俠，有父風”注。這些對李夢陽本人個性的鑄就，當有一定的影響。其《戲作放歌寄別吳子》詩，曾以不無夸張甚至有點虛飾的筆調描寫自己，“惟昔少年時，彈劍輕遠游。出門覽四海，狂顧無九州”，“揚鞭過市萬馬辟，半醉唾罵文成侯。結交盡是扶風豪，片言便脫千金裘。彎弓西射白龍堆，歸來洗刀青海頭”注。詩中所刻畫的豪宕率真的自我形象，顯為作者高自標譽，隱約散發(fā)著詩人家族那種豪直任俠的遺風。應該看到，作為特定地域風情氣息乃至家族傳統(tǒng)質性在諸子個性上的投射，也相應透過他們的文學審美傾向展現出來。王世貞曾在比照吳中文士詩文“沿江左靡靡”、喜為“輕俊”之習后，指出“北地、武功諸君起中原，自厲其格，以求合古，而不能僅其豪疏之氣”，也由此得出了“中原好為豪”注的結論。雖然他從一種平衡調諧的“劑”的審美標準出發(fā)，并不完全認可吳士詩文輕靡之習，然同時又多少基于一位南方文人的審美眼光，對于中原諸子之作過于“豪”或“豪疏”的特點，則顯有微詞。但不管如何，或許正是為這種南方地域審美意識所驅，使他格外敏銳覺察到充斥在諸子之作中難以消釋的一股粗豪疏直之氣。在相關義項的聯(lián)結上，所謂“豪”或“豪疏”，自然主要偏向粗豪、雄厲、渾厚、疏直、質樸等一路之義，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這當然可以認為是諸子文學審美傾向上的單一偏狹之處，難怪在王世貞看來，它同樣不盡合乎“劑”的審美標準，但從另外一面來看，其何嘗又不是著意之下審美個性分外鮮明的一種表征呢？深入一層而言，如果說，“豪”或“豪疏”多少還只能算作是一種表面征象，那么，透過于此我們可以體會到的，更多是他們在粗豪疏直表征下對于充滿感性而富有生命力之個性元素的推尚，對于質直而真樸之精神特質的執(zhí)著。尤其當他們自覺意識到當下“文苑競雕綴，氣骨卑以弱”注，有意勵精而振拔之，突破文壇萎弱疲緩的窘境，作為一種反逆撥正的方式，它的針對性是顯而易見的。

至于說到前七子的心態(tài)，自然不能不和他們所處在的時代氛圍聯(lián)系起來分析。明王朝進入成化、弘治年間，社會總體上呈現出相對安定平康的局面，柴奇《壽賀仲芳六十序》曰：“成化、弘治間，生養(yǎng)休息，民安物阜，海內富庶，閭閻之下，但知有太平之樂，自出賦稅、應徭役、力門戶之外，邈然不見科擾之及?！?span >注崔銑在《大司徒李公八十壽序》中也指出，“明興，至成化、弘治之間，治洽而熙，物大以隆，氣象寬而優(yōu)人才”注。史家在記述成、弘之間的太平安定世態(tài)時，尤其不忘給明孝宗朱祐樘這位號稱“銳意求治”而又“仁厚”的君主在弘治朝的治政之道重重描上一筆，《明史·孝宗本紀》：“至成化以來，號為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注與這一種相對安康的社會環(huán)境相應的是，孝宗皇帝比較重視文治，禮待文士，開辟言路，對文人學士采取了較為寬松的懷柔策略，而寬緩的氣氛，相應減輕了文人學士的精神負荷，促發(fā)他們對于政治和文藝活動的投入。王廷相《李空同集序》云：

說“千載一時”或有些夸張，但至少在當時士人心目中，孝宗算是一位比較寬明而善于理政的君主，這一點恐怕確為事實。盡管明代的成化朝也有“時際休明”注之譽，但憲宗皇帝特別在注重文治及疏通言路方面顯然不及孝宗，相對抑制了文人士大夫進言規(guī)諫的激情和信心，當時流行所謂“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注的說法，多少反映了這一方面的問題。

至明孝宗時，“右文上儒”策略的實施以及對言路的重視，它所產生的積極意義，不僅對處在高位的上層文臣起著安撫的作用，也相對提升了中下層文人的社會地位，大大激發(fā)他們參與政治與文藝活動的熱情，“當是時，帝（案，指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開。新進者爭欲以功名自見”注。而這一情形，也格外見于文人學士對與他們身份和趣味相符的文藝事業(yè)的專注，翻檢當時一些人士于所見所聞的相關載錄，不難印證王廷相以上所述。如陸深言及：“始時孝宗皇帝馭寓內，天下治平極矣，統(tǒng)紀布明，士大夫無所于自見，乃皆留意藝文之事，歌詩詞章字畫，非此無賢?！?span >注崔銑在《百泉書院重修記》中也說：“昔弘治中，士尚文畏義，有司重學，文章炳然可誦述矣?！?span >注

