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教育實現(xiàn)精英再生產(chǎn)

在找工作之前很久即已出現(xiàn)的經(jīng)濟不平等有助于解釋精英孩子為何能找到頂級工作。過去，美國精英再生產(chǎn)的形式是父母將公司的掌管權或是家庭財富移交給成年子女。今天，經(jīng)濟特權從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采用的是更間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通過教育體系完成。

高等教育已經(jīng)成為美國社會分層和經(jīng)濟不平等最重要的工具。高中畢業(yè)生和大學畢業(yè)生之間的收入差距在過去30年間擴大了將近一倍?，F(xiàn)在，四年制高等院校畢業(yè)生的收入通常比高中畢業(yè)生的收入高80%。

盡管高等教育在過去50年內(nèi)快速擴張，“每個人都能上大學”的國家話語開始流行起來，但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是高校生源的主體。收入位列前1/4的家庭中，約80%的孩子能獲得學士學位，而后1/4的家庭中，僅有約10%的孩子能獲得同樣的學位。在選拔性高校，家庭收入和入學率之間的關系更為明顯。事實上，如果控制了種種與成就有關的上大學之前的特征，父母收入是預測孩子能否進入全國頂尖院校的重要指標。這種影響持續(xù)到了研究生教育，頂級商學院和法學院的學生超過半數(shù)來自收入在全國位列前10%的家庭。

許多美國人喜歡僅用個人抱負和能力來解釋這種差異。但研究表明，收入較高且受過教育的父母會將重要的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優(yōu)勢傳給下一代，使他們在獲得學業(yè)成功和高校入學競爭中領先一步。學者常把這三種優(yōu)勢看成“資本”（capital），因為每一種都可以兌現(xiàn)為獲得符號性或實質性回報的途徑，比如獲得有聲望或高收入的工作。

經(jīng)濟優(yōu)勢

收入、財富和其他類型的經(jīng)濟資本是富裕父母能支配的最明顯的資源，他們通過這些讓孩子獲得教育上的優(yōu)勢。簡單來說，富裕的家長能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錢，而他們也的確這樣做了。經(jīng)濟資本為孩子提供教育優(yōu)勢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擇校。美國是少數(shù)幾個公立中小學的教育資金主要取決于特定區(qū)域房產(chǎn)價格的西方工業(yè)國家之一。這樣一來，高質量的公立學校就過度集中到了房產(chǎn)價格最高、居民最富裕的地區(qū)，而高收入家庭更有能力住在有高質量學校的地區(qū)。實際上，對于很多有孩子的富裕家庭來說，學校質量成為他們選擇居住地點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優(yōu)越的經(jīng)濟條件也讓父母能夠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而無關他們住在哪里。在一些主要城區(qū)，私立學校從學前班開始，每年的學費可以達到將近4萬美元。

通過以上種種方式，富裕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可能進入好的中小學，這些學校的學生人均花費更多，師資更雄厚，能提供更前沿、更豐富的學習資料和資源。在高中階段，經(jīng)濟條件好的孩子能進入好的學校，這些學校有大量的榮譽獎勵，豐富的先修課程，以及各種運動、藝術、音樂和戲劇項目，此外還有人員訓練有素的大學咨詢辦公室提供相關信息。這類學校不僅能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和社交能力，也能幫助他們打造一份有競爭力的學業(yè)和課外活動簡歷，這在申請高校時非常有用。綜合這些優(yōu)勢，選拔性高校的錄取委員會對以成績優(yōu)異而聞名的學校的學生青眼有加。簡而言之，孩子上的中小學很大程度影響了他們能否進入大學，以及進入什么樣的大學。資源豐富、教學能力強的中學主要由富裕家庭的孩子占主導，他們比住在低收入社區(qū)、在捐贈較少的學校就讀的學生更有可能進入四年制大學或選拔性院校。

