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¹⁾

今天是北京大學成立第二十五年的紀念日，我于當然的慶祝以外還有一種自私的快樂。今天也是我個人的生日。況且去年大學紀念日及我個人三十歲生日紀念完以后，那天晚上我又得一個兒子。所以今天在我個人有三種慶祝：我自己，我的二十四歲的小兄弟北大及我的一歲的小朋友——兒子。但是同時有一件小的不幸，就是我近來病了。每夜兩點鐘以后便不能安睡。稍為做一點事，腰背便疼痛，不能支持。據(jù)中西醫(yī)生的診斷都說是因為過于勞苦所致?，F(xiàn)在我已向校中告假一年，假期即從今天起，到明年秋天開學時回校。這件事已蒙蔡先生允準了，所以我要同諸君作八九個月的小別。

因此我今天很有一點感觸，覺得個人的生命和健康是不定的，只有團體——大我——的生命和健康是長久的繼續(xù)不斷的。然而北京大學的生命始終還是保存著，并且不斷的向前生長。所以我們對于他應該有許多的希望。這幾年來組織上很有進步，學校的基礎也日趨穩(wěn)固。所最慚愧的是在學術上太缺乏真實的貢獻。我在今天《北大日刊紀念刊》上《回顧與反省》一文里，引了近代詩人龔定庵“但開風氣不為師”一句話，我說，這話只可為個人說，而不可為一個國立的大學說。國立的大學不但要開風氣，也是應該立志做大眾師表的。近數(shù)年來，北大在“開風氣”這方面總算已經(jīng)有了成績；現(xiàn)在我們的努力應該注重在使北大做到“又開風氣又為師”的地位。

諸位看著這邊出版品展覽部所陳列的報章雜志及書籍三百多種，總算是本校同人在近年中國著作界的貢獻了，但是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學術上的價值！依據(jù)中國學術界的環(huán)境和歷史，我們不敢奢望這個時候在自然科學上有世界的貢獻，但我個人以為至少在社會科學上應該有世界的貢獻。諸位只要到那邊歷史展覽部一看，便可知道中國社會科學材料的豐富。我們只是三四個月工作的結果，就有這許多成績可以給社會看了。這兩部展覽，一邊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裨販，一邊是整理國故的小小的起頭。看了這邊使我們慚愧，看了那邊使我們增加許多希望和勇氣。

我們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思想、宗教、美術、政治、法制、經(jīng)濟的材料；這些材料都在那里等候我們的整理；這個無盡寶藏正在等候我們?nèi)ラ_掘。我們不可錯過這種好機會；我們不可不認清我們“最易為力而又最有效果”的努力方向。我現(xiàn)在不能多說話，就此同諸位暫時告別。

讀書的習慣重于方法⁽²⁾

讀書會進行的步驟，也可以說是采取的方式大概不外三種：

第一種是大家共同選定一本書本讀，然后互相交換自己的心得及感想。

第二種是由下往上的自動方式，就是先由會員共同選定某一個專題，限定范圍，再由指導者按此范圍擬定詳細節(jié)目，指定參考書籍。每人須于一定期限內(nèi)作成報告。

第三種是先由導師擬定許多題目，再由各會員任意選定。研究完畢后寫成報告。

至于讀書的方法我已經(jīng)講了十多年，不過在目前我覺到讀書全憑先養(yǎng)成好讀書的習慣。讀書無捷徑，是沒有什么簡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讀書的習慣可分為三點：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謙。

勤苦耐勞是成功的基礎，做學問更不能欺己欺人，所以非勤不可。其次謹慎小心也是很需要的，清代的漢學家著名的如高郵王氏父子，段茂堂等的成功，都是遇事不肯輕易放過，旁人看不見的自己便可看見了。如今的放大幾千萬倍的顯微鏡，也不過想把從前看不見的東西現(xiàn)在都看見罷了。謙就是態(tài)度的謙虛，自己萬不可先存一點成見，總要不分地域門戶，一概虛心的加以考察后，再決定取舍。這三點都是很要緊的。

中國公學校門，1928年4月至1930年5月胡適曾任中國公學校長。

其次還有個買書的習慣也是必要的，閑時可多往書攤上逛逛，無論什么書都要去摸一摸，你的興趣就是憑你伸手亂摸后才知道的。圖書館里雖有許多的書供你參考，然而這是不夠的。因為你想往上圈畫一下都不能。更不能隨便的批寫。所以至少像對于自己所學的有關的幾本必備書籍，無論如何，就是少買一雙皮鞋，這些書是非買不可的。

青年人要讀書，不必先談方法，要緊的是先養(yǎng)成好讀書，好買書的習慣。

找書的快樂⁽³⁾

主席、諸位先生：

我不是藏書家，只不過是一個愛讀書，能夠用書的書生，自己買書的時候，總是先買工具書，然后才買本行書，換一行時，就得另外買一種書。今年我六十九歲了，還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那一門？是中國哲學呢？還是中國思想史？抑或是中國文學史？或者是中國小說史？《水經(jīng)注》？中國佛教思想史？中國禪宗史？我所說的“本行”，其實就是我的興趣，興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書了。十一年前我離開北平時，已經(jīng)有一百箱的書，大約有一二萬冊。離開北平以前的幾小時，我曾經(jīng)暗想著：我不是藏書家，但卻是用書家。收集了這么多的書，舍棄了太可惜，帶吧，因為坐飛機又帶不了。結果只帶了一些筆記，并且在那一二萬冊書中，挑選了一部書，作為對一二萬冊書的紀念，這一部書就是殘本的《紅樓夢》。四本只有十六回，這四本《紅樓夢》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幾十年的書，到末了只帶了四本，等于當兵繳了械，我也變成一個沒有棍子，沒有猴子的變把戲的叫化子。

這十一年來，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書，加上歷年來自己新買的書，又把我現(xiàn)在住的地方堆滿了，但是這都是些不相干的書，自己本行的書一本也沒有。找資料還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語所”的圖書館和別的圖書館如臺灣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等救急。

找書有甘苦，真?zhèn)钨M推敲

我這個用書的舊書生，一生找書的快樂固然有，但是，找不到書的苦處也嘗到過。民國九年(1920年)7月，我開始寫《水滸傳考證》的時候，參考的材料只有金圣嘆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傳》、《征四寇》及《水滸后傳》等，至于《水滸傳》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廿四回本，還都沒有看到。等我的《水滸傳考證》問世的時候，日本才發(fā)現(xiàn)《水滸》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廿回本。同時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廿四回本。做考據(jù)工作，沒有書是很可憐的。考證《紅樓夢》的時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紅樓夢》都是一百廿回本。這種一百廿回本并非真的《紅樓夢》。曹雪芹四十多歲死去時，只寫到八十回，后來由程偉元、高鶚合作，一個出錢，一個出力，完成了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書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說：“世人都想看到《紅樓夢》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寶玉未娶，大家極想知道這本書的結局如何？但卻無人找到全的《紅樓夢》。近因程、高二人在一賣糖攤子上發(fā)現(xiàn)有一大卷舊書，細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尋無著的《紅樓夢》后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訂，與前八十回一并刊出?！笨墒翘煜逻@樣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說法不可靠。

