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法緣由

勤工儉學運動的發(fā)展，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由一些受到西方文明影響的教育界人士發(fā)起的。1912年初，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吳稚暉等人曾在北京組織過“留法儉學會”。目的是鼓勵人們以低廉的費用赴法國留學，從而“輸世界文明于國內”，以改良中國社會。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大批“參戰(zhàn)華工”赴法。說是“參戰(zhàn)”，其實大多數(shù)是做苦力。這批華工沒有護照，歸陸軍部管，生活是很悲慘的。戰(zhàn)后，像法國這樣的歐洲國家，人口損失很大，嚴重缺乏勞動力。

留法儉學會合影

1916年6月22日的華法教育會在法國成立，它是中法兩國人士聯(lián)合組織的一個教育文化機構，該會以“發(fā)展中法兩國之交通，尤重以法國科學與精神之教育，圖中國道德、知識、經濟之發(fā)展”為宗旨，推舉歐樂、蔡元培為會長，穆岱、汪精衛(wèi)為副會長，李石曾、輩納、法露、李圣章為書記，吳玉章為會計，主要工作是編輯中法文圖書報刊，宣傳介紹法國新教育，促進中法學者之間的交流，推動中國學生赴法留學。

1916年底，蔡元培受命擔任北大校長，從法國回到北京。李石曾、吳玉章也先后回國。1917年5月由蔡元培、汪精衛(wèi)任正副會長的北京華法教育會宣告成立。5月27日，關閉4年的留法預備學堂復校。開學典禮上蔡元培、汪精衛(wèi)、李石曾、吳玉章先后發(fā)表了講話。蔡元培分析：

1．法國學術界思想活躍，受專制主義和宗教影響少。

2．法國科學程度高，“科學界之大發(fā)明家，多屬法國”。

3．法國巴黎“風氣均極儉樸，其學校之不收費，所取膳宿費極廉者，所在多有，得以最儉之費用，求正當之學術”。

吳玉章勉勵青年學生要把留學與振興中華民族的遠大目標聯(lián)系起來。

在華法教育會的影響下，各地紛紛成立分會，這些分會大多有早期留法儉學生作為骨干，得到社會政府支持，舉辦各類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為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提供學習語言和培訓生產技能的場所。這些學校均以培養(yǎng)學生赴法勤工儉學為辦學宗旨，課程設置和教學活動安排都緊緊圍繞這一中心。如成立較早的布里留法工藝學校在試辦章程中寫道，宗旨：轉為赴法以工求學之預備；學課：以法文為主課，附以中文及普通知識。各班除半日授課外，并以半日制造工藝品，以資實習。這些預備學校的青年，也都有明確的目的，為留法勤工儉學做準備。

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拉開序幕，到1920年底赴法勤工儉學人數(shù)達到一千六百多人，其中四川、湖南兩省最多。這兩年間近兩千名留學生前呼后應到法國勤工儉學，在中國近代史上創(chuàng)造了絕無僅有的一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經歷了由學生儉學到工人勤工，以求學再到學生“監(jiān)工以濟學，以勤工求儉學”這樣一個過程。以最少的經費實現(xiàn)出國留學求知的目的，推動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逐步形成高潮。

對于家境貧寒的學生，一邊讀書一邊依靠自己勞動解決生活費用，成為吸引他們赴法勤工儉學的直接動因。

一批熱心人士的身體力行，積極籌劃和組織，促成運動的興起。如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的積極倡導和試驗工作，他們都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學生以低廉的生活費用到科學文化發(fā)達而資產階級革命比較徹底的法國去，通過儉學和勤工的方法為中國培養(yǎng)人才。他們深入學生內部，成立組織，創(chuàng)辦學校，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清政府雖然于1906年正式廢除了科舉制度，但由于內憂外患，民生無計，教育事業(yè)根本不可能有長足的發(fā)展，高等教育更是捉襟見肘。1918年《教育雜志》專門刊文稱：“自民國三年至五年，政治之變端迭甚，財政上發(fā)生極端困難，教育因之根本動搖?！?/p>

1915年，全國各類高等學校僅存86所，其中大學10所，專門學校和其他學校76所。到了1918年，情況絲毫沒有改觀。這一年，全國公私立中等學校有117740名學生，而同時期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的學生總數(shù)僅為17265人。對于數(shù)以十萬計的各類中等學校學生而言，升入大學的機會太渺茫了。

當時，蔡元培說：“我們辦華法教育會的目的，就是要為你們這些求學無門、無依無靠的寒門子弟找一條振興實業(yè)、提升教育的道路。”

1919年，上海、四川、湖南、廣東、河北、山東、福建等地都相繼成立了華法教育會的分會，留法預備學校也增加到二十幾所。華法教育會和留法勤工儉學會的積極活動，推動了這項事業(yè)的迅速發(fā)展。全國申請赴法的青年學生人數(shù)很快超過了500人，加上當時國內報刊廣為宣傳，一些社會名流也通過演講表示提倡與支持，留法勤工儉學逐漸成為一場全國性的運動。一大批如許包野這樣懷抱救國救民思想、探索中國發(fā)展道路的年輕人前往心目中的“圣地”，接受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啟迪。

