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魯迅研究室老主任李何林

李何林先生八十壽辰的時候，我們這些在京弟子在魯迅博物館新建的報告廳為他舉行了一次氣氛熱烈的茶話會。楊志杰師弟即席致辭說：“我不是李先生的得意弟子，但我因自己是李先生的弟子而深感得意?！彼脑挷┑昧巳珗龅暮炔?。楊師弟的這一妙語，也正是對我跟李先生的關系的絕妙概括。

我只在大學畢業(yè)前夕聽過李先生幾堂專題課，直到調(diào)往魯迅研究室工作之后才有機會在李先生直接領導之下工作。大約是1978年初春，日本漢學家中島長文和中島碧夫婦來魯迅博物館。我送他們離開研究樓時，正巧在走廊碰到了李先生。我悄聲說：“這就是李何林主任。”中島夫婦同時“啊”了一聲，激動地說：“真了不起！我們開始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時，讀的就是李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他們希望能跟李先生合影留念，李先生欣然同意。我每次重睹這張照片，想到我的老師享有如此崇高的國際聲譽，就會情不自禁地感到幾分“得意”。

1987年10月，臺灣大型文學雜志《當代》第18期開辟了一個《魯迅專輯》；收錄的6篇文章中，有一篇是美籍華裔學者李歐梵和金恒煒先生的學術對話，題為《從“神”還原到“人”》。李歐梵在談話中把大陸的魯迅研究者劃分為三派，其中將李先生和他的學生們劃為一派。應該指出，對李歐梵的上述劃分并不精確。盡管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可以允許形成一個“李何林學派”，但事實上這個學派又并未出現(xiàn)。不過，李先生引以為自豪的是，他在長達60年的文學研究和教學生涯中，為國家培養(yǎng)了大批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和魯迅研究方面的人才。他的學生們以他為學術的旗幟，人格的楷模，團結(jié)的軸心。南開大學中文系北京校友會每年的活動日，實際上就是李先生的壽辰。每看到李先生的人格和學識有如此強大的凝聚力，我也會情不自禁地感到幾分“得意”。

但是，我的確不是李先生的得意弟子。應該說，在學術觀點上，我?guī)煶邢壬幧醵啵钠渌靡獾茏酉啾纫部梢哉f并不“遜色”。凡李先生主持的科研項目，我都是勉力以赴：他主編《魯迅年譜》，我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倡導編纂《魯迅大詞典》，我是辦公室負責人之一。就連我認為并無必要編寫而且出版前途暗淡的《魯迅著作題解集》，因為李先生堅持要搞，我也就違背個人意愿而參與其事。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李先生在魯迅研究界參加的一系列論辯，我也曾經(jīng)鞍前馬后，不遺余力。

但是，在性格、氣質(zhì)、治學方法諸方面，我跟李先生卻有很大差異?？梢哉f，李先生最憎惡的一些缺點，在我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李先生就任魯迅研究室主任時已經(jīng)72歲，但他每天堅持坐班，事必躬親。因此，他也要求他領導下的科研人員能嚴守紀律，不遲到，不早退，上班時間不打私人電話，無公事不會客，看病要請假，看完病要出示掛號條存根。李先生鄙薄那種“像白蟻一樣一路吃過去”的自私自利的人。他對于在從事集體科研之余個人多寫文章的做法不以為然，又一度主張集體科研所得報酬應以50％交公。李先生以身作則，為從事行政工作而犧牲了大量個人科研的時間。他的文章如果多家發(fā)表，總是只取一處的稿費；他主持集體科研項目個人應得的那份報酬，也往往全部交公充作集體福利。對待政治學習，李先生的態(tài)度更加認真。每次開會他都帶頭發(fā)言，甚至親自讀報，像面對中小學生那樣逐段講解。他不喜歡我們在學習會上發(fā)牢騷、講怪話：蔬菜漲價時他推薦我們吃海帶，皮鞋漲價時他建議我們穿布鞋；談到黨風和社會風氣不正時，他總是引導我們看主流。李先生的這些嘉言懿行，我在景仰之余，又常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我主張科研人員實行彈性坐班制，以科研成果作為考核成績的主要依據(jù)；反對稿費提成，主張滿足知識分子最基本的價值要求。在處理個人科研和集體科研的關系時，我甚至認為應以個人科研為基礎。對于那種走過場的政治學習，我歷來就感到頭痛。我的這些偏見，常常與李先生的看法相抵牾。李先生對自己的學生愛之深，責之亦嚴，而我卻往往不能體會先生的一片苦心。這樣，我跟李先生在私人情感上似乎總存在一層隔膜。

