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　廁身儒林

在黃宗羲八十六年的人生之旅中，抗清事業(yè)的終結可以說是一個標志性的轉折點。如果從1653年浙東抗清事業(yè)的消沉算起，這一年黃宗羲44歲，恰好走到了人生的中點。故國的恢復已然無望，然而興亡之理的探究、故國文明的保存、未來理想的設計，這些天崩地解之大時代的叩問，都需要親歷其中的人們?nèi)ネ炊ㄋ纪矗鲆环畛炼磸氐乃伎?。由此，恢復故國的一腔熱血，開始化作冷靜嚴肅的反省，促使從青年時代的黨人、游俠一路走來的黃宗羲，開始了“廁身儒林”的學者轉向。

也正是在1653年，黃宗羲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留書》，從政治、兵制、田制、科舉、史學、文化等方面，展開了對于明代覆亡的初步思考，奠定了其政治思想的基礎。十年之后，以《明夷待訪錄》的寫就為標志，其對于秦以降傳統(tǒng)政治體制的總結與批判乃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黃宗羲現(xiàn)存著作中，《明夷待訪錄》無疑是最廣為人知的，這部完成于康熙二年(1663)的著作，從政治原理、君臣職分、宰相、學校、取士、賦稅、兵役、貨幣制度等各個方面，對傳統(tǒng)社會政治體制作了全面、透徹的反思與批判，并給出了一套以限制君權、提升士權、以民為本、重視法治為核心的理想社會政治改革方案。與黃宗羲同時代的另一位思想巨人顧炎武，讀罷《待訪錄》后曾謂：“讀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嘗無人，百王之弊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sup>

《明夷待訪錄》卷首題辭云：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以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

黃宗羲的這段題辭中透露了一段頗有意味的訊息?！睹饕拇L錄》創(chuàng)作前數(shù)年，黃宗羲習得元末明初人胡翰的“十二運”之說。根據(jù)這種由《周易》象術推演而來的歷史演化論，自周敬王甲子(前477)以降兩千一百六十年皆為衰世，此后方能由亂轉治，交入“大壯”之運。推其年數(shù)，則正在1683年，也就是《待訪錄》成書二十年之后。就思想而言，黃宗羲并不是宿命論和神秘主義者，然而十二運說透露的“由亂轉治”的歷史轉折希望，無疑在抗清失敗的人生低潮中帶給他極大的精神鼓舞?！懊饕摹比∽灾芤棕韵?，“明夷卦離下坤上，離為日，坤為地，日之初出，其明未朗。”“明夷”二字，正象征著黎明前的黑暗與行將到來的曙光。

明代之覆亡，在于制度的敗壞，也在于世道人心的崩解。《明夷待訪錄》標志著黃宗羲政制思考的成熟，此后，他的學術重心開始轉向道德人心的重整。在經(jīng)歷了世變磨難的洗禮后，先師劉宗周的道德性命之教，此時乃得以重新進入他的學術與生命。黃宗羲嘗謂，“余學于子劉子，其時志在舉業(yè)，不能有得，聊備蕺山門人之一數(shù)耳。天移地轉，僵餓深山，盡發(fā)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為不可贖也?！?sup>自康熙三年(1664)起，黃宗羲開始系統(tǒng)研讀、編輯、刊刻劉宗周遺稿，并在越、甬兩地證人書院講授師說。大約在康熙七年(1668)，他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孟子師說》完成。借助對《孟子》的詮釋，黃宗羲一方面深化了《待訪錄》的思想，尤其是在政治倫理、歷史哲學等方面予以補充；另一方面則以劉宗周思想為基礎，對以朱子學、陽明學為代表的宋明心性之學傳統(tǒng)展開批判與重建。

大致在完成《孟子師說》的同一年，黃宗羲開始了《明儒學案》的撰著。顧名思義，《明儒學案》首先是對明代理學思想史的系統(tǒng)梳理，整部《學案》共計62卷，收錄明儒兩百余位，按學派分列，每人各附小傳一篇，概述其生平事略與思想要旨，并附錄重要思想文獻于后。從現(xiàn)代學術分類視角看，《明儒學案》似乎是一部系統(tǒng)的明代儒學史，不過，若就黃宗羲撰寫是書的目的而言，其著眼點并不僅僅在于明代儒學思想史的整理?！睹魅鍖W案序》云：

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體變動不居。若執(zhí)成定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后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

習學思辨，最終須以“修德”為目的?！秾W案》的意義，正在于通過對明代諸儒學脈與為學宗旨的條陳，令學者自覓為學之方與修德之徑，將理學從“懵懂精神，冒人糟粕”的末流格套中解放出來，成為能夠真正塑造士人精神的修己成德之道。

從學案體這一體裁中，也可以看出《明儒學案》的另一重要特質，即學貴自得的思想精神。《明儒學案發(fā)凡》云：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jīng)生之業(yè)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于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

學案本身不為學者作選擇判斷，而使之通過比較來自由選擇適合自身的為學方案，其學術態(tài)度是開放而非專斷的，這一學風所塑造的，是一種自立而包容的道德人格。

大致在撰寫《明儒學案》的同時，黃宗羲也在進行著另一項文化保存工作，即明代文選的編纂。至康熙十四年(1675)，編成《明文案》二百零七卷。在此基礎上，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進一步擴編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文章者，一代士風精神之表現(xiàn)，黃宗羲對于明代文風的批評，一方面在于科舉時文功利習氣的戕害，“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于場屋之業(yè)，割其余以為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另一方面，也在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思潮注重形式化的復古而忽視了文章的載道內(nèi)涵，“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黃宗羲主張詩應抒寫至情、感物而動，文章是個體精神之所寓，必志于道、本于學而發(fā)乎情。其對于明代文章的保存整理與詩論文論的建構，同樣是在一種重整文脈的文化系統(tǒng)意義上展開的。

1. (明)顧炎武：《與黃太沖書》，《顧炎武全集》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98頁。
2. (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1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頁。
3. (唐)李賢注：《后漢書·黨錮列傳》，中華書局，1999年，第1484頁。
4. (明)黃宗羲：《惲仲升文集序》，《黃宗羲全集》第10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頁。
5. (明)黃宗羲：《明儒學案序》，《黃宗羲全集》第10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7頁。
6. (明)黃宗羲：《明儒學案發(fā)凡》，《黃宗羲全集》第7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頁。
7. (明)黃宗羲：《明文案序上》，《黃宗羲全集》第10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頁。
8. (明)黃宗羲：《明文案序下》，《黃宗羲全集》第10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