考證《紅樓夢》，清查曹雪芹

三十年前我考證《紅樓夢》時，曾經(jīng)提出二個問題，這是研究紅學的人值得研究的：一、《紅樓夢》的作者是誰？作者是怎樣一個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傳記有沒有可考的資料？曹雪芹所寫的那些繁華世界是有根據(jù)的嗎？還是關著門自己胡謅亂說？二、《紅樓夢》的版本問題，是八十回？還是一百廿回？后四十回是那里來的？那時候有七八種《紅樓夢》的考證，俞平伯、顧頡剛都幫我找過材料。最初發(fā)現(xiàn)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有程偉元序的乙本，其中并有高鶚的序文及引言七條，以后發(fā)現(xiàn)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證明后四十回是高鶚所續(xù)，而由程偉元出錢活字刊印。又從其他許多材料里知道曹雪芹家為江南的織造世職，專為皇室紡織綢緞，供給宮內(nèi)帝后、妃嬪及太子、王孫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賞賜臣下，后來在清理故宮時，從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屜內(nèi)發(fā)現(xiàn)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于皇帝派出的特務，負責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動態(tài)，由此可知曹家為闊綽大戶?！都t樓夢》中有一段說到王熙鳳和李嬤嬤談皇帝南巡，下榻賈家，可知是真的事實。以后我又經(jīng)河南的一位張先生指點，找到楊鐘羲的《雪橋詩話》及《八旗經(jīng)文》，以及有關愛新覺羅宗室敦誠、敦敏的記載，知道曹雪芹名霑、號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接著又找到了《八旗人詩抄》《熙朝雅頌集》，找到敦誠、敦敏兄弟賜送曹雪芹的詩，又找到敦誠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抄未刪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詩，內(nèi)有“四十年華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為甲申(即乾隆甲申廿九年，西歷1764年)。從這里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齡為四十歲左右。

險失好材料，再評石頭記

民國十六年我從歐美返國，住在上海，有人寫信告訴我，要賣一本《脂硯齋評石頭記》給我，那時我以為自己的資料已經(jīng)很多，未加理會。不久以后和徐志摩在上海辦新月書店，那人又將書送來給我看，原來是甲戌年手抄再評本，雖然只有十六回，但卻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里面有：“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甲年八月淚筆”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于乾隆廿七年冬，即西歷1763年2月12日：“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痹娋?，充分描繪出曹雪芹寫《紅樓夢》時的情態(tài)。脂硯齋則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從民國十七年二月我發(fā)表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之后，大家才注意到《脂硯齋評本石頭記》。不過，我后來又在民國廿二年從徐星署先生處借來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硯齋四閱評過的《石頭記》，是乾隆廿五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

談《儒林外史》，推贊吳敬梓

現(xiàn)在再談談我對《儒林外史》的考證：《儒林外史》是部罵當時教育制度的書，批評政治制度中的科舉制度。我起初發(fā)現(xiàn)的只有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賦一卷(四篇)，詩二卷(一三一首)，詞一卷(四七首)，拿這當做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國的大詩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時，說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墒且话闳硕颊f《文木山房集》沒有刻本，我不相信，便托人在北京的書店找，找了幾年都沒有結果，到了民國七年才在帶經(jīng)堂書店找到。我用這本集子參考安徽《全椒縣志》，寫成一本一萬八千字的《吳敬梓年譜》，中國小說傳記資料，沒有一個能比這更多的，民國十四年我把這本書排印問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吳敬梓二人作一個比較，我覺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吳敬梓的思想則是超過當時的時代，有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吳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嚴刻地批評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較科學化的觀念。

有計劃找書，考證神會僧

前面談到的都是沒有計劃的找書，有計劃的找書更是其樂無窮。所謂有計劃的找書，便是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方法去找書，現(xiàn)在再拿我找神會和尚的事做例子，這是我有計劃的找書：神會和尚是唐代禪宗七祖大師，我從《宋高僧傳》的慧能和神會傳里發(fā)現(xiàn)神會和尚的重要，當時便作了個大膽的假設，猜想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只有在日本和敦煌兩地可以發(fā)現(xiàn)。因為唐朝時，日本派人來中國留學的很多，一定帶回去不少史料，經(jīng)過“小心的求證”，后來果然在日本找到宗密的《圓覺大疏抄》和《禪源諸詮集》，另外又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及倫敦的大英博物館發(fā)現(xiàn)數(shù)卷神會和尚的資料。知道神會和尚是湖北襄陽人，到洛陽、長安傳布大乘佛法，并指陳當時的兩京法祖三帝國師非禪宗嫡傳，遠在廣東的六祖慧能才是真正禪宗一脈相傳下來的。但是神會的這些指陳不為當時政府所取信，反而貶走神會。剛好那時發(fā)生安史之亂，唐玄宗遠避四川，肅宗召郭子儀平亂，這時國家財政貧乏，軍隊餉銀只好用度牒代替，如此必須要有一位高僧宣揚佛法令人樂于接受度牒。神會和尚就擔任了這項推行度牒的任務。郭子儀收復兩京(洛陽、長安)，軍餉的來源，不得不歸功神會。安史之亂平了后，肅宗迎請神會入宮奉養(yǎng)，并且尊神會為禪宗七祖，所以神會是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jīng)》的創(chuàng)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勛。我所研究的《神會和尚全集》可望在明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最后，根據(jù)我個人幾十年來找書的經(jīng)驗，發(fā)現(xiàn)我們過去的藏書的范圍是褊狹的，過去收書的目標集于收藏古董，小說之類決不在藏書之列。但我們必須了解了解，真正收書的態(tài)度，是要無所不收的。

智識的準備⁽⁴⁾

一

在這個值得紀念的儀式完畢之后，你們就被列入少數(shù)特權分子之列——大學畢業(yè)生。今天并不是標示著人生一段時期的結束或完畢，而是一個新生活的開始，一個真正生活和真正充滿責任的開端。

人家對你們作為大學畢業(yè)生的，總期望會與平常人有所不同，和大多數(shù)沒有念過大學的人有所不同。他們預料你們言行會有怪異之處。

你們有些人或許不喜歡人家把你們目為與眾不同、言行怪異的人。你們或許想要和群眾混在一起，不分彼此。

讓我們向你們保證，要回到群眾中間，使人不分彼此，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假如你們有這個愿望，你們隨時都可以做到，你們隨時都可以成為一個“好同伴”，一個“易于相處的人”——而人們，包括你們自己，馬上就會忘記你們曾經(jīng)念過大學這回事。

