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大半生的歲月，在寫作中流逝。留下的文字，是時間的證人。

尋常日子，回憶常常猝不及防襲來，絲縷狀或條索狀或碎片，無規(guī)則地發(fā)生蔓延。回憶是一個陷阱，將人誘入昏暗的隧道，徒勞地究根尋底。

而“文學回憶錄”應該是理性和節(jié)制的，它是個人與文學關系的回顧與表述，意味著一次冷靜的自我評判。

迄今為止，我已出版了一百種以上的各類文學著作，總計發(fā)表短、中、長篇小說和散文約七百萬字。若是從1979年我正式調入黑龍江省作家協(xié)會從事專業(yè)寫作起算，那么我的“從業(yè)”年齡已近四十年了。

經年累月，看似碩果累累，真正能夠留下來的作品，卻少而又少。無論怎樣小心翼翼地倒計時，翻動的日歷卻令人心驚。半個世紀的文學夢，有如沙上筑塔，起步于愚昧年代的泥淖。三十歲以前的文字，如今幾乎不忍卒讀。漸醒漸悟的后半生，依然在一次次艱難的蟬蛻中掙扎，每一部新作品，都是精神與文學的極地重生。

細細梳理下來，我的文學五十年，大體可分成四個階段：1972年——1979年的習作期；1979年——1989年的成長期；1990年——2002年的探索期；2002年——現(xiàn)今的成熟期。再往下，或許就該進入晚霜期了。

從這部書中可以看到，本人的作品以及文學觀，晚至2000年以后，才算基本定型。

這部書中收錄本人的文學隨筆、創(chuàng)作談、訪談錄，都是過往歷史的真實產物，盡管個人的回憶錄，于歷史、文學史而言，是如此輕微而渺小。但因它所印證的時代刻度，或許尚有一點兒文學史料的價值。

奔七的年齡，趁著頭腦還算清醒，記下那些該記住的思和事，檢審自己幾十年的寫作，于自己而言，是一次無忌無礙的剖析和矯正。

我幼年最早接觸的是兒童文學和西方童話，閱讀依年齡循序漸進，以至于“文革”時期我的情感思維依然滯留于童年的天真和少年的幼稚。十六七歲第一次閱讀《紅樓夢》和魯迅，這些作品的“復雜性”令我頗感無趣。我的父母屬于20世紀40年代的典型“文青”，把他們未能實現(xiàn)的文學夢想，嫁接到我的身上。母親出生于江南小鎮(zhèn)富裕開明人家，天性自由，擁有豐富的文學感覺和優(yōu)美的文筆，我父親慨嘆說她本可以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作家，卻在新中國成立后“被迫夭折”。我和母親血脈相通，植入了她部分的文學基因，但在20世紀60年代社會環(huán)境的嚴厲制約下，減持了多半。較之國內幾位十幾歲才讀到第一本小說、成年后卻一舉寫出了驚天杰作的鄉(xiāng)村作家而言，我在人生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沒有顯示出超天賦的文學才華。發(fā)表于1962年第12期《少年文藝》雜志“少年習作”欄目的《我們學做小醫(yī)生》及中學時代發(fā)表的幾篇習作，僅僅是不算太差的作文，“早慧”是絕對沒有的。在父母的影響下，我從小養(yǎng)成了閱讀的習慣以及對文字的興趣。（“文革”中我躲在家里讀《靜靜的頓河》與屠格涅夫的系列小說），覺得書籍總是慈愛寬厚地對我說：拿去吧，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由于父母的“歷史問題”所帶來的政治歧視，我很早就學會自立與慎思，懂得此生能夠接納我的，唯有那些沉默的書籍；能夠善待我的，只有那個隱藏在心里的“文學”。1969年初夏，我懷抱著文學之夢，自愿去北大荒“深入生活”。從文學絢麗的世界跌落到嚴酷的現(xiàn)實，是一次必然經歷的文學劫難和錯位。一無所有的孤寂中，文學成為唯一的精神慰藉。我開始在油燈下燭光下閱讀，在炕沿上木箱上練習寫作，記下每一天所見所聞。文學是我迷惘時的精神輪椅和依傍，并未奢望文學能改變命運，只乞求文學給予我冰凍的心以光和熱。1972年，我在上?！督夥湃請蟆钒l(fā)表了小小說《燈》，自此開始了“文革”寫作。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曾讓我迷途的文學，果然拯救了我；但我感激涕零地走近它，它卻假借我的信任而強暴了我；它在給予我慰藉與溫暖的同時，也收回了我的尊嚴；它以正當、正確的名義，誘使我交出了思想的自由作為發(fā)表作品的代價。那時候“作家”的稱號雖然已被消滅，但“革命的文學”戴著革命的面具，以文學的崇高名義，要求我屈從宣傳，順應時代的潮流，我的文學起步就這樣被納入了體制的軌道。1975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長篇處女作《分界線》，這部文字還算流暢，發(fā)行量巨大的知青小說，為我贏得了文學之路上最初的聲名。

