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學科論

一 試論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范疇的擴展

（一）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是一個不斷發(fā)展與成長的學科，到今天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30多年的風風雨雨，它的成長歷程本身就說明，一個研究領域想要成為一門較為成熟的學科，就必須有一個科學的學科命名，應該有適應學科命名、進入其研究場域的足夠豐富的研究對象，做到形式與內(nèi)容的協(xié)調一致。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最初階段是以“臺港文學研究”命名的，后來又吸收了對澳門文學的研究，成為“臺港澳文學研究”，第二個階段是“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現(xiàn)在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可以說是該學科的第三個階段。由此歷程不難看出，該學科的發(fā)展是以不斷擴充學科研究內(nèi)涵為前提的。一個學科能否保持自己的生命力，關鍵就在于該學科是否有著內(nèi)在的立體型生長結構和外在的社會歷史要求。

在學科的初始階段，臺港文學是作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一個邊緣子學科出場的。隨著海外華僑華人人數(shù)的增加，華僑華人的海外生存狀態(tài)也逐漸為國內(nèi)所重視，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作為其生活世界的反映，便進入國內(nèi)人士研究的視野。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發(fā)展從此進入了第二階段。民族情、血緣親是聯(lián)系海外華僑華人與祖國同胞的紐帶，也是海外華文文學得到國內(nèi)人士關注的根本原因。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得以與臺港澳文學研究并列，組合成新的“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另一個原因是，海外華文文學自產(chǎn)生以來，就很少得到祖國的注意，而這些作品又因為是用華文創(chuàng)作的，與僑居國的主流文化一時難以融合，所以遭遇了“雙邊緣化”的尷尬。這種生產(chǎn)于海外的華文文學，也有著祖國大陸文學中所不會有的文化內(nèi)涵與殊異性。與祖國大陸文學相比較而言的殊異性、邊緣化特性構成了將臺港澳文學、海外華文文學聚結一處的理論出發(fā)點。該學科第三階段的命名的歷史語境是：文化全球化的大趨勢。由第三階段命名所帶來的闡釋學意義是：“華文全球寫作”^[1]。也就是說，無論作者在海外何處，他的種族屬于哪支，只要他的文本以華文為載體，他（她）的這個文本就屬于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研究范疇。因此，此一命名意味著學科基礎理論的一次巨大的飛躍，它開闊了學科的學術視野，超越了種族、身份等糾纏不清的形而下理論。但是，這一命名也存在著容易使人“誤讀”的弊端。連許多本學科的學者都覺得此一學科命名有著意義不明的曖昧。比如，有人會說，所謂“世界華文文學”，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華文作品都應該是該學科的研究對象，這樣，中國大陸古典文學，上起《詩經(jīng)》、《楚辭》，下迄明清小說，均應列入。也有人說，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也應列入。這些都是典型的“誤讀”。因為在有臺港文學研究學科之前，中國學術界就確認了“世界文學”為“外國文學”的專指?，F(xiàn)在，沒有哪一個文學研究者會到《世界文學》雜志里去找中國大陸文學作品。這實際上是一種約定俗成。之所以會有一些文學研究專家會對這種基礎性的語詞產(chǎn)生歧義理解，問題就在于世界華文文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約定俗成是需要眾多同仁的共同認可和時間檢驗的。不管怎樣，該學科第三階段的命名與發(fā)展為研究者提供了更加開放、更加有深度的思路，它促使人們對世界華文文學的研究采取“整體觀照”的方法，是一次極有意義的嘗試與進步。

學科要發(fā)展，一定要注意學科板塊的完整性。學科板塊局部的殘缺往往會帶來整個學科的畸形、不協(xié)調發(fā)展。福建學者楊際嵐先生就認為：“開放、宏闊的整體觀照，有助于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對于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完整’、‘準確’、‘深刻’相輔相成?！暾?，并不意味著‘準確’和‘深刻’。然而，‘完整’是‘準確’、‘深刻’的必要前提?！?sup>[2]著重強調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內(nèi)容的完整性。江蘇學者陳遼先生等也提出了“整合兩岸、兼容雅俗的新構建”^[3]，他認為，“收復通俗文學的半壁江山，使文學的兩翼一同起飛，重現(xiàn)臺灣文學和港澳文學的歷史真跡，使祖國大陸和臺港澳地區(qū)的文學相和而歌，對于百年文學史地域空間和審美空間的開拓，無疑是十分必要的。”^[4]同樣強調了學科板塊的完整性、全面性。

（二）

根據(jù)“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這一命名形式，該學科就必須有足以填充學科研究場域的豐富的研究內(nèi)容?！笆紫仁且訌妼W科建設。也就是建立學科觀念，提高這方面的自覺性，把這領域的研究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應該說，在這方面，特別是在如何加深學科建設，還存在許多‘盲點’”^[5]。而對一些身份認證模糊或者“跨界書寫”的作家，如蘇曼殊等，他們在海外創(chuàng)作的作品或有關海外題材的作品的學術定位及研究，則正是海外華文文學學科的盲點之一。另如，經(jīng)查閱相關文獻，有些國家、地區(qū)的華文文學，像非洲華文文學、南美洲華文文學、英國華文文學、蒙古國華文文學，截至2011年仍較少有人研究。以下就以作家蘇曼殊為例來說明此一現(xiàn)象。

蘇曼殊（1884～1918年），作為我國近代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南社發(fā)起人與骨干之一，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特別是在新舊文學轉型期所起的承前啟后的作用，已得到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者的普遍重視。如陳平原先生在論述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時說：“是將晚清和五四兩代小說家放在一起論述的。而這其間，蘇曼殊小說承前啟后的作用尤其突出?！?sup>[6]但是，作為一位華僑后代，又加以自身中日混血兒的獨特身世，蘇曼殊在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中的重要性長久以來仍受到忽視乃至冷落。查閱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科的幾個有代表性的“陣地性”的學術雜志，如《世界華文文學》（及其前身《四?！罚?、《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及其前身《臺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臺港文學選刊》以及《中國比較文學》，從1992年至2011年，除筆者在《華文文學》上發(fā)表過因論述華文文學的學科問題而涉及蘇曼殊的一篇論文外，尚沒有一篇專門論述蘇曼殊的論文在這些刊物上發(fā)表。另外，目前，發(fā)表于其他學術刊物或者以專著形式出版的有關蘇曼殊的研究論著，比較前沿的研究方向主要針對蘇曼殊的宗教思想、潛在心理以及中西文化沖撞在其身心上的體現(xiàn)，但是，集中、突出地論述蘇曼殊以歸國華僑、留日學生、出境行腳僧人等身份在境外的文學活動的，卻告闕如?？梢?，蘇曼殊研究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術場域是處于缺席狀態(tài)的。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要成為成熟的學科，必須做到形式與內(nèi)容的協(xié)調一致，應該有適應學科命名、進入其研究場域的足夠豐富的研究對象。蘇曼殊研究在世界華文文學學術場域中的缺席，說明該學科還有許多“學術盲點”。本文以下就嘗試初步探討蘇曼殊進入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的學術視野的可行性與必要性，并以此為例，進一步思考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研究范疇的擴展問題。

（三）

蘇曼殊的父親蘇杰生是歸國日本華僑，蘇曼殊的生母河合若子及養(yǎng)母河合仙都是日本人，因此，蘇曼殊是中日混血兒。蘇曼殊出生于日本，在其6歲時，由其庶母黃氏帶回國內(nèi)，此后又數(shù)次回日本探親尋母。蘇曼殊在日本居留時間較長，所以他的許多作品是在日本創(chuàng)作的。另外，蘇曼殊還曾出國到過爪哇（印尼）、暹羅（泰國）、錫蘭（斯里蘭卡）、緬甸，也曾在香港居留過一段時間，而且在這些國家或地區(qū)都曾創(chuàng)作過華文作品。蘇曼殊的這些經(jīng)歷與華文作品都使蘇曼殊與現(xiàn)今所說的世界華文文學（或曰“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領域難脫因緣。