雖然大學教育當然不該把我們造成為“勢利之徒”和“古怪的人”，可是我們大學畢業(yè)生一直保留一點兒與眾不同的標志，卻也不是一件壞事。這一點兒與眾不同的標志，我相信，是任何學術機構的教育家所最希望造成的。

大學男女學生與眾不同的這個標志是什么呢？多數(shù)教育家都很可能會同意的說，那是一個多少受過訓練的腦筋——一個多少有規(guī)律的思想方式——這會使得，也應當使得，受大學教育的人顯出有些與眾不同的地方。

一個頭腦受過訓練的人在看一件事是用批判和客觀的態(tài)度，而且也用適當?shù)闹亲R學問為憑依。他不容許偏見和個人的利益來影響他的判斷，和左右他的觀點。他一直都是好奇的，但是他絕對不會輕易相信人。他并不倉卒的下結論，也不輕易的附和他人的意見，他寧愿耽擱一段時間，一直等到他有充分的時間來查考事實和證據(jù)后，才下結論。

總而言之，一個受過訓練的頭腦，就是對于易陷人于偏見、武斷和盲目接受傳統(tǒng)與權威的陷阱，存有戒心和疑懼。同時，一個受過訓練的腦筋絕不是消極或是毀滅性的。他懷疑人并不是喜歡懷疑的緣故；也并不是認為“所有的話都有可疑之處，所有的判斷都有虛假之處”。他之所以懷疑是為了想確切相信一件事。為了要根據(jù)更堅固的證據(jù)和更健全的推理為基礎，來建立或重新建立信仰。

你們四年的研究和實驗工作一定教過你們獨立思考、客觀判斷、有系統(tǒng)的推理，和根據(jù)證據(jù)來相信某一件事的習慣。這些就是，也應當是，標示一個人是大學生的標志。就是這些特征才使你們顯得“與眾不同”和“怪異”，而這些特征可能會使你們不孚眾望和不受歡迎，甚至為你們社會里大多數(shù)人所畏避和摒棄。

可是，這些有點令人煩惱的特點卻是你們母校于你們居留在此時間中，所教導你們而為此最感覺自豪的事。這些求知習慣的訓練，如果我沒有判斷錯誤的話，也就是你們在大學里有責任予以培養(yǎng)起來的，回家時從這個校園里所帶走的，并且在你們整個一生和在你們一切各種活動中，所繼續(xù)不斷的實行和發(fā)展的。

偉大的英國科學家，同時也是哲學家的赫胥黎(Thomas H.Huxley)曾說過：“一個人一生中最神圣的行為就是口里講，內(nèi)心深感覺到這句話：‘我相信某件事是實在的?！o附在那個行為上的是人生存在世上一切最大的報酬和一切最嚴重的責罰。”要成功的完成這一個“最神圣的行為，”那應用在判斷、思考，和信仰上的思想訓練和規(guī)律是必要的。

所以在這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你們必須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是否獲得所期望于為一個受大學教育的我所該有的充分智識訓練嗎？我的頭腦是否有充分的裝備和準備來做赫胥黎所說的“一個人一生中最神圣的行為”？

二

我們必須要體會到“一個人一生中最神圣的行為”也同時是我們?nèi)粘Ｋ枳龅男袨?。另一個英國哲學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曾說過：“各個人每天每時每刻都需要確切證實他所沒有直接觀察過的事情……法官、軍事指揮官、航海人員、醫(yī)師、農(nóng)場經(jīng)營者(我們還可以加上一般的公民和選民)的事，也不過是將證據(jù)加以判斷，并按照判斷采取行動……就根據(jù)他們做法(思考和推論)的優(yōu)劣，就可決定他們是否盡其分內(nèi)的職責。這是頭腦所不停從事的職責?！?/p>

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右二)與學校董事會成員丁音(右一)、蔡元培(右三)、馬君武(左二)、高一涵(左一)合影。

由于人人每日每時都需要思考，所以人在思考時，極容易流于疏忽，漠不關心，和習慣性的態(tài)度。大學教育畢竟難以教給我們一整套精通與永久適用的求知習慣，原因是其所需的時間遠超過大學的四年。大學畢業(yè)生離開了他的實驗室和圖書館，往往感覺到他已經(jīng)工作得太勞累，思考得太辛苦，畢業(yè)后應當享受到一種可以不必求知識的假期。他可能太忙或者太懶，而無法把他在大學里剛學到而還沒有精通的智識訓練繼續(xù)下去。他可能不喜歡標榜自己為受過大學教育“好炫耀博學的人”。他可能發(fā)現(xiàn)講幼稚的話與隨和大眾的反應是一種調(diào)劑，甚至是一種愉快的事。無論如何，大學畢業(yè)生離開大學之后，最普遍的危險就是溜回到怠惰和懶散方式的思考和信仰。

所以大學生離開學校后，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繼續(xù)培養(yǎng)精稔實驗室研究的思考態(tài)度和技術，以便將這種思考的態(tài)度和技術擴展到他日常思想、生活，和各種活動上去。

天下沒有一個普遍適用以提防這種懶病復發(fā)的公式。但是我們?nèi)匀幌氆I給列位一個簡單的妙計，這個妙計對我自己和對我的學生和朋友都很實用。

我所想要建議的是各個大學畢業(yè)生都應當有一個或兩個或更多足以引起興趣和好奇心的疑難問題，借以激起他的注意、研究、探討，或?qū)嶒灥男乃?。你們大家都知道的，一切科學的成就都是由于一個疑難的問題碰巧激起某一個觀察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所促成的。有人說沒有裝備良好的圖書館和實驗室是無法延續(xù)求知的興趣。這句話是不確實的。請問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頓、法拉第，或者甚至達爾文或巴斯德究竟有什么實驗室或圖書館的裝備呢？一個大學畢業(yè)生所需要的僅是一些會激起他的好奇心，引起他的求知欲和挑激他的想法求解決的有趣的難題。那種挑激引發(fā)的性質(zhì)就足夠引致他搜集資料、觸類旁通、設計工具，和建立簡單而適用的試驗和實驗室。一個人對于一些引人好奇的難題不發(fā)生興趣的話，就是處在設備良好的實驗室和博物館中，智識上也不會有任何發(fā)展。

四年的大學教育所給予我們的，畢業(yè)只不過是已經(jīng)研究出來和尚未研究出來的學問浩瀚范圍的一瞥而已。不管我們主修的是那一個科目，我們都不應當有自滿的感覺，以為在我們專門科目范圍內(nèi)，已經(jīng)沒有不解決的問題存在。凡是離開母校大門而沒有帶一兩個智識上的難題回家去，和一兩個在他清醒時一直纏繞著他的問題，這個人的智識生活可以說是已經(jīng)壽終正寢了。