由于大學學費昂貴，所以父母的經(jīng)濟狀況影響了孩子申請哪所大學（或研究生院），以及最終進入哪所學校。如社會學家亞歷山德里婭·沃頓·雷德福（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最近對高中畢業(yè)生代表的研究所示，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尖子生不會申請知名的四年制私立大學，因為這些學校學費高昂。通過闡明金錢和與文化有關的知識如何共同起作用，亞歷山德里婭指出，一些人本來有資格從學校獲得豐厚的獎助學金，卻沒有遞交申請，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機會。另一些人則在準備經(jīng)濟資助所需的大量文件時困難重重。相反，富裕家庭的孩子在選擇學校時考慮的是非經(jīng)濟因素，如學習條件、課外活動資源，以及自我感覺是否與學校或與那里的學生群體相契合。

進入校園后，父母的經(jīng)濟支持幫助孩子彌補了學費和生活費的開銷。家庭富裕的孩子不需要為錢找工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學業(yè)和社交上，也能接受無薪實習，這些有利于他們在大學獲得成功，建立有價值的社會關系，獲得好的就業(yè)機會。而那些為了支付學費不得不兼職或者全職工作，或者還要給家里寄錢的學生則享受不到這種奢侈。總而言之，有更多經(jīng)濟資本的家長可以較容易地讓孩子接受高質量的教育，打造大學錄取委員會青睞的學業(yè)和課外活動簡歷，也能讓孩子全身心地享受大學生活。

社會關系

不過，金錢只是一部分原因。社會資本——社會關系網(wǎng)絡的規(guī)模、地位和范圍——也十分重要。父母的社會關系能為孩子提供獲得重要機會、信息和資源的途徑。例如，處于同一社會網(wǎng)絡的家長可以溝通學校里哪些老師最好，分享博得校長或教練青睞的訣竅。同樣，如果聯(lián)絡得當，他們還能促成私立中小學、大學或實習申請的成功。此外，學生自己的社會網(wǎng)絡也能起作用。擁有想要上大學的朋友和同伴能塑造學生對未來的期望，激發(fā)他們的斗志，而且這些朋友也能對如何準備大學申請?zhí)峁﹥?nèi)行的指點。

文化資源

最后，文化資源，即我們用來闖蕩社會的各種知識框架、觀念框架、解釋框架、行為框架，也是精英再生產(chǎn)的重要推動力。這類資源不可見，所以人們常常意識不到它們也是制造不平等的機制，而將其與個人能力混為一談。然而，文化資源的確是社會分層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一個人通往社會階梯頂層時發(fā)揮巨大作用。文化塑造著人們的抱負和世界觀，影響人們在日?；又械脑u判以及如何被他人評判，也影響著人們能否成功應對社會的各個守門機構（gatekeeping institutions），由此使得優(yōu)勢（和劣勢）不斷延續(xù)。

抱負和世界觀

我們在社會中的經(jīng)濟地位決定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學術界對特權如何從一代傳遞給下一代的認識。他認為，一個人從孩童時期就開始學習階層特有的品位、價值觀、互動方式（如禮儀和談話風格）、自我呈現(xiàn)的模式（如穿衣、說話、肢體語言）和行為方式。孩子直接所處的環(huán)境中物質資源的數(shù)量，影響著他們參與以及期望參與什么活動、獲得以及期望獲得哪些機會、做出以及期望做出怎樣的行為。對于身處下層的人來說，他們直接所處的環(huán)境中有各種現(xiàn)實的物質局限，還要擔心如何滿足日常的生存需要，所以他們常常偏愛實用性的、能立即見效的物品、機會和經(jīng)歷。相反，特權階層的孩子不需要為生存發(fā)愁，因此更喜歡并非直接有用的物品和實踐活動，這些東西存在時間較短、抽象、復雜、不易獲得，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這種基于階層的差異體現(xiàn)在很多方面，從喜歡的音樂類型到參與的體育活動都有所不同。例如，在選擇體育活動時，家庭不太富裕的人喜歡選擇經(jīng)濟門檻較低、規(guī)則簡單的游戲，比如街頭籃球或街頭足球；而富裕家庭的人更喜歡需要大量訓練、昂貴器材或服裝的游戲，這類運動只能在專門的場地進行，規(guī)則復雜，比如室內(nèi)網(wǎng)球、壁球或馬球。