將蘇曼殊列入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范疇的兩個主要根據(jù)在于，一是基于地域，蘇曼殊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生活在海外，并且他的許多作品是在海外創(chuàng)作的；二是基于語言，這些創(chuàng)作于海外的文本均以華文為主要語言載體。下面將蘇曼殊在海外的文學活動、華文文學作品及其創(chuàng)作時間、地點作一統(tǒng)計，供方家一覽，以資佐證。

蘇曼殊1907年到日本，和章太炎、劉申叔一同創(chuàng)辦《民報》及《天義報》；其作品（以下所列詩文名稱，凡不指明為他人所作或與他人合作的，均為蘇曼殊作品）《〈曼殊畫譜〉序》發(fā)表于1907年7月24日《天義報》（該報創(chuàng)辦于日本）?！丁磋笪牡洹底孕颉钒l(fā)表于1907年7月5日日本東京出版的《民報》第10期。《海哥美爾氏名畫贊》發(fā)表于1907年7月24日《天義報》?！丁辞镨z詩〉序》發(fā)表于1907年8月10日《天義報》?！稁X海幽光錄》發(fā)表于1908年4月《民報》第20號。《〈文學因緣〉自序》載于1908年日本東京出版的《文學因緣》一書?！丁闯币簟蛋稀肥翘K曼殊托“校錄人日本僧人飛錫”之名撰成，原載1912年在日本出版的《潮音》一書?！吨赂咛烀窌肥?910年6月8日“阿難發(fā)自耶婆堤《佛國記》舊都”（耶婆堤即今印尼）。發(fā)表于1909年12月出版的《南社》第一集的《過平戶延平誕生處》詩，是蘇曼殊1909年上半年居日本時所作，其詩另見1914年5月《民國》第一號，題作《過鄭成功誕生處》?！兜斫乐锌谡肌酚伞暗斫边@一日本地名可知，該詩亦寫于日本?！稙檎{箏人繪像》（二首）是寫蘇曼殊在日本結識的一位妓女百助眉史的。《寄調箏人（三首）》顯然亦是寫日本藝妓的，發(fā)表于1910年12月出版的《南社》第三集?！侗臼略姡ㄊ祝返诰攀自疲骸按河陿穷^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詩中的“尺八”，蘇曼殊曾經(jīng)在《燕子龕隨筆》中如是解釋：“日本‘尺八’，狀類中土洞簫，聞傳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陰深凄惘?！?sup>[7]這十首詩發(fā)表于1910年12月出版的《南社》第三集上，顯然也是寫于日本?！墩{箏人將行，屬繪〈金粉江山圖〉，題贈二絕》亦是題贈日本藝妓的。而《過蒲田》一詩中的“蒲田”乃是日本的一個地名，在日本東京西南，東海道干線上。《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一詩乃是蘇曼殊在日本“若松町”這一地方寫給陳獨秀的?！队尾蝗坛厥局傩帧分小昂澜怆x人意，笑指芙蕖寂寞紅”詩句中“胡姬”是用以借指日本女子的，此詩亦寫于日本?！额}拜倫集》一詩乃寫于蘇曼殊赴新加坡居留時期?！恫巾嵈鹪粕先耍ㄈ祝肥翘K曼殊在爪哇應惹班中華會館之聘，做英文教師時所作；《別云上人》“跋”中云：“束裝歸省，道出泗上，會故友張君云雷亦歸漢土，感成此絕。”其中“泗上”乃指爪哇地名?！稏|居雜詩十九首》“東居”即指居住在日本，而第五首中“異國名香莫浪偷”一句證明了此詩確實寫于“異國”——日本。

蘇曼殊除在海外創(chuàng)作華文文學作品外，也在其眾多作品中描寫或提及了眾多的海外華僑生活，如：《絳紗記》中的主人公“余”曾在香港皇娘書院學習歐文，而小說故事展開的社會背景是在星嘉坡（新加坡）；散文《南洋話》（載于1912年4月7日上海《太平洋報》）中記述了一位老華人對作者講的話，原文是這樣的：爪哇野老嘗為衲言：“昔千余年前，華人締造末里洞石佛山，工竣，臨行，土人依依弗忍遽別，問我華人：‘何時復返？’我華人答之曰：‘后此當有白奴兒來此，替我經(jīng)營，我返當以鐵為路識之。’”作者在這篇散文里，描述了我華僑華人為爪哇辟荒修路，作出過巨大貢獻，抨擊了荷蘭殖民者占據(jù)爪哇后對華僑華人的種種不公平待遇。所有這些，也都是描述有關海外華僑華人生活的。

（四）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學科命名指明了學科發(fā)展的方向，眾多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者開始大力呼吁促使學科完整、全面發(fā)展以及掃除“學術盲點”。由此，一個新的學科發(fā)展理論系統(tǒng)基本形成。“世界華文文學”這一學科命名首先強調的是“世界”一詞，其基本含義是，該學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國家或地區(qū)創(chuàng)作的作家作品；其次，“華文文學”一詞說明該學科的研究范圍主要涵蓋的是以華文為語言載體的文本，深入一步講，就是無論是華人血統(tǒng)還是非華人血統(tǒng)，只要是在境外用華文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都在該學科的學術范圍之內(nèi)。

根據(jù)這一學科定位的原則，蘇曼殊被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所冷落，實屬不該。由“完整”、全面發(fā)展的世界華文文學學科這一理論追求出發(fā)，即使“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研究對象僅限于華人血統(tǒng)的作家或者是有著濃厚的中華意識與家國之思的華裔作家，蘇曼殊文學研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蘇曼殊雖有日本血統(tǒng)，但他對中國有根本的文化認同，他憎惡別人說他是日本人，甚至由此產(chǎn)生沉重的自卑感，以至于自暴自棄、暴飲暴食、罔顧健康直至最后因腸胃病而英年早逝。“蘇曼殊作為近代具有高度民族思想與愛國情懷的作家，始終以他獨特的方式表現(xiàn)出強烈的家國之感與愛國情懷”^[8]。其濃厚的中華情結與愛國情懷感人至深。將蘇曼殊納入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的研究對象體系，不僅有助于本學科領域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融合愛國主義的旋律，而且對本學科自身品位與學術層次的提高，對學術研究隊伍的壯大與充實，都大有裨益。另外，蘇曼殊是“中國20世紀通俗小說的創(chuàng)始者和推動者之一”^[9]，他對中國20世紀通俗小說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幽怨、哀婉、感傷的言情小說，可以說開啟了此后近代言情小說的先河?！逅摹昂蟮镍x鴦蝴蝶派的作品，不少就源于蘇曼殊”^[10]。所以，根據(jù)“兼容雅俗”的理論構想，將蘇曼殊納入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術視野，對于該學科的發(fā)展來講，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

這樣，由上述新的學科命名及發(fā)展論出發(fā)，蘇曼殊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對象的可行性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蘇曼殊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對象的可行性問題的解決，反過來又可以為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提供新的啟發(fā)。由蘇曼殊這一個案研究生發(fā)開去，一個廣闊的待開發(fā)的學術空間就展現(xiàn)在眼前。比如，近幾年來，對美國華裔文學的研究已如火如荼，其研究對象既包括美國華裔作家創(chuàng)作的中文作品，也包括他（她）們創(chuàng)作的英文作品，如譚恩美的《喜福會》、黃玉雪的《華女阿五》等。由此現(xiàn)象，可以斷定，世界華文文學學科范疇還有繼續(xù)擴容的趨勢。因為，海外華裔作家創(chuàng)作的非華語作品，已非“華文文學”的內(nèi)涵所能覆蓋，要改變這種學科排斥現(xiàn)象，就必須對學科重新命名，或者不重新命名，而采取大家約定俗成的方式加以確認。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如果不對這些非華語文學作品加以收容，這些因處于交叉地帶而被雙重邊緣化的“飄零者”必將因無所依歸而另求門戶，其結果就是造成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研究對象的流失。世界華文文學學科是一個有活力、有良好前景的學科，其原因之一就是，它善于也便于把和自己已有的研究對象有相似點的其他對象納入自己的領域。而這種相似點，也就是該學科的本質特征，那就是：邊緣性、交叉性、殊異性。因此，世界華文文學學科要善于發(fā)揮自己的優(yōu)勢，充分展示出其他學科所不可能具有的自身邊緣學科、交叉學科的獨特不可替代性。當下的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實際上正在向“世界華文、華人文學”的方向邁進，這是值得肯定的。“世界華文、華人文學”學科的研究對象不只包括海外華文作品（既包括華人的華語創(chuàng)作，又包括外國人的華語創(chuàng)作），也包括海外華人作品（既包括華裔作家的華語創(chuàng)作，也包括他們的非華語創(chuàng)作），還應包括海外作家的“歸陸創(chuàng)作”（即海外華人作家在中國大陸的創(chuàng)作）。如果能夠按照“世界華文、華人文學”的方向來對學科范疇進行重新界定，進而確定對應的、更具科學性的學科命名，就能夠掃除許多“學術盲點”。比如，日本華裔作家用日語創(chuàng)作的作品；臺灣日據(jù)時期的日文小說；澳門土生作家的葡語創(chuàng)作；外國人的華文創(chuàng)作等。