這是我給你們的勸告：在這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里，你們該花費幾分鐘，為你們自己列了一個智識的清單，假如沒有一兩個值得你們下決心解決的智識難題，就不輕易步入這個大世界。你們不能帶走你們的教授，也不能帶走學校的圖書館和實驗室?？墒悄銈儙ё邘讉€難題。這些難題時刻都會使你們智識上的自滿和怠惰下來的心受到困擾。除非你們向這些難題進攻，并加以解決，否則你們就一直不得安寧。那時候，你們看吧，在處理和解決這些小難題的時候，你們不但使你們思考和研究的技術逐漸純熟和精稔，而且同時開拓出智識的新地平線并達到科學的新高峰。

三

這種一直有一些激起好奇心和興趣疑難問題來刺激你們的小妙計有許多功用。這個妙計可使你們一生中對研究學問的興趣永存不滅，可開展你們新嗜好的興趣，把你們?nèi)粘Ｉ钐岣叩匠^慣性和苦悶的水準之上。常常在沉靜的夜里，你們突然成功的解決了一個討厭的難題而很希望叫醒你們的家人，對他們叫喊著說：“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那時候給你們的是智識上的狂喜和很大的樂趣。

但是這種自找問題和解決問題方式最重要的用處，是在于用來訓練我們的能力，磨練我們的智慧，而因此使我們能精稔實驗與研究的方法和技術。對思考技術的精稔可能引使你們達到創(chuàng)造性的智識高峰；但是也同時會漸漸的普遍應用在你們整個生活上，并且使你們在處理日?；顒訒r，成為比較懂得判斷的人，會使你們成為更好的公民，更聰明的選民，更有智識的報紙讀者，成為對于目前國家大事或國際大事一個更為勝任的評論者。

這個訓練對于為一個民主國家里公民和選民的你們是特別重要的。你們所生活的時代是一片充滿了驚心動魄事件的時代，一個勢要毀滅你們政府和文化根基的戰(zhàn)爭時代。而從各方面擁集到你們身上的是強有力不讓人批駁的思想形態(tài)，巧妙的宣傳，以及隨意歪曲的歷史。希望你們在這個要把人弄得團團轉(zhuǎn)的旋風世界中，要建立起你們判斷力，要下自己的決定，投你們的票，和盡你們的本分。

有人會警告你們要特別提高警覺，以提防邪惡宣傳的侵襲?？墒悄銈円鯓幼霾拍芊烙麄鞯那秩肽?？因為那些警告你們的人本身往往就是職業(yè)的宣傳員，只不過他們罐頭上所用的是不同的商標；但這些罐頭里照樣是陳舊的和不準批駁的東西！

例如，有人告訴你們，上次世界大戰(zhàn)所有一切唯心論的標語，像“為世界民主政治的安全而戰(zhàn)”和“以戰(zhàn)爭來消弭戰(zhàn)爭”，這些話，都是想討人歡喜的空談和煙幕而已。但是揭露這件事的人也就是宣傳者，他要我們?nèi)w都相信美國之參加上次世界大戰(zhàn)是那些“擔心美元英鎊貶值”放高利貸者和發(fā)戰(zhàn)爭財者所促成的。

再看另一個例子。你們是在一個信仰所培養(yǎng)之下長大起來的。這些信仰就是相信你們的政府形式，屬于人民的政府，尊敬個人的自由，特別是相信那保護思想、信仰、表達，和出版等自由的政府形式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但是我們這一代的新先知們卻告訴你們說，民主的代議政府僅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個必然的副產(chǎn)品，這個制度并沒有實質(zhì)的優(yōu)點，也沒有永恒的價值；他們又說個人的自由并不一定是人們所希求的；為了集體的福利和權力的利益起見，個人的自由應當視為次要的，甚至應當加以抑壓下去的。

這些和許多其他相反的論調(diào)到處都可以看到聽到，都想要迷惑你們的思想，麻木你們的行動。你們需要怎么樣準備自己來對付一切所有這些相反的論調(diào)呢？當然不會是緊閉著眼睛不看，掩蓋著耳朵不聽吧。當然也不會躲在良好的古老傳統(tǒng)信仰的后面求庇護吧，因為受攻擊和挑釁的就是古老的傳統(tǒng)本身。當然也不會是誠心誠意的接受這種陳腔濫調(diào)和不準批駁的思想和信仰的體系，因為這樣一個教條式的思想體系可能使你們丟失了很多的獨立思想，會束縛和奴役你們的思想，以致從此之后，你們在智識上說，僅是機械一個而已。

你們可能希望能保持精神上的平衡和寧靜，能夠運用你們自己的判斷，唯一的方法就是訓練你們的思想，精稔自由沉靜思考的技術。使我們更充分了解智識訓練的價值和功效的就是在這智識困惑和混亂的時代。這個訓練會使我們能夠找到真理——使我們獲得自由的真理。

關于這種訓練與技術，并沒有什么神秘的地方。那就是你們在實驗室所學到的，也就是你們最優(yōu)秀的教師終生所從事，而在你們研究論文上所教你們的方法，那就是研究和實驗的科學方法。也就是你們要學習應用于解決我所勸你們時刻要找一兩個疑難問題所用的同樣方法。這個方法，如果訓練得純熟精通，會使我們能在思考我們每天必須面對有關社會、經(jīng)濟，和政治各項問題時，會更清楚，會更勝任的。

以其要素言，這個科學技術包括非常專心注意于各種建議、思想和理論，以及后果的控制和試驗。一切思考是以考慮一個困惑的問題或情況開始的。所有一切能夠解決這個困惑問題的假設都是受歡迎的。但是各個假設的論點卻必須以在采用后可能產(chǎn)生的后果來作為適用與否的試驗，凡是其后果最能滿意克服原先困惑所在的假設，就可接受為最好和最真實的解決方法。這是一切自然、歷史，和社會科學的思考要素。

人類最大的謬誤，就是以為社會和政治問題簡單得很，所以根本不需要科學方法的嚴格訓練，而只要根據(jù)實際經(jīng)驗就可以判斷，就可以解決。

但是事實卻是剛剛相反的。社會與政治問題是關連著千千萬萬人命和福利的問題。就是由于這些極具復雜性和重要性的問題是十分困難的，所以使得這些問題到今日還沒有辦法以準確的定量衡量方法和試驗與實驗的精確方法來計量。甚至以最審慎的態(tài)度和用嚴格的方法無法保證絕無錯誤。但是這些困難卻省免不了我們用盡一切審慎和批判的洞察力來處理這些龐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必要。

兩千五百年前某諸侯⁽⁵⁾問孔子說“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喪邦有諸？”