遠渡重洋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結束，中國到法國遠隔萬里，航程有1.6萬公里之多，郵船要經香港、西貢、新加坡，穿越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錫蘭、科倫坡，再經非洲三角的吉布提、阿拉伯海、亞丁，入紅海，經蘇伊士運河、塞得港，進入地中海，由地中海至法國馬賽上岸，共計航行近四十天。沿途所經過的大多是英、法的殖民地。

當時大多數(shù)學生是從上海出發(fā)的，而許包野等來自廣東、福建的學生基本上是從香港啟程的。這些人中除少數(shù)家庭經濟寬裕的是自籌款項，大部分都是向華工局或省教育會貸款解決旅費問題的。

汽笛一聲長鳴，輪船啟航了，郵船向遙遠的地中海，向法國駛去。許包野等廣大青年學生們就要離開哺育自己長大的祖國了，他們倚在高高的船欄上，深情地凝望著漸漸遠去的故土，許多人禁不住淚水奪眶而出。站在后艙的船舷邊，許包野凝望漸行漸遠的故國家園，心潮起伏。乘長風破萬里浪，祖逖擊楫中流，鄭和七下西洋，不都是到大風大浪中去鑄就勇毅性格，開拓廣闊胸襟嗎？雖然濁浪滔滔，前程未卜，但與其當一個井底蛙終老鄉(xiāng)里，何如走出去成就一番事業(yè)，大丈夫理當如此。當初許包野七歲從暹羅返回家鄉(xiāng)，乘坐小小的漁船漂蕩在江海之間，洶涌的波濤一陣陣地撲打到木船上，那時沒見過大世面的他，膽戰(zhàn)心驚，以為就要葬身魚腹了。如今他乘坐萬噸郵輪，從太平洋，經印度洋過地中海，才算完全領略了大海的變幻莫測與神奇魅力。

當時船上的艙分五等，一等是包房，旅客多是洋人、高官。勤工儉學生坐的一律都是四等艙，又稱“一統(tǒng)艙”，艙位設在船頭，分上下鋪位。再往下是放牲口飼料、雜物的五等艙了。上船之初，茶房就逐一點名，報到后，發(fā)給每人一個洋瓷鐵盤子、一個洋瓷鐵碗、一副刀叉，作為吃飯的用具，并叮嚀大家要好自保存，丟了不補發(fā)。每頓飯都要等頭等、二等、三等艙客人吃完，才呼喚四等艙客人持盤碗到廚房前小窗口來領。每人給一塊面包、一瓢湯，有時給一點剩菜。學生們苦笑著說：“這真正是‘要飯’了?！?/p>

四等艙多安置在船的頂篷的一個角落里，在半明半暗堆著各種貨物的貨艙里，設置了一些重疊的多層鋪，艙內空氣污濁，很不是味。赴法勤工儉學的幾批學生，大都是乘坐的這種四等艙，從出國一開始，就很有點勤儉的勁頭。許包野上船后，除了困得實在沒有辦法，在船艙里睡睡覺外，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甲板上。

海上的狂風巨浪來勢兇猛，不是內地人所能想象得到的。許包野和同學們經常組織起來，將所帶的行李用油布一類東西連扎起來，以蔽風雨。有時夜睡正濃，突然間一個巨浪從頭上澆來，衣被盡為濕透。好在船離海防以后，一直到地中海岸，都是在熱帶中航行，衣被濕了，易為海風吹干。由新加坡橫渡印度洋到非洲的航行時間最長，大家吃盡了苦頭，在洶涌澎湃的波浪中，輪船振蕩得很厲害，同行者多在艙中靜臥，輪船啟程不久，有些學生就開始暈船了，吐得很兇，吃不下東西，后來在海上又遇到風浪，船顛簸得厲害，暈船的人也就更多了，有少數(shù)人痛哭流涕非常想家。

當時在大統(tǒng)艙里裝了不少活牛，這是因為船上沒有冷凍設備，蔬菜又少，帶著活牛以備航海途中現(xiàn)吃現(xiàn)宰。幾百人就睡在牛欄旁邊。那時已經是春天了，統(tǒng)艙里悶熱，加上牛糞，臭氣熏天，船身又搖晃不止，很多人頭暈嘔吐，吃不下飯。一路上是很遭罪的。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結束，據(jù)說沿途水中還有魚雷沒有掃清，精神上的壓力也很不小，很怕船只碰上出事。為防萬一，船上給每人發(fā)了一只救生圈，作為救生工具。

