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頻換閣臣 黨爭不息

內(nèi)閣大學士被稱為“閣臣”，明后期的一些史書中也稱之為“相”。明后期的內(nèi)閣實際上成了明廷的政治中樞。崇禎皇帝自然特別重視閣臣的選用，外廷臣僚也圍繞閣權明爭暗斗，黨爭不息，閣臣頻頻更換。崇禎帝在位十七年，閣臣換了五十個，致有“崇禎五十相”之譏。在這“五十相”當中，周延儒、溫體仁和楊嗣昌在位最久，影響最大，但下場都很可悲。閣臣頻換，實際上反映了崇禎帝一直未能建立起穩(wěn)定的施政中心，這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一節(jié) 整頓內(nèi)閣

在明代，內(nèi)閣事權有一個逐漸上升的過程，到崇禎時已儼如過去的丞相。隨著魏忠賢及其閹黨的覆滅，崇禎初年建起了一個以東林黨人為主的內(nèi)閣，有人稱之為“東林內(nèi)閣”。

由丞相到內(nèi)閣

在近代，內(nèi)閣是個很普通的名詞。中國的內(nèi)閣最初產(chǎn)生于明永樂年間。內(nèi)閣的出現(xiàn)是中國官制史上的一個重大現(xiàn)象。它與丞相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這里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內(nèi)閣的產(chǎn)生和事權變化的大體脈絡，這樣人們就會很清楚，崇禎年間許多重大政治斗爭為什么大都是圍繞內(nèi)閣展開的。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一直存在著皇權和相權的矛盾。從二者消長的過程來看，皇權在一天天上升和強化，相權則一天天下降和衰落，到明代就為內(nèi)閣所取代。

秦漢時期相權最重。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入則參與廷議，出則號令百官，事無不統(tǒng)，負有第一線的責任。丞相是所謂“三公”之一，但事權最重。丞相上朝，皇帝還要從御座上站起來，表示一下。皇帝如果在路上遇到丞相，還要下輿打一下招呼?！柏┫嘤胁?，皇帝法駕親至問疾”。這種待遇是后世丞相所不敢想望的。正因如此，所以有人稱秦和漢初是丞相責任制時期，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

漢武帝感到相權太重，便用近侍分奪丞相的權力。他在內(nèi)廷設尚書臺，實際上就是他的內(nèi)廷秘書處，用來參決機務，甚至還用宦官參與其間。尚書臺的地位日益顯赫，相權隨之日益低落。東漢時，尚書臺的職權進一步擴大，尚書成了事實上的丞相，“三公”形同虛設，即所謂“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論道而已”。所謂“事歸臺閣”，就是歸尚書臺。

隋唐時行三省制度，三省長官同為丞相，相互牽制，誰也不能專權。一般都有四五人同時為相，多時達十余人。他們同時議事，最后由皇帝裁決。唐中期以后，皇帝還常常派親信“同平章事”、“參知政事”，即同丞相們一起處理章奏等事，參與知道政府事務。后來，這些人也漸漸成了“相”。即使原來的三省長官，如果沒有這些頭銜，也不敢執(zhí)政事。與秦漢時相比，這時的相權大為削弱了。

宋代的君主專制發(fā)展到一個新階段。宋太祖趙匡胤在稱帝后的第二天，耍了個小花招，要丞相范質把章奏送到他跟前，趁機讓宦官把他的座位撤掉。于是成為定制，以后丞相在廷上答話，再也不能“坐而論道”了，而必須恭恭敬敬地站著回答，即所謂“立而陳言”。另外，皇帝對相權還進行了分割，分軍事權給樞密院，分財政權給三司使，丞相只管行政。這還不夠，還必須由皇帝“差遣”，方可任事。否則，不管什么官職，都無權行事。

到了明代，君主專制發(fā)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與此相適應，延續(xù)了千余年的丞相制度也被廢除了。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以謀反罪伏誅，朱元璋乘機“罷丞相不設”，一切出自“宸裁”。他還把這一點立為“祖訓”：“以后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處以極刑?！?sup>這樣，明代的皇帝就不僅是“代天行命”的君主，而且是事必躬親的行政首腦。

因政務繁忙，皇帝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朱元璋便又設了“四輔官”，讓他們“侍左右，備顧問”。這些人品級低，沒實權，對皇權構不成威脅。四輔官的設置實際上是向內(nèi)閣制度的一個過渡。

明成祖即位后，命解縉等七人“入直文淵閣，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于是，在中國官制史上就進入了有內(nèi)閣的時代。不僅明清兩代有內(nèi)閣，連北洋政府時期設的國務院也稱內(nèi)閣。閣臣也稱殿閣大學士，其職權經(jīng)歷了一個由小逐步增大的過程。

閣權漸重

起初，內(nèi)閣大學士不僅品級低，而且事權也不重，遠不能與古代的丞相相比。首先，明代的內(nèi)閣不是一級正式官署，沒有法定的政治權力。以前，六部尚書是丞相的下屬，丞相可以直接對他們發(fā)號施令。六部有什么事，也直接向丞相請示和回報。但內(nèi)閣根本沒有這種權力，六部直接向皇帝請示和回報，不經(jīng)過內(nèi)閣。

其次，內(nèi)閣大學士的品級很低，“終明之世不過正五品”。明代的官階分九品，一個五品官只是個中級官員。以前，丞相都是當朝一品，位極人臣。而在明代，就品級和事權來看，大學士反在六部尚書之下。因此，《明史·職官志》上說：“雖居內(nèi)閣，官必以尚書為尊?！眱H就此也可以看出，內(nèi)閣初設時的事權是不會很大的。

宣德時，閣權明顯上升。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內(nèi)閣獲得了“票擬”權，即對臣下的各種章奏擬出處理意見。按照慣例，內(nèi)閣的票擬只有經(jīng)過皇帝的“批紅”后才能付諸實施。但是，皇帝的批紅往往徒具形式，尤其是懶得理事的皇帝，自己連勾上一筆也不愿干，就讓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代勞。因此，一般都是按照內(nèi)閣票擬的意見來執(zhí)行。這看來似乎只是初步處理意見，皇帝擁有最后的決定權。既然皇帝基本上都是按照票擬的意見來決定，那么，內(nèi)閣的票擬就顯得特別重要了。終明之世，票擬一直是內(nèi)閣最主要的權力。二是宣德時內(nèi)閣成員的品級明顯提高。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三楊”當國，他們都兼有師、保、尚書等頭銜，故多是一品或二品大員。這并不是大學士本身品級的提高，而是具體的大學士個人的品級本來就高，這樣一來，內(nèi)閣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大為提高了。這種狀況在宣德以后基本上保留了下來。