弘治年間是前七子進入仕途并倡起詩文復古活動的重要階段，作為親身的經歷者，他們顯然不同程度感受到了這一時期“治體寬裕，生養(yǎng)繁殖”那種相對安康的社會環(huán)境與比較寬松的政治氣氛，以至目之為“極治”注，李夢陽曾以贊美的口吻在詩中寫道：“身逢累朝全盛日，弘治之間我親睹。朝廷無事尚恭默，天下書計歸臺府。”注即見一斑。在他們看來，眼前的這一切不能不歸功于對弘治一朝政治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孝宗。這位皇帝的所作所為，留給他們的是一位難得的明君英主的印象，所謂“帝本堯舜姿，末履轉清伉。斂衽接耆碩，高出文景上”，以至于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去世，令其不由產生“俄傳天柱折，忽若慈母喪”注的悲慨。在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李、何諸子大多十分注重自我砥礪，自視甚高，原本就秉持卓異之志，而和許多傳統(tǒng)文士一樣，他們將自身人生理想與自我價值的實現，首先落實在用世一途，對于當時意欲進身而有所自我作為的眾多士子來說，這恐怕也是更加切合實際的選擇。此由諸子各自的自述中不難看出一二，如何景明曾以為：“丈夫有才須用世，未許終身隨草蔓?！?span >注王九思也表示：“丈夫處世間，秉志植綱常。策勛稷契儔，致主希虞唐?！?span >注顯然那不只是在陳述某種理想化的目標，還有蘊涵其中的決意馳志于當世而不甘庸碌沒落的一片堅執(zhí)之心。與之相應，蓄含在胸的這一堅執(zhí)的用世之心，也間或顯露在他們面對歲月逾邁而建樹無方的慨嘆之中，如李夢陽表示自己“人雖蕪鄙”但“志不安下”注，而在《時序篇》中，他內心所懷不安于沉淪沒落的志意，則由未能有所成就又無奈年月逝去的焦迫心情中一瀉而出：“逸者眷多暇，壯士恥無聞。徒閱芳華改，何有尺寸勛？日月不我待，倏忽星運移?！?span >注毋庸說，李、何諸子身上體現出的這一種顯豁的用世取向，并未越出為傳統(tǒng)士人多所看重的關乎人生理想和自我價值的實現途徑，在一般的文人學士中間顯然具有某種代表性或普遍性，但無論如何，它的的確確成為他們加以自我砥礪、自我提升的某種內在驅動力。

對于本懷力求遂成人生理想與自我價值之強烈心志的前七子來說，弘治以來營造起來的“右文上儒”氛圍和較為寬緩的政治氣候，自然尤讓他們在不同程度上體驗到精神層面的內在關懷，釋除更多心理上的束縛。有鑒于此，在弘治年間始邁入仕途和突進文壇的諸子，懷揣一展個人平素心志的熱切期望，無論對于議論朝廷政治還是倡揚詩文復古，都顯示出極大的興趣，其顯然被他們看作成就自己人生理想和體現自我價值的絕好良機。也正因為如此，在更多的情形之下，從他們平常為人行事中折射出的種種心態(tài)特征，看起來明顯少了一份板滯、平和、拘忌之勢，而多了一份自在、激奮、放縱之態(tài)。李夢陽在嘉靖三年（1524）年屆五十三時所作的《甲申元日試筆柬友》詩里，回憶起自己當初入仕經歷，就以“少狂曾亦濫朝驂”注一語描述之。弘治十八年（1505）二月，孝宗下詔求言，夢陽感而草《上孝宗皇帝書稿》上之，直言治政諸弊，以為“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span >注，震動了朝廷，其言辭激烈而無所避忌，以至孝宗召三閣老詢問“李夢陽言事若何”時，時任閣臣的劉健則以“狂妄小人”相對注。顯現在李夢陽身上的這一“狂”態(tài)，固然可以說與他傲倨異俗的性格大有關系，但同時也說明，在一種相對寬松的政治氣氛中，尤其是孝宗皇帝“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注，作為應詔上言者的李夢陽，議論朝政而指擿弊失多少因為少了一點心理顧忌，以至“狂”言不避。相似的情形也發(fā)生在康海身上，正德年間其在致友人彭澤信札中就這樣表白自己：“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為皋、夔、稷、契之業(yè)可以復見于今，而狂放易言，略不修飾。”注如此，當然也能說合乎康海本人“支謾無狀”、不喜“修飾文詐”的個性，而且在利益相逐、是非疊出的仕宦圈內，他的此番舉止無異于以上李夢陽之所為，不能不說是涉世未深而不夠老練圓滑、尚未完全熟諳自我保護策略的表現。但是，“狂放易言”而略無顧忌的背后，又有誰能說這跟他感覺孝宗“寬仁大度”、整朝政勢寬舒，從而給其多少帶來精神上的激勵和撫慰毫無關系呢？與此同時，諸子的這一心態(tài)特征，實際上也已經從其所謂“發(fā)憤覃精，力紹正宗”注那種對于詩文復古之業(yè)的全身心投入中反映出來。如果說，作為應時崛起的一股新興的文學勢力，李、何等人突入弘治中葉的文壇，力掀“反古俗而變流靡”的復古潮流，特別是在整體的意義上，展開對于尤自永樂以來籠罩文壇的臺閣文風以及由此形成的詩文創(chuàng)作錮弊的全面清算，顯示以復古手段來反逆時俗的積極姿態(tài)，那么呈現其中的，則不僅僅是其“瀟灑有馀閑”、“敷辭追馬班”注的如此自在與優(yōu)容的風貌，也不僅僅是其個人文學嗜欲率意無礙的釋放，而更有他們奮起矯革文壇積俗、擔當扭轉時代文學風氣職責那一份真正發(fā)自內在的激越之情及自負之心，所謂以“稽述往古，式昭遠?！毕喔姓?，以“擯棄積俗，肇開賢蘊”注相砥尚。因而，當他們一躍而站在主導復古風尚的文學制高點，意味著同時將自己推向與流俗時風發(fā)生正面爭鋒的文學前沿陣地，賦予自己一種崇高的歷史使命，在超世拔俗而對往古文學風范窮力追尋之際，他們也在相應地拓展自己的精神空間，獨自標立、自命不凡的那種“超駕百世前”注的強烈優(yōu)越感和自信力，也因此油然而生。而歸根到底，李、何等人這一心態(tài)特征的形成，與弘治年間相對寬和松緩的政治環(huán)境顯然分不開。

