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　弘律法身體力行　遍江淮化主獨為

鑒真游學長安六年，自認為初步學成，卻沒有留戀于條件得天獨厚的兩京佛教社會，而是選擇毅然返回揚州。促成鑒真回到揚州的原因可歸為以下兩方面：

一是，鑒真和尚選擇返回揚州的年代是玄宗開元元年(713)，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第一年。這時的鑒真已敏銳發(fā)覺，由中宗李顯、睿宗李旦和武則天所推崇至極的佛教，其發(fā)展勢頭已隨著李氏王朝轉(zhuǎn)而追捧李姓“教主”李耳(即老子)為本宗宗祖而開始走弱，京城道教受朝廷重視的程度也隨之越來越超過佛教，京城的出家僧及寺院規(guī)模也逐步受限。

這種趨勢必將影響全國佛教的地位和發(fā)展。所以，鑒真認為南方佛教遠離京城，出家眾對于傳戒的需求依然不減，其佛教發(fā)展勢頭也不像京城那樣急速走弱。

二是，當時道岸律師回到老家會稽開元寺，傳布南山律宗已有幾年，《四分律》逐漸在江南興起，江淮地區(qū)實際上正缺乏懂得且能夠傳布戒律的僧才，尤其缺乏長期在律宗高僧大德身邊深受熏習的律門正傳弟子。只有這樣的僧才，才能最終擔綱依南山戒法在江淮地區(qū)實施受戒的傳戒大師。對此，身為“律師”的鑒真和尚，對自己有著清醒認識，在內(nèi)心強烈地充滿著一種體現(xiàn)為“菩薩精神”的責任意識。

作為佛教的“律師”，其職責及其影響實際上包括“弘律”與“授戒”兩大有所區(qū)別的基本內(nèi)容。那么，鑒真回到揚州之后其佛學貢獻究竟更多地體現(xiàn)在哪一方面呢？

日本奈良時代(710—784)的著名文學家真人元開(即淡海三船)，曾根據(jù)隨鑒真和尚赴日弟子思托所述《和上行記》，受請撰述《和上東行傳荃》，后輾轉(zhuǎn)傳抄留下一部《唐大和上東征傳》。其中記載：鑒真713年回揚州之后、直至752年第五次東渡日本失敗回到揚州的四十年中，他所從事的主要佛事活動為：

今亦于龍興、崇福、大明、(延)光等寺講律授戒，(暫)無停斷。昔光州道岸律師命世挺生，天下四百徐州，以為受戒之主。岸律師遷化之后，其弟子(杭州)義威律師響振四遠，德流八纮，諸州亦以為受戒師。

義威律師無常之后，開元廿一年，時大和上年滿四十六；淮南江左凈持戒(律)者，唯大和尚獨秀無倫，道俗歸心，仰為受戒大師。凡前后講大律并(疏)三十遍，講《律鈔》七十遍，講《輕重(儀)》十遍，講《羯磨疏》十遍；具修三學，博達(五)乘；外秉威儀，內(nèi)求奧理。講授之(閑)，造立寺舍，供養(yǎng)十方(眾)僧，造佛菩薩像，其數(shù)無量；縫(納)袈裟千領(lǐng)，布袈裟二千余領(lǐng)，(供)送五臺山僧，設(shè)無之遮大會；開悲田而救濟貧病，(設(shè))敬田而供養(yǎng)三寶。寫《一切經(jīng)》三部，各一萬(一)千卷，前后度人、授戒，略計過四萬有余。

又記載：

其弟子中超群拔萃，為世師范者，即有：揚州崇福寺僧祥彥、潤州天響寺僧道金、西京安國寺僧璿光、潤州棲霞寺僧希瑜、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潤州棲霞寺僧乾印、汴州相國寺僧神邕、潤州三昧寺僧法藏、江州(大)林寺僧志恩、洛州福(先)寺僧靈赫、揚州既濟寺僧期烈、西京安國寺僧明債、越州道樹寺僧璿真、揚州興云寺僧惠琮、天臺山國清寺僧法云等三十五人，并為翹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導化群生。

由此可見，在東渡日本之前的國內(nèi)期間，鑒真主要從事三大類佛事：

一是以“講律”方式，中興南山律宗戒學思想。這是他弘法生涯的第一階段，時間跨度從唐玄宗開元元年直至開元二十一年，即713—733年，歷時長達二十年，其年齡從25歲到45歲。

二是以“授戒”(也稱“傳戒”)方式，普度中國江淮地區(qū)、南方地區(qū)和日本奈良地區(qū)的僧眾。這是鑒真弘法生涯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還可劃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江淮地區(qū)傳戒，時間跨度從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直至天寶二年(733—743年)，歷時十年，其年齡從45歲到55歲。

第二部分為中國南方各地傳戒，時間跨度從唐玄宗天寶二年直至天寶十二年(743—753年)的上半年，歷時十年，也是鑒真嘗試東渡日本的十年，其年齡從55歲到6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