想到社會與政治的問題，總會提醒我們關于向孔子請教的這兩個問題，因為對社會與政治的思考必然會連帶想起和計劃整個國家，整個社會，或者整個世界的事。所以一切社會與政治理論在用以處理一個情況時，如果粗心大意或固守教條，嚴重的說來，可能有時候會促成預料不到的混亂、退步、戰(zhàn)爭，和毀滅，有時就真的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剛就在前天，希特勒對他的軍隊發(fā)出一個命令，其中說到一句話：他要決定他的國家和人民未來一千年的命運！

但希特勒先生一個人是無法以個人的思想來決定千千萬萬人的生死問題。你們在這里所有的人需要考慮你們即將來臨的本地與全國選舉中有所選擇，所有的人需要對和戰(zhàn)問題表達意見，并不決定。是的，你們也會考慮到一個情況，你們在這個情況中的思考是正確，是錯誤，就會影響千千萬萬人的福利，也可能直接或間接的決定未來一千年世界與其文化的命運！

所以為少數(shù)特權階級的我們大學男女，嚴肅的和勝任的把自己準備好，以便像在今日的這個時代，這個世界，每日從事思考和判斷，把我們自己訓練好，以便作有責任心的思考，乃是我們神圣的任務。

有責任心的思考至少含著三個主要的要求：第一，把我們的事實加以證明，把證據(jù)加以考查；第二，如有差錯，謙虛的承認錯誤，慎防偏見和武斷；第三，愿意盡量徹底獲致一切會隨著我們觀點和理論而來的可能后果，并且道德上對這些后果負責任。

怠惰的思考，容許個人和黨團的因素不知不覺的影響我們的思考，接受陳腐和不加分析的思想為思考之前提，或者未能努力以獲致可能后果，來試驗一個人的思想是否正確等等就是智識上不負責任的表現(xiàn)。

你們是否充分準備來做這件在你們一生中最神圣的行動——有責任心的思考？

考試與教育⁽⁶⁾

我在民國二十三年，曾在考試院住過幾天，也在此會場講過話，所以這次重來，非常愉快。尤其看到考試院的建筑沒有被破壞，并知道今年參加高考的人數(shù)超過以前任何時期，現(xiàn)在交通如此不方便，而全國各大城市參加高考的人數(shù)，竟達萬人以上(就在我們北大的課室中，也有不少的人在應試)。我感覺到，自民國二十年舉行第一次考試以來，這十六年間，考試制度的基礎已相當鞏固。我是擁護考試制度的一個人，目睹考試制度的鞏固，與應考人數(shù)的增多，至為高興。

今天考試院的幾位朋友，要我來談談考試與教育的問題。當然考試與教育，與學校，都有很深的關系。中國的考試制度，可算有二千多年歷史。在漢朝初開國的幾十年，本來沒有書生擔負政治上的重要責任。后來漢武帝的宰相公孫弘，向武帝建議兩件大事：其一是“予博士以弟子”，因過去只有博士，而沒有學生，公孫弘主張給博士收學生。每個博士給予學生十人，后來學生數(shù)目逐漸增加，至王莽時代，增至一萬人。迨東漢中期，更增至三萬人。

其二就是考試制度，公孫弘因見國家的法令與皇帝的詔書，不但百姓不能了解，甚至政府的官吏亦多不懂。故獻議武帝，采用考試的辦法，即指定若干經(jīng)典為范圍，凡能背誦一部的，便予以官吏職位。這是最早的考試制度，約在紀元前一百二十四年開始實行，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二千一百年。有了這種考試制度，便可以吸收學校訓練出來的人才。風氣一開，就另外產(chǎn)生一種私人創(chuàng)辦的學校。在后漢時，此種學校達一百余所。各校學生有五六百人的，也有一二千人的。但因私人住宅無法容納，所以在學校附近，就有許多做小買賣的商店應運而生，以供應學生的衣著和食宿。

其后學校的開辦，主要的便是為適應此種考試制度而設。學校學生根據(jù)政府訂定的標準，大家去努力競爭。最初應考的人，還有階級的限制，就是只有士大夫階級才能應試。后來這種階級觀念也打破了，只問是否及格，而不問來歷?？荚囍贫绕浜笠仓饾u改進，在唐朝時，還有人到處送自己的卷子，此種辦法易影響主考人的觀念，所以大家覺得不妥當，而加以禁止。到宋朝真宗時代，更采用密封糊名的辦法，完全憑客觀的成績來錄取人才。

由于考試制度的漸趨嚴密和階級制度逐漸打破，所以無論出身如何寒微的人，都有應考的機會和出任官吏的可能。

以前我在外國，有人要我講中國的考試制度，我便引用一個戲臺上的故事，就是《鴻鸞禧》所描寫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這個戲也許大家都看過，是敘述一個乞丐頭兒金松的女兒金玉奴，在一個寒冷的冬天打開大門看見有人僵倒在地上，便和她父親把這個人救活了。那個人是一位來京應試的窮書生，因為沒有錢，又饑又餓，所以凍僵在門前。后來金玉奴請她父親把他收留了，這個書生不久便做了金松的女婿，并且考中了進士，還不能做知縣，只在縣中做縣尉縣丞之類的小官。但是他做了官之后，總覺得當一個乞丐頭的女婿沒有面子，所以在上任的路上，便要設法解決他的太太。在一個月明星稀的晚上，他叫她走出船頭，硬把她推下水去，但想不到金玉奴卻被后面一只船的人救起來，這個船上的主人，便是那書生的上司。他詢明情由，就收金玉奴為養(yǎng)女，等到那書生到差之后，仍將她嫁回給他。于是在洞房之夜，金玉奴便演出了棒打薄情郎這幕喜劇。

1930年9月《胡適文存三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這個故事是說明那個時候的人，誰都可以參加考試和有膺選的機會，完全沒有階級的限制。這種以客觀的標準和公開競爭的考試制度，打破了社會階級的存在，同時也是保持中國兩千多年來的統(tǒng)一安定的力量。

我認為中國到現(xiàn)在還是沒有階級存在的。窮富并不是階級，因為有錢的人，可能因一次戰(zhàn)爭或投機失敗而破產(chǎn)；貧窮的人，亦可以積累奮斗而致富，不像印度那樣，有許多明顯的階級存在。我國的階級觀念，已為考試制度所打破。

再說考試制度對于國家的統(tǒng)一，也有很大的關系。從前的交通非常不便，不像現(xiàn)在到甘肅，到四川，坐飛機只化幾個小時就可到，并且還有火車汽車和輪船等交通工具。在古時那種阻塞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而委派各地以至邊疆的官吏，來維持國家的統(tǒng)一達兩千多年，這實在有其內(nèi)在的原因，就是由于考試制度的公開和公平。當時中央派至各地的官吏(現(xiàn)在稱之為封建制度，我卻認為并不怎樣封建，因為不是帶了許多兵馬去的)皆由政府公開考選而來。政府考選人才，固然注意客觀的標準，同時也顧及到各地的文化水準，因此錄取的人員，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普及全國。在文化水準低的地方，也可以發(fā)現(xiàn)天才。有天才的人，便可以考中狀元，所以當選的機會各地是平等的。