起初，內(nèi)閣大學士們都是一起議事，并沒有首輔、次輔之分，故誰也無法專權。明中期以后，內(nèi)閣中出現(xiàn)首輔，其余的大學士都唯首輔馬首是瞻。票擬一般也由首輔一人執(zhí)筆，其余大學士只能議論議論。因此，首輔的權力就顯得特別突出。在外人的心目中，這些首輔就如同過去的丞相。嘉靖時出了個嚴嵩，萬歷初出了張居正，他們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權臣，也都是內(nèi)閣首輔。這就使內(nèi)閣的地位越發(fā)顯得尊崇。

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即自正德以后，明代的皇帝越來越懶得理事。正德皇帝就不大喜歡在京師住，討厭繁雜的政務，忽而去張家口，又忽而南下蘇杭。日常政務基本上就是靠內(nèi)閣處理。嘉靖皇帝信道教，終日在宮廷里做齋醮，竟然一連十幾年不上朝。萬歷皇帝即位時才十歲，政務基本上都由內(nèi)閣首輔張居正來處置。至此，內(nèi)閣首輔的權勢已與古代的丞相相差無幾。

正因如此，內(nèi)閣首輔之權就成了爭奪的焦點。在魏忠賢擅權時，魏廣微原為南京禮部侍郎，因與魏忠賢是同姓同鄉(xiāng)，故魏忠賢很快將他提升為禮部尚書，并進入內(nèi)閣。魏廣微儼如魏忠賢的家人，在致魏忠賢的信札上書“內(nèi)閣家報”，時人稱他為“外魏公”。魏忠賢欲分內(nèi)閣首輔之權，遂矯旨，票擬事“令眾輔分任”，從而使并不是首輔的魏廣微也有了票擬權。這樣，魏忠賢行私就更加方便了。

在天啟、崇禎年間，內(nèi)閣首輔與其他大學士在辦公地點上也有了明顯的區(qū)別。在東閣直房前第一間是首輔辦公之處，其他大學士不得隨意進入。如一時沒有明確誰為首輔，即使在眾大學士中資歷最老者也不敢居此。當崇禎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被罷后，溫體仁事實上成了內(nèi)閣首輔，但沒有明確他為首輔，所以他一直不敢在那第一間房辦公。這種狀況延續(xù)了將近一年。第二年端陽節(jié)，照例對閣臣有賜宴。這一天一個司禮太監(jiān)來到內(nèi)閣，口稱溫體仁為首輔，溫體仁這才敢在首輔房辦公。這種辦公地點的差異清楚地表明，內(nèi)閣首輔的權力和地位已經(jīng)明顯地突出起來。

崇禎初對內(nèi)閣的調(diào)整和東林內(nèi)閣

崇禎帝繼位時，內(nèi)閣中有四人：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其中，黃立極為內(nèi)閣首輔。天啟五年(1625)，當時魏忠賢氣焰正盛，黃立極因是魏忠賢的同鄉(xiāng)，以禮部尚書銜入閣，第二年即代顧秉謙居首輔位?？梢钥吹贸觯@基本上是魏忠賢留下來的班子。對此，崇禎帝心里自然也很清楚。但是，當滿朝基本上都是魏忠賢私黨的情況下，崇禎帝也像起初安撫魏忠賢那樣，對內(nèi)閣成員也沒有立即進行大的調(diào)換。崇禎帝即位不久，就陸續(xù)不斷地有人彈劾內(nèi)閣成員。例如，監(jiān)生胡煥然即對黃立極等四人大加指責，說他們身居內(nèi)閣，“漫無主持”，甚至迫害元老重臣，建生祠，頌魏閹，“靡所不至”。盡管胡煥然的指責句句是實，但崇禎帝并未對黃立極等人治罪，反而將胡煥然申斥一通，并將其除名。黃立極心不自安，遂上疏乞休，崇禎帝還以“優(yōu)詔報之”，要其繼續(xù)理事。天啟七年(1627)十一月，這時崇禎帝繼位已三個月，鑒于黃立極連疏乞去，崇禎帝遂允其罷職家居，而由施鳳來繼為首輔。與此同時，來宗道和楊景辰兩人同時入閣。

關于為魏忠賢撰碑文頌德一事，黃立極和施鳳來等四人曾一起上疏，極力向崇禎帝辯解，說他“實未嘗為忠賢作碑文”，而是由魏忠賢門下的食客游士所為，其后加入他們的名字。至于票擬，“一言不合，則令改票，甚則嚴旨督責……臣等不盡受罪”。他們稱魏忠賢猶如虎狼，“虎狼之性，愈觸則愈怒”，故“不得已，徘徊其間，冀有毫發(fā)之益于國”。從中可以看出，黃立極等對在魏忠賢擅權時的一些作為，能推則推，不能推則說“不得已”。有些事可能的確出于不得已，有些事則是有意助紂為虐，他們本人就不是有氣節(jié)之人。例如，施鳳來，《明史》上說他“素無節(jié)操，以和柔媚于世”，魏忠賢生祠上的碑文“多出其手”。大學士張瑞圖擅長書法，故碑文多為張瑞圖書寫。對于他們四人，崇禎帝采取逐步更換的辦法予以清除。在他們四人當中，李國雖是魏忠賢的同鄉(xiāng)，但比較持正。國子監(jiān)監(jiān)生胡煥然因彈劾他們四人而被逐，李國后又上疏為胡煥然說話，說他忠心可嘉，又讓他回到國子監(jiān)，“時人稱為長厚”。他于崇禎元年五月罷歸，此前還上疏推薦韓和孫承宗，亦為人所稱道。

