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漢語文脈彎彎轉(zhuǎn)轉(zhuǎn),從《尚書》到先秦諸子,然后到漢賦,到魏晉六朝文章,到唐傳奇宋話本,到明清小說,一路下來,各領(lǐng)風(fēng)騷。詩詞歌賦不足以抒發(fā)今情今事,而后有白話文,有新詩,更將散文從正統(tǒng)位子上推下去,復(fù)以小說為大流。小說不再是《漢書》定位的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唐宋以來,口語基礎(chǔ)上逐漸形成白話文,起初用于變文、話本之類。明朝時,很多城市茶館中有說書人,講述《三國志》《水滸傳》《大明英烈傳》等傳奇故事,后經(jīng)羅貫中、施耐庵輩整理成小說。古典白話至此漸臻成熟。
明人馮夢龍在壽寧任上,寫《禁溺女告示》:“一般十月懷胎,吃盡辛苦,不論男女,總是骨血,何忍淹棄。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從何而來?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從何而活?且生男未必孝順,生女未必忤逆……”句句落實,鄉(xiāng)民自能看得明白。馮夢龍是三百年前的白話文體家。
五四運動之后,白話文在社會上普遍應(yīng)用。胡適曾將白話的語言特點,歸納為三條:
一、白話的“白”,是戲臺上“說白”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即是俗語。
二、白話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但須要“明白如話”,不妨夾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干干凈凈沒有堆砌涂飾的話,也不妨夾幾個明白易曉的文言字眼。
這種觀點在民國以前不多見。中國士林根深蒂固自以為是風(fēng)雅或端莊,總有點看不上馮夢龍之類的“通俗”或“佻薄”。實則馮夢龍的見識,比時人長出不止一頭。明清高頭講章,現(xiàn)在人知道得不多了,讀書人里,多是讀過馮夢龍的。
胡適認為“白話”或“話”是從口語角度提出的,白話對立文言,卻包容方言,這給白話文的發(fā)展注入了民間力量。魯迅、周作人、沈從文、張恨水等人的文章,亦不乏民俗元素。民間語言與書齋語言相比,多了生機,多了自然。
民國人下筆大都難逃文言腔調(diào)。很多人旗幟鮮明地反對文言文,但自身古典素養(yǎng)在那里。不少人能寫一手純正漂亮的文言文,作起白話也有文言文的夕陽返照。林語堂說古者則幽深淡遠之旨,今者則得親切逼真之妙。兩者須看時并用,方得文字機趣。
大多民國文人,對前輩文章說了很多不客氣的話,一下筆,還是隱約可見古典的影子。張愛玲曾說:“就連我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舊詩里看到一兩句切合自己的際遇心情,不過是些世俗的悲歡得失,詩上竟會有,簡直就像是為我寫的,或是我自己寫的……使人千載之下感激震動……老在頭上心上縈回不已。”張愛玲把《金瓶梅》《紅樓夢》《海上花》消化得爛熟,筆下人物對話口吻常見這些作品的影子。魯迅與周作人、胡適諸位,創(chuàng)作之外也梳理中國小說史,整理并校點古籍。一九三〇年秋,魯迅破例為老友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開列了一份應(yīng)讀文學(xué)書書單。無獨有偶,梁啟超、胡適也曾開過書單。三份書單全是古典讀物,散發(fā)著古漢語韻味。
民國文章之好,恰恰是語言的未曾圓熟,字里行間的舊味與未脫古文余韻的筆法,白話中帶一絲文言氣,又精致又清雅。
盤根錯節(jié)的文脈像山間河流,或蜿蜒曲折,或順勢直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消長相隨,自然也一同經(jīng)歷了無數(shù)災(zāi)厄。稍有間隙,文化之流又會不經(jīng)意間秉天地靈氣,激浪揚波,呈現(xiàn)出一派大江瀚海的浩蕩。民國國運坎坷,文化藝術(shù)有生機。古文衰落,新文學(xué)破殼而出。魯迅的小說與雜文幾乎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林語堂、郁達夫這樣的文人也沒有忘懷天下,在時代的泥淖里散發(fā)著光彩和鋒芒。即便是吟風(fēng)弄月的小品,也或曲或直表達不平,接通先秦魏晉唐宋明清文脈。
謝靈運說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如果說,民國文才共一石,周氏兄弟除外,他們屬于整個中國文學(xué),這一石姑且分配如下:
梁啟超、王國維得一斗,陳寅恪、陳獨秀得一斗,沈從文、廢名得一斗,梁實秋、錢鍾書、林語堂得一斗,蕭紅、張愛玲得一斗,郭沫若、老舍、巴金、茅盾、曹禺得一斗,張恨水、徐志摩、郁達夫得一斗,錢穆、顧頡剛、梁漱溟得一斗,剩下的人共分了那兩斗。也有些人去晚了,米已經(jīng)分完,只能撿起撒落一地的秕谷。