與經(jīng)濟不平等最直接相關的是，這些模式塑造了一個人對于什么樣的教育和職業(yè)機會值得擁有，或者可能擁有什么樣的機會的看法。例如，家里不太富裕的人在職業(yè)選擇時更看重薪資和穩(wěn)定性，而家境富裕的人則更看重工作過程中的滿足感、樂趣以及個人表達等抽象的價值。這些由經(jīng)濟導致的看待世界的分歧和處世立身的差別，引導個人走向與父輩相同的社會、教育和職業(yè)軌跡，由此造成了社會再生產(chǎn)。

人際評價

階層也影響了人們?nèi)绾卧谌粘；又性u判他人，以及如何被他人評判，這是因為階層的一些重要維度是直觀可見的。無論是勞動工人飽經(jīng)風霜的手，還是富人們整齊亮白的牙齒，社會階層體現(xiàn)在人們的身體上。穿衣風格、言談特點，以及可見的大件消費品（如擁有什么樣的房子或車子）進一步顯現(xiàn)出個人的相對經(jīng)濟地位。但這些階層相關的信號其實遠非中立，它們影響著我們對一個人價值的判斷。美國人在評價他人時，傾向于認為高社會經(jīng)濟階層的人比低階層的人更有能力、更值得信任，也更受人喜歡，連學齡前兒童都顯露出這種傾向。社會學家米歇爾·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將這種認為不同群體有相對價值的看法稱為符號邊界（symbolic boundaries），它影響著現(xiàn)實中區(qū)分不同社會經(jīng)濟階層成員的社會邊界和不平等。它們影響我們在哪些人身上花費時間和精力，把哪些人納入或排除出我們的社交圈子。由此，階層影響著我們選誰做朋友、鄰居、配偶，以及本書所展現(xiàn)的，誰會成為新員工。

優(yōu)點的定義

最后，文化塑造了守門人如何定義并評估優(yōu)點（merit），他們控制著獲得有價值的機會或獎賞的渠道。不同于美國人的一般看法，優(yōu)點不是一個人身上固定的、能隨時在不同場合表現(xiàn)出來的內(nèi)在屬性，而是一種社會建構，植根于社會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對于什么構成了價值的文化理念。例如19世紀時，受盛行一時的進化論和種族生理差異觀念的影響，人們認為頭的大小可以有效衡量智商高低。而現(xiàn)在，大多數(shù)人對于根據(jù)卷尺測量的頭骨大小來分配大學入學名額或工作名額的想法可能會覺得可笑甚至感到害怕。但在每個時代，對什么是優(yōu)點，以及更重要的，哪些群體優(yōu)點多、哪些群體優(yōu)點少的看法，影響了誰能走上高聲望、高薪水、高影響力的位置。

優(yōu)點的構成并非價值中立的，它們潛伏在社會廣泛的權力斗爭中。例如上文提到的以頭骨大小衡量智商的做法源于歐洲白人試圖從科學的角度論證殖民主義的合理性，以及種族壓迫的合法性。同樣，如社會學家杰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的研究表明的，1920年代以前，一個人能否進入哈佛、普林斯頓和耶魯主要取決于學科測試以及所展現(xiàn)出的智商。然而，隨著猶太人入學數(shù)量的增加，以及反猶情緒的高漲，優(yōu)點的定義發(fā)生了改變。為了排除猶太學生并保障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優(yōu)勢，選拔時對智力才能的重視變成了關注一個人的“個性”（character），這體現(xiàn)為申請人參加的體育運動、課外活動，以及可感知到的男性氣概。對個性和全面發(fā)展的重視延續(xù)至今天的大學錄取。由此可見，優(yōu)點的內(nèi)涵不斷演變，既塑造著某一社會中的權力關系，又為這種關系所塑造。