崇禎帝在賜死魏忠賢以后，覺得可以對內(nèi)閣整頓一下了。天啟七年(1627)十一月底，崇禎帝命廷推閣臣。當時廷推了十二人，以供崇禎帝點用。但這次崇禎帝卻沒有像過去的皇帝那樣去圈點，而是獨出心裁，以枚卜法來定，如同老百姓所說的抽簽，或稱之為拈鬮、抓鬮。崇禎帝為慎重其事，將有關大臣召至乾清宮，首先焚香拜天，大概是希望神靈能在冥冥中相助，使他選出治國安邦的賢才。隨后，將廷舉的十二人各書名字于紙上，再團成一丸，將十二個紙丸放在一個金瓶子中。崇禎帝用兩支筷子伸入瓶中去夾，一連夾出四丸，展開一看，是錢龍錫、李標、來宗道和楊景辰四人。這時，有的大臣提出，國事多難，請再增加兩個閣臣。崇禎帝馬上答應，遂又夾出兩丸，得周道登、劉鴻訓兩人。于是，這次枚卜共得六人入閣。他們六人中有的當時就在京師，即來宗道、楊景辰，他們二人于十二月即入閣辦事。其余四人有的在外地為官，有的家居，即派人召他們?nèi)刖?。這六人都以禮部尚書銜入直文淵閣。

崇禎帝用枚卜的方法來選閣臣，在常人看來，頗有些荒唐色彩。這本來是件非常重要、非常嚴肅的事情，怎么能用這種碰運氣的辦法來挑選呢?挑選閣臣，應看其才能、品望，用枚卜的辦法怎么能保證選出賢才呢?這種辦法以前只有荒唐的后唐皇帝采用過，得盧文紀為相，除身材魁偉、聲音洪亮以外，才能平平。崇禎帝是歷史上采用這種辦法的第二人。不無巧合的是，這兩人都是末代皇帝。實際上，崇禎帝采用這種辦法有他獨特的考慮。當時雖除掉了魏忠賢，但閹黨勢力仍然很大，門戶之見仍深，選閣臣這件事如處理不好就會引發(fā)新的政爭。至于能否一定得賢才，還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破門戶之爭。用這種枚卜的辦法，的確可以有效地防止外廷的門戶之議。

對于一個皇帝來說，用枚卜法選閣臣畢竟不是英明之舉，甚至令人感到滑稽可笑，所以免不了遭人非議。這次枚卜剛過，外廷就流傳開一個笑話，說崇禎帝第二次枚卜掣簽時，夾出來的本來是王祚遠，但這張紙卻被突如其來的一陣風刮去。人們慌忙四下尋找，卻沒有找到，崇禎帝只好再夾一枚。后來才發(fā)現(xiàn)，這張紙落在了施鳳來身后。王祚遠的這個閣臣居然被莫名其妙的一陣風給刮跑了。這就更增加了這次枚卜的荒唐色彩。

從這次枚卜所得的六位閣臣來看，的確良莠不齊，其中還有閹黨余孽。如來宗道，他原在禮部為官，曾上疏為崔呈秀之父請恤典，其中還有“在天之靈”的話，當倪元璐在疏中提及此事時，來宗道不以為恥，反而笑著說：“他何必多嘴多舌，詞林故事，只是為了一杯香茶罷了?！睂@件事，他就這么輕描淡寫地一語掩過，人們?yōu)榇朔Q他為“清客宰相”。崇禎帝后來欽定逆案，來宗道還是因此事而被列入。

與來宗道同時入閣的楊景辰也素無操守。當魏忠賢編《三朝要典》時，他任副總裁，一切都按魏忠賢的意旨辦，還曾三次上疏，為魏忠賢歌功頌德。后來也因此而被列入逆案。

周道登不是閹黨，天啟五年還曾被魏忠賢罷職為民，但他“無學術，奏對鄙薄，傳以為笑”。崇禎帝就曾當廷取笑過他。因此，周道登至少說不上是個賢才。

在這六個新閣臣中，李標、錢龍錫、劉鴻訓比較清正有為。黃立極辭去后，施鳳來繼為首輔。三個多月后，李標入朝，施鳳來和來宗道同時罷去，李標繼為首輔。此時有錢龍錫、劉鴻訓同心輔佐，政事稍清。崇禎元年十二月，韓奉召入閣，因系元老重臣，李標遂避讓，以韓為首輔。這些人大都和東林聲氣相通，故人們稱之為東林內(nèi)閣。

這個東林內(nèi)閣在協(xié)助崇禎帝撥亂反正、處置閹黨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給人們帶來了一線希望。也正是在這段時期，崇禎帝顯得剛果有為，在人們的心目中樹立起了一個不壞的形象。但是好景不長，這個局面只維持了大約兩年，以袁崇煥被殺為轉折點，內(nèi)閣中的東林正人被貶黜殆盡。有的閣臣敢做敢當，但只在位半年多就被罷去了。

例如，新入閣臣劉鴻訓，天啟末年被魏忠賢罷斥為民。崇禎帝枚卜他入閣，起為禮部尚書兼內(nèi)閣大學士。遣人召見，他堅辭不出，連召三次，終于在崇禎元年四月還朝，入閣辦事。當時“忠賢雖敗，其黨猶盛”，新進言官不斷上疏彈劾閹黨。因這時的內(nèi)閣成員大都和閹黨共過事，故態(tài)度曖昧。劉鴻訓入閣后，態(tài)度堅決，旗幟鮮明，“毅然主持”，連續(xù)斥逐了楊維垣、楊所修、孫之獬、阮大鋮、賈繼春等人，致使“人情大快”。正因如此，一些閹黨余孽便集中力量攻擊劉鴻訓，說他出使朝鮮時，滿載貂皮、人參而歸。起初，崇禎帝對劉鴻訓較為信任，將攻擊劉鴻訓的張捷、史等貶逐。有些事劉鴻訓當廷力爭，崇禎帝有時則固執(zhí)己見，不予允準。劉鴻訓無可奈何，下朝后發(fā)議論道：“皇上畢竟是沖主！”意思是崇禎帝畢竟年輕，處事不明。這在后人看來算不了什么，但在當時就屬于大不敬，弄不好會丟腦袋。這話終于傳到崇禎帝耳中，令他十分氣惱。當時雖沒有馬上發(fā)作，但對劉鴻訓來說卻埋下了禍害的種子。