無論我可以有多少種理由為自己辯解：比如我渴望通過寫作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比如這部作品完全出于“自發(fā)”而非某種政治授意、比如文學不可能脫離當時那架龐大的宣傳機器而獨立存在、比如在那個蒙昧無知、信息封閉的年代，如何要求一個未諳世事的小女生具有分辨是非的火眼金睛呢？然而，當我在后來的歲月里一次次回頭審視那些所謂的“作品”，我仍然會為自己感到羞愧。我知道它們經不起更多的追問：我為什么要主動去寫這些“文學”呢？我少年時期讀過的好書、血液里流動的那些文學因子都到哪兒去了？我是如何喪失了對真假善惡美丑的辨識力？若是正視自己，我必須承認，除了潛意識里對成功的向往、對虛榮的渴慕、對孤獨的恐懼，還有本能的自我保護、趨利避害，平庸愚昧，以至于不自覺地用筆說假話……我如何能夠輕易原諒自己？

1976年6月，我從上?；剞r場途經北京小住，了解到天安門“四五事件”的真相，大夢初醒。一年后的1977年6月，我從農場到哈爾濱市的黑龍江省藝術學校編劇專業(yè)學習（高考尚未恢復），直到畢業(yè)前夕，我再也沒有發(fā)表作品。

作者自有個人立場，但文學絕不是工具，更不應當順服于任何利益集團。懂得這一點雖然有點晚，但是夠我一生遵循。

1977年上學后的兩年，寒暑假我頻繁去北京，與外界的信件來往也很密切。那兩年是我的“鳳凰涅槃”——1979年，我寫出了新時期開始后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愛的權利》，經茹志鵑老師推薦，發(fā)表在上?！妒斋@》雜志第五期。那一年我29歲。緊接著我寫了短篇小說《白罌粟》和《夏》，還有中篇小說《淡淡的晨霧》，表現(xiàn)了我內心萌動的人性之光，呼喚人的尊嚴。這一組作品意味著我與“文革”文化的告別，我的文學觀得到了初步清理，也找到了“我”的存在價值。

80年代開初，1980年4月我到了北京，參加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五期“文學講習所”（現(xiàn)今的魯迅文學院）為期三個月的進修。嚴冬剛過，寒意未消，新舊暗流涌動波瀾起伏，各種新思潮紛至沓來。學習期間，崇仰已久的多位前輩作家來文講所授課：周揚、馮牧、蕭軍、丁玲、秦兆陽、曹禺、吳組緗、袁可嘉、王朝聞、沙汀、王蒙……大多是“文革”劫后余生的文學前輩，（再晚幾年，其中大多數(shù)“文學大家”就再也見不到了。）也算是“最后的文學盛宴”。文學講習所還為我們請來其他領域的專家開講座，課余參加京城各種文學活動，休息日我去拜訪了父母親的一些老朋友，也交了不少新朋友，三個月時間安排得滿滿，加上同學間的交流，長了不少見識?！八枷虢夥拧币步夥帕宋膶W，我覺得自己心里蟄伏的文學情愫和靈性全都被喚醒了。