但有一點亙古不變，即任何時期、任何地方對優(yōu)點的定義都反映了精英們的價值觀和品質。精英通?？刂浦鐣械氖亻T機構，因此有權塑造優(yōu)點的內(nèi)涵，以及在某一特定領域如何衡量優(yōu)點。精英們可能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縱標準，從而維系自己和后代的特權地位，也可能借此排除他們認為對自己造成威脅的群體，如上面例子中的猶太學生。當然，重要的潛意識過程也在起作用。在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我們都傾向于根據(jù)自己的形象來定義優(yōu)點。你可以問任何人——無論他處于哪個社會階層——什么是好學生、好父母，甚至什么是好司機，答案通常是在描述他們自己那類學生、父母或司機。由于精英常常是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者，因此毫不奇怪，無論社會的守門機構怎樣定義或衡量優(yōu)點，精英總是看起來優(yōu)點更多。從而文化對精英再生產(chǎn)的影響除了通過塑造抱負、價值觀、行為，以及個人在日?；又腥绾伪凰嗽u判之外，也規(guī)定了掌管通往權力、聲望和財富渠道的守門人以何種方式定義優(yōu)點、分配有價值的資源。

Stevens 2007.管理階層精英地位的代際傳遞從直接到間接的轉向，其理論和歷史基礎的相關討論，見Bourdieu, Boltanski, and Saint Martin 1973。

Goldin and Katz 2008; Western and Rosenfeld 2011.

Carnevale,Rose,and Cheah 2011.

Fisher 2012. 同樣，美國四年制大學的學生中，超過80%的人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上過大學（Saenz et al. 2007）。

Bowen and Bok 1998; Ellwood and Kane 2000.

Fisher 2012.

See Armstrong and Hamilton 2013;Calarco 2011;Lareau 2003;Lareau and Weininger 2003;Stevens 2007;Stuber 2009,2011.

對經(jīng)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三者關系的影響深遠的論述，見Bourdieu 1986.

相關討論，見Friedman 2013。

See Rivera and Lamont 2012.

See http://www.nytimes.com/2012/01/29/nyregion/scraping-the-40000-ceil- ing-at-newyork-city-private-schools.html?_r=0 （2014年9月29日訪問）。學前教育的學費也接近這個數(shù)。See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new-york-city-preschools-are-starting-to-crossthe-40000-thresh-old-2012-2（2014年9月29日訪問）。

相比之下，低收入家庭居住在不富裕的區(qū)域，那里的學校質量較差、生均經(jīng)費較少、班級規(guī)模更大、圖書及其他設施有限、學習條件差、課外活動少、提供大學申請咨詢的人員也少，這些缺陷不僅阻礙學生的認知和社會發(fā)展，也無法為大學申請做好準備。See Fischer et al. 1996; Sacks 2007.

Stevens 2007.

Cookson and Persell 1987; Stevens 2007.

事實上，已有證據(jù)表明，經(jīng)濟補助申請的結構和形式阻礙了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交申請、進入大學（Bettinger et al. 2012; Dynarski and Scott- Clayton 2006）。

Radford 2013.

See Armstrong and Hamilton 2013; Stuber 2009.

