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俗曲與北京風俗

一

本文主要內(nèi)容是談北京俗曲與北京風俗之關(guān)系，主要是介紹北京風俗在北京俗曲中的表現(xiàn)和北京俗曲所描述的某些北京風俗，這里所說的北京俗曲和風俗，都是歷史上的，而非今天的。具體所反映的時間，是本世紀初和上世紀。去今雖然未遠，但因為我們所處是一個劇烈變化的偉大時代，因而這些東西，在今天看來，已經(jīng)大多是茫然的了，因而對于深刻具體地了解當時的社會，也就隔著一層，只能是抽象的、模糊的，而不能是形象的、具體的。而這個歷史時期，離我們又最近，和我們今天的社會關(guān)系又極為重要，我們今日在不少方面，還要繼承利用它、重現(xiàn)它、表演它。也許有人感到，這些陳舊的風俗等等，談得到什么繼承利用呢？其實廣義地說來，繼承利用的還很多呢！早上吃早點，買根油條，似乎還是繼承了本世紀初、上世紀中的老樣子。如不注意繼承，那情況就完全兩樣，北京早上喝“豆腐粉”（實際是黃豆磨粉或雜豆磨粉）制的豆腐漿，就是不繼承磨豆腐、過濾后熬豆腐漿的風俗，讓人連豆腐渣一起喝下去。另外衣食住行、文化娛樂、歲時禮俗都包括在風俗中，油條、豆?jié){之微，也顯示了一個民族、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風俗。移風易俗者，是循循然善誘人，引導(dǎo)其繼承發(fā)揚好的，改變其劣者、乖陋者，這本是多方面的十分細致的工作。如果主觀片面地去認識和處理，那常常是不能很好地解決問題。

至于談到重現(xiàn)當時的生活場景，表演當時的社會故事，那就更需要比較細致、具體地了解當時的風俗情況，尤其是時代越近的，真實性的要求越高，不然就感到很滑稽，那就根本談不到什么藝術(shù)創(chuàng)作等等，變成瞎胡鬧了。秦始皇穿錯一點古天子冠冕，問題還不大；而讓蔡鍔穿著四十年代中后期袍子吃酒談笑，像一個銀行主任的派頭，或者像一個說書先生的姿態(tài)，如果不是開玩笑，就是無知識。因為見過蔡鍔的人不少還健在。穿過四十年代式樣袍子的人就更多了。稍錯尚可忽略，大搖大擺便莫名其妙了。所以要研究、要有知識，無知是不行的，研究得不細也往往要出錯。如電影《梨園傳奇》中，那個演惡霸的演員的右手無名指上戴了一個“漢玉搬指”，這就戴錯了。因為“搬指”不是戒指，它是為了拉弓扣弦用的，不能戴在無名指上，應(yīng)該戴到拇指上。北京拍的電視劇《畫兒韓》，那個演冒充那家少爺?shù)难輪T就戴對了，是戴在拇指上。這樣一個小小的“搬指”，既顯示歷史風俗，又顯示了歷史風俗知識的高低粗細，不能忽視。

前面這些引言，簡單地說了一下介紹這些俗曲及其所反映風俗的意義，雖是歷史的，也和我們今天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還不只是談往昔之風尚，供茶余之談助。這原有其更嚴肅的現(xiàn)實意義在。

以下再介紹一下北京俗曲的范圍。北京俗曲是廣義的名稱，它包括的范圍較廣，即除去昆、弋兩腔、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大戲而外，其他演唱形式，如各種大鼓書、墜子、琴書、單弦牌子曲、小曲等等，這些民間曲藝，都可以叫做“俗曲”。北京舊時有句歇后語道：“騎驢看唱本——走著瞧?！彼f“唱本”，是一個特定名詞，是一種只有一兩頁、頂多三五頁的小冊子，印的都是戲詞和俗曲的歌詞。最早木版刻印，后來改了石印、鉛印，封面上還有圖，最早是木刻圖，后來照相術(shù)推廣之后，印一個模糊的戲裝照或人像，這就是“唱本”，由《平貴別窯》、《洗浮山》等大戲到大鼓書《大西廂》、《王二姐思夫》等樣樣都有，發(fā)行量極大。