盡管弘治朝的政治氣氛尤其是孝宗所為，對于開始踏入仕途和文壇的前七子來說，多少是一種激勵，但在同時，他們又感覺到自己所處在的現實社會并非如理想中的那樣完美，作為一朝之主的孝宗雖然比較開明，有所作為，然而不能辨察的地方還是存在，亟待消除的各種弊病仍然不少。李夢陽于弘治十八年（1505）應詔起草《上孝宗皇帝書稿》之舉，就足以說明這一問題，究其原因，除了受其本人率直個性和議政熱情的驅使，還有一點，顯然是他覺察到了實際存在的問題。對此，在該篇奏疏中，李夢陽毫不諱言：“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薄∵@里的“病”指“元氣之病”與“腹心之病”，“害”指“兵害”、“民害”、“莊場畿民之害”，而“漸”則指“匱之漸”、“盜之漸”、“壞名器之漸”、“弛法令之漸”、“方術?；笾疂u”及“貴戚驕恣之漸”。他以為，“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挥淅?，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jié)u不可長”注。一一具列治政之患，察識不可謂不細微，而建議應對之策，變革的心向不可謂不急切。在此，一種對于時政強烈的危機與拯救意識分明浮現其中，令人不難發(fā)見。

與對政治的考察相應的是，李、何諸子正是同樣懷著這一意識，以格外敏銳的目光來審視文學的現狀，而在此過程當中，作為價值參比的對象，往古的文學典范自然而然地進入他們的視閾，為其所著力標置而用來衡量當下文學的景況。如何景明聲稱“仆少執(zhí)寡昧，竊有慕于古人之義”，且特別有意“于古人之文，務得其宏偉之觀、超曠之趣”注，就不單單是在推重“古人之義”或“古人之文”而已，顯然還隱含不滿足于文學現狀的一層意味。而這一層意味，在康海那里則成了他本人“性好是古而非今”注更為直截的自我表白，這里，對于“古”與“今”的價值評判也更趨于分明，那自然是出于以“古”察“今”的一種比較和判斷的眼光，包括在對比往古文學典范的基礎上去擿抉文學現狀中的缺陷。關于這個問題，徐禎卿在與李夢陽論文書札中也曾談論過，似乎交代得更為明白，他說，“仆少喜聲詩，粗通于六藝之學，觀時人近世之辭悉詭于是，唯漢氏不遠逾古，遺風流韻猶未艾，而郊廟閭巷之歌多可誦者，仆以為如是猶可不叛于古”，“今時人喜趨下，率不信古，與之言不盡解”注。此一席話著重在議論“聲詩”，其中除了對于“古”尤其是漢代詩歌的標榜，這應該是他在表明自己“信古”的基本態(tài)度，還有比照之下對時人“趨下”而不“信古”創(chuàng)作傾向的指擿，后者尤顯出論者審觀當下詩歌領域的一種敏感的判別，包含了針對時人之作有叛于“古”的一種明顯的警戒和危機意識。而這一點，也可以說正是與包括論者在內的其時李、何諸子推行復古之策以轉變文壇現實局面的熱切的變革欲望聯(lián)系在一起。

第二節(jié)　政治情勢變易中的心態(tài)轉向

有研究者在比較弘治、正德二朝士人與皇權關系的基礎上，注意到前后時期因為二者關系由融洽趨于緊張而帶來的士人群體心態(tài)的轉折注。假如衡之以前七子心態(tài)前后所發(fā)生的明顯變化，其大體上和這一時間的界線相吻合。當然，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則是諸子心態(tài)變化所呈現的具體特征。

雖然在李夢陽等人眼里，弘治朝的社會政治景況并沒有達到他們理想中的那種完美之世，這一點說起來也不難理解，特別是此時諸人初涉仕途，開始正面體驗現實的政治環(huán)境，這多少使他們容易用一種理想化的目光去審視甚至挑剔當下社會中的諸多問題，激發(fā)變革的意愿，如前言李夢陽應詔上疏孝宗皇帝，具陳諸弊，可以算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不過，應該說，其時他們并沒有真正感受到朝政問題的嚴峻性。相比起來，正德初始以來的政治狀況以及牽涉其中的切身遭逢，則令他們深切體驗到了難以隱忍和承受的氣氛。對于當時經歷弘、正二朝的李夢陽等人來說，他們自然容易會去比較孝宗和武宗這兩位前后相接的君主的個性和理政風格的差異，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政治勢態(tài)，也容易在比較體驗當中產生一種心理上的落差。如果說，孝宗在諸子的心目當中還算是一位比較開明的“明君英主”，那么，弘治十八年（1505）在孝宗死后年方十五就即皇帝之位的武宗，所作所為顯然著實讓他們感到擔憂和失望。在其看來，特別是受宦官劉瑾、馬永成等人的誘導，武宗自即位以來一味放逸縱樂，沉迷于“狗馬鷹兔，舞唱角抵”，遂使“漸棄萬幾罔親”注。正德元年（1506）九月，李夢陽為戶部尚書韓文代草彈劾劉瑾等人奏疏，借文之聲口，直言武宗因為瑾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于是“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毫不掩飾地表示出對時下“朝政日非，號令欠當”注局面的深深憂慮。

如上章所已述及，圍繞正德以來劉瑾等“八虎”發(fā)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前七子中的多位成員牽涉其中，不管是因對抗劉瑾等人的政治勢力而陷入困境，還是其后被列名瑾黨而遭受厄運，毫無疑問，這一場重大的人生變故，是促使諸子心理態(tài)勢發(fā)生轉向的一個更為直接的動因。作為事件的親身經歷者，他們在感受身心的激烈沖擊之中，對于現實的政治景況也有了一種更為深切的體會。