當然，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科目前所展示的開闊的學術視野，并不等于說，這一學科就應該包羅萬象，大到無限大。一個學科之所以能夠存在并繼續(xù)發(fā)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此學科有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生存意義。學科內(nèi)涵的無限擴大意味著學科外延的無限縮小。如果一門學科真的擴大到無所不包的地步，這個學科肯定就會喪失其獨特的不可替代性。與其不可替代性的消失相伴隨的，是該學科的生存意義的消弭。那是一個學科的悲哀。

二 “臺灣‘回歸原鄉(xiāng)’寫作”論題構想

綜觀臺灣文學發(fā)展史，有關原鄉(xiāng)的記憶與書寫是一個歷久彌新的主題。沈光文、丘逢甲、鐘理和、余光中……臺灣的原鄉(xiāng)題材書寫者舉不勝舉。特別是自鐘理和《原鄉(xiāng)人》以來的臺灣文學創(chuàng)作中，原鄉(xiāng)回憶、原鄉(xiāng)想象與原鄉(xiāng)回歸，成為臺灣知識者筆下不斷彰顯的主題。

有關臺灣文學史上的“回歸原鄉(xiāng)”，乃至“回歸祖國”寫作，目前國內(nèi)外學者主要進行的是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如對臺灣現(xiàn)代作家鐘理和、張我軍的研究等，但鮮有把這一類作家、作品視為一個具有共同性的群體，進行成體系、有組織的系列研究者。臺灣民眾對于回歸問題的行動與想象究竟如何，直接關系到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的進展，關系到臺海問題的解決。對于這一極有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社會、政治意義的研究領域，臺灣文學研究界還未能給予應有的足夠重視。本論題將在作者和其他學者既有的個案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往開來，開展一個文學流派、文學思潮性質的研究，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創(chuàng)新和收獲。

本論題從文學研究、審美批評出發(fā)，并以“以詩證史、文史互證”的視角研究臺灣知識者或庶民在臺灣或大陸的有關“回歸原鄉(xiāng)”及“臺灣回歸祖國”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與此類文學有關的戲曲、音樂、說唱、演藝等“文學的周邊文化”書寫。因此，論題的研究方法是以審美分析為主，同時運用哲學、歷史學、人類學、文藝心理學、社會語言學、民俗學、傳播學、藝術學、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學等多種社會科學方法介入文學研究。論題的研究重點是尋找此種“回歸原鄉(xiāng)寫作”的審美特質和文化本質，而論題的研究對象，不只限于文學文本，而且對有關的出版機制、作家創(chuàng)作心理、文學思潮等也進行了深入挖掘和窮力探求，但其側重點還在于從有代表性的“回歸文學”現(xiàn)象（如鐘理和、許地山、劉吶鷗等的創(chuàng)作）來觀察整個的“回歸原鄉(xiāng)（祖國）寫作”作家群體，探討臺灣“回歸原鄉(xiāng)（祖國）寫作”作家群的創(chuàng)作風格及其共同的創(chuàng)作傾向、審美趣味，追尋構建一個新的文學流派的可能性。論題的研究范圍，設定為臺灣籍作家在大陸的寫作，在臺灣的知識者有關回歸祖國或原鄉(xiāng)問題的創(chuàng)作，臺灣籍作家在其他國家、地區(qū)有關回歸祖國或原鄉(xiāng)問題的寫作，其中，臺灣籍作家在祖國大陸的寫作被作為本論題的重點研究內(nèi)容。具體而言，論著研究內(nèi)容如下。

在日據(jù)時期之前的古代和近代臺灣，自沈光文桴游臺灣以后，臺灣文風丕開。從1738年中舉的臺南文人陳輝始，臺灣逐漸涌現(xiàn)出眾多通過科舉走上仕宦道路或者為人幕僚者，其中又有許多因為清代“異地為官”的職官制度而內(nèi)渡至大陸謀職者。這些宦幕大陸文人在宦幕期間寫作了一定數(shù)量的詩文，但大多分散零落，目前尚未有系統(tǒng)對其進行整理研究者。本論題即首次對此一創(chuàng)作群體及其詩文作了較為系統(tǒng)的鉤沉、考證和論述。

在臺灣日據(jù)時期，許多臺灣作家在島外創(chuàng)作了為數(shù)可觀的文學作品，即所謂“島外寫作”（Exodus Taiwanese Writings）。這些文本在臺灣島外問世后，都又或早或晚地傳播到臺灣。這種特殊的文學現(xiàn)象，又可謂之“歸岸文學”。這種“歸岸文學”對臺灣島內(nèi)留守作家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臺灣的薪傳、對臺灣文學吸取其他地區(qū)進步文化而發(fā)展自身，起到了重要作用。本論題將對此類因諸多不同原因在臺灣之外創(chuàng)作的臺灣作家作品進行細致的爬梳整理和論述。

以大陸原鄉(xiāng)作為抒發(fā)愛國情懷的對象或媒介的臺灣當代作家更是數(shù)量眾多。本論題認為，原鄉(xiāng)書寫已成為臺灣當代知識分子辨別忠奸善惡的情感載體，也說明了“大陸原鄉(xiāng)”意識作為海峽兩岸交流橋梁的重要價值及其現(xiàn)實關懷傳統(tǒng)。許多臺灣作家寫作中體現(xiàn)出的慎終追遠的文化修辭反映了他們的“返歸原鄉(xiāng)文化”意識，反映了他們心靈深處的原鄉(xiāng)文化積淀。其文本中的原鄉(xiāng)文化質素都通過或隱或顯的言語修辭內(nèi)蘊于字里行間。這種“文化回歸”修辭對于當前國內(nèi)的文化生態(tài)保護、對于研究臺灣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理提供了反省與借鑒的范例。

在對上述“臺灣‘回歸原鄉(xiāng)’寫作”個案的歷史性研究的基礎上，本論題研究的目標在于，“臺灣‘回歸原鄉(xiāng)’寫作”顯示了一種積極的“文化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思潮，除了一般意義上所謂的“保守”、“傳統(tǒng)”、“固執(zhí)”之義以外，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主要表現(xiàn)為對人的異化現(xiàn)象的質疑與反撥，對殖民侵略行為的抵制與反抗，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注與保護等?？v觀近代以來的臺灣文學發(fā)展史，臺灣文學的現(xiàn)代性因臺灣的獨特歷史遭遇而表現(xiàn)出“主動現(xiàn)代性”與“被動現(xiàn)代性”兩種面貌共存的特殊性，而“回歸原鄉(xiāng)”寫作的表層之下涌動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恰恰起到了為“現(xiàn)代性”這柄雙刃劍糾錯、糾偏的作用。