崇禎元年十月發(fā)生了紛紛揚揚的改敕書案。按照舊例，提督京營的不兼掌巡捕軍。當時張慶臻提督京營，敕書中卻有“兼轄捕營”的話，掌巡捕軍的鄭其心以侵職上訴。那么，“兼轄捕營”的話是怎么加到敕書中去的呢?從程序上來看，初稿由兵部提出，送內(nèi)閣裁定，再交內(nèi)閣中書繕寫。查原稿，上有劉鴻訓批給西司房的話，繕寫人為西司房中書舍人田佳璧。這四個字就是田佳璧加進去的，田佳璧則說是劉鴻訓所指使。一些素對劉鴻訓有成見的人見有機可乘，遂借一些捕風捉影的事對劉鴻訓大加攻擊。盡管劉鴻訓極力否認，但也是有口說不清。崇禎帝認為這是一件罪不容恕的大事，對劉鴻訓的連續(xù)申辯不予置理。一些大臣為劉鴻訓開脫，認為沒有確證。崇禎帝愈加憤怒，要處劉以極刑。幸“賴諸大臣力救，乃得稍寬”，劉鴻訓被謫戍邊疆。

劉鴻訓從入閣到被逐，只半年時間。他起初堅辭不出，入閣后力斥閹黨，敢作敢為，卻又很快被逐。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盡管當時崔、魏等人已被除掉，但他們的余黨在朝中仍有很大的勢力。劉鴻訓這次被治罪，實際上就是這些人暗中謀劃的結果。另外，也可看出崇禎帝用人不專。劉身為內(nèi)閣重臣，說用就必須上任，說不用則一腳踢開，甚至在沒有確鑿證據(jù)的情況下嚴加治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劉鴻訓曾上疏“請帝久任責成”，他自己首先就未能“久任”，自然也無“成”可“責”了。

東林內(nèi)閣中聲望最高的是韓。他在光宗時即為大學士。光宗在位僅一個月即死去，他以顧命大臣的身份輔佐熹宗天啟皇帝。后來，魏忠賢感到韓不依附自己，就用同鄉(xiāng)同姓的魏廣微入閣，并要分韓的票擬權。韓感到事關重大，便連疏求去。這正中魏忠賢下懷，不僅許韓去職，不久還將韓“削籍除名”，又誣他受賄，致使其家人數(shù)人系死獄中。崇禎帝即位后，久聞韓清正，便召韓入朝。魏忠賢余黨楊維垣上疏極力反對，使韓入閣受阻。心向東林的大臣連連上疏，請求崇禎帝立即召用韓。崇禎不顧某些人的反對，遂遣人召韓回朝。崇禎元年十二月，韓入閣復為首輔。一天，崇禎帝對韓說：“票擬時務要消除門戶之見，開誠布公，和衷共濟，以求處置不出偏差。”韓極以為是，并進言說：“內(nèi)閣議事，多關系到機密要務。諸臣相互酌議，不必讓外人知道誰贊成、誰反對。至于內(nèi)閣諸臣，從早到晚入直朝房，勢不能報謝賓客。凡是商議政事，都應到朝房相商，禁止一切私邸交際?！背绲澋凵钜詾槭?，遂諭令百官遵行。

當劉鴻訓因改敕書案而遭重譴時，韓極力論救。再加上當時廷臣間的相互攻訐，崇禎帝非常生氣，當廷訓諭群臣道：“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于朝事何補?”這話說得很重，顯然有責備東林結黨之意。韓身為內(nèi)閣首輔，被公認為東林領袖人物，他不會不知道崇禎帝這些話的分量。為此，他特地向崇禎帝上揭帖，專講植黨事。其中說道：“人臣原不應以黨事君，人君也不可以黨疑臣?？偖斣敽巳似?，辨別賢奸，然后舉措才能得當。若大廷上妄起戈矛，宮府中橫分這黨那黨，恐非朝廷之福?！?sup>韓的這些話的確是不刊之論，崇禎帝也挑不出毛病。但這些話是針對崇禎帝的訓諭所發(fā)，所以他還是老大的不高興。由崇禎帝的訓諭可以看出，他對東林黨已有警惕之心，人們已隱約看到東林內(nèi)閣短命的征兆。

韓老成持重，處處從大局出發(fā)，悉心輔佐。盡管他被人稱為東林的領袖人物，但他的確不“以黨事君”，對各種政務秉公處置，聲望頗高。他入閣后處理的第一件政務就是定逆案一事，對那些不得已附和過崔、魏而沒有明顯惡績的人，他則不予列入，盡可能不廣加株連。為此，崇禎帝一再責備他“怕樹怨”。在崇禎帝力主下，列入的名單不得不越拉越長。

當東林內(nèi)閣形成之時，內(nèi)憂外患交相逼迫，不僅朝政混亂，而且外患日益嚴重。新興的滿清勢力不時內(nèi)擾，兵餉匱乏，邊兵不時發(fā)生嘩變。同時，陜西等地的農(nóng)民起事如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勢。當此多難之際，崇禎帝身為一個年輕皇帝，極力振刷，力圖挽回頹勢，重振朝綱。他在清除閹黨的基礎上建立起東林內(nèi)閣，相互配合，朝政一時頗有振作。

當時從邊事上來看，最大的威脅是遼東的滿清勢力。這時皇太極已稱大清皇帝，與明王朝徹底地分庭抗禮，并要取明朝而代之。就在崇禎帝即位的同一年，皇太極派兵征服了李氏朝鮮，使朝鮮由明的藩屬變?yōu)榍宓姆獙?。朝鮮原來是牽制清的力量，這時卻變成了清的后方，不時為清助兵助餉。這使遼東的局勢變得更加嚴峻。東林內(nèi)閣推薦名將袁崇煥督師遼東，遼東危局一時有所改觀。崇禎帝如果對袁崇煥“久任責成”，遼東的戰(zhàn)局當不至于崩潰成后來的那種樣子。只可惜崇禎帝對袁崇煥任用了不到兩年時間，即將袁崇煥下獄處死，遼東的局面遂一發(fā)不可收拾。此是后話，其中緣由留待專章敘述。

東林內(nèi)閣對軍政中的一些弊端盡力進行整飭。在保證各重鎮(zhèn)兵額不減的情況下，清汰冒額冗兵。原來，各鎮(zhèn)為了多領軍餉，就故意增添兵額。例如，實有兵員兩萬，但向兵部領餉的兵額可能會有三萬，甚至四萬。不少驛站的驛卒也有類似情況。經(jīng)過一番清查，減少了一些冒額兵員，使民困稍解。