1981年《收獲》第三期發(fā)表了我的中篇小說《北極光》，大部分讀者認為這部作品表現(xiàn)了青年一代在新時期的迷惘和希望。實際上當時我受存在主義思潮的影響，試圖在作品中探討現(xiàn)實的“無”和觀念的“有”之間的關系。那時已有部分西方新思潮譯作面世，從港臺帶進來的弗洛伊德、尼采繁體字書籍，為我打開了一個從未涉足的潛意識王國，與此同時，我也在“異化”理論中找到了時代變革的思想依據(jù)。那幾年新書新思潮新觀念如此密集，猶如一批批轟炸機運來重磅炮彈，落地后掀起的石浪土渣，與文學界的激烈爭議釋放的煙霧混在一起，沙塵滾滾令人窒息。當時出版的所有先鋒文學譯作我?guī)缀醵甲x了，尤其喜愛加繆和卡夫卡。我已敏感到文學又一次“告別”即將到來——告別“革命”也告別過往的自己。那不是單純的文學技巧之變，而是意識和觀念之變，是走向開放的中國文學繞不過去的山巒。這些振聾發(fā)聵的新理念極大地影響了我后來的創(chuàng)作。1986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長篇小說《隱形伴侶》，這部小說以亦真亦幻、現(xiàn)實與意識流交錯的個人敘事，表現(xiàn)人對自身善惡的辨識，它超越了“知青文學”的苦難和傷痕，進入到對“人”本質的探究。這是我在新時期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我文學道路上的里程碑。2017年，《隱形伴侶》三十周年紀念版的精裝本面世，也許說明了這部書至今還有殘存的讀者，對此我頗感欣慰。80年代中后期，尋根文學、先鋒小說、“文化熱”已漸成氣候，我對此多有關注。然而，以文學的樣式回歸傳統(tǒng)文化，已有太多的作家在努力，我志不在此。我關心的不是如何寫作，而是我如何“成長”。我要“解決”內心太多的困惑疑慮，搞清楚自己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老知青原本就沒有太多“知識”和“文化”，如果連“思想”都沒有，我們就真的一無所有了。

回顧80年代我的寫作“成長期”，用“蟬蛻”兩個字來形容最為貼切。我猶如在不斷地蛻殼，脫去了笨重的冬裝，換上了輕爽的夏裝，再穿上華麗的秋裝……更重要的是，我心里的“硬繭”開始軟化，“繭子”里的蛹開始化蝶，意味著我的作品從形式到內容的雙重蛻變。

90年代在寒風霜雪中來臨。對于我本人來說，唯一令人興奮的事情，是“換筆”學習電腦寫作。我并沒有那么高瞻遠矚地意識到一個高科技信息時代即將到來，而是由于我寫作的稿面總是很凌亂，每改一稿都需要謄抄，我擔心今后抄寫稿子的人可能越來越不容易找到了，看來使用電腦更為簡便。老作家吳越老師，還有韶華老師的兒子周海虹（現(xiàn)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是我學電腦“自然碼”的指導老師。我嘗試用電腦寫了一部兒童文學中篇小說《七彩圓盤》，能夠熟練打字之后，又寫了不少散文，并開始醞釀一部新的長篇小說《赤彤丹朱》。