綜上所述，本論題研究將適當吸取西方理論中有關“流散”、“離散”美學的合理內(nèi)核，結合臺灣的特殊歷史境遇，以及國際地緣政治、經(jīng)濟因素對臺海局勢的影響，結合閩臺“五緣”、“六親”關系，爭取構建一個適合于研究臺灣“回歸原鄉(xiāng)（特別是大部分臺灣作家的原鄉(xiāng)福建）”書寫這一社會現(xiàn)象的方法論系統(tǒng)，希望本課題研究能夠對政府部門制定、實施相關對臺政策，促進兩岸和平統(tǒng)一、拉近兩岸民眾間的心理距離、活躍兩岸的文化交流起到一定的歷史借鑒作用。筆者在開展研究的過程中，將在注重理論闡述、史料搜集和歷史脈絡梳理的同時，還關注實際應用策略的思考與擬定。通過細致的史料爬梳整理、扎實的理論論證分析，課題研究將有效證明如下命題：臺灣民眾和大部分作家心向原鄉(xiāng)，臺灣文化之根在大陸，臺灣文學之源在大陸，臺灣文化的光明前途乃是回歸祖國、兩岸和平統(tǒng)一。

三 香港文學：漢學心態(tài)與國際視野

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和歷史上的英國轄區(qū)的身份，讓居住在香港的文學者具有置身境外反觀中國的漢學心態(tài)，香港的現(xiàn)代化和開放性也讓香港文學者有著多種國際合作的可能，并由此而賦予自身的創(chuàng)作以國際化的藝術視野與藝術特征。香港是漢學與儒學大師隱居的地方。如儒學大師錢穆先生晚年曾在香港新亞書院講學，王韜、饒宗頤等則是香港文學發(fā)展史上具有漢學心態(tài)的作家中的典型代表。

“國際漢學大師”^[11]饒宗頤（1917～）字固庵，號選堂，廣東潮州人?！白陬U”之名為其父所起，意為希望他能像宋代的周敦頤一樣，將來成為一個大學者。饒宗頤學貫中西，在歷史學、經(jīng)學、考古學、古典文學、書畫，翻譯等多種類學術和藝術領域中，均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出版有50多部著作、400多篇論文，曾先后在美國、法國、日本、新加坡等國講學，還在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香港、北京、廣州等地開展學術交流和舉辦書畫展。1962年他獲得法國法蘭西學院儒蓮漢學獎；1993年獲法國文化部頒授的文學藝術勛章。被國際漢學界譽為“導夫先路的漢學大師”。饒宗頤先生從18歲起，即嶄露頭角。饒家是潮州的名門望族，饒宗頤的父親饒鍔早年畢業(yè)于上海法政學校，曾任《粵南報》的主筆，可以說是書香門第。而饒家的“天嘯樓”曾是當時粵東最負盛名的藏書樓，在這里收藏的書籍曾達10萬卷之多，饒宗頤從青少年開始，就在這里飽覽群書。1935年，由饒鍔編輯、饒宗頤補訂完成的《潮州藝文志》發(fā)表，這是潮州有史以來在藝文方面首次進行系統(tǒng)的著作實錄，引起了極大的轟動，19歲的饒宗頤一舉成名。此后，因戰(zhàn)亂，饒宗頤顛沛流離，最后定居香港。此后在60多年的治學生涯中，于文、史、哲、藝等領域均取得了卓著成就，在國際漢學界有崇高的聲譽和廣泛的影響。1935～1937年，他擔任了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纂修；1943～1945年，任無錫國學?？茖W校（時遷廣西）教授；1946年，任廣東文理學院教授；1947～1948年，任汕頭華南大學文史系主任、教授，兼《潮州志》總編纂；1948～1949年，任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1949年，定居香港；1952～1968年，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教授；1963年，在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作學術研究；1965～1966年，任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研究院研究員；1968～1973年，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1970～1971年，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1972～1973年，任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教授；1973～19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74年，任法國遠東學院院士；1978～1979年，任法國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1980年，被選為巴黎亞洲學會榮譽會員，任日本京都大學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1979～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1982年，獲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1987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1993年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學博士學位。他還被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組、《續(xù)修四庫全書》總纂會等學術機構及50多所大專院校聘請為顧問、顧問教授或客座教授。他早年以治地方史志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壯年由中國史擴大到印度、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的研究；晚近則致力于中國精神史的探求。其治學興趣廣泛，涉獵于上古史及甲骨文研究、文學藝術史研究、宗教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地理學、地方史、文獻目錄版本學等諸多方面。主要著作有：《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敦煌琵琶諳》、《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甲骨文通檢》（主編）、《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詞集考》、《清詞年表》、《全明詞》、《中國史學上之正統(tǒng)論》、《九龍與宋季史料》、《選堂集林·史林》、《潮州志匯編》、《潮州藝文志》（合著）、《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楚辭地理考》、《楚辭書錄》、《楚辭與詞曲音樂》、《唐宋墓志》、《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合著）、《新加坡古事記》、《畫（國畫史論集）》、《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和大量的書畫藝術作品。饒宗頤在許多學術領域都是開風氣之先者。他是講敦煌本《文選》、日本鈔本《文選》五臣注的第一人（1956年）；撰寫宋元琴史的第一人（1960年）；他首次將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諸于世，并撰作第一篇研究論文（1963年）；首次提出劉勰文藝思想受佛教影響（1963年）；首次研究陸機《文賦》與音樂之關系（1961年）；首次在古代文論研究中揭出“勢”的范疇；首次從文獻根據(jù)上揭示韓愈詩歌受佛經(jīng)文體影響（1963年）；他是講詞與畫關系的第一人（1974年）；講中國藝術史上墨竹刻石的第一人（1974年）；他是利用詞牌《穆護歌》考見祆教史實（1978年）、利用吳縣玄妙觀石礎講道教變文（1974年）的第一人；他是講有關越南歷史的《日南傳》的第一人（1969年）；他首次提出“楚文化”（1970年）、“吳越文化”（1971年）作為學科名；他是講金趙城藏本《法顯傳》的第一人（1974年）；是利用中國文獻補緬甸史之第一人（1975年）。

香港新武俠小說所引發(fā)的世界性的“中國功夫熱”，也體現(xiàn)了香港文學立足中華文化傳統(tǒng)，目光卻投注全球的漢學心態(tài)與國際視野的融合。從“武俠四大家”金庸、古龍、梁羽生、臥龍生到“網(wǎng)上女金庸”鄭豐，均是如此。尤其是金庸，他的小說故事題材都取材于中國歷史，人物原型都查有可考，而金庸甚至在其古稀之年還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了歷史學博士學位，其研究的主攻方向就是中國古代史。這些都表明金庸是以撰寫歷史小說的心態(tài)去書寫武俠小說的，其創(chuàng)作心理的潛意識里有著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原中國古代社會原貌的漢學心態(tài)。

香港最近從網(wǎng)絡崛起的武俠小說新秀陳宇慧（筆名鄭豐），有“女金庸”之稱，她創(chuàng)作的80萬字武俠小說《多情浪子癡情俠》，深得金庸武俠小說的精髓，在網(wǎng)上吸引了300多萬人的閱讀，獲得了2006年“新武俠小說大賽”一等獎，2007年4月獲“中華武魂獎”以及“最受歡迎作品獎”。陳宇慧現(xiàn)任職香港荷蘭銀行董事，是臺灣“監(jiān)察院”前“院長”陳履安的女兒，其祖父則是曾任蔣介石時代的副總統(tǒng)的陳誠，她1997年在香港結婚，其筆名取自丈夫的姓氏。“鄭”是她丈夫的姓，而之所以取名叫“豐”，則是她原名“慧”字的起筆。陳宇慧擁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商務管理學歷，移居香港工作后，成為投資銀行可換股債券專家，被稱為金融界“女金庸”^[12]，有著商界女強人、母親及作家三個不同角色?！抖嗲槔俗影V情俠》1998年創(chuàng)作于英國，陳宇慧幾年后回到香港，又利用產(chǎn)假的時間重新進行了潤飾改寫。小說又名《天觀雙俠》，描述了出身蘇州青樓的小廝趙觀與出身醫(yī)術世家的小三兒凌昊天這兩個特立獨行的少年的故事。陳宇慧認為，成功的武俠小說作家，不但要有極佳的文字功底，還要有中國歷史文化基本涵養(yǎng)。

