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干新聞到教新聞

1973年8月，我在江西從事了近七年報紙工作以后，通過和復旦大學新聞系一位教師的對調(diào)，重新回到了曾經(jīng)六年寒窗苦讀的母校，當了一名專業(yè)教師。從做記者到當教師，從寫新聞到教新聞，雖然都是同新聞打交道，但工作的性質(zhì)和接觸的對象畢竟不大一樣。在這座高等學府里，我教書育人，整整度過了十個春秋。

2009年9月，作者(前排右五)與30年前上海市農(nóng)場管理局新聞培訓班部分學員歡聚。前排左二為班主任戴洪英。

說到我和新聞系這位女教師的對調(diào)，實在是一種可遇不可求的緣分。大家都知道，在1973年那個年份，由毛主席號召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還正在方興未艾之中。據(jù)統(tǒng)計，那幾年僅上海到江西插隊落戶的知青，就有十幾萬之多。說句心里話，我從到江西工作的那一天起，就壓根兒沒想過再回上海工作。由于家庭的具體困難，雖然我愛人暫時還未調(diào)來南昌，但那只是遲早的事情?？晌戳嫌幸惶?，這位女教師在回江西探親時找到我，希望我和她實行對調(diào)，以解決她的燃眉之急，并說一切手續(xù)可由她為主操辦。原來，她的父親早在50年代初就擔任贛南行署專員，后不幸逝世，被追認為革命烈士，母親在南昌市金融系統(tǒng)擔任要職，公婆都是老紅軍戰(zhàn)士；她愛人在南昌一家機械廠工作，本來矛盾還不突出，但生下兒子后天各一方，其困難可想而知。在萬般無奈之下，她母親找到當時被“結(jié)合”進江西省革委會的老戰(zhàn)友楊尚奎，這位老干部善解人意，表示讓他和上海市革委會的老戰(zhàn)友馬天水聯(lián)系后再說。就這樣，經(jīng)過走多道程序，辦各種手續(xù)，整整用了半年多的時間才對調(diào)成功。這件事，在當時頗具天方夜譚的神秘色彩。

剛回到復旦新聞系的時候，面對從家門到學校門的單調(diào)生活，我這個還不到33歲的青年，一時感到很不習慣，很不適應。因此，回到學校不多久，我就提出到《解放日報》進修的要求，這樣可以重回快節(jié)奏的采編實踐前沿。在系領導征求我主講什么課程時，我毫不遲疑地回答：“新聞采訪與寫作?！币驗檫@門課實踐性強，能夠經(jīng)常有機會帶學生到報社實習。然而，我未能如愿以償。進駐新聞系領導“斗批改”的工宣隊老師傅，以我在《江西日報》搞過言論工作為由，一定要我承擔起開設“小評論”、“大批判文章”專題講座的任務。這樣，我心不甘、情不愿地為此熬了三個年頭，一直到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結(jié)束。在給學生講授上述專題的同時，我還零星開設了一些采訪與寫作的課程，并有幸兼任過1975屆和“社來社去”進修班的班主任，曾兩次帶學生到報社實習和搞農(nóng)村調(diào)查，因而沒有被長期禁錮在高樓深院里。

“十年浩劫”結(jié)束以后，我國高等教育的春天終于到來了。根據(jù)中央有關領導關于加強報紙評論工作的指示精神，新聞系廣大師生開展了教學改革的大討論，普遍認為應盡快開設評論課程，努力創(chuàng)建獨立的新聞評論學科，并決定由我負責這項工作。在全系師生的大力支持下，經(jīng)過不斷摸索、大膽實踐、認真總結(jié)，1984年我撰寫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本《新聞評論學》教材，并作為新聞學基礎教材之一，由復旦大學出版社于1985年公開出版。

在校內(nèi)主講新聞評論課程的同時，為適應社會的需要，我還陸續(xù)前往其他高校、企業(yè)、機關講授新聞評論、社會調(diào)查以及消息、通訊、工作總結(jié)、情況反映(內(nèi)參)的寫作等百余場。1983年五六月間，我還應邀赴四川大學講學，為該校剛剛組建的新聞系的部分師生，系統(tǒng)開講新聞評論課共50余學時，受到他們的熱情鼓勵。1975年夏天，應上海電視臺之邀，我以《小評論的寫作》為題，向全市基層政宣干部和新聞寫作愛好者，作過長達兩小時的教學實況直播，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走上熒屏。在校期間，我利用教學之余辛勤筆耕，不時有文章見諸《解放日報》、《文匯報》的報端。我應約在《新聞大學》雜志上發(fā)表了系統(tǒng)論述新聞評論的文章，其中不少被其他書報所引用和轉(zhuǎn)載。我還應邀在《遼寧日報》新聞業(yè)務刊物《記者搖籃》、《浙江科技報》的通訊員刊物以及《安徽日報》的函授教材上開過專欄，撰發(fā)過關于評論寫作的系列文章。

由于我在教學和科研上所取得的成績，1979年被學校評定為講師。在復旦大學1966屆文科留校生中，我是唯一被破格晉升者。正當我潛心教育事業(yè)、立志再創(chuàng)佳績的時候，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轉(zhuǎn)折發(fā)生了：1983年10月，上海市委組織部任命我為青年報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