這種唱本除去一部戲詞外，大部分都是俗曲唱詞，而大多數(shù)都是無名氏作品，即使當時知道是誰編的詞，也不把作者姓名印在唱本上。這些俗曲，有的曲種是來自外地的，如河南墜子、樂亭大鼓、山東大鼓等；有的是就外地的曲種改造的，如京韻大鼓、梅花大鼓等；有的則是北京清代時旗人創(chuàng)造的，如彈弦牌子曲等。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記云：

文小槎者，外火器營人，曾從征西域及大、小兩金川，奏凱歸途，自制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單弦、雜排子及岔曲之祖也。其先本曰小槎曲，減稱為槎曲，后訛為岔曲，又曰脆唱，皆相沿之訛也。

崇彝所記，一直是單弦老演唱者常說的，四十多年前，聽榮劍塵、謝芮芝唱單弦，一上場總要交待幾句，什么“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等等，原是乾隆時八旗綠營在鎮(zhèn)壓少數(shù)民族戰(zhàn)爭后的軍中娛樂節(jié)目，后來就變作一種北京旗人的民間俗曲，而且開始都是以之消遣的娛樂活動，并非賣唱為生。其中演唱者，不少都是旗人中的王公貴族的浪蕩子弟，不干好事，專門吃喝玩樂走壞道，如同治時的貝勒奕綺、老恭王奕的兒子貝勒載澂等，都是有名的大流氓，在王府中成立“賞心悅目票房”，唱彈弦牌子曲等，義務(wù)到別的底邸中演唱，勾引婦女，仗勢騙人等等，因而清代這一類俗曲又叫“子弟書”。而暗中營業(yè)賣唱，表面上說是“玩票”，以及公開靠賣唱為生的藝人，他們演唱時，也叫做“子弟書”了。由最早的軍中娛樂節(jié)目“岔曲”逐步演變成民間俗曲“單弦排子曲”，其中還有滋生的各種俗曲，如西韻書、東韻書、西城調(diào)、南城調(diào)、馬頭調(diào)、靠山調(diào)、快書等等。

演唱的內(nèi)容，有長篇的、有短篇的，有歷史的、有時事的。唱長篇如著名的石玉崑。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記云：

道光朝有石玉崑者，說《三俠五義》最有名，此單弦之祖也。貴月山尚書慶嘗以柳敬亭比之。后來之隨緣樂，本名司瑞軒，非瞽者，名尤著，說唱諸書，借題諷世，笑話百出，每出演景泰、泰華諸園，能哄動九城。近年著名之德壽山，即其支流也。