倪匡的科幻小說“衛(wèi)斯理系列”和武俠小說，同樣有著國際視野，他認為武俠小說最基本的元素是“武、打”，招式要天馬行空，將不可能的描繪得如真實般，把讀者帶到現(xiàn)場一樣，可謂將西方科幻小說筆法與中國俠義文化熔于一爐。古龍武俠小說中注重懸疑的情節(jié)安排，也表明他受到國外偵探小說的影響。

“穿越題材”的香港文學作品頗具先鋒意識的國際性，但更可貴的是它能從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及歷史故事中挖掘素材。穿越題材的小說和影視劇最近一兩年在中國大陸比較受讀者和觀眾的歡迎。實際上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熱潮，繼美國“穿越”電視連續(xù)劇《Lost》之后，美國大片《盜夢空間》、中國電視連續(xù)劇《宮鎖心玉》接踵上映，形成了一波全球性“穿越”劇熱播潮流。“穿越”小說、“穿越”影視劇等名詞是在新世紀最近幾年才被普遍提出并逐漸被普遍認可和接受的藝術概念，實際此類題材在中國古代已屢見不鮮，像《牡丹亭》的故事母題就是托夢還魂，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版的《盜夢空間》，《邯鄲夢》也是同等題材的戲劇。而在現(xiàn)代香港，作家李碧華寫作的小說《胭脂扣》及據(jù)此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1988）講的是前世鬼與今世人的故事，同是李碧華寫的小說《秦俑》及據(jù)此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古今大戰(zhàn)秦俑情》（1989年）則講述了一段生命輪回中的情感故事，二者雖都主要基于佛教理念說事，但似亦與目前的“穿越”題材文學及影視劇“合轍”。成龍主演的《神話》的故事情節(jié)基本上也是“穿越”型的?？梢娤愀畚乃嚰覀兊募热牒跗鋬?nèi)又出乎其外的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漢學心態(tài)”和他們的與國際藝術發(fā)展同步乃至超前的國際視野。當然，“橘生淮北則為橘，橘生淮南則為枳”。香港作家李碧華吸收了中國古代的人鬼傳奇小說的營養(yǎng)，并融入現(xiàn)代主義手法，以其另辟蹊徑的由漢學心態(tài)出發(fā)的創(chuàng)作手法而發(fā)展成為具有獨特風格的詭異言情小說，到了21世紀的當下就成了“穿越”題材文學和影視劇。在李碧華的筆下，時空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相對性概念，就像“穿越題材”的《秦俑》，一個秦朝的兵士，到了20世紀的當代就成了一個死而復活的古董和鬼怪。李碧華筆下的“穿越”題材的人鬼傳奇顛覆了傳統(tǒng)的人鬼距離和人對于鬼的畏懼感，實現(xiàn)了后現(xiàn)代的人鬼狂歡。李碧華的這種詭異言情甚至影響到了盛行于當下文壇的“穿越”題材小說。

著名詩人、香港女作家蔡麗雙也有著突出的國際視野。蔡麗雙青年時期從中國內(nèi)地移居到香港定居，在這里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香港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都市，鴉片戰(zhàn)爭以后，香港曾遭受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作為殖民統(tǒng)治意志的體現(xiàn)，以英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百多年來，便通過殖民當局推行的政治制度、經(jīng)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政策，成為香港社會的主導文化，決定著香港社會的走向。然而在香港，占人口90%以上的是華人，香港作為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是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建構和發(fā)展起來的，中華文化是體現(xiàn)香港華人文化意識的主體性文化，二者之間對峙、碰撞、融合，構成了香港社會特殊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蔡麗雙20世紀80年代初進入香港，她在內(nèi)地的文化教育背景和從內(nèi)地到香港的人生經(jīng)驗，以及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響，使她的詩作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她揚長避短，才思敏捷，下筆如行云流水，創(chuàng)作詩歌既有古典詩詞的精練韻律，抒情言志妙語如珠，又有西方詩歌的自由浪漫，活潑通靈寄情于豐實的想象中，使創(chuàng)作精神游翔于天地真誠之間，華夏山川、美人香花都寄托著游子情懷，保持著對祖國母親同胞親人的深刻關愛。

香港文學因為香港的歷史際遇而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漢學心態(tài)與國際化視野。雖然香港曾經(jīng)被英國占為殖民地，但其與中國內(nèi)地的文學交往始終未曾隔斷，甚至有時香港還成為內(nèi)地南來作家們的避風港灣，其文學發(fā)展因而深受中國內(nèi)地文化的影響，這一點與臺灣文學有著很大的不同。

四 具體而微的澳門文學

澳門文學可謂具體而微。

先從葡人著述說起。澳門文化司編寫、海南出版社等出版的《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十六世紀手稿》（王鎖英譯），摘要或節(jié)選了6種16世紀葡萄牙人的見聞，從中可見葡萄牙漢學家眼中澳門的形象。

自明清以來，澳門文學開始持續(xù)有居留澳門的作家作品出現(xiàn)。著名戲劇家湯顯祖有關澳門的詩作及其劇作中有關澳門的片段早已有學者詳細論述，自不待說。而澳門作家徐莘田的境外寫作卻鮮為人知，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文學現(xiàn)象。徐莘田，號東海，又號擷紅館主，澳門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秋赴臺灣，寓居基隆。在臺灣，他寫作了《基隆竹枝詞》32首。他曾在他的《基隆竹枝詞》序言中說：“念浮生之若夢，對酒當歌；喜勝友之如云，揮毫落紙。撫二月煙花之景，‘寫美人香草’之詩；此《基隆竹枝詞》之所由作也。千里依人，嘆飄零于劍書！搜此邦之實事，語豈荒唐！詞唱‘竹枝’，風流自賞。想風景于當年，亦復誰能遣此；惜韶光于此日，不禁感慨系之！以騷壇之宿彥，寫本地之風光，必能巨細無遺、雅俗共賞者矣。備他軒之采。竊擬春秋之筆，寓褒貶于廿八字中，妄將月旦之評，括風俗于卅二首?！庇纱丝梢姡瑫r當清末，澳門就出現(xiàn)了海外流散華文書寫！

到了現(xiàn)當代，澳門文學更是各種文體兼?zhèn)洌涸姼?、散文、小說、戲劇，可以說應有盡有。舊體詩歌方面，梁披云和馬萬祺的詩詞創(chuàng)作可謂不但在澳門首屈一指，即便放在整個當代中國文壇，也是佼佼者。

澳門的土生作家創(chuàng)作也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化現(xiàn)象，他們大多是用葡萄牙語進行創(chuàng)作，他們閱讀中國古典名著、吸收中華文化營養(yǎng)也要借助于翻譯成葡語的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說，澳門土生作家的文學作品是中國的少數(shù)族裔創(chuàng)作。而就作家身份認同方面而言，澳門文學的“混雜性”（Hybridity）也與海外華人文學具有同等魅力，如南京大學教授朱壽桐轉任澳門大學教授，他在澳門寫作的文學作品及文學批評應該算作澳門文學，當然也應該算是中國內(nèi)地作家的“南來寫作”，朱壽桐教授可以說是新時期的澳門“南來作家”。

由此看來，稱澳門文學為“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文學“微”世界，毫不為過。

五 加強發(fā)展中國家、地區(qū)華文文學的研究

自海外華文、華人文學研究開展以來，國內(nèi)外學者的目光大都集中于北美、歐洲、澳洲及日本等經(jīng)濟發(fā)達國家或地區(qū)的華文、華人文學，特別是對于美國華裔文學的研究，由無到有，積少成多，到現(xiàn)在更是如火如荼，發(fā)展成為美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中的一門顯學。相形之下，對于亞非拉美等經(jīng)濟欠發(fā)達國家或地區(qū)的華文、華人文學的研究就薄弱了很多，有的甚至至今仍是空白。這顯然不利于學科的均衡發(fā)展，也與當今世界經(jīng)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我國發(fā)展“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的目標不一致。因此，對于海外華文、華人研究者來說，加強對發(fā)展中國家或地區(qū)的華文、華人文學的研究，既是學科發(fā)展的需要，也是國家發(fā)展的要求。不過，讓我們略感欣慰的是，考察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華文文學的生存環(huán)境，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里實際上已經(jīng)有了較好的發(fā)展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礎。