梁啟超是大動蕩時代的大人物,奔走筆墨之外的事功,經(jīng)歷豐富,總是處在歷史旋渦中??梢韵胂?,這樣一位人物面對文字的時候,會產(chǎn)生一種什么樣的文化胸懷。但有人問梁啟超信仰什么主義時,他說:“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又問他的人生觀拿什么做根底,他依然說:“拿趣味做根底?!边@也是他不管寫什么,讓人讀來勢如破竹的原因。
林語堂寫人論文敘事記景,行文奇崛,舒展輕松又不失厚重。郁達夫放誕任性,無所顧忌不拘謹,純?nèi)蝗诵员旧U名的文字獨具一格,沖淡為衣。他們的文章都吸引過我。廢名的語感極好,他的文章,好就好在奇上,可惜文氣不平。在我看來,寫散文,文字要新奇,文氣要樸素。文字可以怪,可以追求特別,但文風(fēng)要平,只有平才能走得遠,走得深,才能不墜魔障與邪性,進入大境界。
周作人的小品,沉著蒼郁,沖淡為衣,閑適使氣。瓜棚豆架下談天說地說鬼神,看起來尋常,入口微辛,回味卻甘。《北京的茶食》里說:“我們于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游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焙芏嗳吮黄涔P下晚明文章的神韻蒙蔽,以為周作人沉迷于精致風(fēng)雅生活的旨趣,而忘了字外的大義,更忘了他對人間的大悲憫。
民國諸賢,魯迅不可繞過。如果說冰心、徐志摩、梁遇春等人的文字燦若春花,魯迅則肅穆如秋色。魯迅的文章,年歲漸大,越發(fā)能體會背后埋藏的深意。魯迅的作品,沉郁慷慨是經(jīng),蒼茫多姿是緯,點染他的又有卓絕的個性與不世才情,加上現(xiàn)實投下的陰影,文字便添有冷峻之意味,自有旁人所不及處?!兑安荨放c《朝花夕拾》是現(xiàn)代散文中的兩朵奇花,一朵長在向陽的山坡上,一朵藏在背陰的石縫中。
魯迅的文字,有嬰兒的爛漫,又同時有世情的洞明與練達,文章錚錚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堪稱超絕。王國維胸藏風(fēng)云,下筆雍容,一覽眾山小,已到了時代制高點,可惜只活到五十歲就自沉于北京頤和園昆明湖。陳獨秀眼高手高,雖為政治所誤,文章終是入了化境。郭沫若才高志大,天生的詩人氣質(zhì),偶爾過度抒情,影響了文字的公正平和,但不影響縱橫捭闔橫掃六國的派頭。郁達夫性情寫作,一個活脫脫的自己躍然紙上。林語堂出手不凡,幽默之外大有余味,只是后來離開母語環(huán)境,阻塞了文章的進步,但也給文脈注入了新鮮的力量。錢鍾書的《圍城》,趣味靈光閃閃,《管錐編》的墨香流韻,更是可圈可點。張恨水的舊小說緊貼時代,雖不如牡丹、玫瑰端正,卻有一股梅香撲鼻。徐志摩的文章狀寫域外風(fēng)物,逸氣橫生,豐姿動人。無論是散文還是詩歌,都上承唐詩宋詞余緒,只是略顯異域風(fēng)情,不能久視。張愛玲、蕭紅有孤絕凄美之態(tài),亦沉博清麗,絕非詠絮之才。一些女作家,嫣然百媚,處處成春。
梁遇春火光一現(xiàn),是耀眼的流星。豐子愷如文玩清供,談文論藝的文章格調(diào)尤高。李健吾的文藝評論,刀劈斧削,虎虎生風(fēng),力可透骨。胡蘭成的文字,顧盼之間搖曳多姿,山河、家國、飲食男女,串作一處,優(yōu)雅而嫵媚,俱見風(fēng)致。
民國作家將漢語言文學(xué)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一方面接通傳統(tǒng),一方面借鑒西方。很多人身上所體現(xiàn)的氣度與襟懷,是開放的,不僅閱讀域外作品,更親自翻譯、推薦這些作品。嚴復(fù)、林琴南諸夫子,孜孜不倦引進外來先進文化。魯迅《木刻紀程》一書“小引”中說:“采用外國的良規(guī),加以發(fā)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chǎn),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边@些觀點為有識者所肯,形成民國文人不拘一格、廣采博取、閎其中而肆其外的風(fēng)氣。
民國出版業(yè)開始走向繁榮,很多中小城市有自己的報紙雜志。不少報紙辟有副刊,專發(fā)各類文藝作品,賣文為生者大批量出現(xiàn)。不少作家著書為稻粱謀的同時,更以思想說服人、感染人、影響人。身逢亂世,不少人珍重固有的文脈,更執(zhí)著強國興邦之思。他們蜷縮在文字世界里抵擋外面的風(fēng)雨飄搖,內(nèi)心的凄苦是有的,但他們依舊寫自己的文章。寫自己的文章,這是寫作者最珍貴的品質(zhì)。民國文章,有今人鮮見的性情,有不同尋常的風(fēng)范與面貌。
民國興起的文化思潮,是支撐創(chuàng)作的支柱。思想理念在前,哲學(xué)智慧在前,其后自有文脈的繁茂,這是規(guī)律。文人留洋汲取寶貴的學(xué)養(yǎng),在思想和形式表達上有所開拓。茅盾寫市民,不是才子佳人舊小說里的模樣,不局限于寫人,而是借此寫一個大的社會。張恨水這類舊小說作家,下筆情事纏綿,亦不忘大時代的風(fēng)云。
作為國體,民國短命而粗糙,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大致框架,卻在幾十年間奠定而成。民國是歷史的港灣,也是時代的碼頭,從皇朝變遷為民國,時代轉(zhuǎn)折,文化必然也轉(zhuǎn)折。民國文學(xué)未必皆盡人意,但給了白話文一個高起點的開端。那一灣文脈,是中國文學(xué)一泓雋永的墨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