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與疆界

我盡可能在一個地方待得久一點。也更喜歡故地重游。有時這幾乎成了一種道德負擔，覺得其他捷徑都是錯誤的。當然也可能是智力上的懶惰，因為不再信任那種立即做出的判斷，于是寄希望在不斷延宕的時間和重復的目光中，獲得暫時的解脫。

巴黎之行，便是在這樣的原則指導下度過的。在同一間酒店里住上許多天，把自己想象成落魄文人，通過狹窄的樓梯爬上閣樓，空間局促而行李散落一地，在屋里恨不得只能踮腳而行。甚至躲在房間里獨自叫起中餐外賣，很快就學會了潦倒的伎倆。由于每天要和不同的出版社見面，便為這種欺騙性的表演找到了更為正當?shù)慕杩?。白天換上時髦一點的裝扮，想好怎樣介紹自己，在這個法語至上的國度，非常冒險地使用英文來洽談合作。

是在和朋友聊起各自的旅行習慣之后，我才后知后覺地意識到，我這個不太主動謀求旅行卻總有機會在路上的人，也有自己的習慣。我厭惡旅行那種顯而易見的外在性，因此總是試圖在有限的時間里接近本地人，觀察他們的步速、著裝、打發(fā)時間的方式和使用超市、便利店的情況，觀察櫥窗，尤其是書店里的陳設，即便在走路時，也在留意他們看我或者不看我時的神情。沉默的觀察，比言辭更值得信任，可以隨時攫取他們在此地生活的感覺，近乎一種神經(jīng)質。它有時越界，就會接近于扮演。比如我習慣性的迷路，并且故意為之，不斷打亂原有的計劃，漫無目的地走得更遠一點。這個重新陌生化的過程，既讓我發(fā)現(xiàn)了更多、更意外的材料，反過來也克服了外來者的倉皇。

大部分時間我都待在左岸，扮演一個正經(jīng)的知識分子，或者知識分子愛好者。每天以歐德翁（Odéon）地鐵站為原點，出發(fā)去尋找聚集在蒙巴納斯（Montparnasse）地區(qū)的各大出版社，或者和編輯們約在他們辦公室周圍的咖啡館。多數(shù)地方步行十分鐘可至，讓習慣了以小時計算出門時間的北京來客頗為不適，只好人為地制造新鮮感，不斷變換路線，在不同的路口轉彎，或者換乘幾站地鐵，讓通往巴黎地下世界的漫長階梯，抵消過早出門的等待。回程的時候總繞不開盧森堡公園。冬天還未過去，晴天顯得難得，公園里已經(jīng)人滿為患。我明明沒有多余的疲憊或者快樂需要在公共空間展現(xiàn)，卻也被他們的生活邏輯吸引，跑到這里假裝休息，曬一曬太陽。于是它也成了幾乎每天重游的故地。

遭遇這些在書中常見的地名，沒有想象中那么激動人心。很多小說里的人物就在這里生活，任何事情都要穿過盧森堡公園去做不可，而寫書的人就散落在周圍的咖啡館，寫不出來就和人物們坐在同一個公園。和《午夜巴黎》里的魔術效果完全相反，和薩特、加繆、海明威、畢加索那些杰出的靈魂在時空中交匯，只會讓今天碰巧也在此處的我，感受到某種平等。前者繪聲繪色地召回一個屬于20世紀作家和知識分子的神話，后者是明白神話已經(jīng)過去。

對本地生活的觀察和模擬，好像讓人變得更容易體會一般性的情緒，而很難在偶像的黃昏中再次獲得方向感。而這種旅行方法，如果可以算作一種方法的話，繞了一個很大的彎，最終回到了一種本質化的認識：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身份，生命的基本狀況其實沒什么區(qū)別。

這個結論一方面令人大跌眼鏡，另一方面它的確讓我從旅行者爭分奪秒探索新世界的負擔中解脫出來。因為總是比預定時間提前到，不同的約會之間又有充足的轉場時間，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巴黎街頭看書。我也的確想當然地以為，這是巴黎人生活中一個基本的場景。在酒店的房間，在國家圖書館令人恐高的臺階，在很多條馬路邊上的座椅，我把隨身帶的小說《另一個國家》（Another Country）看完了。

盡管那段時間我的確沉迷于詹姆斯·鮑德溫（James Arthur Baldwin），但并沒有打算在巴黎追憶他。這類尋找往昔的故事，既牽強又讓人難為情。但當我得知他就是在花神咖啡館開始寫《向蒼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在精英咖啡館（Le Select）完成大部分《喬瓦尼的房間》（Giovanni’s Room），還經(jīng)常流連于利普啤酒館（Brasserie Lipp）、圖爾農(nóng)咖啡館（Café Tournon）和這一帶那些三流的旅館和夜店的時候，我的計劃又被打破了。