以地處東南亞的越南為例，近年來，越南各地興起了一陣陣中國文學熱潮。越文版的中國文學作品和新版中越詞典在越南河內(nèi)、胡志明市等地的書店有著很大的銷售量。中國文學書籍長期在一些書店的暢銷書排行榜上占據(jù)著重要位置^[13]。附有中文標題的越文版瓊瑤系列愛情小說受到了越南讀者的歡迎，被翻譯成越文的瓊瑤系列小說目前已有十五六部。其他被翻譯介紹到越南的中國通俗小說還有金庸、古龍、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說。其中金庸的所有武俠小說作品已被翻譯成了越文。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也在越南大受歡迎。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同樣備受推崇。魯迅的小說、雜文集，沈從文的《邊城》以及近年在國內(nèi)頗具影響力的實力派作家的不少作品，如賈平凹的《廢都》、鐵凝的《玫瑰門》等小說，轟動一時的《手機》和《無極》等影視作品也位列其中。據(jù)報道，中國文學作品在越南最為暢銷，傳記類書籍也深受越南讀者歡迎。近年來，被引進到越南市場的中國文學作品及其他書籍數(shù)量不斷增多。隨著越南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越南人渴望了解、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中越兩國國情相似，政治體制相同，百姓的思維方式、價值觀等都很接近，越南人讀中國書籍會感同身受，需求由此產(chǎn)生。況且每年中國出版的書籍眾多，精選譯介到越南的都是其中的優(yōu)秀作品，自然深受歡迎。越南百姓非常喜歡閱讀中國文學書籍，也喜愛悠久璀璨的中國文化，很多人希望能到中國留學，更多地了解中國，這一切隨著近年來中國的迅速發(fā)展散發(fā)出更耀眼的光芒，這也正是“中國文學熱”在越南持續(xù)升溫的根本原因。

南美洲的中國文學影響沒有在越南那樣大，但是南美洲的華文作家的努力讓人感動，南美洲華文文學作品在量與質方面也都比較可觀。

南美洲幅員遼闊，國家眾多，但華人數(shù)量不多，除巴西華人數(shù)量較多外，其他國家均僅有1萬～2萬或更少，并且散居在不同城市，沒有較大的華人聚居地，因此華文文學在當?shù)氐奈幕刑幱谶吘墵顟B(tài)。旅居厄瓜多爾的華文作家陳少華曾在《感覺南美洲華文文學》^[14]一文中對南美華文文學的“邊緣”狀態(tài)作了詳細的介紹，并針對其發(fā)展前景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議。南北美洲雖然以巴拿馬運河作為分界，但一般也把中美洲諸國劃入南美洲范圍。究其原因，除了中南美洲政治經(jīng)濟各方面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外，這些國家大部分使用西班牙語也使他們建立起緊密的聯(lián)系。華人移居南美洲，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之前，做淘金夢的華人，漂洋過海抵達巴拿馬及其鄰近的地區(qū)。不少移民在到達目的地之后，淘金夢破滅，便向南美諸國擴散。以厄瓜多爾一國而言，早期便有不少由巴拿馬再移民而來的華人。南美洲諸國，以巴西和巴拿馬兩個國家的華人人數(shù)最多，都已超過了10萬人。因而，以中國傳統(tǒng)營商的格局便出現(xiàn)在這兩個國家之中。巴拿馬的“中國城”，地域雖不大，卻是一處中文十分流通的地方，尤其以廣東話的應用更為普遍，走進任何一間掛著華文招牌的店鋪，都不必說西班牙文。而巴西的圣保羅，更擁有濃厚的中華文化氛圍，除了中國商品店鋪眾多之外，更有觀音寺、文化中心等諸多有著中華文化氣息的宗教或文化設施。雖然南美諸國大多沒有“中國城”一類的場所，但華人開的餐館、店鋪，卻必定要起一個吉祥的中國名字，懸掛一方中國字招牌。秘魯和哥倫比亞的華人數(shù)量僅次于巴西和巴拿馬，雖然沒有華人集聚的場所，但在街道上可以經(jīng)?？吹饺A人店鋪，也有華文報刊，文字水平雖不高，但對于僑居該地的華人而言，卻是一個了解祖國和僑居國情的窗口。智利和阿根廷是南美洲較為先進的國家。這兩國的華人不多，但這里擁有熱心于中華文化的華人和傳播中華文化和華文文學的網(wǎng)站。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巴拉圭、烏拉圭等國家，也有著熱心于中華文化的華人。當然，因為語言方面的隔閡，南美洲的華文文學只能在華人社會中流通，還很少能夠引起南美本地人的喜愛和重視。

南美洲華文文學可以說是寄生在生活隙縫中的華文文學。移居南美洲的華人，以臺灣來的為最多，其次是大陸和香港或其他地方。不少臺灣人擁有南美洲數(shù)國的居留身份，他們可以隨意游走于南美洲的許多國家。近年來由中國大陸移居南美洲者增多，使華人結構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從臺灣或香港移居南美洲的華人，在初抵南美時由底層做起，借開小餐館、雜貨店或洗衣店之類店鋪謀生。而由大陸抵南美洲的華人，大多靠干苦力活營生。在衣食都不足以溫飽的嚴峻生活背景下，人們無暇去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縱覽南美洲華文文學作品，其大量寫實的文章，正是描寫這種奮斗的歷程，如《中國僑民在南美》。但在生活稍有改善之后，華文作家們便開始將自己的情思付諸筆端。南美洲的大多數(shù)國家，都處在政治不穩(wěn)定、經(jīng)濟疲憊、社會環(huán)境缺乏安全感的狀況之中。在南美洲各國，不少華人經(jīng)營的餐館、商店也經(jīng)常遭到搶劫、勒索，動輒便聽到槍聲，求生十分艱難。在這樣惡劣的環(huán)境下，仍不斷有華文文學作品出現(xiàn)，實為難能可貴。這些華文文學作品，寫生活的辛酸，寫讀書的歡愉，寫鄉(xiāng)人梓友相逢的熱淚，寫同甘苦共扶持的人間溫情。但華文作家所得到的，只有精神上的滿足與慰藉，其文學作品并不能獲得經(jīng)濟報酬。也正因如此，在南美，華文文學的題材往往和華人奔波的生活聯(lián)系在一起。綠葉的《浪跡南美》，以真摯的情感和優(yōu)美的文筆描述了作者從1988年來到南美洲后，在玻利維亞、巴拉圭和巴西的行旅和艱苦謀生的奮斗歷程，反映了南美華人的共同遭遇。陳思緬的《旅巴雜感》則講述了一個華人同胞相殘的另一種情感和故事，批判了民族敗類的可恥行徑。南美洲華文作家的流動性比較強，他們經(jīng)常在南美的不同國家之間遷徙，因而也造成了他們的創(chuàng)作地和國別身份的變遷。

成立于1991年的南美洲華文作家協(xié)會，確立了南美洲華文文學的存在和地位。“南美洲華文作家協(xié)會”是南美洲規(guī)模最大的華文文學組織，其總部設在巴西的圣保羅，現(xiàn)任會長為關冰如女士。南美洲華文作家協(xié)會成立后，于1992年創(chuàng)辦了會刊《南美文藝》，發(fā)表了許多華文文學作品。1999年10月，南美洲華文作家協(xié)會在巴西圣保羅召開了“三十年來南美華人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回顧了30年來南美華人的文化生活，會議邀請了全球170多位華文作家出席會議。成立于1993年、由黃碧蓮擔任會長的智利文藝協(xié)會，將其會刊《智利文藝》傳輸上網(wǎng)，成為南美洲第一個融入世界通訊網(wǎng)絡的華文文學團體。玻利維亞的華人數(shù)量較少，但華文作家楊肇隆先生熱心于華文文學事業(yè)，積極籌備成立了玻利維亞華文作家協(xié)會。

