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rry Cheng

湯教授：“妥協(xié)與認同存在于任何事物?！?/p>

數世紀以來，一個關于外來文化是否應當影響中國的棘手問題一直受到爭論。當代中國的一位主要哲學家——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認為，問題的答案是：是。

長久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的思想被認為是馬列主義理論在中國現(xiàn)實當中的成功運用。今天，中國強人鄧小平提倡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兩位領導人不僅強調他們所追求的社會主義事業(yè)的中國化，同時也特別堅持將馬列主義作為他們的指導思想。這蘊藏著懷有共產主義信仰的中國政治家的殷切期望。

在一位著名中國哲人的眼中，理想的中國文化則應當能夠同時吸收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他就是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一位致力于研究中國對外來文化吸收的權威。湯教授指出，鑒古知今，與歷史上進入中國的其他外來文化一樣，馬克思主義也不例外，必須與中國的本土文化相結合。然而，他還清醒地認識到，在此種結合形成之前，中國首先應該發(fā)展出一種適應現(xiàn)代化需求并符合中國現(xiàn)實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已經成為討論的焦點，這正說明人們期望從其自身文化中尋求某種能夠促進國家現(xiàn)代化的東西。

湯教授“馬克思主義與其他西方文化的積極方面對于中國現(xiàn)代化應當具有同等重要性”的遠見卓識是他最近在香港接受《南華早報》的采訪時提出的。上個月末，他在香港出席了商務印書館建館九十周年的慶典。在中國，商務印書館是歷史最悠久的一個出版機構。

湯教授清醒地看到，許多來自西方的思想與理念能夠適應中國現(xiàn)代化的需求。這些思想與理念并不應該僅僅局限在先進的機械與經濟管理的范圍之內，中國的思想與理念同樣應該被現(xiàn)代化。在學術研究領域，其他西方思想和馬列主義應當同等對待，即便事實上后者被看作是指導思想。

湯教授分析說，在歷史上，中國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公元1世紀后從印度傳入的佛教，17世紀后主要通過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傳入的西方文明，以及最近1919年五四運動后傳入的馬列主義。以佛教融入中國文化為例來說，佛教由于受到了帝王的尊信，在一定時期甚至取代了傳統(tǒng)中國文化。然而，并不是中國社會去適應印度文化。恰恰相反，佛教主動適應了中國社會。湯教授認為，這種情形同樣也會發(fā)生在馬列主義上面。在此期間，馬克思主義在現(xiàn)代中國的運用也不應當僅限于政治與經濟方面，而應當擴展到文化領域。

湯教授說，1949年后，在政治文化舞臺上，中國至少犯了兩個錯誤：一是對蘇聯(lián)實踐的盲目接受，二是對中國傳統(tǒng)的簡單否定。對此錯誤，中國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鄧小平在處理當前問題方面比毛澤東好很多。以農業(yè)為例，在50年代，毛澤東在數年內將農業(yè)合作化迅速引入人民公社。毛澤東的激進計劃失敗了，原因是中國并沒有高度發(fā)達的農業(yè)體系，而高度發(fā)達的農業(yè)體系才是集體化的基礎。相比之下，鄧小平則很實際，推行農業(yè)生產責任制，這種制度要求農民對其生產力負責。這種做法等于是對傳統(tǒng)小農經濟的一種認可，而商品經濟也只有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才能發(fā)展起來。

毛澤東接受了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然而將之絕對化了。實際上，“妥協(xié)與認同存在于任何事物”，湯教授強調，“中國走一條中和的道路更有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中國知識分子都有很強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他們想要為國家與社會做貢獻”。然而，他們的軟弱性則必須受到譴責，“在困難面前，他們傾向于從社會中隱退”。

中國知識分子很深入現(xiàn)實，不擅長以抽象方式進行思考，至今也沒有建構出宏偉的成熟哲學。湯教授建議，一些知識分子應該被允許從每天的世俗事務中擺脫出來，從而能夠思考一些不是特別緊迫的問題?！八麄儜敱辉试S思考一些宇宙與生命的根本問題”。

在毛澤東思想的長期統(tǒng)治下，知識分子與學者被督促與社會和人民結合在一起。一些極端的情況下，抽象概念與理論的研究被指控為資產階級實踐。然而，如果中國哲學要在國際上勝過他人，哲學家們就不應該滿足于解決社會的實際問題。湯教授宣稱，他本人贊成多元論，反對一元論?！皺嗤兿Ｍ辉摽梢詫崿F(xiàn)，然而在現(xiàn)實中是絕對不可能實現(xiàn)的。”正如中國是多個民族的共同體一樣，中國文化并不是一元的，只可能是多元的。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國政治層面則不可能多元。如果多元未成熟而早產，結果必定適得其反。

原文為英文，題為Chinese Philosopher

Keeps an Open Mind，刊于香港《南華早

報》，1987-09-03。由楊浩譯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