對社會資本和教育不平等的討論，見Coleman 1988; Davies and Kandel 1981; Furstenberg and Hughes 1995; Lin 1999。

我借用了Lareau and Weininger 2003對文化這一概念的表述。

對文化資本的準確定義仍有爭議（Lamont and Lareau 1988）。北美社會學家常將其定義為獲得各種高雅藝術（如音樂、美術、進餐、戲劇）的知識，或參加相關活動。但這一定義過于狹窄，掩蓋了布爾迪厄最初關于文化與不平等之關系的很多想法（相關討論，見Holt 1997; Lareau and Weininger 2003）。實際上，布爾迪厄（1986）提出了三種形式的文化資本：客觀化形態(tài)（如物質財產(chǎn)和所有物），具身化形態(tài)（如個人技能和知識，自我表達和外貌的風格），以及制度化形態(tài)（如教育資歷）。在布爾迪厄看來，在選擇可以算作文化資本的符號時，其背后的邏輯并不一定是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差別，而是這一符號的非必需性。所以，沿著Lamont and Lareau （1988）和Lareau and Weininger（2003）的脈絡，我將文化資本定義為高地位的文化符號、技能、實踐與風格，它們在與守門人和守門機構的互動中能夠帶來優(yōu)勢或利益。

這些品位會在一生中繼續(xù)發(fā)展（也可能變化）。相關討論，見Aschaffenburg and Mass 1997; Khan 2010。

Bourdieu 1984. See also Veblen 1899.

Kane 2003; Peterson 1997; Shulman and Bowen 2001; Stempel 2005.

See Halaby 2003; Willis 1977.

對社會階層與教育和職業(yè)期望之間關系的討論，見Armstrong and Hamilton 2013; Halaby 2003; Stuber 2011; Willis 1977。然而，需要強調的是，期望并不足以解釋一個人最終獲得了什么工作，現(xiàn)實的物質條件和資源狀況限制或加強了個人實現(xiàn)期望的能力（MacLeod 1987）。

人們僅看一眼就能驚人準確地判斷出一個人的社會階層。See Kraus and Keltner 2009.

關于成年人的討論，見Fiske et al. 2012; Lamont 1992; Ridgeway and Fisk 2012。關于兒童的討論，見Horwitz, Shutts, and Olson 2014; Ramsey 1991。

對符號邊界以及相關區(qū)別與不平等之關系的研究，相關評論參見Lamont and Molnar 2002。

社會學家把偏愛與自己相似的人稱為選擇同質化（choice homophily），心理學家稱其為相似性吸引假設（the similarity-attraction hypothesis）。關于這一現(xiàn)象的基礎性論述，見Byrne 1971; Kanter 1977; Lazarsfeld and Merton 1954; McPherson, Smith-Lovin, and Cook 2001。相似的價值觀、文化和階層，在人際吸引、人際評價和人際選擇中帶來的好處，相關實證研究，見DiMaggio 1987; Erickson 1996; Erickson and Shultz 1981; Lamont 1992;Rivera 2012b; Vaisey and Lizardo 2010; Wimmer and Lewis 2010。但需要指出的是，朋友、配偶等之間表現(xiàn)出來的相似性不僅是因為人們偏愛與自己相似的人，也是因為人們有越來越多的結構性機會（structural opportunities）和與自己相似的人互動，學者稱這一現(xiàn)象為誘發(fā)性同質化（induced homophily，see McPherson, Smith-Lovin, and Cook 2001）。

Morton 1839.

Gould 1981..

Karabel 2005..

Ibid.; Soares 2007; Stevens 2007.有人認為這些做法是為了使亞洲人和亞裔在名牌大學的入學率變低。See http://www.nytimes.com/2014/11/25/opinion/is-harvard-unfair-toasian-americans.html?_r=0 （2014年11月29日訪問）。

布爾迪厄（1993）將精英制度化守門標準的權力稱為神圣化的權力（the power of consecration）。See also Bourdieu 1984;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 Weber 1958.

這樣的過程在社會學文獻中常被稱為社會封閉（social closure）。See Alon 2009; Parkin 1974; Tilly 1998. Rakesh Khurana and Mikolaj Piskorski（2004）認為社會閉合不一定有目的性。

See Brown 1986; Kruger and Dunning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