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
自序
在最近接到葉圣陶先生的復信,知道開明書店有著肯收印這部稿子的好意以后,我重把全稿校改了一遍,并把去年五月二十九日(全稿寫成的日子)初寫的序文以及今年八月三十日重寫的序文都割棄了?,F(xiàn)在愿意報告給讀者的是:本書蓄意要寫,是二十七年的秋天的事;在這年的夏天,我由昆明到重慶,由重慶到成都,在路上才對《史記》有著整個的接觸,直到在成都住定下來,才把意見整理了一下,又對全書作了一個自己行文時需要的索引,可是沒有動筆。不久又到重慶去了,經(jīng)過了三年,首先寫出的只是《司馬遷在文學批評上之貢獻》一文,日子是三十年四月九日,原因是這時擔任著中央大學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所以先把這方面的意見寫成了,現(xiàn)在收入本書的第九章第三節(jié)。后來又因為在中央大學講中國小說史,便常想把《史記》之史詩性底優(yōu)良寫出,但老沒有實現(xiàn),只是同時卻重新有著要把全書寫出的沖動了。又過了三年,這沖動到了三十三年的春天,是再也不能遏止了,便一氣寫了二、三、四、五、六各章,第一章的附錄《司馬遷生年為建元六年辨》則是這一組的文字中最早的一篇,日子是三月五日,第六章最遲,日子是八月十六日,還有第七章第十一節(jié)《司馬遷之民間精神》也在這期間寫出,日子是三月二十七日,一共差不多費了半年的工夫,書寫成了小半(司馬遷的生活方面是告一段落了),而第一章的正文仍空著;第一章因為是對司馬遷的時代之整個把握,我不敢輕易寫,也曾寫出了一部分,又為一個無知的妄人撕掉,興致也就索然。(我頂痛恨一個人打斷我的工作?。╆P(guān)于司馬遷之思想和藝術(shù)方面,則懷著畏難更大。接著我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惡劣的時候來了,我很少寫東西,教書生活也放棄了,我離開了住久了的沙坪壩,遷到北碚,北碚自然是鳥語花香的地方,可是與我似乎沒有什么相關(guān),日本投降雖給我了一時的興奮,也苦為時極暫?!哪晔沁@樣空白地過去了。到了三十五年的春天,我只身飛到了南京,心情和健康都慢慢好轉(zhuǎn),頭兩個月在忙我的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的工作,到了四月,我決計推開一切,全力寫《司馬遷》,首先把第一章補寫起來了,十分高興,果然寫得很順利,到了五月底,就又把思想和藝術(shù)的方面也完成了,結(jié)論也寫出了,兩月的功夫得了十二萬字,在我自己是最得意的記錄,而全書告成了!南京不是我怎么喜愛的地方,可是回想起寫作時面對著的雞鳴寺以及玄武湖上的風光,卻也戀戀!
有人問我寫作時的參考書怎么樣?我很慚愧,一點兒也不博!有人有著《史記會注考證》,可是鎖在箱子里,不借給別人看。學校里有一部,可是被一位去職的先生拿走了十分之六,我有什么辦法?我在寫完《司馬遷》以后的四個月到了北平,多少買了點書,關(guān)于《史記》的也有十幾種,《史記會注考證》即在其中。但仔細看下去,這些書也似乎沒有什么可以改動我的全文的地方。我只好解嘲地說:阿Q不是會唱“手拿鋼鞭將你打”,也不曾有人教么?我也有“無師自通”的地方呵!況且,我認為,史料不可貴,可貴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義,因此,歷史不該只在求廣,而且在求深!近人動輒以參考書多少為計較,我便不太重視了。自然,我有叨惠于前人的地方,書中多已隨文注明?,F(xiàn)在我只想特別提出,給我啟發(fā)最多的是姚祖恩(《史記菁華錄》的著者,只有最近朱佩弦和葉圣陶兩先生在所編的《略讀指導舉隅》中才為他說了幾句公道話,我在論及《屈原賈生列傳》或《魏其武安侯列傳》時得到他的提示之益尤大)和張裕釗(我所說的奇兵律,即由他之批《平準書》而得),他們對于《史記》的貢獻,我想以后作《史記研究書目提要》時再為表彰吧。同時,我卻也可以坦白地承認,我們比以前人占便宜處,是我們懂得了體系化,但他們的功勞究竟是值得感謝的。
又有人見我分別發(fā)表了的本書的幾章時,曾問我:是不是在大學里正開“史記研究”的課?我也只有笑了。第一是,現(xiàn)在的大學里就是有“史記研究”的課,也不許我這樣講法,他們要的是板本,是訓詁,是甲說乙說,而自己不說,甚而有的人只以點點“句讀”為事,充其量不過搖頭擺尾地講講“義法”,如此而已。我們這樣講法,卻是“無本之學”,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哪里可以在大學里講?第二是,我寫一部東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動機,卻往往基于自己的一點創(chuàng)作欲求。在我創(chuàng)作沖動不強烈時,我不能寫;在我醞釀不成熟時,我不能寫;在我沒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著共鳴時,我也根本不能選擇了作為我寫作的對象?!夜苁裁创髮W里有沒有這門課?
在我寫作時的確經(jīng)過了些艱辛,可是寫完了,校完了,也覺得仍是十分空虛,仿佛有一種莫明其妙地若有所失之感似的。只是在初寫時,最不滿意的是關(guān)于李陵案的一章,誰知在重校時,我卻為這一章哭了,淚水一直模糊著我的眼。那一天是中秋的上午,我自己也覺得好笑。自己看自己的作品原不足為憑,有時希望太切,就容易格外不滿,又有時不免溺愛,也就有些過分的寬容。總之,寫過的東西,頗有些像瘡痕,非不得已是不大愿意再去揭開的?!欠沁€是訴諸讀者吧!
本書的書名,原想叫《抒情詩人司馬遷及其悲劇》,這是因為初意只在傳記,而傳記的中心是在李陵案。后來因為論《史記》各篇著作先后的一文寫得太長,想改為《司馬遷和史記》,以表示“人”與“作品”并重。但以后寫風格的分析時是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終于定名為《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人格與風格也有一個共同中心,那就是“浪漫的自然主義”。本也想把這個形容詞加在書名上,可是那就更累贅了,而且不如現(xiàn)在這樣有點含蓄,雖然我是不慣于,也不肯,要什么含蓄的。
去年十月五號到北平,現(xiàn)在恰恰一年了。校完了這稿子,在感到這稿子本身空虛之外,才覺得來了北平還沒做什么事之愧恥,是更有些悵悵然了。
想到最初寫此稿時,我的朋友蔚初所給的鼓勵之大,這鼓勵令我永不能忘卻,現(xiàn)在遠隔萬里,就謹以此書作為紀念,祝她康樂,祝她勤奮地寫作吧。葉圣陶先生和開明書店的好意,也一并謝謝!
三十六年十月三日,夜深人靜,皓月當空,
長之記于北平廣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