我開始在巴黎街頭尋找鮑德溫那一類死死拽住懸崖邊緣、用憤怒中和著溫柔的眼神，尤其當年輕的黑人男性迎面走來的時候，我會更加神經(jīng)過敏，試圖在他們身上也逼問出一份證據(jù)。但這種努力在步履從容、熱鬧非凡的左岸很快就失敗了，而且有些過時。今日世界的發(fā)展，已經(jīng)將最殘酷的社會隔離和排斥整體地推向了郊區(qū)，在圣圖安等新的黑人聚居地，鮑德溫式的尖銳痛感，才會如昨日重現(xiàn)。很多人警告我不要在那里多做停留，連汽車經(jīng)過都會閉緊車窗繞道而行。

巴黎具有世界性，在一趟尋找當代法國文學的旅途中，援引鮑德溫這樣一位客居此地的美國作家，盡管不合時宜，但也如實地描述了這一特點，并且不至于過分諂媚。很難用幾個作家來代表當代法國文學的全貌，尤其我們知道站在法語的立場上，法國文壇常年保持著群星閃耀的習慣，更難去解釋它的標準，因為矛盾會和共識一樣多。事實上，任何外部的選擇到最后都只關乎如何更準確地代表自己，就像我正在展示的，一個人如何規(guī)范自己的旅行。

事實上我也專門閱讀了冷靜無比、和所有左翼明星對著干的法國知識分子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還有那位清楚地看到并且嘲諷人文藝術的終結、又不得不深陷其中孤獨求敗的“作家中的作家”米歇爾·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他們都寫出了非常法國的作品。但越是在那種趨向于無窮的總體性的努力中，我們越會發(fā)現(xiàn)一些小到不可還原的東西。終究是脆弱、邊緣、真實和幻滅，距離我們更近。

人和自己真正在乎的事物之間，最終會形成一種互相牽制的關系。一方面我們痛恨自己的舉棋不定，一方面又夸張了自己獨立自主的能力。當我終于鼓起勇氣走進精英咖啡館，做作地坐在那間綠房子里，繼續(xù)自己的扮演式旅行時，對面霓虹閃爍的電影院正在公映由鮑德溫小說改編的電影。電影不太好，好萊塢處理這種困難之愛已經(jīng)過分熟練了，文字里的感情還是更慎重一些。正巧這本《假如比爾街可以作證》（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就在身邊，被我?guī)狭肆硪惶寺眯小?/p>

碰到這種所有巧合都連接成一個環(huán)形的時刻，我的情緒漸漸從驚詫變成了平靜，得知我們其實沒有選擇，或者說，人是被選擇的，竟是如此釋然的事情。

接受《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的訪談時，鮑德溫說，并不是他非去巴黎不可，而是不得不離開美國。巴黎讓他免于身心繼續(xù)遭受摧殘的危險，暫時把他從美式的瘋狂中拯救出來。但法國人并沒有多么賞識他，和處處阻撓他成為一個作家的美國人不同的是，他們只是不那么在乎他而已。這和許多人今天在北京的經(jīng)歷幾乎一樣。

當我回憶那一段虛擬的巴黎生活，留下的“故事”其實很少，幾乎只有一個。在循環(huán)往復從地鐵站走向塞納河的途中，在到達巴爾扎克曾經(jīng)描述過的古監(jiān)獄之前，在日耳曼大街旁一個流浪者鋪位的臺階上，一直端正地擺著一雙锃亮的高跟鞋。我每次都能看到它像一個戰(zhàn)利品甚至圖騰一樣占據(jù)那里，卻一直沒有見過它的主人。我?guī)状蜗胍膹堈掌浵逻@個故事，大街上應該沒有人會來指責我的獵奇，但這一幕背后洶涌的戲劇性，以及這種戲劇性之內澎湃著的現(xiàn)實感，讓我連拍一張照片的勇氣都沒有。而真正的記憶不需要托付給照片。

如果巴黎曾經(jīng)被這個世界上的人們當作許多完美理想的化身，那么它也應該同時代表它們的反面。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永遠獻給文學和藝術的掌聲，火熱的呼喊和變革，恒久的愛與正義，希臘人許下的所有人“共同生活的決定”，也是在這里，悉數(shù)破碎了。

讓我再次借用鮑德溫筆下人物的眼睛，“在巴黎灰色、陰沉的天空之下，在許多絕望的、喝得爛醉的早晨，我們一起跌跌撞撞地，向家里走去”。

撰文：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