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從15世紀到19世紀，唯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系的朝鮮，曾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文獻及相當數(shù)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當然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jīng)濟關系的重要史料，長期以來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研究論著很多?？蛇z憾的是，這些文獻資料在中國學界并沒有得到充分關注。在我們開始整理這批文獻的時候，我在網(wǎng)絡上反復查詢，發(fā)現(xiàn)中國大陸學界提及這些通信使文獻的論著寥寥無幾，而且大都是泛泛而論，或者只是浮光掠影，和日本、韓國龐大而且深入的研究相比，水準相差太大。這讓我想到，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必須做一個解釋：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錄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撰寫這些文獻的人是朝鮮的通信使，朝鮮的通信使去訪問的國家是日本，他們在日本記錄的是朝鮮和日本的往來交涉，往來中談及的也主要是朝鮮或日本的歷史人物，那么，這些記載如何與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相關？古人說：“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說的是原本不相干，卻無端亂關心。中國學界去關注這些文獻是否也算“咸吃蘿卜淡操心”？在日本與韓國學界，這些朝鮮與日本之間外交使節(jié)的記錄，長期以來只是被作為日朝文化交流史、日朝政治外交史或日朝經(jīng)濟貿易史方面的資料。從中村榮孝（1902－1984）、三宅英利（1925－?。⒔趶?926－2014）以下，日韓兩國學者有過很多研究，但大體不出這幾個領域。因此，在日本學界和韓國學界，確實有人會覺得這些資料似乎與中國關系不大。那么，在中國研究、整理和出版這些文獻做什么呢？朝鮮通信使?jié)h文文獻的選編過程，現(xiàn)在回想起來，真是有一些意味深長的地方。自從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越南、韓國合作，整理出版了越南、韓國兩種燕行文獻之后，我們一直在探討，有沒有可能與韓國或日本學?；蜓芯克?，繼續(xù)合作出版通信使文獻，但始終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這使得我們無法像前兩種文獻一樣，拿到最好的版本直接影印，只好根據(jù)現(xiàn)在能夠得到的版本進行標點排印。

不過，恰恰是因為標點排印，參加標點的各位學者和博士研究生，可以深入細致地閱讀這些文獻，并按照要求寫出詳細的內容提要。而收在這本文集中的各篇論文，大多就是他們標點之后寫的內容提要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這些提要或論文不僅可以幫助讀者迅速了解各種通信使文獻的內容，也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中國學者對于朝鮮通信使文獻的理解和解說。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文獻記載的雖然只是朝鮮與日本之間的記錄，但它們一方面呈現(xiàn)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系與文化比賽，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因為在日朝之間的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xiàn)實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的“中國”卻始終在發(fā)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不僅看到日本與朝鮮之間的交往，也可以看到明清中國在東亞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現(xiàn)在，《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已經(jīng)出版，我們也圍繞著這個主題，召開了第二次“從周邊看中國”的學術討論會，收錄在這里的就是這次會議的若干論文。我希望通過這一文獻和論集的出版，推動我們的同仁討論幾個問題：

第一，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如何拓寬史料邊界？因為只有新史料，才會帶來新問題和新領域，通信使文獻可以作為中國歷史與文化研究的新資料嗎？

第二，在東亞的文化史研究中有很多重要話題，中國學者是否也應當參與，并且積極與日本、韓國學者進行對話？

第三，即使是關于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研究，是否也可以放在東亞甚至更大的背景中去重新審視，這樣是否可以發(fā)現(xiàn)很多新的內容？

2016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