南美洲的純?nèi)A文文學刊物不多，有《南美文藝》、《智利文藝》、《赤道風》和《華光》月刊、《美洲華報》副刊“華園”等。南美洲華文文學大多是依附于報紙副刊的形式生存下來。大量承載華文文學作品的《美洲華報》及《巴西僑報》，已發(fā)表了100多位作者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這支作者隊伍年齡跨度由九十高齡至二十出頭，南美洲華文文學后繼有人。

南美洲華文作家的個人作品集數(shù)量已頗為可觀，已問世者有：夏昌蟠的《詩詞談屑》，羅煦仁的《我的生活》、《巴西居》，丘羅思凱的《巴西無處不飛花》，許啟泰的《甜河隨筆》，朱彭年的《僑居生活萬花筒》、《人生一路情》，朱彭年編的《中國僑民在南美》，陳少華的《異邦瑣記》、《筆掠南美》、《克勞蒂婭》、《頓巴戈山莊》、《圣克魯斯》，袁頌安的《秘魯華僑概況》、《南美洲的古文明》，袁方的《記者生涯》、《為誰風露立中宵》等。

在數(shù)量頗多的南美洲華文文學作品中，不乏思想深刻、發(fā)人深省的優(yōu)秀作品，如朱彭年的《墓地懷思》、《春節(jié)倍思親》、《房屋的遺憾》及《學姐》諸篇，以一個情字貫穿始終。尤其是《墓地懷思》，憶念岳父母，回憶苦難歲月，真實地描述兩代人間的真情。楊宗元的《飄萍仍尋根》，寫了一個有一半中國血統(tǒng)的老婦人終生不懈尋找中國根的感人故事，文字簡潔凝練，感人至深。陳和昌的《怪夢驚魂》以虛實結合的手法，曲筆寫出了許多不宜直說的人世間的不公平。南美洲的華文文學作品，有一些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如鄧幸光的詩歌《第十一季鄉(xiāng)愁》：

只消一盞紹興，

就能醉孵一窩小詩。

放逐在荒蕪的方格里，

卻怕詩成，

字字行行盡是鄉(xiāng)愁。

只消一盞茅臺，

就能醉漪一畦歸夢。

浮生在失土的心田上，

卻怕夢里，

斑斑點點無非離恨。

詩歌書寫了作者淡淡的鄉(xiāng)愁，情感自然流淌，毫不做作。

女詩人蕭柏是一位女畫家，其《母親的閣樓》收錄了她的84首新詩和43幅油畫，詩歌和畫作都有著不俗的表現(xiàn)，表現(xiàn)了詩人高超的藝術才能和廣泛的藝術興趣。宇光的理論文章，說理清楚，層次分明，層層遞進，令人折服。白渡滬的《黎園殘夢》、劉李覺恥的《生活拾萃》、袁方的《智利初旅》、斯碧瑤的《愛蜜與瑞杰》、陳思緬的《情時多云偶陣雨》、梁琪的《千里寄懷》、關冰如的《花情歲月》等，都是文學價值較高的優(yōu)秀作品。鄭祥偉的翻譯作品《卜命》，構思精巧，文字優(yōu)美，其翻譯水平不遜于其他各大洲的華文文學中的翻譯文學作品^[15]。

就南美洲各國的華文文學發(fā)展來說，巴西圣保羅一地擁有眾多的華人，而巴西圣保羅的《美洲華報》及《巴西僑報》又辦有發(fā)表文學作品的副刊，華文文學因而有著較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發(fā)展的規(guī)模也較可觀。而其他國家，如哥倫比亞、秘魯、巴拉圭、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國雖也有華文報紙或雜志，但其內(nèi)容，多是報紙摘要，本地華人的原創(chuàng)文學作品較少。但南美華文作家陳少華認為：“南美洲各國華人分布不一，但都有熱心華文文化、文學的人士。他們辦有華文報刊，雖然起起落落，但增添了南美洲華文文化的光輝?！?sup>[16]

巴西擁有十數(shù)萬的華人，巴西華僑有老僑、新僑的代際之分。老僑指300年前來到巴西的華人及其后裔，新僑則指于20世紀60年代來自臺灣的華人移民。1985年后，來自臺灣的移民逐漸減少，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移民數(shù)量日益增多。巴西華文文學是隨著華人新僑的到來而發(fā)展起來的。巴西華文文學起步較晚，早期的華文作品大多書寫鄉(xiāng)愁題材。1992年，我國臺灣一些愛好文學的業(yè)余作家組織成立了南美華文作家協(xié)會，努力發(fā)展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創(chuàng)辦了《南美文藝》期刊，這些人擔任華人社團多個刊物的編輯、主筆，成為巴西華文文學的主要力量。后來他們加入了臺灣的世界華文作家協(xié)會。1999年舉辦了“三十年來南美華人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展現(xiàn)了巴西華文作家們的風采和實力。此外，巴西華人青年學生組織了“小草社”，創(chuàng)辦了《華光》月刊，發(fā)表自己的華文文學作品。盡管這些作品藝術上還不夠成熟，但他們熱愛和堅持華文文學寫作的精神值得贊頌?！靶〔萆纭背蓡T們將其在《華光》月刊和《美洲華報》上發(fā)表的作品結集為《勁草》出版。

如何促進華文文學在巴西的發(fā)展，是當今巴西華文作家們已開始認真思考的問題。巴西華文文學現(xiàn)階段的作品，仍大多停留在書寫鄉(xiāng)愁題材、提升生活品質及交換經(jīng)驗題材等層面，巴西華文作家們正在努力創(chuàng)新，爭取擴大巴西華文文學的規(guī)模和影響，并且開始思考挖掘其市場價值的方法與方向，并向專業(yè)化發(fā)展的道路前進。增強華文作品的吸引力，探索新的寫作技巧，不斷變換寫作方式，吸引讀者，豐富題材內(nèi)容，應向多文體創(chuàng)作的方向發(fā)展。除了鄉(xiāng)愁文學，巴西華文作品目前已有描寫移民生活的報告文學，應該加強對當?shù)厣鐣F(xiàn)實的關懷，提升作品的社會價值。拉美是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故鄉(xiāng)，巴西是個移民的大熔爐，有多元文化的面貌。巴西華文作家通過雙語訓練，特別是巴西人常用的葡萄牙語，生動而且富有想象力，常以比喻、象征的手法表達抽象的意念。巴西華文作家們應加以吸收運用，增強寫作的活力。巴西華文文學面臨著轉型和拓展，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如翻譯工作是拓展文學領域不容忽視的一環(huán)，可以將優(yōu)秀的中國文學作品翻譯介紹給巴西華人子弟，引導第二代關心并了解中國文學，同時翻譯巴西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以促進彼此的交流。為了華文文學在海外的傳承，巴西華文文學在尋求進一步拓展的同時，應注意到華人子女的培養(yǎng)。與北美、澳洲、歐洲等其他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華文創(chuàng)作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要進一步發(fā)展巴西華文文學，“首先要考慮的是寫作技巧問題，其次是寫作內(nèi)容方面，還有翻譯、培養(yǎng)第二代等”^[17]。

南美洲的華文文學環(huán)境，遠不及臺港澳、東南亞和其他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因此，南美洲華文作家們?yōu)槿A文文學付出的努力讓人尊敬。南美洲華文文學作品的主要特色是文風樸實、側重寫實，生動感人，表達華人背井離鄉(xiāng)，在新環(huán)境中奮斗的艱苦與歡欣以及對祖國故鄉(xiāng)的思念。這些作品，能夠引起僑居海外的華人的共鳴，所以《中國僑民在南美》一書曾引起轟動。

相對于南美洲華文文學，非洲的華文文學環(huán)境更為惡劣，除了非洲國家經(jīng)濟欠發(fā)達以外，戰(zhàn)亂頻仍也是重要原因。但隨著中非交流的日益密切，尤其是經(jīng)濟領域，越來越多的投資商開始在非洲這塊熱土上尋覓商機，一些指導人們前往非洲“掘金”的圖書應運而生。例如《加入WTO與全球商務實踐——與南非做生意》、《最后的金礦——無限商機在非洲》等。搜索一下卓越亞馬遜和當當網(wǎng)，大多非洲題材的成人書屬于“旅游、歷史”類，總體還處在一個淺層次的描述狀態(tài)，比較深入的作品可謂鳳毛麟角，有待進一步挖掘。