這部小說故事背景在20世紀20年代的江南水鄉(xiāng)——上?！阄魈炷可健贾莸鹊卣归_，直至1979年結束。以“女兒”的視角，用不同于傳統(tǒng)小說的敘述方式和文體結構，講述了父輩的歷史以及“我”對歷史的反思。描述了一對“紅色戀人”從參加“革命”到被“革命”拒斥，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的坎坷經歷。小說的構思將敘述者與被敘述的“母親”合為一體，表現(xiàn)出真切同步的生命體驗，寫出了歷史烙刻在“我”身上的那個樣子。這一段慘痛而凄楚的記憶，早已超越了家族的命運，被賦予審美與思考的價值。內容涉及對“抗戰(zhàn)”“犧牲”“愛情”“背叛”“階級”“動機”“文革”“家族”“血緣”“人性”“冤案”“真相”等諸多詞匯的解構與顛覆。

小說醞釀多年，90年代中期，我終于找到了那個大家熟悉的“紅”色，成為貫通全書、聚焦故事的“天眼”。在中國豐富的語言文字中，每一種顏色的色性、色素和色調，都可用特定的單字來加以區(qū)別。比如“赤”字，意指略帶暗色的紅；“彤”指紅色中透出亮麗的光澤；“丹”是艷紅，蓬勃而熱烈，但色澤稍稍淺淡；“朱”——大紅、正紅，在中國文化系譜中，是皇權、豪門的象征。將四個不同的紅字排列組合，便構成一幅悲壯而恐怖的歷史景觀；“赤彤丹朱”四個紅色的漢字垂疊交錯，彼此擠壓，奏出一首哀婉凄涼的紅色變奏曲。在那塊猩紅色的底版上，留下了辨不清顏色的血跡與淚痕；最后演化成一個現(xiàn)代的紅色神話。盡管風暴與神話最終被歲月消解，但心靈的創(chuàng)痛仍與沉重的歷史同在。

小說的構思時間較長，但寫作很順暢，1994年交稿，1995年5月《赤彤丹朱》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獲得多方好評。此時商品經濟的大潮已洶涌而至，遼寧“布老虎叢書”推出了長篇系列，旨在倡導文學性較強而又好看耐讀的小說。我應出版社的誠意相邀加入該叢書，有自己的多方考慮：即將到來的市場經濟，是中國計劃經濟重大的轉型期，我們這些多年活躍在“體制內”的作家應當持歡迎支持的態(tài)度，而不應該置身事外。中外文學史上那些優(yōu)秀的作家和經典作品，以其文學魅力長期受到市場歡迎，以引領市場來征服讀者。我一直對美術感興趣，多年來積累了很多藝術家的生活故事，若是以一幅幅可視的繪畫來表現(xiàn)愛情，讓讀者參與想象，將是一次何等美好新奇的藝術實踐，也將更新文學作品糜舊的愛情語言。我的電腦寫作在這時候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文思泉噴，只用了幾個月時間就完成了長篇初稿，加上修改時間，1996年初交稿，為此我累得大病一場。1996年5月《情愛畫廊》由“布老虎叢書”出版，在各地簽售大受讀者歡迎，也引發(fā)了批評界有關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激烈爭議。

20世紀90年代，我已有了文體創(chuàng)新的自覺，不愿意讓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格停留在80年代或過早定型，更不能容忍思想與形式的重復。為此我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創(chuàng)作的多部中短篇小說，如《因陀羅的網》《沙暴》《斜廈》《殘忍》《銀河》等，始終在尋求敘事方式和語言的變化和創(chuàng)新。如今回首，我既慶幸其中有些作品獲得了較大突破，也為自己寫作的倉促抱憾。有些題材假若能想得更透徹、打磨得更精致再發(fā)表，效果想必會更好些吧。我們總是在事后才會恍然大悟，自己為哪些可有可無的作品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也因此，我將90年代的創(chuàng)作，稱為“探索期”。

那些或長或短，或大或小的小說和散文，是歲月的證物，留在我的文學之路上。我面對它們，猶如看著生命骨血的一塊塊結晶體。那時的“我”是什么樣子，作品就是什么樣子，無法重寫或修改了。