出于因對抗劉瑾勢力而保護自己不受侵害考慮的何景明，于正德三年（1508）不得不作出謝病還鄉(xiāng)的決定，他在返回鄉(xiāng)里后所作的《述歸賦》中寫道，“世淆濁而莫察兮，修短錯而不倫。芻桂芝以秣蹇兮，吝糠糲以飼人。豢罷牛而被以文服兮，良馬棄而不陳。賤馨烈而不御兮，反逐臭于海濱”。時世混濁，以至顛倒所為，良莠不分，激起作者直擊內心的強烈失望感，使他深刻體驗到了遭遇如此處境而帶來的壓抑、失落和困惑，正如其在作于同時的《蹇賦》中所嘆，“悲世涂之迫阨兮，互險坦而多岐。蹇予步之躑躅兮，屢前卻而狐疑”注。這顯然是作者面對政治情勢的變易、尤其是遭罹切身的變故之后，心理上一時受到沖擊，難以控抑而陡然失衡，內心的悲涼和悵惘，自不待言。與何景明相比，李夢陽在劉瑾等人引出的政治事件中則經歷了奪官和下獄，處境更為嚴苦，受到的心理沖擊自然更大，他的《述征賦》系正德三年（1508）五月被逮北上京師而作，一種極度悲憤憂悒的心緒即充斥其中，“極終古而長憤兮，羌炯炯其猶未昧。翼綿綿之無聊兮，眇翩翩莫知所騁。憂悄悄之悶瞀兮，歷山川余弗省”，“我既處幽羌誰告兮，魂中夜之營營。欲展詩以效志兮，又恐增愆而倍尤”。在獲咎而遭罹牢獄之災后所作的《省愆賦》中，李夢陽又情不自禁地悲嘆：“愿陳志之無路兮，倚北戶而嬋媛。觀炎猋之煽埃兮，地沮洳又蕪穢?？夼c哭之相聞兮，對飲食而不能下。怨長日而望夜兮，夜明闇又若歲?！?span >注眼下酷嚴的境遇當然是他以前所未曾經歷的，內心的感受也隨之發(fā)生轉變，作者深深為之痛苦的，不僅僅是被奪官職甚至身陷囹圄的屈辱，更有經歷不幸后面臨陳志無路、欲訴無門而又?？謩虞m獲罪的窘迫，沉重的身心桎梏，令他生發(fā)無法掙脫的一種壓迫感，前所未有的悲悵甚至絕望直襲而來。

七子之中的康海和王九思，雖然在劉瑾當政期間免遭其害，但瑾倒臺后被列名瑾黨而終遭貶職削籍的結局，也著實令他們體驗到當下政治環(huán)境的險惡多變，所承受的心理打擊同樣是可以想象的。王九思的《夢吁帝賦》作于坐瑾黨遭斥后，其中描述道：“罹讒言以草草兮，固幽窅而難明。居煢煢其弗豫兮，心慌惚而怦怔。君門九重而迢迢兮，浮云浩其盈宇。羌薄言而往訴兮，路崄巇其多阻?？辙遭叨魈橘?，指蒼天以為誓。心忉怛而隱憂兮，蓋懜懜其如醉。環(huán)堵孤坐而呻吟兮，孰知予之痛也?！?span >注顯然，那一場不測之禍留給他的是刻骨銘心的抑郁和傷痛，猶如其在《詠懷詩》中對于“奪我鳳凰池，置我豺虎叢”注的遭逢念之不去，前后截然不同的境遇，使他產生了強烈的心理落差。然而，胸中雖充滿驚怵不平，卻是無處申白自明，所能做的只是獨自默然承受，這也更增添了他內心難以消釋的一層痛楚。而對于康海來說，正德五年（1510）一起被列入瑾黨而遭削籍的經歷，也成為他心態(tài)轉向的一個關捩點。其在《與彭濟物》一書中自述：“仆自庚午蒙詔之后，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為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奔偃缯f，所謂“放蕩形志”的行為方式已折射出他心理上的明顯變化，那么，它的背后卻是交織著尤其是因為涉嫌瑾黨而入罪留下的難以揮去的一片陰影。對于“幾踵奇禍”的兇險，康海心中著實不平，以為自己在這場變故中實是無辜受害者，感覺自己在處理與劉瑾關系的問題上謹慎有節(jié)，清白昭然，無可非議，“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qū)區(qū)于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盡管如此，結果還是卷入政治風波，他為此深感冤屈，以為實屬無中生有所致：“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為真有，使仆含垢于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yǎng)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業(yè)?！边@一切，理所當然激起了康海憂郁憤激的情緒，他真正在意的還不是官秩的失去，更在于因為與已經身敗名裂的劉瑾發(fā)生牽涉，加上無法辯白其冤，自身名節(jié)因此受到很大的損毀，用他的話來說，擔憂“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qū)區(qū)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注。背負著沉重的精神包袱，但又不得伸張隱衷屈情，無奈之下，他把內心深處的憂憤寄之于“放蕩形志”的恣狂之舉。

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李、何諸子的心態(tài)在這樣一種轉向過程中所反映出的憂悒、悵惘甚至憤激的特征，究察起來，實際上也恰恰是他們內心世界自我掙扎的集中呈現。