另外夏枝巢《舊京瑣記》也記云：

子弟班者，所唱為八角鼓、快書、岔曲、單弦之類。昔有抓髻趙，最有名，供奉宮中，以為教習。單弦有德壽山、榮劍塵，以八角鼓著名?？鞎畯埬?，大鼓劉寶泉則專門藝人。

在枝巢老人的記載中，說完“子弟班”之后，又說“專門藝人”，就是把當時旗人票友出身的和貧寒之家子弟專門學(xué)藝演唱的加以區(qū)別。德壽山、榮劍塵等人都是旗人票友下海賣藝唱單弦的。昔時旗人一般不稱滿洲姓，只稱用漢字起的名字，如榮祿、端方等，又起一個字，連名中第一個字一起讀，如榮祿字仲華，人稱榮仲華；端方號午橋，人稱端午橋。不了解當時這種旗人風俗的，還以為他們姓榮、姓端呢，其實完全不是，他們都另有滿洲姓，德壽山、榮劍塵等單弦藝人也一樣，德、榮都不是他們的姓，而是他們名字的第一個字。記得榮劍塵解放前夕還登臺演出，當時大約六七十歲之間，在崇彝的記載中，說到“隨緣樂”，說是“說唱諸書，借題諷世，笑話百出”等等，這就聯(lián)系到這些俗曲的演唱內(nèi)容。隨緣樂名司端軒（實際也非姓“司”，其官名不知叫“司”什么），是同治、光緒初年的人，其“借題諷世，笑話百出”，等等，就是編唱了當時的時事內(nèi)容，而且通俗滑稽、諷刺生動，所以能在演出時轟動九城。隨緣樂這種俗曲的影響很大，不少潦倒旗人也以此為樂，編了許多唱詞。著名的有同、光時做過杭州將軍的果勒敏，字杏岑，就編過不少排子曲、岔曲。崇彝記他“能以市井俚語加入，而有別趣”。這就是這些俗曲在語言上的特征；有些全部是用北京當時最土的方言寫成的，這就更顯示了它的歷史的、地方的風土特征。在外地、在異代雖然不少都很難懂，而在本地、在當時卻最有聽眾，最能反映其特殊的風俗面貌；再有這種俗曲反映社會新聞十分及時，當時不少社會新聞、流行風尚都有人編成俗曲，加以演唱。四十五六年前還聽過一次唱“怯大鼓”的架東瓜（藝名）唱“窮大奶奶逛萬壽寺”，諷刺破落戶旗人仍舊擺譜兒（即裝闊氣），什么“頭上梳一個屎殼螂纂兒，纂上戴一朵狗尾巴花……”等等，繪聲繪形，極盡諷刺之能事。單弦排子曲馬頭調(diào)中，有一個段子叫《靈官廟》，就是演東便門二閘尼姑廣真交結(jié)官府，招伎設(shè)賭，又大辦壽筵，請了不少旗人王公貝子，為御史所參，被步軍統(tǒng)領(lǐng)捉拿處死，王公都被革爵。當時這一類內(nèi)容的俗曲極多。這一類俗曲在內(nèi)容表現(xiàn)上和當時流行的西韻書，如《黛玉悲秋》等之纏綿悱惻不同，和悲壯激昂的東韻書、鼓子詞即后起的京韻大鼓，如《戰(zhàn)長沙》、《游武廟》等也不同。它的特征：一是在內(nèi)容上全演唱當時北京的時世故事、風俗、社會情況；二是全部用北京土話土音；三是描繪細致、內(nèi)容風趣，一般多少都有諷刺性；四是篇幅長短不一，有的幾十句，有的幾百句，長篇大論，但不演唱故事，而只敘述介紹社會風俗情況，如子弟書《鴛鴦扣》記旗人婚禮全過程，把相親、插戴、迎妝、迎親、坐帳、開臉、拜堂、會親、回門等都用演唱的形式作了極為細致的敘述和描繪。全本足有兩萬多字，而并無故事穿插其間，是純客觀的敘述，不惟內(nèi)容極為豐富，其形式也是十分特殊的。

這種俗曲，自然有不少作者，但風格大都一樣，詞句都十分流暢，“十三轍”都運用得很熟練。編寫者一般都具備三個條件：一、有較高的文字水平；二、極為熟悉北京的風俗人情；三、寫詞的人大都自己能演唱，或本身就是又演唱、又編詞的。但是這些作者，在作品傳抄或者刻印時，都沒有寫上自己的姓名，如當時著名的寫西韻調(diào)唱詞的韓小窗、寫彈弦唱詞的果勒敏等人，也只知道他們當年是編了大量的唱詞，但是他們有哪些作品，也很難找到詳細明確的記載了。

由光緒之前，直到宣統(tǒng)末、辛亥初，北京出現(xiàn)了一個專門編印俗曲唱本的字號，署名“百本張”，編印了大批的俗曲唱本，使俗曲唱詞得到十分廣泛的流傳。它所反映的北京社會，中間經(jīng)歷了一次極大的變化，那就是庚子，由義和團進北京直到八國聯(lián)軍侵略北京、占領(lǐng)北京，和議達成撤離北京，那拉氏由西安回到北京，前后約有一年半的時間。這對當時北京古老的社會、古老的風俗，是一個極大的沖擊。在此前后，北京社會市容風俗都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些在“百本張”的俗曲唱詞中，都有明顯的反映。是研究這一時期北京社會風俗的最生動形象的資料。

“百本張”的俗曲唱本，在當時雖然發(fā)行量很大，但誰也不重視這些小唱本，有的只一兩頁，看完就隨手丟了。因而在不斷大量發(fā)行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大量散失消滅，因而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一般想看到一本“百本張”的唱本，那是很不容易的了。過去北京傅惜華老先生收藏的“百本張”的本子極多。另外聽說馬彥祥先生、吳曉鈴先生收藏的也很多，這都是很可珍貴的。可惜我沒有機會看到這些鄴架珍秘，時有緣淺之慨。再有各位老先生們收藏這些俗曲珍籍，一般都是從戲曲史料研究方面著眼，而我稍有不同的是，更著眼于它的內(nèi)容所表現(xiàn)的當時的社會風俗。這更有其史料價值，而且大多都是別的書中找不到，或即使找到，也沒有這樣生動具體。其值得重視處，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