同時還有一種回避的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須派往其他省份服務。有時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時候西北的人派到東南來。這種公道的辦法，大家沒有理由可以反對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來統(tǒng)治地方，這是考試制度影響的結果。

今天我到考試院來，班門弄斧的說了一套關于考試制度的話，一定很多人不愿意聽，所以我向大家告罪。

再說到本題來，即從漢朝以后，考試和教育的關系，那時候的學校，差不多都是為文官考試制度而設。迄至隋唐，流于以文取士的制度。本來考試內(nèi)容，包含多種，除進士外，有天文、醫(yī)學、法律、武藝等等。不過進士卻成為特別注重的一科。進士是考詩經(jīng)、詞賦的，即是以創(chuàng)作文學為標準。社會的眼光，也特別重視這一科。有女兒的人家要選進士為女婿，女子的理想丈夫，就是狀元進士。這種社會方氣，改變了考試的內(nèi)容。本來古代考試，不單純是做詩詞或八股文章，不過因為后來大家看不起學法律和醫(yī)藥的人，覺得這種學問，并不是偉大的創(chuàng)作，而進士卻能在嚴格的范圍內(nèi)來創(chuàng)作文學，當然應看作是天才了。社會這種要求，并不是沒有道理，不過因為太看重進士，所以就偏于以進士科為考試制度的標準。

至王安石時，他想變更這種風氣而提倡法治，研究法律。但是他失敗以后，便依然回復到做八股文章，走上錯誤的道路。但這種錯誤是基于當時的社會背景的。

因為考試內(nèi)容的改變，便影響到學校的教育?？荚囈迷娰x，學堂教育便要講詩賦，考試要用八股文章，學堂教育便要講八股文章。社會的要求和小姐們的心理，影響了考試制度，考試制度也影響了學校教育的內(nèi)容。

由于進士科考取的人才，多數(shù)是天才，天才除了做詩賦和八股之外，當然還可以發(fā)揮其天才做其他的事業(yè)。所以這并不是完全失敗的制度，此處并非說我同情進士制(我是最反對做律詩和八股文的)，不過我們要知道這是有歷史背景的。

我近年來，在國外感覺到，中國文化對世界有一很大的貢獻，就是這種文官考試制度。沒有其他的民族和國家，其考試制度會有二千多年的歷史的。我們即以隋唐到現(xiàn)在來說，已有一千四百年，唐朝迄今，有一千三百年，宋朝迄今，也有九百多年，沒有別的國家，能有這樣早的考試制度。我國以一個在山東牧豕出身的公孫弘先生，能于二千年前有這種見地，實在是件了不起的事。

再從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考試制度，也影響了別的國家。哈佛大學的《亞洲研究雜志》，前年刊登一篇北京大學教授丁士儀先生寫的文章，題為“中國文官考試制度影響英國文官考試制度的研究”。丁先生特別搜尋英國國會一百多年來贊成和反對采用中國文官制度的歷次討論紀錄，用作引證。并說明十八世紀(其實早在十七世紀)便有耶穌會的傳教士介紹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到歐洲，其中便曾有人提到中國的考試制度。首先在法國革命時(紀元1791年)，法國政府宣布要用考試制度，這思想是受了中國的影響的。不過后來革命政府失敗，所以沒有實現(xiàn)這個制度。其后這種思想，由歐洲大陸傳入英國，英國當時有所謂“公理學派”，主張改革政治，改革社會以謀取最大多數(shù)人類的最大幸福為目標(這個學派也可稱為幸福主義學派)。他們同樣看重了中國的文官制度，主張英國也應加以采用。

后來英國議會討論這個問題時，有贊成和反對兩派的意見。贊成派的理由，是中國能維持幾千年的統(tǒng)一局面，主要的是因為政府采用這種公開的客觀的考試制度；反對派則認為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歷次對外打敗仗，所以不應仿效中國的制度。由此可知無論贊成的和反對的，都承認這是中國發(fā)明的制度。

后來英國先生在印度和緬甸試行這種制度，到十九世紀以后，再在國內(nèi)施行。

其后德國也采用考試制度，不久復傳到美國。這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中國的影響的。

在太平天國時代(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出版的一本書叫做《中國人與中國革命》，這本書前面，有個附錄，是一個英國官員向英政府及人民寫的條陳，要求英國采用中國的文官制度。

由這些事例，可以看出中國文官制度影響之大，及其價值之被人重視，這也是我們中國對世界文化貢獻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

現(xiàn)在我們的考試，已經(jīng)不采用詩詞了(考試院的各位先生平常作詩作詞，不過是一種余興)，考試的內(nèi)容已和世界各國相差無多。比之古代，雖然進步了很多，但是我們回過頭看，現(xiàn)在卻缺少了上面所講過的社會上的心里期望。

現(xiàn)在人家擇女婿，不以高考及格為條件的，小姐們的理想丈夫，也不是高考第一名的先生！現(xiàn)在大家所仰慕的，高考還不夠，要留學生，頂好是個博士，而且是研究工程的，這是一個顯明的事實。

盡管現(xiàn)在社會對考試制度已較民國二十年時，認識得清楚，參加考試人數(shù)也已增多，但是小姐們并不很看重高考及格的人員。我們不可忽視，小姐是有影響考試制度的相當權力的。

怎樣才能使社會人士和小姐們養(yǎng)成對考試制度的重視呢？我還沒有方案來答復大家這個問題。

我曾和戴院長談過北京大學一個學生的故事。這個學生，今年畢業(yè)，是學法律的，中英文都很好，他的畢業(yè)論文，全篇用英文寫成的，故被目為該系成績最優(yōu)的一個。學校要留他當助教，他說“謝謝，我不干”。北平地方法院的首席檢查官在學校兼課，也邀他到法院去幫忙，他也說：“謝謝，我不干?！焙髞硪徊椋漠厴I(yè)論文雖作了，卻沒有參加畢業(yè)考試，原來他到一個私立銀行當研究生去了，他的薪津比敝校的校長還要多。他用不著參加考試，因為這個私立銀行是不用銓敘的。

我有三十二張博士文憑(有一張是自己用功得來，另外三十一張是名譽博士)，又當了大學校長，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個銀行練習生相差不多。我并不是拿錢做標準來較量，但是在這種狀態(tài)之下，如何能使社會的人士對考試及格的人起一種信仰呢？

我希望各位在研究國內(nèi)外各種高深學問之余，再抽時間看明朝以來三百年間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研究一下怎樣才可以恢復過去社會上對考試制度敬重的心理，就算我出這個題目來考考大家。