如前所述，李、何等人大多標置甚高，嚴于取舍，十分注重個人志操的自我砥礪，追求超俗特立。也因為如此，他們往往難以容忍現實政治社會中存在的各類弊害，難以向有悖于其所秉持的價值準則的時俗惡態(tài)作出妥協(xié)。像李夢陽弘治十八年（1505）毅然上書向孝宗直言朝政諸弊，以及正德元年（1506）代戶部尚書韓文草擬彈劾劉瑾奏疏，就不能不說是其執(zhí)持如何景明所贊許的“矜名投義”、“見惡必擊”那樣一種個人操守的具體表現，展示了其一以“真貴”、“至質”相砥礪而直亮以行的人格精神。又如康海，早在翰林院供職期間就主于一己，任性直行，“事有不可輒怒罵”，好“面斥人過”，而“見修飾偽行者，又深嫉之”注，說到底，這實也本于其以所謂“服義重德、直行亮跡”律己，不愿茍且“要時好”的立身之準則。應該說，處在正德年間政治情勢發(fā)生變化的環(huán)境中，諸子所持的人生操守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如果說，武宗即位以來朝政的荒疏不振，相當程度上冷卻了李、何等人當初成就人生理想和體現自我價值的熱望，令他們深為之失落，那么，特別是卷入劉瑾等人引發(fā)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他們遭受的則更是一種切身的痛苦體驗，仕途的挫折，身陷囹圄的恥辱，還有因為涉嫌瑾黨而受到的名節(jié)毀損，所帶來的種種精神上的創(chuàng)傷不言而喻。但即使如此，這一些似乎并沒有在根本上移易諸子寄寓個人精神追求的人生操守，動搖他們勉力安頓自我的價值準則。

李夢陽在經歷了“奸黨”事件和被逮下錦衣獄的冤屈之后所作的那篇《省愆賦》，更帶有一種自我思索的意味，也可以說，更切實地寫出了他在當時的一種心理狀態(tài)，賦中一面感嘆“效桃鳥以自珍兮，遘羅網之不意”，“惜余年之強壯兮，?？草V而滯留”，為自己蒙受不測之禍悲慨不平，一面則抒寫“既婞直而不豫兮，又任怨而于傺。固群吠之難犯兮，每阽危而弗懼。余豈不知峣峣者之寡完兮，羌堅忍而弗懲”，顯示自己向來懷抱的剛直堅忍、臨危不懼的秉性。它說明，這一場政治遭遇雖然使他本人經受難以揮去的深切痛楚，然而尚不足以完全銷蝕體現在其“婞直”、“堅忍”性格中固守不屈的個人志操或價值準則。對此，李夢陽在正德三年（1508）為被逮北行而作的《述征賦》中，述寫自己盡管眼下“去故鄉(xiāng)而就遠兮”，縲紲首途，身心遭罹巨大摧折，但無意因此變易心志，一改自己“孰非義之可蹈兮，焉作忠而顧身”的固有操尚。在此賦末尾總括全篇之旨的亂辭中，他又表示：

這里，作者首先以“不時”之“鳳鳥”自況，喻寫自己深陷窘厄，前景叵測，以不適于時而難以振拔。令李夢陽為之耿耿、無法釋懷的，不僅有遭受黜辱所帶來的愴痛和憂憤，還有對于自我操介的持守不易之心。所以，他又自擬以不為“螻蟻”所制的“橫海之鯨”，縈懷于胸中毅然未屈的志操隱約可見，至于說為尋求理想之政甚至“溘死”卻無所悔尤，則更為直接地宣達出他的一片堅執(zhí)的心志。揮之不去的挫折和屈辱感，雜以固結難消的價值取向，自然大大加劇了作者心理上的糾葛和沖突。

同樣曾卷入正德以來政治風波的何景明，盡管不像李夢陽那樣慘遭列名“奸黨”和牢獄之災，但已如前面所述，其受到的心理影響顯然也是十分強烈的。對于當時人生歷練尚不豐富的他來說，比較弘治間所感受到的“忽天門之廣開兮，值日月之盛明。愿自飭以進君兮，得近君之末行”那種相對開明的政治環(huán)境和于時自己進身仕籍而得以馳騁其間的經歷，起于正德初始的這一場政治情勢的變化，尤其是有可能招致劉瑾勢力打擊的潛在危險，似乎來得過于突然，過于迅急，以至他尚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倏天地之易位兮，星辰錯而無綱。聿迅飚之亟至兮，會浮云之徂征。”鑒于這樣的感受，要說它激起何景明內心強烈的反應，當然是自然不過的事情，這也就是處在好比天地“易位”的驟變情形中，為何他會深深陷入“憂雪霰之交增兮，履中庭之凜霜。紛眾莽之凋毀兮，恥孤柏之獨芳。豈予情之耿介兮，實悲夫蕙華之搖傷。顧涓忱之莫彰兮，敢幸澤而干榮”注那種失意和憂戚心境的重要根由。與此同時，令人也明顯感覺出，何景明之所以此時很難使自己平息如此環(huán)境變易所引起的心理震蕩，事實上又受到固植在他心靈深處而難以移易的“初志”的作用，關于這一點，他在《蹇賦》中是如此表白的：

在此篇中，何景明同時宣稱“物有堅而不化兮，性有蠢而難移”，正因為順性而為，以至于“循故躅而弗舍兮，眾睹其蹝而笑之”注。這可以看成是作者從根性上為自己對“初志”的執(zhí)著進行張本。雖然現實政治環(huán)境的變遷，在他看來多少有些突然，甚至讓他一時很難接受和適應，而且困抑的境遇也使其在精神上倍感苦悶，不過這終究未變成作者要因此放棄“初志”而屈從時俗的理由，謂一己之性“難移”、弗能改變其“度”云云，已能見出其執(zhí)一的意愿，足以顯明之。由是觀之，如此執(zhí)著的心志，說到底，不失為作者未隨生存境遇變化而固守自我的一種根本的精神支撐。