另外，崇禎帝雖撤回了監(jiān)軍宦官，卻不斷地派出旗校偵察邊情，意在防備邊將欺瞞。宣府是邊地重鎮(zhèn)，自然在重點偵察之列。宣府巡撫李養(yǎng)沖為此上奏道：“旗校往來如織，蹤跡難憑，且慮費用太繁，無力應付?！背绲澋蹖Υ怂坪醮蠡蟛唤?，就拿李養(yǎng)沖的奏疏給李標看，并問道：“邊情危急，朕遣旗校偵探，怎么能說是偽呢?更何況祖宗朝即設立了廠衛(wèi)，又為的是什么呢?”李標回答說：“事情本來就應該慎重。李養(yǎng)沖的意思是，不賄賂這些旗校的話，擔心每天都有誹謗他的話；賄賂吧，則又沒有那么多錢財。”崇禎帝感到說得有理。大學士錢龍錫對此事也進諫說：“按照舊例，廠衛(wèi)旗校只在都城內(nèi)外刺事，如要遠遣邊地，恐難以委信?！?sup>在這些閣臣的極力勸諫下，崇禎帝便暫時停止了派旗校偵察邊事的舉動。對于邊疆將領來說，這為他們解除了一個心腹之患，可以更專心于防務，而不必再擔心廠衛(wèi)特務對他們的監(jiān)視了。

在韓等人的主持下，引入正人，抑制邪黨，平反冤獄，革除弊政，朝政頓顯清明。崇禎帝在位十七年，只是這最初的二三年顯得剛果有為，為后人所稱道。但是，隨著袁崇煥事件的發(fā)生，短命的東林內(nèi)閣也就土崩瓦解了，朝政又陷入紛爭多事的泥潭。

第二節(jié) “皇帝遭瘟了”——周延儒與溫體仁之爭

崇禎帝在懲治魏忠賢和閹黨的同時，建立起東林內(nèi)閣，朝政為之稍清。但東林內(nèi)閣只維持了大約兩年的時間即垮掉，其關鍵事件是袁崇煥一案。隨后是周延儒當政，溫體仁先是與周延儒相結，卻暗中排陷周延儒，終于取而代之。溫體仁欲翻逆案，雖一再受阻，但朝政日非，故民間傳言：“皇帝遭瘟了?！币庵赋绲澋蹖櫺艤伢w仁，政事日益敗壞。

錢謙益遭斥與東林內(nèi)閣的瓦解

崇禎元年十月，入閣僅半年的劉鴻訓被罷職。這是東林內(nèi)閣遭受到的第一次打擊。十一月間，崇禎帝第二次枚卜閣臣。首先由廷臣會推，共推舉十一人。他們是：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崇禎帝本來要像上次那樣通過枚卜增加閣臣，但是，他看到這個會推的名單后不大滿意。這是因為，他滿以為禮部右侍郎周延儒會被推上來，但因周延儒資望輕，故未入廷推之列。這使崇禎帝產(chǎn)生了疑心，再加上一些人風言風語，便懷疑廷臣結黨，故意排斥能臣。這時，禮部侍郎溫體仁揣摩崇禎帝的心意，相信崇禎帝對這次會推已生疑心，再加上自己未被推上，正一肚子怨氣，遂上疏彈劾被會推上的錢謙益，說他關節(jié)受賄，結黨營私，不應該入閣臣選。

錢謙益是明末清初的大名士，與東林黨人關系密切，門生故吏遍天下。溫體仁疏中所指，原是多年前已結案的一件往事。天啟二年(1622)，錢謙益主持浙江鄉(xiāng)試，錢千秋中舉。錢千秋在首場文章結尾處用了一句俚語：“一朝平步上青天?！逼鸪蹂X謙益沒有發(fā)覺，給事中顧其仁察覺此事，錢謙益也馬上警覺起來，感到其中定有奸人指使。錢謙益遂馬上上疏揭發(fā)此事，錢千秋被遣戍邊，連幾個指使的人也一起受到懲處。錢謙益本人也以失察受到奪俸的處分。崇禎帝為此親自召集百官當庭對質。錢謙益與溫體仁互相攻訐，自然難有結果。崇禎帝問溫體仁：“疏中謂結黨，奸黨是誰?枚卜大典，是誰一手操縱?”溫體仁回答道：“錢謙益一黨甚多，臣不敢盡言。這次枚卜，皇上務求真才，其實由錢謙益一伙操縱?！边@時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當廷奏道：“關于錢千秋一案，早已了結。溫體仁品望甚輕，所以會推不與。如錢謙益果有關節(jié)之事，為何不糾于枚卜之前?現(xiàn)在會推名單已上，點或不點，一聽皇上裁定。”溫體仁馬上反駁道：“從這個言官所說可以看出，他正是錢謙益一黨。在未枚卜之前，不過是冷局，參劾他有何用處?今會推之疏已上，參劾于此時，正為了使皇上能選用賢人?！闭略嗜逡膊皇救酰舐曬g斥道：“小人從來就善以結黨之罪陷害君子。昔日魏廣微欲驅逐趙南星、楊漣等，魏忠賢就在會推疏中加一個黨字，致使這些人全被削奪。此事留傳至今，為小人陷害君子之榜樣！”章允儒越說情緒越激動，崇禎帝卻勃然大怒道：“胡說！御前奏事，怎能如此放肆！拿了！”但一時卻無人承旨。崇禎帝大聲喊道：“錦衣衛(wèi)何在?”錦衣衛(wèi)指揮使這才將章允儒扶出。

對這次枚卜風波，廷臣大都知道是溫體仁在挾私報怨，基本上沒有人幫他說話。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也沒有被會推上的周延儒。他稍后對崇禎帝說：“皇上反復詢問，諸臣不敢言。一是怕冒犯天威，二是礙于情面?？傊X千秋一案關節(jié)是真，錢謙益不能辭其咎。皇上不必再問諸臣。”崇禎帝深以為是，遂對廷臣斥責道：“朕要六部九卿會推閣臣，竟推這種人！會推一定要公，會推不公，還不如不會推！”周延儒遂又奏道：“大凡會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為極公。不知外廷只沿舊套，只是由一兩個人把持，別人不敢開口，就是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禍隨?！睖伢w仁隨后奏道：“臣孑身孤立，滿朝盡是錢謙益之黨。今不只錢謙益恨臣，凡錢謙益之黨無不恨臣。臣一身豈能當眾怒……請皇上罷臣歸里，以避兇鋒?！边@時錢謙益也伏地待罪。崇禎帝命錢謙益回籍聽勘，曾駁斥過溫體仁的章允儒、瞿式耜和房可壯等俱降三級，調(diào)外聽用。