此生我只寫過一個劇本，是我70年代在藝術學校學習戲劇創(chuàng)作的作業(yè)。盡管我中學時代就開始接觸舞臺表演，但我缺乏戲劇創(chuàng)作才華，這個劇本并不成功。

所以，散文就成為不得不說一說的話題。

從我發(fā)表于80年代那些引起關注的散文《橄欖》《地下森林斷想》《峨眉山啟示錄》等，到90年代以后的《牡丹的拒絕》《仰不愧于天》《霧天目》《紅樹林思緒》《無法撫慰的歲月》《感悟珍珠港》《走過鶯聲地板》《騎兵軍颶風》等篇，應該承認自己還是寫了一些有意思的散文和隨筆。散文坦誠率真，行文散淡散漫，無須搭建故事人物合理的邏輯關系并進行虛構和編織；散文總有屬于自己的獨特發(fā)現(xiàn)，散文之眼的目光，射向事物的深處；以散文特有的精致與優(yōu)雅的語言，來傳遞表達自己的發(fā)現(xiàn)和感受。若說小說中的“我”隱沒在故事后面，那么散文就是一個站在前臺的“真我”。小說若是“旁白”，散文就是“獨白”。小說和散文兩種體裁的妙處，讓人各有所愛。

新世紀開初至今，又十幾年過去。我的寫作真正進入了“成熟期”。

2002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作女》。此前我很少寫作“女性文學”，我曾說過，當“人”的尊嚴還沒有得到的時候，談何女性之尊。到了新世紀初，我終于有一點時間和心情，用小說來表達自己的女性觀。我很高興自己能夠提煉出“作女”這一現(xiàn)代都市女性的特質，以此來表現(xiàn)女性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

《作女》是一個句號，意味著我對形式、對市場的探索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已年過五十，應該去寫自己真正想寫的作品了。新世紀是我文學之路的新開端，因為我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為此我已準備了五十年。

從2006年開始創(chuàng)作前的準備：搜集資料、讀書、補充采訪、提綱……這些工作整整持續(xù)了一年多。以至我從2007年夏天才開始這部新長篇的初稿。我似乎對自己的要求過高，而對這部長篇的難度估計不足，一稿二稿出來，對結構不滿，推倒重來重起爐灶。三稿的構思終于有了較大突破，我所要表達的內容，與創(chuàng)新的文體達成了高度默契。然后是人物性格、敘事語言、細節(jié)打磨，一次次修改，四稿、五稿、六稿……

一部三卷本、百萬字的長篇小說，用去我整整十年時光。

無論它將在未來什么時候出版，它都是我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為什么會有20世紀80年代？它究竟是什么樣子？它給后人留下了什么？

歷史拒絕遺忘。文學是拒絕遺忘的最好方式。

一個作家一生的作品，不同階段的藝術風格會有很多的變化。但一定會有一個不變的內核，那個從童年時期就困擾她、迫使她思考的東西，像一粒種子，頑強地沉默著，在歲月里悄悄長大，終有一日，修成正果。

人各有志。

在我大半生的寫作中，“寫什么”和“怎么寫”，永遠是同樣重要的。如果一個作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寫什么”，任何精心設計的“怎么寫”，都如同寫在水上。我愿以一個寫作者的悲憫之心，與讀者分享對人自身以及對世界的認識。對于我來說，身前的贊譽非我所欲，身后的文名亦非我所系；寫作不是我的全部生命，而是我人生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在文學中日臻完美，從而成為一個豐富的人、一個合格的公民、一個有尊嚴的作者。

借《文學回憶錄》的“自序”，梳理自己半個世紀的文學之路。

坦率說，我對自己的作品滿意的不多，最滿意的作品尚未出版，但我對自己的人生態(tài)度很滿意。我熱愛生活，善待他人，我思我悟我讀我寫——今天的這個“我”，就是我想要得到的最好的作品。

2018年3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