輪船經香港在九龍碼頭停泊了一天，幾個在上海上船的暈船實在厲害的學生，就想在這里下船不走了。后來到西貢，又有幾個不能堅持的學生想取陸路回國。

抵達西貢港時，許包野和大家還特意登岸看了看。在這里他們看見了與國內不同的另一種小火車，窄軌，小車廂，構造也簡單，是法國人在西貢修建的。在西貢停留期間，許多當?shù)厝A僑熱情地趕到碼頭迎送。學生們上岸游覽，也受到華僑的盛情款待。西貢的華僑大都經營小本生意，不但要繳納相當重的營業(yè)稅，每人每年還得向法國殖民當局繳“身稅“18元，即使窮得連飯都吃不飽的華僑也不能幸免，否則就會被驅逐出境。這些在國內無以為生的人們，千里流落異國，但仍逃脫不了當牛做馬的命運。華僑的境遇使學生們更增強了改造中國的責任感。

郵船離開了西貢，朝著下一站新加坡駛去，在水天相連的大海里，遠遠看到了鯨魚噴出的水柱，時噴時停。這種壯觀的海上奇景，使學生們忘記了旅途的疲勞。船到達新加坡，停靠的時間比較長，許多人上岸休息觀光，許包野也上岸去看了看。當時，新加坡還是由英國人統(tǒng)治，港口上有警察檢驗護照和作疫病檢查。許包野對新加坡最突出的印象是華僑多，因為有副對聯(lián)這樣寫著：“皇恩春浩蕩，文字日光華。”這時早已是民國了，還寫什么“皇恩浩蕩”，除了表明這些同胞思想守舊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傾吐了他們思鄉(xiāng)愛國之情，在異國看到這番景象，是很欣慰的。祖國雖然貧窮落后，可她在愛國同胞的心目中，卻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經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這里風平浪靜，天氣炎熱異常。郵船還在科倫坡停了一天，然后經四五天的航行，從險要的吉布提海峽進入紅海，這時已經是1920年5月了。穿過蘇伊士運河，在埃及停留的時候，又有個別人動搖，想中途回國。

1920年5月4日，一百多名勤工儉學生乘坐的法國郵船在地中海行駛時，有人提議開一個“五四運動紀念會”，得到大家熱烈響應。許包野和同學們一起動手，很快就在三等餐室布置了會場。會場正中懸掛了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午后1點鐘，紀念大會正式開始。首先是全體肅立共唱國歌，而后開始演說。一位參加過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率先講述了五四運動的前因后果，繼而大家又討論了五四運動爆發(fā)的社會原因，許包野聆聽了大家的發(fā)言，也從自身的感受談了對五四運動的認識，學生們紛紛表示，要利用此次赴法勤工儉學的機會，“切實考察”“盡心研究”先進的思想和文化，以利“改造中國”。最后，紀念會以“高唱國歌”，三呼“五四運動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等口號結束。

通過這次大會，許包野和來自各地的學生接觸，看到了另一種類型的學生，他們眼光遠大，思想活潑。從他們的談話里，知道了許多從未聽過的問題，知道了許多從未聽人提起過的古書和新書，知道了有另一種生活在法國等待著他們。在他們那里，許包野看到了許多新出版的雜志，有一天，他借了《新青年》，只見其中一篇文章寫道：“孔子之道不塞，民主之道不行，孔子之道不止，民主之道不流。”這“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本是韓愈《原道》篇內對于佛老說的話，如今被人引來反對韓愈文中所擁護的“孔道”自身了。

從上海到馬賽，航程達三萬一千多里，歷時近四十天。一路上，許包野體察到世界的偉大和壯觀，開闊了視野。同時，也看到了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的瓜分掠奪，對人民的剝削奴役，了解到人世間的不平。但是萬里航程的顛簸困苦，使勤工儉學生的身體受到很大的折磨，不少人雙腿腫脹，渾身無力，有些同學還生了病。然而，迎接他們的是更加嚴酷的、全新的生活。

旅途中最驚險的場面，是過地中海。在那里，郵輪遇上了大風暴，兩天兩夜，一直在巨浪中蕩來蕩去，一會兒被拋上浪尖，一會兒又跌進浪谷，海水呼嘯著從甲板上掠過，只能蹲在船艙里，每個人都背上了救生圈。這時，又聽水手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在地中海布的水雷，還未徹底清除，人們精神上的壓力更大了。還好，風暴終于過去了，也沒有遇上水雷。

到達馬賽港后，設在巴黎的華法教育會的代表和中國駐馬賽領事館的領事，在碼頭上接待了學生們。上岸后，許包野和大家感到異常奇怪，中國駐馬賽領事館的領事居然是一個法國人，而不是中國人。真是咄咄怪事。作為一個中國人，大家無不感到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后來才得知，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怪事呢？原來因為戰(zhàn)后的馬賽社會秩序很亂，北洋政府怕中國人當領事對付不了法國馬賽那些地痞流氓，不能應付紛亂局面，特意請了一位法國人替中國政府當領事。這件事給了許包野很大刺激，堂堂的中國政府竟連一個駐馬賽領事都派不出來，足見它的極端腐敗和無能了。