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

各位朋友，十幾年來我想來廣東一游，都沒有機會。十七年前我由外國回來，便想到粵。有一次廣州中山大學當局請我去講學，想來了，又因共亂一阻，便不果行。后來有一次買了鐵行郵船公司的船票，也因為別事阻擋，把船票都取消。直到現(xiàn)在才有機會來到香港與各位會面，覺得非常高興，現(xiàn)在聽聞各位能夠懂得我的話(國語)，尤為歡喜。

但是剛才陳先生說我是教育界的導師，是完全錯的。我對于教育還是一個門外漢，并沒有專門的研究。不過，我們講文學革命，提倡用語體文，這些問題，時常與教育問題發(fā)生了關系。也往往我們可以看到的問題，而在教育專門家反會看不到的。故如說我是喜歡和教育界談教育問題的則可，謂為導師便不對。我對于香港教育還不大清楚，實在不配談香港教育，但是我可以說香港是一個辦學的地方，像北平中小學教育經(jīng)費欠到二十一個月，就是廣州小學教員也欠薪幾個月，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誰也辦不好的。但是香港教育界這種情形絕少，因為他是商業(yè)發(fā)達，經(jīng)濟充裕的地方，這幾年來無論怎么的蕭條，總比較北平欠二十一個月薪，廣州欠幾個月薪的好得多，這樣若不能辦得好的教育，香港就對不起香港了。

再其次，辦教育，治安問題很要緊。比方在北方，日本的飛機天天在校頂飛過，叫誰也不能安心辦學，就是你不走，學生也走了。怎么辦呢？但是香港便沒有這種危險，在這樣好的環(huán)境下，香港的教育是應該發(fā)達的。我說東亞大陸有一個地方可以辦強迫教育、普及教育的，便是香港。因為香港這地方有錢，治安也好，可接近外人，可借鏡的地方很多。中國辦新教育已經(jīng)有三十多年了，卻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做得到。辦普及義務強迫教育，我以為香港是有這資格的，故此我說他是東亞大陸上一個辦義務教育的地方。近據(jù)報載，中央政府擬在南京辦義務普及教育，我想香港可以和他爭光的，希望諸位教育界領袖，向著這個目標邁進。

我此次南來，不單純來接受港大的學位，實在很想乘這機會，對南方的教育文化考察一下?，F(xiàn)在廣東很多人反對用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還提倡讀經(jīng)書。我真不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為什么別的地方已經(jīng)風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反而守舊如此！

我這回來香港，逗留了幾天，細加考察，便有所悟。我覺得一個地方的文化傳到他的殖民地或邊境，本地方已經(jīng)變了，而邊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著他祖宗的遺物。廣東自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許多都變了，而在廣東尚留著，像現(xiàn)在的廣東音是最古的，我現(xiàn)在說的才是新的。又比方我們的祖宗是席地而坐的，但后來我們坐椅子了，這種席地而坐的習慣傳到日本，至今仍是一樣。又比方英話傳到美國，現(xiàn)在本來的英語都變音了，而美國卻能保留著，如Clerk(書記)，英語現(xiàn)讀Clark音，不知美音才是對的。又如翰林或狀元，在廣東覺得很了不得，民間要題幾個字，不惜費許多金錢來找一個狀元或翰林來題，在北方并不如是重要，因為在廣東翰林是很難得的緣故。在邊境或殖民地的人，對于娘處來的東西，都想設法去保持它，說是祖宗的遺物。但是，我們應該曉得，祖宗之所以遺給我們是在乎應用的，比方“燈”是祖宗遺下來的，然而我們現(xiàn)在用電燈了。這是祖宗的嗎？從前我們用人力車，現(xiàn)在則用電車或汽車，難道“車”“燈”可以變化，思想文化便不可以嗎？所以，我第一希望香港能實現(xiàn)為第一個義務教育的地方，新的領袖，尤其要接受新的文化，做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以和平的手段轉(zhuǎn)移守舊勢力，使香港成為南方新文化中心。

聽說香港教育很發(fā)達，單是教員已經(jīng)有三千多，不能謂不發(fā)達。但我們要知道教育的基礎是很重要的，前兩月汪院長無線電報告二十三年教育成績，據(jù)說二十三年度小學教育比前增四倍，中學增十倍，大學增一百倍，在量看來很發(fā)達了，但試想這樣的進步是沒有基礎的。因為大學、中學要學費，許多人沒有資格升學，不該升學的，都憑借他的金錢或面子進去了，有天才的學生許多還沒有入學的機會。照理大學教育增一百倍，小學該增至二萬倍，這樣才有教育的基礎，有天才的人才有抬頭的機會，所以非做到義務教育、強迫教育不行。

現(xiàn)在我國的教育是辦不好的。一個小孩在小學念了六年書，畢了業(yè)回到家中，穿起一件長衫，便不屑助哥哥做木工，幫爸爸種田了，他說自己是學生了，特殊階級了。假使阿貓的兒子或阿狗的兒子，都給他念書，由小學畢業(yè)出來，人人都是特殊階級，那就沒有特殊了。

教育的藥沒有什么，就是多給他教育，不能因為有毛病就不教育，有毛病更應該多教育。然而，我覺得中國現(xiàn)在還談不到教育毛病問題，教育有兩種方法：一是普及，一是提高。把它普及了，又要把它提高，這樣的教育才有穩(wěn)固的基礎。

香港是一個商業(yè)的地方，做商人的或許沒有顧及教育或文化的問題，老一輩的也想保守著舊有的，統(tǒng)治階級也不一定對新文化表同情。然而現(xiàn)在不同了，香港最高級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香港大學文學院從前是沒有人注意的，最近他叫我計劃發(fā)展。但是我不懂的，已經(jīng)介紹兩位教育家給他了，這是很好的象征。諸位新領袖，應該把著這新的轉(zhuǎn)機推進這新的運動，我希望下次來港各位有新的成績報告，這地方美極了，各位應該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

我沒有什么話說，將來各位有問題，想和我研究的，請寄北京大學，我可以答的則答，我不懂的則請專家代答，完了。

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典禮致詞⁽⁷⁾

我很感謝李先生把今天就職典禮的儀式簡單化，更感謝政府允許我不須經(jīng)過正式的就職典禮，只作幾分鐘的講話，代表了我正式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務。

“中央研究院”有三十年的歷史，這三十年的歷史，可以說是我的老朋友們的心血造成的。創(chuàng)辦本院的第一任院長是我們的校長蔡孑民先生，輔導他的是楊杏佛先生。蔡先生逝世后，繼任的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朱騮先先生。在楊杏佛先生之后，擔任本院總干事的有丁文江先生，薩本棟先生，周鴻經(jīng)先生等。他們把一生最重要的時期——把全部的精力貢獻給“中央研究院”，甚至犧牲性命。朱先生更苦心維持了“中央研究院”十八年。我對“中央研究院”有親切的關系，不僅我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通訊研究員，也因為“中央研究院”是我許多朋友的心血結晶。