這層隔膜的存在常常使我感到痛苦，尤其害怕招致其他崇敬李先生的學友的誤解。我極力想消除它，但效果甚微，有時甚至事與愿違。魯迅100周年誕辰前夕，我陪同李先生到天津講演。這是一個弟子服其勞的良機，我非常珍惜。我?guī)屠钕壬密嚻保嫠嶂猃埿“?，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攙扶。不料剛剛上車，我的車票連同李先生的車票就在乘客擁擠之際被神偷竊走，我隨身攜帶的幾十元零花錢也丟失了。我跟李先生到天津后出不了站門，收票員不僅要我們補票，而且要作為無票乘車罰款，逼得李先生高呼：“我是全國人大代表！我們買了票的?！碧旖蜃鲄f(xié)、文聯(lián)派來接站的同志聞聲而至，證明了我們的身份，這才解了重圍。離津之時，我又將李先生尼龍包里的幾張《參考消息》丟失了。此時列車快到發(fā)車時間，我希望李先生慨然說一聲：“算了吧，就幾張報紙，不必找了?！辈涣侠钕壬兄鹑毡４鎴蠹埖牧己昧晳T，不肯輕易丟棄，致使我急得大汗淋漓，總算從送站的汽車的坐墊下找出了那幾張狡猾藏匿的報紙，李先生也才算舒了一口氣。

1982年，我們在成都召開首次《魯迅大辭典》編纂會議。我是先遣人員。待李先生抵達錦江飯店時，我急忙迎接，先替他沏上一杯清茶。我原想炫耀一下我的“茶道”功夫，不料緊張中用右手將滿滿一暖壺開水澆在我端茶杯的左手手背上。為了保護那個瓷杯，我險些燙傷了手背上的整整一層皮膚。李先生沒喝到茶，反因我的笨拙表演而受了一場虛驚。李先生離開成都時，他的一位弟子敬贈了一盆茉莉花。李師母酷愛花卉，這盆花也將是李先生出差歸來轉(zhuǎn)送夫人的一件佳品。我當仁不讓地搶著替李先生提花，不料我小心加小心，還是讓網(wǎng)兜繩將花蕾碰掉了幾朵。李先生嘆惜不已，跌足說：“你快別提了！你快別提了！”此后，我愈益自卑，連“弟子服其勞”的勇氣也沒有了。

李先生直接領導魯迅研究室工作將近10年。這一段時間，是李先生學術上的豐收季節(jié)。1830年秋天，俄國詩人普希金在他父親的領地波爾金諾村羈留了3個月，完成了《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后兩章及其他一些敘事詩、童話詩、抒情詩、小悲劇，創(chuàng)作碩果累累，被文學史家稱為“波爾金諾的秋天”。我認為李先生生命史上最后的10余年是他人生的金秋。這不僅是因為打倒“四人幫”之后，他早年編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中國文藝論戰(zhàn)》《魯迅論》和他晚年撰寫的《魯迅的生平和雜文》《魯迅〈野草〉注解》等，均獲得了再版的機會，也不僅是因為他新出版了《李何林選集》《李何林文論選》，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在全國魯迅研究界和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發(fā)揮了更為廣泛的指導作用。這種作用，是他在擔任南開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時無法發(fā)揮的。

但是，李先生臨終前在學術事業(yè)上也留下了一些遺憾。比如，他與王士菁等先生共同倡議編撰的《魯迅大詞典》遲至2010年才得以出版；他關于再版重注包括“題解”在內(nèi)的《魯迅全集》的建議也未能實現(xiàn)。李先生還有一個夭折了的提案：籌建中國魯迅研究所。這是李先生以人大代表身份提出來的，提案由人大常委會批轉(zhuǎn)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處理。陳荒煤同志曾代表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表示贊同，并希望在魯迅誕辰100周年之際得以實現(xiàn)。后來某領導同志征求了少數(shù)人意見后提出了異議，我記得反駁的理由有三點：一、時機還不成熟——這大概是指由于文藝界宗派主義流毒而造成的人事安排方面的阻力；二、容易引起連鎖反應，如果成立了魯迅研究所，就會有人提出要成立吳敬梓研究所、郭沫若研究所、茅盾研究所，難于擺平；三、勢必造成機構重疊，因為文學研究所和“魯迅博物館”都設立了魯迅研究室，在這兩個魯迅研究專門機構之外再增設一個魯迅研究所，人民責問我們?yōu)楹稳绱死速M，我們將何以作答？在以上三條理由中，前兩條能否成立，我不愿發(fā)表意見；至于第三條，則純粹出于誤解。因為李先生的提案是指在合并兩個魯迅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一個統(tǒng)一的魯迅研究所，而并非要在兩個魯迅研究室之外再新搞一個魯迅研究所。合二為一，何浪費之有？但是，“你有理，我有權”。以善于“固執(zhí)己見”著稱的李先生也只好不再“固執(zhí)己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