四十天的海上漂泊，歷經南中國海、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的眾多著名港口，使許包野打開了眼界，但心頭總像壓著鉛塊似的沉重。盡管這些著名港口風景綺麗，有數(shù)不清的高樓大廈?？墒墙o他印象最深的，則是港口上許許多多衣衫襤褸的苦力和乞丐，有些還是很小的孩子，在那里做工或討飯。這些城市大多是英、法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真是哪里有帝國主義統(tǒng)治，哪里就逃脫不了貧窮落后的命運！

在馬賽登陸時，許包野的外表雖同香港上船時一樣，內心則完全改變了。潛伏的個人意識已經覺醒，從此他是自己的主人，能支配自己的命運，而再不是父親及其他長輩給他安排的家族鏈條中一個環(huán)節(jié)了。

許包野且行且思，浮想繽紛。留學法國是他全面接受影響，思想成熟定型的時期，而赴法的經歷和思考是他思想定型的一個起點。這個起點他從一開始就以開放的心懷感知自然、熱愛自然、享受自然，以純粹學術的眼光考察人生問題，研究民生問題，同時在這個起點上，許包野不僅僅真切地體會到中西之間個體的差異，而且真實地看到群體的差異。后者的差異使他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了致命的摧毀，此后的刻苦學習與深度融入當?shù)厣鐣倪^程就是他重建自信的過程，也是他思想成長的過程。

初到法國

這批勤工儉學生抵達馬賽港后，休息了兩天。馬賽是法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大的商業(yè)港口，工業(yè)很發(fā)達，有許多工廠。這個時候，華法教育會派李璜從巴黎來接他們。李璜到法國的時間比較早，法語講得很流利。他把大家?guī)У桨屠?，很快開始了分配，你到這個組，他到那個組，這個組進什么學校，那個組進什么學校，都做了安排。為了克服語言障礙，許包野等大部分學生開始大都被安排去學法語，因為不懂法語，既無法做工，又無法進學校。

巴黎是“花都”，既無嚴冬，也無酷暑，四季如春，繁花似錦，無論是大街小巷，還是名勝古跡，都是姹紫嫣紅，花團錦簇。巴黎，同時也是“浪漫之都”，它那莊嚴精致的巴黎圣母院、威嚴凝重的凱旋門、雄偉壯麗的埃菲爾鐵塔以及明媚秀麗的塞納河，把巴黎裝點得美輪美奐。巴黎，還是“革命之都”，它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發(fā)源地，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誕生于此，人類歷史上最有威力、影響最深遠的歌曲《國際歌》的旋律從這里響起。巴黎還是旅游的仙境、購物的天堂，因此，文學家利爾克說：“巴黎是一座無與倫比的城市！”

先賢祠是給對法國哲學和歷史頗有興趣的許包野印象最深的地方。先賢祠是法蘭西民族的精髓和象征，1791年4月4日法國制憲會議通過決議，將圣女潔娜維耶芙神殿改名為先賢祠，入祀在歷史上為法蘭西做出非凡貢獻的偉人。偉人的遺體被安放在先賢祠的底層，供奉的有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但更多的是法蘭西的作家和藝術家們。他們有的是兩人一個墓室，有的是多人一個墓室。繞過一層的巨型圓柱，來到地下基室，赫然看到他所崇拜的盧梭與伏爾泰被安放在最顯要的位置，并且分別擁有一個墓室。盧梭的棺木上寫著“自然與真理之人”。凝望著墓前肖像上這位鐘表匠之子、日內瓦公民，他那卷曲金黃的頭發(fā)、高高隆起的鼻子、深邃堅定的眼光，經由那些震古爍今雄辯優(yōu)美的文字，復活了一個民主自由先知的永恒形象。面對這個形象，許包野不由自主地感到親切，感到一種精神的契合和心靈的相通。但詆毀與侮辱一直伴隨著他，在盧梭誕生兩百周年之際，報紙和雜志又掀起新一輪對他的攻擊，讀著那些誹謗盧梭的文字，許包野感到困惑不解又饒有興味，這樣一位法國大革命的精神領袖，人們在享受他創(chuàng)造的成果的同時又為何那么討厭他？這更激起他追索與探究盧梭精神境界的強烈欲望。有意思的是，入祀先賢祠的第一人米拉博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第三等級的著名代表和演說家，19世紀大批評家圣佩韋評價他是“體現(xiàn)出法國革命新紀元的第一個偉人形象”。