這次枚卜風波反映出幾個令人憂慮的跡象。其一，崇禎帝自以為察察為明，實際上剛愎自用，對紛繁的政事缺乏準確的判斷力。關于錢千秋于浙江鄉(xiāng)試中用俚語一事，本算不了什么大案，何況錢謙益本人也揭發(fā)了此事，受遇奪俸的處治，此案已結多年，與這次枚卜并無關系。溫體仁挾私報怨，翻出這筆老賬借口發(fā)難，用意奸險。連與溫體仁較親近的吏部尚書王永光也不支持溫體仁。但崇禎帝剛愎自用，不聽多數(shù)朝臣的意見，以溫體仁為是，貶逐大臣多人。既失于明察，又不愛惜人才。

其二，崇禎帝在懲治閹黨的同時，起用的多是東林黨人。他特別忌恨臣下結黨，這成了他的一塊重大的心病。而“東林”的名字早已大著，許多人以附東林擊閹黨而自豪。那么，這些人就特別容易被人攻擊為結黨。從這次枚卜風波中可以看出，崇禎帝對東林黨是否結黨營私已心存芥蒂，并未能推誠任用。韓入閣后就明顯地感覺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對崇禎帝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边@話的主要意思是要崇禎帝不要動不動就懷疑他們結黨。

由于枚卜風波，這次會推的十一個大臣皆未入閣，即這次會推的結果全部被崇禎帝所推翻。十一月發(fā)生了枚卜風波，十二月韓回朝，李標禮讓韓為內(nèi)閣首輔。這時內(nèi)閣只有韓、李標、錢龍錫、周道登四人。第二年一月，周道登罷職家居。周道登入閣后沒有什么大的作為，且奏對顯得粗俗鄙薄，崇禎帝甚至當廷拿他取笑。例如，有一次崇禎帝御講筵，問周道：“宰相需用讀書人，當作何解釋?”周道登一時答不上來，就說：“容臣到閣中查明，再來回奏。”崇禎帝面帶譏笑，周道登極為難堪。崇禎帝又有一次問他“近來臣下奏事，其中多有情面二字，什么叫情面呢?”周道登回答說：“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北娙硕及蛋蛋l(fā)笑。崇禎二年一月，也就是枚卜風波發(fā)生兩個月后，有人彈劾周道登，說他袒護兵部尚書王在晉，隨即將周道登罷職。這時，內(nèi)閣就只剩下三人了。

崇禎二年(1629)十月，清兵繞過山海關，分三路攻明，直達北京近郊。袁崇煥急忙從山海關率師入援。崇禎帝誤中皇太極的反間計，認為袁崇煥與清通謀，便將袁崇煥逮治下獄，后被處死。袁崇煥素與東林友善，他原被魏忠賢貶謫家居，因錢龍錫等推薦，四月間重被起用，督師遼東。既然袁崇煥以敗壞封疆罪被逮治，一些素與東林為敵的人便乘機大作文章，謂袁崇煥各種大罪皆錢龍錫所指使。這時攻擊錢龍錫最力的是御史高捷和史。這二人曾被吏部尚書王永光所引用，但被閣臣錢龍錫所阻。當袁崇煥案發(fā)生時，高捷和史已復為御史，二人便極力借題發(fā)揮，大攻錢龍錫。再加上定逆案時，錢龍錫在閣臣中態(tài)度最為堅決，故“奸黨銜之刺骨”。他們甚至暗中策劃，要另定一個新的逆案，以袁崇煥為首，以“(錢)龍錫等為逆黨”，以新逆案與舊逆案相抵。崇禎帝見那么多人彈劾錢龍錫，遂于當年十二月將錢龍錫放歸故里。當處死袁崇煥后，崇禎帝又將錢龍錫長系獄中，數(shù)年后將他遣戍定海衛(wèi)。

錢龍錫被罷是對東林內(nèi)閣的重大打擊。在錢龍錫被罷的同時，周延儒以特旨入閣。一個月后，即崇禎三年元月，內(nèi)閣首輔韓也罷去，由李標代為首輔。至此，和李標同時枚卜入閣的六人中已有五人罷去，他亦不自安，遂連疏乞休。三月間，崇禎帝命他罷職家居。至此，曾給人以很大希望的東林內(nèi)閣徹底瓦解，圍繞著內(nèi)閣的斗爭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周延儒掌閣事

崇禎二年(1629)十二月，即在錢龍錫被罷的同時，周延儒以特旨入閣。第二年六月，溫體仁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九月，周延儒為內(nèi)閣首輔，直到崇禎六年(1633)六月罷職，任首輔約三年的時間。溫體仁因借助周延儒之勢得入內(nèi)閣，故兩人的關系起初頗為密切。但不久溫體仁即想取而代之，故兩人又明爭暗斗起來。周延儒起初喜與東林交游，但在枚卜風波中配合溫體仁攻擊錢謙益等人，從此不為東林所喜，他也轉而與東林為仇。