總之，與弘治年間相比，自正德之初開始，李、何等人的心態(tài)的確發(fā)生了明顯的轉向，如果說,武宗登極以來“朝政日非”的狀況，已大大沖淡了諸子對于政治前景和理想人生的憧憬，那么，之后各自遭受劉瑾等人引發(fā)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沖擊，更是在其內心投下了濃重的陰影，由此給其造成的心理打擊是顯而易見的。而在痛苦失落之際，李、何等人將關注的目光集中投向了人生的價值支點，尋求精神上的支持，這也成了他們本于自我砥礪、面向生存境遇變化的一種應對機制。所以，觀諸子此際心態(tài)，一方面是痛感于現實環(huán)境中政治之失序、世情之反復、是非之倒置，一方面則是對于世間流俗的抗拒，以及對于自我操尚的堅守，二者互相交織，呈現出令人不難體察到的一種價值沖撞，一種相對復雜的心理特征。

第三節(jié)　寄心丘壑與順適其志

從前面的論述中已可得知，經歷了正德以來政治情勢的變易，以及受到一系列切身事件的沖擊，前七子對于現實政治的期望在下降，對于在如此境遇之中成就人生理想和體現自我價值的希冀由熱而趨冷。隨著正德初始環(huán)境的變化，尤其是劉瑾等人秉政以來政治氣氛趨于緊張，他們開始不約而同地體驗到難以承受的生存氛圍：“上天遠垂象，丙寅乃其征”，“自茲虐焰熾，賢豪委塹坑。閭閻遂殫竭，豺虎亦縱橫”注；“瑾永遞澎湃，寧彬遂紛浮。骨鯁日疏遠，昌言誰見收？功德反摧挫，屠沽皆列侯?！?span >注伴隨這種政序混亂、權臣逞威、賢愚不分、曲直難明的現實體驗，失望、憂灼、迷茫、怨憤的情悰，逐漸占據他們的內心，李夢陽在此際不禁發(fā)出的“大道竟焉陳，末運忺相欺”注的一聲喟嘆，多少道出了諸子之所感所想。

當下的政治環(huán)境既然變得如此令人感到壓抑，仕宦的路途也如此充滿坎懔，這促使李、何諸子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出路和精神所歸，以更好地安頓自我?？梢园l(fā)現，尤其自從正德以來，在遭際接踵而來的政治風波和仕途挫折之后，他們時不時地極力渲染起遠離廊廟的隱逸生活，以寄心丘壑而淡化政治人格，作為自我精神安頓的一條路徑。

尤以李夢陽來說，正德二年（1507），他因助戶部尚書韓文彈劾劉瑾被削奪官職，抑郁憤懣之馀，其似乎格外留意田廬生活的那一份平淡和寧靜，在此年歸田后所作的《歸來行》一詩中，他即詠道：“窮達自知休怨天，歸來且種東陵田。齒過四九已不小，釣魚獵兔亦得飽?！?span >注甚至從那時起，其已經動了“誓言永林丘”注的念頭。而在第二年，李夢陽被劉瑾羅織罪名，械系北行且入錦衣獄，那一段痛楚難忘的經歷使他蒙受了平生莫大的屈辱，飽經摧折之后，他更情不自禁地欲斂心于隱逸生活，去體會脫卻塵網而優(yōu)游于丘山之間的自在和安逸，作于其釋獄家居以后的《雜詩三十二首》，其中就曰，“出攀芳桂林，倚岑揮浩歌”（二十九），“藜藿足充饑，巖巒可遨游”，“脫身幸及今，世事如蜉蝣”（三十）注，多少表露了他那時的一種心境。出之不達則處，一旦當政治命運陷入困厄，仕進路途阻艱不暢，則轉向獨善其身的隱遁之道，這是不少傳統(tǒng)文人面對實際生存處境所作的一種抉擇，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一種方式，李夢陽同樣不例外。更何況，相繼遭奪官和下獄的不幸境遇，事實上也不容他這時有別的選擇，逼迫他在政治出路之外尋索自己的歸著，而遠離世紛相對恬靜的田居生活氣氛，正適合了他的需求，特別對其深受創(chuàng)痛的心靈，未嘗不是一種撫慰。對于李夢陽來說，他顯然試圖要在靜憩的田居之中，勉力調整個人的精神狀態(tài)，卸去政治環(huán)境底下所承受的重壓，淡卻外界榮辱毀譽的襲擾，稍稍平息一下煩苦悲憤的胸臆，如稱“無榮亦無辱，倚伏還相隨”，“較計毀譽間，無乃賢達卑”注，“毀譽不可校，校之心煩悲。榮名蓋一世，千載誰見之？塞翁失其馬，馬歸駒來隨”注。話語之中不免流露些許的無奈，也確有幾分自我慰藉的意味，但畢竟可以看出他注意個人心理調節(jié)的一番用心。明白了這一點，也就能理解，他在此時為何會表現出傾心“逍遙”以竟世的超豁和灑脫，不屑斤斤于世俗榮利的競逐：“冠蓋沓衢路，致身競先早。磬折名譽場，銷鑠成丑老。一夕不復晨，隕落隨秋草。逍遙可竟世，繁華詎足保。”注當然，應該看到，盡管李夢陽聲稱要擺脫對榮辱毀譽的“較計”，領略自在無拘的“逍遙”之境，極力消減精神上的重壓和傷痛，讓自己的內心得到某些平復，但要做到全然釋懷，又是談何容易。因此，在他努力平心靜氣之際，潛匿的憂悒和憤懣仍時而涌上心頭：

這是憂憤難抑心理的不時躁動，詩人為自己不幸的遭際郁怫未已，為難伸其志令人深感壓抑的世道悲憂不消，實為其人生理想和自我價值之實現受到重挫而激發(fā)起來的無法在真正意義上得以消釋的內心痛苦，也是其在自我進取過程中所不得不付出的精神代價。他想接受淡泊靜謐氛圍的沐浴，從精神的重壓和傷痛之中超脫出來，然而往往只是一種主觀愿望，實際上卻是很難真正做到，于是形成欲超脫卻難以超脫的一種心理張力。反過來說明，這種精神壓力與傷痛之如此深固，則成為李夢陽牽念于“林丘”之間而謀求心靈慰藉的某種內在驅動力。