非洲華文文學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臺灣作家三毛，她的《撒哈拉的故事》把遙遠的非洲跟自身結合起來，讓華文讀者首次大范圍地感受到了些許非洲印象。此外，還有一些華文書業(yè)中的非洲印象^[18]。神秘的非洲給中國大陸的兒童讀物提供了一大題材，許多少兒歷險故事以“非洲歷險”為內(nèi)容或者特意加上了一段，如《非洲歷險記》、《艾米游舊一界》（非洲篇）等。

在非洲華裔里面，毛里求斯的第三代非洲華人、女大使朱志筠是一名優(yōu)秀的華文作家。朱志筠（1928～），著有自傳體小說《寫我真情》，是毛里求斯財政部長朱梅麟之女，1999～2000年擔任毛里求斯駐華大使，現(xiàn)定居上海。毛里求斯是一個美麗的印度洋島國。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曾贊嘆：“上帝先創(chuàng)造了毛里求斯，然后仿照毛里求斯建造了天堂?！泵锴笏褂?萬多華人，約占當?shù)厝丝?0%。朱志筠是毛里求斯第三代華人，祖先是廣東梅縣客家人。朱志筠是朱家11個孩子中的老大，也是有名的才女，她對中文特別感興趣，喜歡閱讀中文書籍，在小時候就從父母之命，為傳承祖國語言而開始學習中文。朱志筠喜愛文學創(chuàng)作，她的堂舅是她的寫作啟蒙老師。堂舅喜歡寫作，是在中國大陸學的中文，移居毛里求斯后給朱家的孩子們輔導中文。他發(fā)現(xiàn)朱志筠有寫作天賦，就鼓勵她有感而發(fā)地寫作。朱志筠按其要求去做，逐漸對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興趣。她在毛里求斯華文學校接受了小學教育，其任課教師都是剛從大陸去的古文功底深厚的教師，朱志筠由此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基礎。朱志筠喜愛閱讀中文小說，認為文學可以陶冶情操，她12歲就通讀《水滸傳》，還曾閱讀了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如張賢亮等的小說。此后，朱志筠又到臺灣接受了中國文學專業(yè)的大學教育。因為朱志筠能講三種方言和普通話，又因其國家對她的信賴，后來她受毛里求斯總統(tǒng)的委派，到中國擔任了駐華大使。朱志筠大學畢業(yè)后，與上海籍的丈夫一起定居香港經(jīng)營實業(yè)并獲得成功。其先生曾在香港擔任了14年毛里求斯駐港名譽領事。在他們的努力下，如今到毛里求斯投資的香港針織、毛紡等加工企業(yè)規(guī)模越來越大，有的員工已達8000人。毛里求斯也已成為非洲少有的幾個富裕國家之一^[19]。朱志筠的文筆優(yōu)美，其文章充滿詩情畫意，她在定居香港期間，發(fā)表了許多文學作品。

此外，賴翠玲的《嫁到黑非洲》（1996年）“以自傳的體裁，記述了作者本人在非洲的親身經(jīng)歷”^[20]。來自中國的女性華文作家洛藝嘉著有《一個人的非洲》，寫下了她在三年時間里在非洲東、南、西、北中22個國家的行走經(jīng)歷，全方位地描繪了非洲社會生活。洛藝嘉的足跡幾乎遍及全非洲，她的這種行走和記錄不是走馬觀花，而是深入這些國家的方方面面：餐館、賭場、紅燈區(qū)、貧民窟、高官豪宅、兵營、漁港、部落……她寫創(chuàng)業(yè)、掙扎、兇殺、疾病……以記者的犀利和女作家的敏感捕捉異域真實生活。另外，臺灣作家李辰雄，曾作為臺灣駐非洲的外交人員，駐非洲多年，寫作了大量的華文詩歌，出版了兩部詩集。

從以上的華文作家及華文作品來看，研究者應該給予這些經(jīng)濟欠發(fā)達國家（特別是南美洲、非洲）的華文文學以應有的重視、愛護和扶持。應該特別提出的是，《香港文學》就給予了南美洲華文文學以愛護和關注，如《香港文學》曾以“專輯”形式刊載介紹了南美洲華文文學，并發(fā)表南美洲華文作家的作品，自覺承擔起了維系世界華文文學的責任。中國大陸面向世界的華文文學雜志也應向海外華文作家傾斜，開辟專欄或者編輯專輯發(fā)表這些國家或地區(qū)的華文文學作品，促進華文文學進一步發(fā)展和繁榮。換句話說，在處理這些國家和地區(qū)華文作家來稿上，要采取盡力扶持的態(tài)度，調動他們的寫作熱情，推動華文文學的前進。然而，就目前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狀況來看，國內(nèi)對于這些國家的華文文學的研究還很不夠。如前九屆在中國大陸舉辦的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都沒有南美洲華文作家與會。不過稍微令人寬慰的是，南美洲華文作家協(xié)會曾組團參加過總部設在臺北的“世界華文作家協(xié)會”的第三屆會議，這對南美洲的華文文學起到了鼓勵和促進的作用。

基于世界上中華文化的推廣和華文文學在世界各地均衡發(fā)展的目標，加強對經(jīng)濟欠發(fā)達國家華文文學的研究，是臺港澳暨海外華人、華文文學學科繼續(xù)發(fā)展和深入的一種必然需要。讓我們促進海外華文作家與祖國文學界的交流，促進經(jīng)濟欠發(fā)達國家華文文學融入世界華文文學的大潮，期待世界華文作家與華文文學母土取得密切的聯(lián)系，使世界華文文學之花開放得更加燦爛。

[1] 《臺港文學選刊》2003年第1～8期，第10～11期，封面。

[2] 楊際嵐：《從“完整”出發(fā)——關于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一點思考》，陸士清編《新視野、新開拓：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第20頁。

[3] 陳遼等：《百年中華文學史論：1898—1999》，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第5頁。

[4] 陳遼等：《百年中華文學史論：1898—1999》，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第5頁。

[5] 饒芃子：《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籌備經(jīng)過及學科建設概況》，陸士清：《新視野、新開拓：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第7頁。

[6] 陳平原：《關于蘇曼殊小說》，《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第39頁。

[7] 汪樹東等：《蘇曼殊作品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第334頁。

[8] 范伯群：《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第261頁。

[9] 李詮林：《論蘇曼殊對中國20世紀通俗小說發(fā)展的影響》，《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4期，第47頁。

[10] 范伯群：《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第262頁。

[11] 邢映純：《國學大師饒宗頤喜慶九十大壽》，2006年7月18日《潮州日報》。

[12] 香港戴慶成文，2007年5月28日《聯(lián)早副刊》。

[13] 費洪海、任曉晴：《中國文學熱在越南持續(xù)升溫 領導人傳記深受歡迎》，新華網(wǎng)河內(nèi)2007年5月3日電。

[14] 〔厄瓜多爾〕陳少華：《感覺南美洲華文文學》，《華文文學》1999年第2期，第37～41頁。

[15] 具體作家作品可參見〔厄瓜多爾〕陳少華《感覺南美洲華文文學》，《華文文學》1999年第2期，第37～41頁。

[16] 〔厄瓜多爾〕陳少華：《南美洲華文文化、文學述評》，《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1年第3期，第53～56頁。

[17] 〔巴西〕蔡正美：《拓展華文文學在巴西的新價值》，《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3年第2期，第51～52頁。作者蔡正美，女，巴西南美作家協(xié)會里約分會籌備負責人。

[18] 李海文：《華文書業(yè)的新藍海》，《出版發(fā)行研究》2010年第3期，第72頁。

[19] 李巨川：《訪第三代非洲華人、女大使朱志筠》，《世界知識》2000年第19期，第41～42頁。

[20] 李安山：《論非洲華人史的中文史料及其利用》，《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