周延儒天性機警，善于揣度別人的意旨，見機行事，這是他獲得崇禎帝信任和倚重的重要原因。崇禎帝即位不久，即召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崇禎元年冬天，錦州駐兵以缺餉嘩變，督師袁崇煥急請朝廷發(fā)餉。崇禎帝召集諸大臣，問他們應如何處置此事。因連年用兵，戶部錢糧虧空甚多，無錢糧可支，所以大家都請求發(fā)內(nèi)帑銀。所謂內(nèi)帑，即藏于內(nèi)府供皇室花用的銀錢。自萬歷以后，大量應該入戶部的銀錢轉歸了內(nèi)府，故內(nèi)帑儲積越來越多，外廷財政則越來越吃緊。正因如此，自萬歷以來各種加征名目繁多，弄得民不聊生。皇帝視內(nèi)帑猶如自己的家私，對發(fā)內(nèi)帑充軍餉十分心痛。崇禎帝也不例外，對諸大臣請發(fā)內(nèi)帑顯出老大的不高興。周延儒揣摩透了崇禎帝的心思，便不附和諸大臣的意見，獨自奏道：“國家設置關門，昔日防敵，今日卻要防兵。寧遠駐兵發(fā)生嘩變，急忙增撥兵餉；錦州駐兵發(fā)生嘩變，又急忙增撥兵餉。這樣一來，各地就要紛紛效尤了。到那時，又有多少內(nèi)帑可撥！”崇禎帝看到周延儒的意見與眾不同，也頗合自己的心意，就問周延儒：“你認為應該怎么辦呢?”周廷儒回答說：“事情緊急，不得不發(fā)兵餉，但應有個經(jīng)久之策?！背绲澋凵钜詾槭牵剡^頭來責備諸臣，說他們不知憂國，沒有長遠的謀劃。幾天后，崇禎帝又召問周延儒，周延儒說：“發(fā)銀不如發(fā)糧，山海關銀不缺，只是缺糧。士兵為什么發(fā)生嘩變?發(fā)生嘩變必有隱情，怎么能知道不是驕兵悍將故意相煽惑以要挾袁崇煥呢?”這話也極合崇禎帝的心意，因為他也早就懷疑這是邊將要挾所致。崇禎帝感到周延儒見識過人，便對他格外倚信。因此，他雖不在會推之列，崇禎帝還是以特旨命其入閣，不久又提升他為內(nèi)閣首輔。

崇禎三年一月，內(nèi)閣首輔韓罷職回籍，由李標代為內(nèi)閣首輔。兩個月后李標罷去，成基命繼為內(nèi)閣首輔。周延儒一直覬覦首輔一職，便唆使親信不斷彈劾成基命。崇禎帝也屬意于周延儒，故成基命僅任首輔半年，即為周延儒等人所逐。于是，周延儒如愿以償，登上了首輔的寶座。

崇禎帝見周延儒問答敏捷，所言多與自己的心意暗合，故對他格外倚重。有一次，崇禎帝將周延儒單獨召至文華殿，密談至半夜才出來，所談內(nèi)容外人密不得知。這引起了一些朝臣的疑慮。御史黃宗昌上疏，彈劾周延儒諸品行不端事，稱此等人不應受如此倚信。御史李長春也上疏彈劾，謂周延儒獨自與皇帝密談不合常典。南京給事中錢允鯨也上劾章，謂周延儒與閹黨要員馮銓一直友善，讓周延儒入閣柄政，他一定要為閹黨翻案。對這些接二連三的劾章，周延儒感到很恐慌，一面上疏辯解，一面請求罷歸。崇禎帝正對他傾心倚重，認為某些人出于嫉妒，故意傾陷，所以對周延儒好言勸慰，不許罷去，還為他加上了頗為榮寵的太子太保的頭銜。

崇禎三年(1630)六月，溫體仁入閣，表面上與周延儒頗為親近，諸事秉承周延儒的意旨去辦。周延儒也想引溫體仁為助，故入閣之初兩人的關系頗為密切。溫體仁和吏部尚書王永光千方百計為逆案翻案，便拿王之臣和呂純?nèi)鐏硗妒瘑柭?。這兩人都曾任官兵部，袁崇煥死后，遼東危機，他們說這兩人邊才可用。在溫體仁和王永光的活動下，周延儒起初也支持起用這兩個人。王之臣在天啟時被魏忠賢用為兵部尚書，呂純?nèi)缫苍员渴汤烧粕袝?，是殘害東林名士周順昌的重要幫兇。這兩人都被列入逆案，如他們能被重新起用，就標志著逆案已被推翻，其他人也可以被起用。從表面上看，這只是兩個人能否被起用的問題，實際上關系到閹黨和東林的激烈斗爭，對整個政局都將產(chǎn)生極大的影響。

對此，反對最激烈的是講官文震孟。他上疏說：“群小合謀，欲藉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nèi)?，要借大臣為援，詭辯稱冤。王永光為六卿之長，竊威行私，對人用舍顛倒，無事不專而濟以狠，發(fā)念必欺而飾以樸。”他在疏中還舉了幾個具體事例，直刺王永光等人，言辭極為激烈。王永光大窘，上疏辯解。崇禎帝不但沒有懲治王永光，反而對他好言勸慰，要他安于職守，而對文震孟卻大加責備，說他“任情牽詆”，意思是他不負責任，任意攻擊大臣。這件事雖不了了之，但對阻止王永光等人翻逆案的陰謀發(fā)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周延儒本來也支持溫體仁和王永光這樣做，這時他的一個親信對他說：“他們將要推翻逆案，可外人要把這個罪名安到你頭上了?！敝苎尤羼R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當崇禎帝問周延儒這兩人是否能起用時，周延儒故意沉吟了一會兒，然后一字一板地說：“如果能重新起用王之臣，那也就能為崔呈秀雪冤了！”崇禎帝頓時省悟，態(tài)度堅決起來，不許任何人為逆案中人物翻案。溫體仁、王永光等人對周延儒改變態(tài)度十分痛恨，但又無法明言，便在暗中極力搜求周延儒隱事，待機而發(fā)。

周延儒的確有許多惡行。崇禎四年(1631)，崇禎帝經(jīng)廷試點陳于泰為狀元，而陳于泰乃是周延儒的姻亞，即其妻妹之丈夫。京都人議論紛紛，認為周延儒在其中發(fā)揮了不可告人的作用。周延儒用張廷拱為大同巡撫，孫元化為登萊巡撫，兩人都是周的私人。周延儒原籍宜興，其家人子弟橫行鄉(xiāng)里，無惡不作，致使鄉(xiāng)人無以泄憤，竟在夜間將周家的宅院燒掉，并掘毀了他的祖墳。周延儒的哥哥周素儒無尺寸之功，竟以錦衣衛(wèi)千戶的頭銜冒領錢糧。他還任用家人周文郁為副總兵。溫體仁暗中唆使親信上疏，彈劾周延儒。但崇禎帝對周正傾心相倚，故不為所動。有時周延儒不自安，上疏請罷，崇禎帝還要好言慰留。