1919到1920年，赴法的中國勤工儉學生在華法教育會的安排下，大都能比較及時地轉入工廠做工或進學校學習。但是，初到異國，不論是“勤工”還是“儉學”，對這些青年學生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勤工”的學生主要集中在法國的鋼鐵、運輸、煤炭等重工業(yè)部門。做工的地點，分布在巴黎、里昂等地區(qū)的上百家工廠企業(yè)。周恩來、聶榮臻等人曾在巴黎西郊比央古工業(yè)區(qū)的雷諾汽車廠考察勞動情況和做工；趙世炎、鄧小平、陳毅等人在法國南部施乃德鋼鐵廠當過鋼鐵工人；王若飛、徐特立等在里昂附近的工廠里做過學徒工或正式工人。在重工業(yè)部門“勤工”的學生，勞動強度很大，工作環(huán)境十分艱苦。在軋鋼車間做工的學生，干的是“拉紅鐵”的工作。大條鋼出爐時，像一條條紅蛇飛奔而來，灼熱火燙，熱氣撲人，他們必須戴著石棉手套，接連不停地扶住條鋼，使它安穩(wěn)地通過機器，軋切成規(guī)定的尺寸，稍有不慎，就會造成致命的創(chuàng)傷。干一班下來，學生們個個汗流浹背，連臉上的皮膚都被烘得像焦了一樣。

這些學生，大多年齡在20歲左右，對于上夜班很不習慣。在下夜班歸來的路上，他們顧不上觀賞街頭五光十色的景致，常常是躺在搖搖晃晃的班車中就睡著了。學生們的勞動如此艱苦、緊張，但工資卻極低，一天只有10到15個法郎，當時法郎貶值，僅折合中國幣1元左右。為節(jié)省一些開支，他們盡量緊縮飲食、住宿費用。有的住木板工棚，有的幾個人合租一間小屋。他們通常是幾個人合買一只煤油爐，分班輪流做飯，吃得也非常節(jié)省。但學生們非常珍視“儉學”，他們把自己半年或一年時間勞動積蓄的錢，用到學校讀書，錢花完了，就再去做工。

“馬老五”，是法語“馬勒爾五”的漢語發(fā)音，意為“粗工”“苦工”。從身著洋裝、手握筆桿的留學生到賣苦力的“馬老五”，赴法留學生不論年齡、資歷、學問，一概踐行著五四時期“工讀神圣”“勞工神圣”的口號。他們當中有北京大學的畢業(yè)生，有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畢業(yè)生，有中學、小學畢業(yè)生，還有當過校長、教員的，但到了法國，卻做著一樣的苦工：打錘子、用鐵銼、掃馬糞、扛布袋等。留法學生們用自己的汗水和血淚，放棄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思想，也在赤貧的無產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

蒙尼達公學是中國學生最多的一所法國中學。李石曾、蔡元培、汪精衛(wèi)等熱心旅歐教育的人士均曾就讀該校。這個學校的校長對中國學生也特別友善，不但食宿費用低廉，還為中國學生特設專班，補習法文。他們被送到蒙尼達公學修讀法語。蒙達尼是位于巴黎南郊的一個小城。1920年，蒙達尼公學招收了150名左右的中國勤工儉學生。該校負責人沙博（華法教育會法方成員）盡力創(chuàng)造條件，使中國學生有個較好的學習環(huán)境。該校為中國學生開設了專門班，學費收得很少。沙博和他的夫人還想方設法照料好中國學生的飲食。許包野感到在法國中學里補習法文，雖然課程比國內留法預備學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國人和法國學生群里，逼著你學習，你不懂法文和法語，簡直寸步難行，所以，學起來要快得多。

許包野作為官費生，經濟上尚有補助，當時澄海文祠設有出國留學助學金津貼，每年可領取400元大洋。按當時的匯率，尚可維持儉學費用。但不久補助津貼中斷，也逐漸感受到大多數(shù)自費生的艱苦。當時法國的蔬菜，同中國差不多，夏天也吃茄子、辣椒這些東西。城市的菜，大都是從法國南部和西班牙運來的。主食方面，能買到大米，賣面包的雜貨店也很多。由于當時法郎的幣值不高，剛到法國的時候，一塊銀元可以兌換10個法郎。許包野這樣的學生一天有幾個法郎，生活還算過得去，后來獨立生活，既要繳納房租費，又要支出伙食費，再加上要用一部分零用錢，勉勉強強也可以維持一般的生活，余下的錢就很少了。

在法國，許包野在思想上也在進一步探索著國家和個人的出路何在。留法勤工儉學生中間，當時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潮。他們時有爭論，許包野對此是有所觸動的。但是，1920到1921年期間，這種觸動，還沒有徹底改變許包野那種“科學救國”“實業(yè)救國”的想法。如果說在思想上有所發(fā)展變化的話，那就是開始思考一些問題，并且投入到留法勤工儉學生發(fā)起的幾次大規(guī)模的群眾斗爭中去。

