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如何挽救我們時代的人心風俗

在《清史稿》中，史家評斷說“國藩事功本于學問”，誠哉斯言。事實上，曾國藩的學問，主要得自于唐鑒的教誨。1841年七月曾國藩在日記中記述了他向唐鑒問學的經(jīng)過，首先所問，便是修身之要與讀書之法。唐鑒的回答也簡單直接，告訴曾國藩要以《朱子全集》為宗，并提醒要熟讀而不能只是瀏覽。在強調了學問需要義理、考據(jù)、辭章結合，并以義理為宗旨后，又提示了史籍和典章對于經(jīng)邦濟世的重要性。

唐鑒尤其推許了倭仁用功篤實、克己自省之法，認為“檢攝于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于內(nèi)，只有‘主一無適’四字”。曾國藩聽后，昭然若發(fā)蒙也。我們知道，曾國藩雖然仕途還算順利，但他對于沉悶而難以施展?jié)乐诺木┏枪賵鋈遮厖捑耄?，與唐鑒的問學還有與倭仁等人的交往，使他逐步形成了守之終身的人生定盤針。即定省身日課十二條：一主敬，二靜坐，三早起，四讀書不二，五讀史，六謹言，七養(yǎng)氣，八保身，九日知所亡，十月無忘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門［參見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在京日記］。

儒家之學說，要言不煩，總以修身為本，逐步擴展至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曾國藩的學問，恰是以朱子之學為基礎，做成了諸葛亮、王守仁般的事功。這當然是《清史稿》的說法，但其實，曾國藩所遇的時代困境要遠遠大于諸葛亮和王守仁的時期。

曾國藩的困境不僅是老大的帝國的遲暮，而且還有如何面對外來文明沖擊的數(shù)千年之大變局，或許在平定太平天國起義時，他可以通過激發(fā)綱常倫理來應對洪秀全以“拜上帝會”為組織的借助可疑的基督教教義來進行的暴力動員。他所發(fā)出的討伐檄文是如此地激蕩起湖南士人和百姓的文化信仰，賦予了湘軍以極大的戰(zhàn)斗力。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圣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浄烁`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nóng)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買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jīng)，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shù)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討粵匪檄》）曾國藩具有應對時局挑戰(zhàn)的勇氣，因此，他積極推進洋務運動。不過，這個要應對的西方，不再是借助“上帝”的名義的起義者，而是挾軍事和經(jīng)濟實力為利器的整套制度和文明系統(tǒng)，因此，曾國藩雖然沒有像相傳中的胡林翼那樣，看見逆流而上的火輪吐血墜馬，但亦飽受心理煎熬，甚至付出了聲名跌落的教訓。當曾國藩遇到天津教案的時候，在處置之前他已經(jīng)意識到對天津教案的處置，將成為他數(shù)十年事功積累的終點。

曾國藩去世已經(jīng)一百多年了，中國經(jīng)歷了帝制的結束、共和的建立，在21世紀的時候，我們幾乎也看到了經(jīng)濟增長所帶來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不過，我們是否依然還相信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和創(chuàng)造的困境并沒有因為經(jīng)濟的騰飛而緩解，甚至國力的增強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我們對于發(fā)展模式和文明價值認知上的分裂。因此，靜下心來，先看看曾國藩在戎馬生涯中寫給自己的兄弟及其他家人的書信，是否能為我們找到觀察未來方向的立足點呢？

《曾國藩家書》自20世紀末開始，再度成為坊間的常銷書，我想大約是在中國社會急劇的變化中，人們尋求價值根基努力的一種表現(xiàn)。在這樣的一個財富迅速增長、社會關系頻繁變化的時代，國人忽然發(fā)現(xiàn)如何持續(xù)地保持財富的增長，如何讓自己的子孫后代不被過度嬌生慣養(yǎng)而失去在社會上的競爭力非常重要。許多家長都選擇《曾國藩家書》作為自己的修身讀本或者教育孩子的重要素材。所以市場上出現(xiàn)了許多《曾國藩家書》的版本。

《曾國藩家書》內(nèi)容豐富復雜，有些文句深奧難懂，所以我們在籌劃“大眾儒學經(jīng)典”的時候，就考慮如何選擇一些重要的主題和重要的信件使之適合更大的人群閱讀和受益，因此，委托在上海大學任教的袁曉晶博士進行重新編輯。

在這個選本中，袁曉晶將主題確定為六個方面，包括修身、勸學、孝悌、處世、為政和治軍。這既考慮了曾國藩為學的基礎，即以朱子理學為基礎的立身行事之道，也考慮到他的個人特征，比如為政和治軍，這是曾國藩知行合一的重要體現(xiàn)，而他在治軍和為政中總結的經(jīng)驗教訓，足以成為教育他的家人修身處世的重要依據(jù)。對于每一封信，書信后面都有背景介紹、解讀和人生價值的提煉，因此，是十分適合大眾閱讀的。

家書雖然是私人的作品，然而在十分注重家族觀念和家族倫理的傳統(tǒng)中國，家書也可以成為普適性的道德規(guī)訓。其他如家訓和家風等體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倫理的作品，也與家書一起構成傳統(tǒng)中國價值觀流傳的重要載體，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代。我年輕的時候，就曾被《傅雷家書》中所體現(xiàn)的教育思想所感動。

干春松

于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

2016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