崇禎五年(1632)春天，登州(今山東蓬萊)被叛將李九成攻陷，巡撫孫元化被囚。周延儒推薦兵部侍郎劉宇烈前往視師，亦勞師無功。登州是軍事重鎮(zhèn)，它被叛將攻陷引起滿朝震驚，認為這是繼遼東失陷后的又一重大變故。溫體仁感到機會已到，便暗中唆使許多言官連疏彈劾周延儒。御史余應桂還揭露說，周延儒曾收受巨盜神一魁的大量賄賂。給事中李春旺更直截了當，謂周延儒應立即罷去。周延儒不自安，連疏乞休。崇禎帝仍好言慰留，但內(nèi)心終不能不有所動，對周延儒的眷倚之情有所減輕。

不久，溫體仁指使宦府太監(jiān)王坤上疏，彈劾周延儒包庇佞臣。盡管明代宦官弄權的事很多，但以前從來沒有宦官彈劾大臣的先例，至多只是利用各種方便條件向皇帝進讒言，沒有像外廷朝臣那樣上疏彈劾大臣。為此，給事中傅朝佑上疏糾劾，“中官不當劾首揆，輕朝廷，疑有邪人交媾”。副都御史王志道說得更為激切，謂中官彈劾首輔敗壞了紀綱法度。這時崇禎帝已重新起用宦官監(jiān)軍，對宦官正大加倚信，見言官動不動就指斥內(nèi)臣，大為不快。一天，崇禎帝召廷臣于平臺，拿著王志道的奏疏訓諭道：“朕遣用內(nèi)臣，原來就是出于不得已，早已說得很明白。你等不自己省察自己，反而借王坤奏疏大做文章。朕已責王坤誣妄。你等上疏參劾，動不動就牽連內(nèi)臣，難道以前懲治那些人都是因為內(nèi)臣嗎?”王志道頗剛直，當即回奏道：“王坤彈劾輔臣，舉朝惶惶，都在為朝廷的紀綱法度擔憂。臣在為朝廷紀綱法度惜，并不是為以前被懲治的諸臣惜！”崇禎帝面有怒色，又訓諭道：“廷臣關于國家大計不進一言，只是一用內(nèi)臣監(jiān)視，不利于徇私作奸，便借王坤之疏來要挾朝廷，真是巧佞！”這時崇禎帝一直對著王志道進行申斥，氣氛十分緊張。周延儒遂出班奏道：“志道并不是專論內(nèi)臣，實際上也在責臣等失職?！背绲澋叟馍杂芯徑?，接著又對著王志道說：“自己不修職業(yè)，卻故立高論，沽名釣譽，怎么能勝任言官掌風憲的職責呢?”王志道雖未當廷受懲，但感到崇禎帝對自己難以相容，回來后便草疏，引罪乞罷。崇禎帝遂馬上準其請，令其致仕回籍。

此事前前后后溫體仁都在場。他平時對周延儒顯得挺親近，在這關鍵時刻，周延儒本來希望他能幫自己說上幾句，結果溫體仁卻無一言相助。這使周延儒對溫體仁漸生不滿，開始對他有所提防。

到崇禎六年(1633)，溫體仁與周延儒的矛盾已日益公開化，溫體仁加快了傾陷周延儒的步伐。他指使給事中陳贊化上疏，狠狠地參了周延儒一本。疏中說：“周延儒豢養(yǎng)了個游客李元功，他借周延儒的權勢在外招搖謀利。陛下降特恩，今天下停刑，平反冤獄，李元功在外邊卻說成是周延儒之功，向平反的囚犯索取賄賂。周延儒目無陛下，謂陛下對某事處置不當，他即封還原疏，皇上即或改或留，他似乎頗有回天之力。他還說：‘皇上乃羲皇人也！’此話滿朝皆知，決不是某些小人輕易泄露出來的吧！”這道奏疏實在是擊中了要害。崇禎帝是個自尊心極強的皇帝，即使明明處置錯了的事，他也決不肯認錯，甚至把錯的責任推給臣下。他剛愎自用，決不許大權旁落。周延儒居然在外邊說他是“羲皇上人”，實際上就是說他是不管事的傀儡！這真是大逆不道。周延儒得知此疏后，馬上上疏，請崇禎帝將他罷職，放他回籍。在明代，閣臣被劾后，一般都上疏乞休。如不是特別大的罪過，皇帝都溫旨慰留。這次周延儒乞休也不是出于真心，他本來希望崇禎帝照例要對他慰留。溫體仁早就垂涎首輔之位，便巧弄機權，票擬準予休告。旨出后，周延儒大感意外，對此毫無思想準備，頗不能堪。他已明知溫體仁在百般傾陷自己，對此十分痛恨。他不希望溫體仁代自己為首輔，便謀于某些內(nèi)臣，想讓他們勸崇禎帝召回原大學士何如寵，讓何如寵任首輔。以前，周延儒經(jīng)常借內(nèi)臣之助以示威權，把政事反復歸之于崇禎帝喜怒無常，而實際上閣權仍在某種程度上受內(nèi)臣操縱。周延儒不時借助內(nèi)臣達到私人目的，溫體仁也擅長此道。這次由溫體仁票擬，司禮太監(jiān)代帝批紅，周延儒即被立即罷去。周延儒欲引用何如寵來壓溫體仁的計劃也落了空，只好悻悻離去。溫體仁遂繼為首輔。

溫體仁亂政

從表面上看，溫體仁待人謙恭和氣，實際上城府甚深，性情剛猛，一旦與人結怨，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在枚卜風波中鋒芒畢露，使錢謙益不僅未能入閣，反而被罷職家居。這一來，溫體仁就等于公開與東林為敵。他入閣后力圖為逆案中人物翻案，但逆案乃崇禎帝所欽定，態(tài)度堅決，凡入逆案的人物都不得起用。因此，溫體仁在朝中頗感孤立。他不但不隱諱這一點，反而把這看成是自己的一種資本，經(jīng)常在崇禎帝面前提及。他對崇禎帝的心理揣摩得很清楚，崇禎帝最恨植黨，自己孤立正表明無此嫌疑。崇禎帝也念他孤立無援，所以處處對他袒護有加。溫體仁心里很清楚，與自己為敵的人很多，所以處處謹慎，不敢收受任何賄賂。這種經(jīng)濟上的清白也成了他的一項重要資本。在貪官污吏誅不勝誅的情況下，崇禎帝對溫體仁不貪墨頗為欣賞。因此，盡管內(nèi)閣中斗爭激烈，云譎波詭，而溫體仁在內(nèi)閣竟達七年之久，任首輔達四年。這在崇禎年間的閣臣中是極其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