思想啟蒙

剛到巴黎時，華法教育會派的招待員同大家說：“現(xiàn)在生活昂貴，巴黎每個月生活需要三百法郎了。”接著，他又說：“但是三百個法郎不過中國三十塊錢，這點錢在上海也是不夠生活的。”許包野這樣的學生每個人每月的花費平均在一百五十法郎，膳費、宿費、學費等由華法教育會替留學生一次性繳納的。其他費用則由留學生自己掏腰包，但也是隔若干時候向教育會支領一次，理發(fā)、沐浴、洗衣、郵票也在內，唯有衣服、書籍、交通、醫(yī)藥等費用在外。但吃的是很艱苦的，真是“三月不知肉味”，許包野身邊的許多同學廢除了早餐，其他二餐是面包、洋山芋糊，有時炒個卷心菜，那是特別的享受。

華僑協(xié)社離巴黎有20分鐘火車，與有名的“豆腐公司”相距不遠。在沒有經濟來源的情況下，勤工儉學生的境遇都十分悲慘。許包野每個月去華僑協(xié)社領取生活費，經?？吹胶芏鄬W生有的住進了巴黎的貧民窟，而大部分則擠到普安特大街（avpoint）39號的華僑協(xié)社中去。華僑協(xié)社是旅法華人的公共機關，其性質如中國的會館及外國的商會，各種機關皆設其中，成立于1919年8月31日，是一座別墅式建筑。勤工儉學生初到法國時，多集于此候工候學。同國內通信也在這里轉交。當時花園里搭的布篷里也住滿了勤工儉學生，花園樹枝間拴著繩索，繩索上面晾著衣、褲、襪子、被單。

1920年冬天，法國戰(zhàn)后經濟一落千丈，失業(yè)風潮席卷全國，大批復員軍人也加入到覓工的隊伍里，一船船登陸的學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在華僑協(xié)社的帳篷里棲身。到1921年初，失業(yè)的勤工儉學生已有1300人之多，占總數(shù)的80％。華僑協(xié)社里人滿為患，空氣污濁，隨時都有爆發(fā)流行病的可能。

歐戰(zhàn)后經濟危機席卷了整個歐洲，大批勤工儉學生進廠，入校已不可能。至1920年底，失工、失學的學生越來越多，擠滿了華僑協(xié)社的院落，華僑協(xié)社成為勤工儉學生的避難所。無工可做又無錢求學的人則住在地窖內。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園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華僑協(xié)社的大院中搭起了一個長四丈寬五尺的布棚，里面擠進了四十多人，真是無法想象。起初，李石曾的“豆腐公司”每日向學生提供飯食，組織他們復習法文，后來連面包和白開水也供不起了。后因勤工儉學生領導和參加了向中國駐法使館請愿的“二二八運動”，反對中法秘密借款，中法當局便停發(fā)了維持費。

人是鐵，飯是鋼。相對住而言，吃顯得更加重要。然而，華法教育會發(fā)給失業(yè)學生的生活費每天僅5法郎。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對于許包野他們這樣的學生，5法郎只能購買最廉價的食品，常用的食譜是白水煮馬鈴薯，兼之沒有錢買煤油，馬鈴薯煮得是半生不熟，吃了不容易消化，時間一長，就鬧胃病。后來的青年黨魁李璜曾經描述了勤工儉學生的慘狀：“我見他們因營養(yǎng)不良，面黃肌瘦；又因其中有久臥花園草地和地板之上，不免要受潮濕，而有腿腫致不良于行者。我為之心惻然?！?/p>

法國的冬天異常寒冷，更令這些身無分文的窮學生雪上加霜。據(jù)統(tǒng)計，僅在巴黎地區(qū)，1919至1921年，勤工儉學生就醫(yī)的就有140人之多，高達20％。其中意外死亡5人，病死六十多人。

無工無錢的學生每人每天可向華法教育會借貸5法郎度日，每10天領取一次，稱為維持費。而華法教育會“本無基金，又無入款”，支付學生的維持費要么是國內捐款，要么挪用籌辦中法大學、中比大學的款項，再加上管理不善，經費捉襟見肘。一紙通告更令局勢雪上加霜，華法教育會在1921年1月12日和16日的通告中，宣布華法教育會與勤工儉學生斷絕經濟關系，從2月底停發(fā)維持費，這實際上是要把學生們維持最低限度生活的一點點救濟金也剝奪凈。這份通告，不但撇清了華法教育會和學生們的關系，還停發(fā)了每天5法郎的維持費，從中國到法國的留學通道也隨之關閉。一時間群情激奮。一位學生寫道：“通告發(fā)出后，遂起學生界之大恐慌，除一部分在工廠做工者，其余在學校讀書及候工者，皆因無人接濟，大為恐慌?！睂W生李季偉在家書中稱，當年有2名勤工儉學生自殺，4人精神失常。和很多同學相比，許包野的家庭還算富裕，家里時不時還能匯點生活費，他也經常拿出一部分錢來接濟周圍的困難同學，對于龐大的群體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

