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學研究
論莊子的出世主義
山東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陳冀[1]
摘要:在現(xiàn)實生活的困境中,對生活方式、生活道路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是無法回避的,莊子深刻論述了人間世的生活抉擇困境。莊子認為,主觀精神境界上的超越不足以解決生活困境中的問題。莊子知識論上的懷疑主義支持了他的出世主義人生選擇。
關鍵詞:莊子 齊物論 懷疑論 出世主義
一
西方哲學家探討幸福的問題時,往往要追問一個善好生活方式的問題,只有按善好的方式生活才能獲得幸福。因此,幸福在于人們現(xiàn)實生活中的行動抉擇。面對各種可能的生活選擇時,人們必須審慎地考察每一種選擇可能導致的后果。
而在現(xiàn)代中國哲學研究者的眼中,中國古代哲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方式是不同于西方哲學家的。以莊子為例,莊子追求的幸福是純粹精神層面的。通過精神境界的超越,莊子克服了現(xiàn)實生活的苦難,在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體驗中獲得了最大的幸福。
這種理解和傳統(tǒng)莊學對莊子思想的理解是一脈相承的?!跺羞b游》《齊物論》二篇一直被視為理解莊子思想的關鍵篇章。通過“坐忘”的身體修煉和“心齋”的精神修煉等技術性手段逐步實現(xiàn)精神境界的提高,直至“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跺羞b游》中“摶扶搖而上九萬里”的大鵬、“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被視作莊子逍遙人格的寫真。劉笑敢教授將這種精神境界與馬斯洛所說的“高峰經驗”相比較:
高峰經驗的特點很多,比如,感覺世界和宇宙是一個整體從而產生萬物統(tǒng)一和充滿意義的感覺,感覺個人脫離了對人世的關心,感覺失去了世界感和空間感,感覺拋開了一切對立的界限等等?!R斯洛所列舉的高峰經驗的特點有些與莊子的見獨、坐忘或逍遙相似,有些則不同,但是作為純粹個體的自我的最高的生命體驗是十分相似的。[2]
然而,莊子思想的偉大,并不在于他給出了一套身體和精神修煉的方技以及對精神修煉中內心體驗的詩意描述。莊子的“境界”提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解決人生幸福問題,乃至為他人追尋人生幸福提供借鑒,是值得懷疑的。威廉·詹姆士在其《宗教經驗種種》中指出,神秘的心理體驗是暫時性和被動性的。一方面,“神秘狀態(tài)不可能維持很久,除了罕見的幾個特例,通常的極限似乎是半小時,最多一兩個小時;超過這個限度,它們漸漸消退,淡入日常的境況”;另一方面,“雖然預先的有意行為可以促使神秘狀態(tài)發(fā)生”,但是在進入神秘狀態(tài)時人們發(fā)覺自我“好像被一個更高的力量所把握”,導向神秘體驗的修煉行為(墮肢體,黜聰明)并不一定能夠確保修煉者進入神秘體驗(同于大通)。[3]正如劉笑敢教授所說,莊子的“境界”與馬斯洛的“高峰經驗”有諸多相似之處,這使我們可以在宗教心理學的時域內對這種“境界”進行考察并發(fā)現(xiàn)其局限性。誠然,與一般有過神秘體驗的人相比,莊子能夠以詩意的文筆去刻畫內在體驗,使神秘體驗不至于被淡忘而通過文藝創(chuàng)作得以升華。但是憑借這種體驗不足以克服莊子所洞察的人間世之深邃苦難。
《莊子》文本也清楚地表明,逍遙自由的體驗也是有“時效性”的。心靈縱使能短暫突破現(xiàn)實的束縛而升入無拘無束的自由之中,但也會在總體上受現(xiàn)實生活處境的制約。在請求監(jiān)河侯貸粟而遭敷衍時,莊子也會“忿然作色”,可見他當時處在煩惱和憤怒之中。在這樣的狀況下,他的心靈如何能夠在淡定和從容中自由飛翔?然而這正是莊子日常生活中的處境。離開現(xiàn)實生活的困境空談逍遙的境界是虛妄的。莊子的人生論所探討的,就是如何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選擇一種善好的生活方式。而他所面臨的最根本問題,就是出世和入世之間的選擇。
二
莊子的思想中具有濃郁的出世、遁世傾向,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以入世來概括莊子人生論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認,《莊子》中的某些篇章有著十分鮮明的出世意向。分歧在于,莊子對這種“出世主義”究竟是持贊同的態(tài)度,還是否定的態(tài)度。
入世還是出世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是否出仕。根據(jù)《莊子》的記載,莊子對仕宦于朝堂是非常抵觸和厭惡的。對于在政治領域成功地取得權力和財富之人,《莊子》中不乏辛辣的諷刺。《秋水》篇記載: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蛑^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庇谑腔葑涌郑延趪腥杖?。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曰鹓雛,子知之乎?夫鹓雛,發(fā)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鹓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列御寇》篇記載: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shù)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厄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y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莊子認為爵祿如同腐爛的鼠肉一般,只有卑下如鴟者才會孜孜不已地追求,更何況在追求爵祿的過程中要像舔舐痤癰痔瘡一樣卑賤地取悅王公,所以志向高潔者對其是不屑一顧的。當然,這并不是莊子獨有的價值取向?!墩撜Z》稱:“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薄拔0畈蝗?,亂邦不居。”包咸注“亂謂臣弒父,子弒君;危者,將亂之兆也”。孟子也主張“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士人應當依據(jù)現(xiàn)實時勢來選擇是否出仕。戰(zhàn)國時代正符合孔子口中這樣一種“天下無道”的為亂特征。田氏代齊、三家分晉,一部分儒家士人恪守信念拒絕仕宦于這些“亂臣賊子”的朝堂,并且對謀求富貴的士人大加鞭撻,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莊子拒絕出仕并不是因為要頑固地堅守一種信念,而是因為他清楚地分析比較了入世之途為個人生命帶來的益處和害處,從而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從拒絕楚相之聘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莊子冷靜的分析,《史記》記載: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yǎng)食之數(shù)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p>
莊子肯定千金之禮為“重利”、卿相之聘為“尊位”,并不是將其視為“腐鼠”一般棄若敝屣。然而他既看到了千金相位的價值,也看到了獲取這重利尊位所要付出的代價。如果沒有考慮清楚而輕易地接受聘請,一旦遭遇變故,身受兵革刑戮就后悔莫及了。《列御寇》篇記載,有人由于取悅宋王而得車十乘,向莊子炫耀他的收獲,莊子以這樣一個寓言向他分析其中的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