不僅如此，面對在其看來反覆無常、序次淆亂、難有是非曲直準則可言的政治環(huán)境，李、何諸子之寄心丘壑，同時體現了他們毅然要從濁勢俗態(tài)中超拔而出，以順適其個人志操、堅守其獨立人格的一種心態(tài)。李夢陽曾為《鈍賦》，自敘既“傷時之鋸也”，且“亦自忺也”，其曰，“汩余生之頑鈍兮，年逾壯而無能。強砥礪而求合兮，路亡羊而多岐”，“喟時俗之反覆兮，常寶偽而棄真。斥莫邪使不御兮，挈鉛刀而自珍。吾縱有湛盧與龍泉兮，反孤立而危懼”。假如說，反覆叵測而價值顛倒的時俗，讓作者深感其時之“鋸”，或如何景明《蹇賦》序言引李夢陽著《鈍賦》之旨，以為“委時之弗利”注，其中能人正士或遭擯斥，自己縱有用世才志，也處“孤立”境地，無由成就人生之理想和體現自我之價值;那么，即使如此，他卻不愿意放棄所“忺”，喪失自我，既然進無有良機，則退未嘗不是一條自我淬磨砥礪的合適途徑，故李夢陽在上賦中又曰：

盡管退而處之不免落寞孤獨，甚至還有志無所遂的幾分憂悶縈繞懷中，但不與時俗一齊淪落的超然，顯令作者為之自傲自賞。同時，成為其內向的精神支撐、令其縱使情愫“蹇產”卻能始終“畫一”的，還是他嚴于持己以求超俗特立的修持之心，是他不愿自我迷失以保持其“初質”的堅執(zhí)之志，而且，這其實也就是內植于李夢陽心靈深處之所謂“忺”。正基于此，他將避隔塵世俗態(tài)的退居，看成是“礪吾初質”的體現，也當作是返皈自我適從其志的一種精神歸止。

如此的心態(tài)，更明顯反映在何景明身上。與李夢陽正德二年（1507）曾被奪官的經歷相比，景明在次年則是主動選擇了謝病返鄉(xiāng)，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對當時政治情勢的觀察更敏感，行事也更謹慎。如此“超然遠舉”注，除了出于恐禍及身的重要原因，也包含超拔時俗以適我心志的一層考慮。這一點，何景明為此次辭官歸居所作而意在“敘出處之概，援圣賢之風，揄始終之志”的《述歸賦》及序言，已說得較為明白，其曰，“怵天地之冥晦兮，懼陵谷之隳沈。速反轍以旋服兮，息予丘之茂林。終養(yǎng)恬以順年兮，厭予心之所諶”，“夫鳳凰之不鳴兮，豈云系夫麒麟。彼蘭草之國香兮，斂空谷以自珍。聊委順以祈齡兮，吾又安尤夫人”。既然時世如此昏暗不明，反覆不測，不如息居以頤養(yǎng)。這豈止是精神懼悚所致，還基于一片聊以“自珍”之心，讓自己遠離世態(tài)時俗的紛囂和污濁，得以保真而持全。據賦序所云，作者本來自持就甚高，少時起“竊有慕于古人之義”，也以此相淬礪，執(zhí)之如一，不欲隨人隨勢而改易其志，如賦序在一開始就說：

物有不易之質性，人有不易之志趣，殊途而異趣者不可以“同觀”與“強翕”，根本的道理就在于此。作者這樣陳述，不但為自己傾慕“古人之義”、執(zhí)持“始終之志”張本，并且也在于喻示，之所以此際選擇歸隱之路，其中一點，就是因為感覺自己與時俗殊途而異趣，彼此之間不可融合，為順應一己之志，寧棄宦業(yè)而就隱。自然這應該是權衡二者之后所作出的不得已的選擇，但它至少體現了何景明在持守己志上的執(zhí)著心向?？梢园l(fā)現，當對于政治與仕途的熱望趨向冷淡，此時為何景明素來慕尚的“古人之義”，顯然成為支撐其整個精神世界的一種重要信念與依托。如他在賦序中自稱，擬將主要心力用于“究著作之原，博覽歷之勝”上，以寄托其“不墜古人之馀烈”的拳拳之志。也猶如賦中所云，“檢古人之遺美兮，心竊效而不敢愆。樹六藝之旄節(jié)兮，散百家之遺編”，“揚素筆之芬烈兮，修薄辭以為篇。綴大賢之緒論兮，紹斯文之末傳”注。面臨迷茫的政治前景和新的人生抉擇，成就文章復古之業(yè)，使“古人之義”不至墜失，對于這時的何景明來說，恰好能相應消弭精神上的失落，不失為顯現其自身價值的另一條途徑。

七子之中的康海和王九思，在正德初期劉瑾等人擅政期間，雖未像李、何那樣遭受其害，然如前所述，正德以來政勢的變化，尤其在瑾敗后被指瑾黨及遭黜斥歸田的厄運，對其造成的心理影響同樣是顯而易見的，無奈之下，他們將對自身的重新安頓，也寄托在了山居林棲之間。