蔡和森、向警予二人寫出了聲淚俱下、感人肺腑的《告法國同學宣言》：

親愛的同志：我們的生命問題來了，3月1日就要餓死了……我們怎樣直接行動呢？一、即日向公使、領事下一個呈文。二、如本月28日還沒有答復，全體到公使館、領事館去?！笊鏅唷⑶髮W權，絕不是可恥的事，這是社會革命的發(fā)動點。工讀主義的旗幟，我們不要老老實實捧他了。

許包野看到這篇宣言，立即和身邊的同學積極投入到這場運動中去，爭取生存和學習的權利。

1月下旬，法國各地的勤工儉學生代表會議在巴黎舉行，決定以爭取“生存權、求學權”為口號，向中國政府要求發(fā)給學生每月400法郎的補助，以4年為限，并要求進入即將開辦的里昂中法大學讀書。中國駐法公使陳箓召集駐法公使館、領事館、華法教育學會和留學監(jiān)督處四機關開會，議定各派一人，成立“勤工儉學生善后委員會”，專門辦理遣送學生回國事宜。2月27日晚，又有二三百名勤工儉學生從各地趕到巴黎，準備第二天參加預定的行動。2月28日早上，四五百名勤工儉學生高呼著要“生存權、求學權”的口號，從四面八方向中國駐法公使館進發(fā)。上午10點鐘，各路學生匯集到中國駐法公使館前，隨即圍住了公使館。學生們推舉蔡和森等11名代表進使館見公使陳箓，法國當局出動軍警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了鎮(zhèn)壓。中法當局對勤工儉學生的鎮(zhèn)壓暴行傳開后，激起了旅法各界僑胞的憤怒抗議。他們紛紛聲援學生，并向公使館提出嚴厲斥責。強大的社會輿論和廣大勤工儉學生的堅決斗爭，迫使陳箓不得不請法國警察當局釋放了被捕學生，并將國內捐款的一部分發(fā)給困難的學生，并答應繼續(xù)發(fā)給救濟金。至此，“二二八”斗爭取得了部分勝利。

這場風波雖然持續(xù)的時間不長，但它宣告了追求光明、進步和知識的留法勤工儉學生與華法教育會中的腐朽勢力的決裂，揭開了勤工儉學生聯(lián)合起來同中國反動政府斗爭的序幕，許包野在這場運動中經受了鍛煉，參加游行示威、救護受傷同學、營救被捕的學生，積極融入進步同學中去。

6月，北洋政府不惜以印花稅和筑路權作保，向法國當局大肆借款3億法郎購買軍火，這一陰謀經法國報紙披露后，輿論大嘩。當時兼任天津《益世報》記者的周恩來，特地從德國趕到法國調查內幕，《旅法華人拒絕借款之運動》《中法大借款竟實行簽字矣》《第二次僑法同胞拒款大會經過始末》等報道，使得剛到法國的北洋政府專使朱啟鈐和財政次長吳鼎昌頗為尷尬。學生們不顧溫飽，幫助六大華人社團散發(fā)傳單，還組織起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先后兩次聚集在巴黎哲人大廈召開“拒款大會”。

與上次的“二二八運動”不同，這次“造反”，不單蒙尼達派和勤工派實現(xiàn)了真正的大聯(lián)合，就連勤工儉學生和在法華工也實現(xiàn)了大聯(lián)合。在“拒款大會”上，威風凜凜的山東、河北華工把駐法公使館的電話線剪斷，還在使館門前潑上酒精，首次顯示了華工的力量，許包野親眼看到了廣大旅法華工和學生的力量，深深體會到團結才是取得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拒款大會”上，陳箓不敢露面，他的秘書王曾思在幾百名華人面前簽下了“城下之盟”：倘此次中法大借款及以后的種種大借款成立，公使及全體職員立時辭職，以謝國人。

許包野在1920年底轉到了里昂大學學習。里昂位于法國東南部，處于索恩河與羅訥河的匯合處，位于從地中海通歐洲北部的戰(zhàn)略走廊帶上，在羅馬帝國之前即已繁榮，長期為法國的政治中心。19世紀，這里曾多次爆發(fā)工人起義。里昂，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西方終點，見證了中國古代的繁榮。然而，自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成為世界列強攫取豪奪的肥肉，單單1855年、1860年，里昂商會就兩次派遣商隊到遙遠的中國，去廣州、北京、福建和四川等地，采購回歐洲奇缺但受歡迎的絲綢、茶葉、藥品和瓷器。