去年11月，朱先生以健康關系辭職，“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選了三個院長候選人，呈請“總統(tǒng)”核定?！翱偨y(tǒng)”沒有征詢我的同意，便任命我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當時我患肺炎，發(fā)高燒到一百零三度半。11月3日(紐約時間)，我病剛好了一星期，得到這個消息，即向政府懇辭，極力推薦李濟之先生擔任。李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有多年的歷史關系，比我年輕，年富力強，在學術上也有貢獻。李先生一再謙讓；政府也沒有體恤我在病中，要我把病養(yǎng)好了回來。朱先生又寫了緊急信給我，說院長沒有人接替，院士會議不能再耽擱了——這是選舉四十六年的院士十五人，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增加生力軍。這個會議的召開，必須有人主持。我乃請政府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長，替本院負責作重要的決定，讓我可以安心養(yǎng)病，等病好了一定回來。政府采納了我的建議，在去年12月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長。李先生在今年1月11日就職。就職之前，李先生電話問我：“什么時候可以回來？”我說：“病好了一定回來?！崩钕壬謫枺骸瓣枤v4月是不是可以回來？”我說：“可以回來。”因此，也就決定了召開院士會議的日期。院士會議的籌備工作，早就辦好了的，為了院長的接替而耽誤到今天。

我這次回來，我的兩位醫(yī)生是不答應的，我不聽勸告而回來了。我就是沒有政府的任命，因為許多老朋友把一生幾十年最寶貴的光陰貢獻給了“中央研究院”，甚至把性命也送在這里，我對“中央研究院”也不能完全推卸責任。今天我要借這個機會謝謝朱先生、李先生。以后希望在朱先生、李先生指導之下，在許多同人幫助之下，盡我的力量使“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有所成就。

我已經(jīng)六十七歲了，照西洋的看法已過了六十六歲。學術界有個普遍的規(guī)矩，年滿六十五歲的學者退休之后，可以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把研究工作讓生力軍補上。我已過了退休年齡一年有半，應該退休，享我退休的權利，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著書，寫文章。但在這個時候，“國家”艱難，而時代已進入原子能科學時代，“國家”需要科學，“國家”需要學術基礎，而我們應為國家努力建立學術科學研究的基礎，何況我們對“中央研究院”三十年來都有密切的關系。希望各研究所所長，各位研究員同人同我一致向這個目標前進。

我的病還沒有好，一兩個月后還須出國療治，還有我在國外八個年頭的“爛攤子”，也要收拾收拾。那時還要請李先生替我負責幾個月，等我病好，便把家眷接回來，把破書搬回來。在這一兩個月中，我很希望和朱先生、李先生以及各所同人談談在新時代新需要的狀況下，“中央研究院”有些什么可以幫“國家”的忙？在發(fā)展科學研究，建立學術基礎方面，我們能替“國家”擔任些什么？四年前的三月間，我曾來南港看過——是坐手推的“臺車”，撐著雨傘。那時“中央研究院”的地基才建好，路也沒有，真是篳路藍縷。四年后的今天，已是全部建設完成。大家可以安心的做研究工作，我覺得很高興。這足以代表“中央研究院”進步的新氣象，也代表了中國學術界的努力。

慶祝我六十五歲的論文集，我今天是第二次得到了這本書。我六十五歲生日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書，趙元任先生等贈送過我這樣的一本書，不過那是象征性的，內(nèi)容是空白。

謝謝各位同人。

談談大學⁽⁸⁾

今天承各位青年朋友如此熱烈歡迎，深感榮幸，本人于四年前曾來臺中，當時所聽到有關于東大者，僅僅是一個董事會，甚至連校名也未曾確定，四年后的今天，東大不僅是開學了，而且有這么好的建筑，這么幽靜的環(huán)境，最高班也已至三年級了，這種迅速的進度，實在令人敬佩，我愿意借今天的機會向各位道喜！

我在美國時，曾看過貝聿銘先生的建筑設計，今天在此地又看到東大的校舍，諸位能在這么一個美麗的建筑，安靜的環(huán)境中，安居樂業(yè)，專心研究，實在是夠幸運了！昨天我在北溝看到許多名貴的古籍和歷代的藝術作品，就聯(lián)想到貴校的地理優(yōu)勢，假如諸位每周都能有機會看看故宮文物和“中央圖書館”的藏書，真是太理想了，因為這兩個寶庫中所收藏的，全是我國的精華，不僅是國寶，即在全世界，也占著最崇高的價值。

我現(xiàn)在已決定回美后，于本年秋間，和內(nèi)子帶一些破爛的書籍一同回來，那時希望有更多的時間，一方面研究，一方面可以多來東大看看，多作幾次有關學術的講演。

東大是一所私立的大學，到底私人設立的大學，對于一個國家的歷史和地位又有什么關系，什么影響呢？今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說是最困難的時候，大陸被極權者統(tǒng)治著，我們過去在學術上的一點成就和基礎，現(xiàn)在可說是全毀了。記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戰(zhàn)事沒有發(fā)生時，從北平到廣東，從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學，當時每一個大學的師生都在埋頭研究，假如沒有日本的侵略，敢說我國在今日世界的學術境域中，一定占著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過去的一點基礎現(xiàn)在全毀了。所以諸位今天又得在這一個自由的寶島上，有如平地起樓臺，這是何等艱巨的一份工作??！

說到這里，我們應該想想今天我們的國家在世界上，又占著一個怎樣的地位！這當然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一點我們不能否認，也必須了解的，就是有關于公私立大學校的延續(xù)問題，我國可考的歷史固然已有四千年，但一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有過六十年以上歷史的大學。我國第一個大學，是在漢武帝時，由公孫弘為相，發(fā)起組織，招收學生所設立的太學，這所太學，就是今日國立大學的起源，不過在設立之初只有五個教授，五十個學生，也就是所謂五經(jīng)博士，至紀元后一百多年，王莽篡漢時，這個太學不僅建筑擴大了，而且學生人數(shù)，也達到一萬人，光武中興時的許多政壇人物，多是出身自這所太學，到第二世紀，這所太學的學生已發(fā)展到三萬多人，比當今之哈佛、哥倫比亞等，毫無遜色。最可惜的，是當時政治腐敗達于極點，因此許多的太學生，就開始批評政治，進而干預，結果演成黨錮之禍，使太學蒙受影響。其后各代雖也有太學，但沒有多大作用，到最后太學生可以用錢捐買，因此就不成為太學了。此外漢代也有私人講學，其學生多少不等，有的三五百，有的二三千，這可以說是私立大學的起源，如鄭玄所創(chuàng)者，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