正德五年（1510）坐瑾黨貶為壽州同知的王九思，次年又因諫官“奏除瑾黨塞天變”注，終被罷黜，自是之后，以他的話來說，“雖蔑箕山洗耳之節(jié)，亦勵丘園肥遁之志”注。經歷了環(huán)境的改易與仕宦的偃蹇，他時而回顧以往遭際，反思自我人生，如其《悔詩》云，“詩人憂鮮終，君子慎末路”，“往者不可追，茲予灑然悟。誓言處幽闃，閑情水東注”注。看起來，他是在為“往者”而“悔”，又由“往者”而“悟”，故憣然棲心“幽闃”，所謂的“悔”“悟”，在另外一面，其實也透出詩人深積于內而期望藉“幽闃”以排遣的一種無奈、戒懼和疲憊的心理。而經過了一番風云波折，王九思似乎也悟出了某些生活的哲理：“人生寄一世，窮達難自保。富而不可求，何當從所好。無如飲美酒，愉情以終老?！?span >注命運之“窮達”既然難以把握，與其汲汲追逐不可企求的目標，承受沉重的精神壓力，不如退而從吾所好，在愉情悅性中體驗生趣，終其年命，這與他當初“秉志植綱?！?、“致主希虞唐”注的政治理想，顯然形成強烈的反差。然而，詩人的心地真的已做到如此超然了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確切一點地說，這更像是他極力想掙脫挫折陰影的籠罩而作出的一種自我寬慰，一種自我調整，因為我們在他“罷歸田里”后致友人的書函中，還聽到這樣的傾訴：“慨少壯之難恃，痛藝業(yè)之就蕪，憫素志之終違，懼修名之未立。彷徨中夜，泣泗漣如。”注歲月虛擲，志業(yè)不達，修名未彰，失落、焦慮、痛苦紛紛糾結在了一起，歸結起來，不能不說，這是王九思無法在真正意義上超乎自己時乖運蹇遭際的內心世界的真實呈露。但不管怎樣，“罷歸田里”畢竟讓他擁有了不需隨俗逐進的一份難得的獨立和自適，這也使他從中多少獲得了一種慰解。故而，王九思在黜退后所作的《夢吁帝賦》里即用虛擬的筆觸，描述本人夢帝而被告之以“大道”，接受其要求返駕“南山”以養(yǎng)修“初志”的教戒，藉以宣寫自己終然“恍氣豁而神寤”注。歸心于田里，雖然胸中郁積的失意難以盡消，但終究還不失如他所說的“脫離了虎狼關，結識上鷗鷺伴”注的那種閑適和自由。

至于康海，盡管和王九思同以瑾黨被黜，遭遇相似，且歸居后二人?！跋嗯c過從談宴”注，趣味也甚為投合，不過相比起來，他的個性更顯倨傲而放恣，一如其自稱“素性疏懶”注，尤自“謝黜”之后，“益驕以倨”注，這同時體現在他的心態(tài)變化上。如果說，傲放不拘誠為康海素性所致，那么，罷黜以來由于離開是非叢集的官場，環(huán)境相對松寬，更少了心理上的種種顧忌，因此，他聲稱自己從此愈益“放蕩形志”，所謂“適性即為樂，處安寧怨貧”注，“從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注，如從這一角度去理解，實在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顯然，落職息居在一定意義上為康海自適放逸提供了某種心理上的支持，在安適平淡的氛圍中，他似乎領略到了難得的自在和愜意，時而訴之于詩：“不作云車吏，甘從沜游?？椿ㄩ_曲檻，近水狎浮鷗。南國嚴夫子，青門召隱侯。棲身先有計，長醉復何求。”注對于康海來說，雖然和適淡泊的隱棲不免貧寒枯寂，但比起他曾涉入其中的風惡浪險的宦海，無論如何多了一點超脫，一點安逸，就此而言，可以推想，他在詩中宣白：“往事人俱白，貧居心亦安。常時攜角妓，尚肯戀微官？脫鳥死依壑，沐猴非愛冠。不知棲宿久，轉覺畏風湍?！?span >注未嘗不可以說是其本人一種親身體驗所得，并非全屬違心之言。不過，要是據此認為康?？v性恣意只是為了體味無所拘縛的身心愉悅，心地純然灑落，一切無掛于懷，至少是沒有完全而透徹了解他真正的心理狀態(tài)。事實上，特別是身陷瑾黨事件對康海的沖擊很大，畢竟這一事件不只是阻塞了他的仕進之路，更為嚴重的是毀損了他甚為看重的聲譽節(jié)操，也難怪康海曾經黯然表示，“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扃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注，尤其是被列瑾黨而名節(jié)“污穢”之恥，顯然難以從他內心消去。在此情形下，深刻在心的屈辱，未能“自潔”的絕望，終于積聚成了無法抑制的憂憤情緒，由此，他在山棲林息之際將自己推向了聲色酒醪之樂，如《沜東樂府序》云：“予自謝事山居，客有過余者，輒以酒殽聲妓隨之。”注又如其自謂，“放逐后留連聲伎，不復拘檢垂二十年，雖鄉(xiāng)黨自好者莫不恥之”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此娛以酒色而罔顧拘檢，或如他聲稱的“放蕩形志”，則又不能不說是積壓在康海心底的憂憤之情的一種強烈外泄，這一點也誠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乃是他由憤激走向了放浪注。面對身敗名裂的折辱，生性素來倔傲的康海并沒有一味自斂屈服，而是選擇了徹底放縱自我。但放縱并不代表放棄，恰恰相反，他正是在以那種非理性甚至乖張的姿態(tài)，來極力張揚受辱的自我，極力紓放壓抑的自我，強化宣示維護個人人格，恪守個人志操，使之在外力壓迫下不至淪喪，猶如“卒罹大謗”后他在致友人何瑭的書函中，宣稱自己“不以險夷易操”注，無意因此改變個人平素操守，態(tài)度異常堅毅，同時，又是在以這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和世俗相決裂的對抗立場，實際上這也是他唯一所能采取的一種變相的抗拒手段。所有的這一切，表明康海雖然備嘗屈辱，但不愿意默然承受，不甘心向世俗妥協(xié)，故以“放蕩形志”相抗衡。概而言之，這也正是他自尊而不折、自縱而不棄心態(tài)的一種真切呈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