華法教育會經過多方考察，決定把當時中法大學海外部的校址最終選定里昂，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歷史上里昂和中國有著頻繁的文化交流；二是當時的里昂政要愛德華·赫里歐大力支持此事。赫里歐曾長期擔任里昂市市長，后擔任過法國總理、眾議院院長、國民議會議長等要職。他向中方表示，愿意將里昂圣-伊雷內堡的一個軍事要塞捐贈出來，作為中法大學海外部的校址。除此之外，里昂是法國的一個大學區(qū)，學校較多，可供中國留學生選擇分科求學，且里昂物價比巴黎低得多，符合中國留學生勤工儉學的現(xiàn)狀和要求。于是蔡元培報請孫中山批準，將中法大學海外部設在里昂，對外稱為里昂中法大學。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公推吳稚暉任校長，經過緊鑼密鼓的籌備，里昂中法大學于1921年9月竣工。

根據(jù)雙方達成的協(xié)議，里昂中法大學的課程是由法國國立里昂大學協(xié)助完成的。換言之，凡在里昂中法大學注冊的中國學生，經考核后即可進入法國國立里昂大學學習，利用其提供的教學資源，完成大學學業(yè)。中國留學生可以根據(jù)自己的興趣選擇在國立里昂大學的文、理、法、醫(yī)四個學院，以及化學、制革、工業(yè)、建筑、美術、音樂、商業(yè)、農業(yè)、獸醫(yī)、制絲、紡織等十二所高等專門學校進行學習，一些學生還可以去國立里昂大學以外的其他大學學習。在當時中國國內政局動蕩、師資匱乏、經費不足的情況下，里昂中法大學所采取的海外辦學形式，成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走曲線救國道路的有益嘗試。

“拒款大會”后，法國政府和北洋政府對此極為憤怒，宣布停止向留法學生發(fā)放勤工儉學費用。

聽到這個消息后，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免試入學的赴法留學生們，在絕望中孤注一擲，認為擺脫困境的唯一辦法就是爭取“生存權，求學權”，留法的學生在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等人的領導下，開展了“爭回里昂中法大學”運動，通過與校方談判、游行、占領校舍等方式奮起抗爭。

在蔡和森、趙世炎等人的率領下，他們于1921年9月20日從巴黎出發(fā)，從法國各地分赴里昂，并于9月21日占領了里昂中法大學。這一行動遭到法國警察的強制干預，107名學生被關進蒙呂克堡監(jiān)獄。聞訊后，占領里昂大學運動的聯(lián)絡員聶榮臻，輾轉多方求助，最終救出3人，其中便有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趙世炎。其余104人被法方于10月13日遣送回國。

進占里昂中法大學一事暴露了諸多矛盾——祖國命運與外國侵略、救國理想與賣國求榮、為個人與為國家、技術救國與制度救國……這些矛盾，在短短的幾天內發(fā)生了劇烈的變化，如何分析，如何引導，如何參與，如何影響，不同的理念、思維，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

許包野在當時的法國里昂大學就讀選的是哲學和法律。而哲學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在探求知識的艱難道路上，許包野常能體會到學習如行山陰道上，有無數(shù)的精神愉悅，但有時也會覺得這門功課的枯燥無味。

在法學習和生活的過程中，許包野逐漸感覺到，出國留學時所抱的那種“實業(yè)救國”“科學救國”的愿望，是非常不現(xiàn)實的。中國的經濟命脈和工業(yè)系統(tǒng)幾乎都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控制。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十分薄弱，要發(fā)展民族工業(yè)，不改變軍閥統(tǒng)治的政權，只能是一種幻想。勤工儉學生中的多次激烈辯論，以及1921年開展的幾次大規(guī)模群眾斗爭的場面，經常浮現(xiàn)在他的面前。他翻來覆去地思考著：中國是這樣一個現(xiàn)實，你的科學技術學得再好，即便是成為工程師，回國以后又有什么用呢？總之，許包野的思想很矛盾，遇到的問題很多，覺得一切都同原來的設想不一樣。就在這個時候，他接觸馬列主義的機會也多起來。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很大，馬列主義的小冊子很多，《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ABC》這些著作很容易見到。從馬克思、列寧的學說中，他開始認識到，要想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使四萬萬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勞工專政，實行社會主義。他們經常在一起議論資本主義的弊病，談論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還能經?？吹絿鴥绒k的一些革命報刊，主要是《向導》周報。這時的《向導》與以前的《新青年》不同了，越來越多地涉及中國現(xiàn)實的政治問題，對各種政治主張的分歧、對軍閥混戰(zhàn)都有具體的剖析。雖在異國，但他們對中國的實際還是關心和了解的。

經歷了1921年的三次大斗爭之后，勤工儉學生得到了極大的鍛煉，革命的思想和信念更加清晰堅定。他們中的先進分子，如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等，更加認識到在法國建立一個嚴密的有戰(zhàn)斗力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必要性。1922年6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在巴黎正式成立。同年冬，參加“少共”的共產黨員組成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領導留法學生繼續(xù)開展斗爭，并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黨員。作為中國赴法留學生集中地的里昂中法大學，在之后的革命斗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聶榮臻、鄧小平等人都曾在此組織和開展革命活動。此時的許包野已轉學到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