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我和泰昌同志，認識的時間，不算太長，接觸得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發(fā)現(xiàn)他是一位很干練的編輯，很合格的編輯。他在工作上，非常謙虛。當今之世，不合格的編輯并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無，而這些人，架子卻很大，很不謙虛。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對我進行了一次采訪，就是登在本年六七月份《文藝報》上的那次談話。我是很不善談的，特別不習慣于錄音。泰昌同志帶來一臺錄音機，放在我們對面坐的方桌上。我對他說：

“不要錄音。你記錄吧，要不然，你們兩位記?！?/p>

當時在座的還有百花文藝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說話，微笑著，把錄音機往后拉了拉。等我一開講，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這樣反復幾次，我也就習慣了，他也終于完成了任務。當然，他能夠完成任務，還因為在同我接觸中，他表現(xiàn)出來的真誠和虛心的工作態(tài)度。

編輯必須有學問，有閱歷，有見解，有獨到之處。觀我國文化史，有許多例子證明，編輯工作和學術之間，有一條互通之路。有許多作家學者，在撰述之暇，從事書刊編纂；也有因編輯工作之年積月累，終于成為學者或作家。凡是嚴肅從事一種工作的人，他的收獲總不會是單一的，而是多種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編輯工作之外，還不斷寫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帶有學術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歡讀這類文章的。我覺得，我們很多年，太缺乏治學的空氣了。

治學之道，當然不外學識與方法。然學與識實系兩種功夫。不博學當然無識力，而無識力，則常常能廢博學之功。識力與博學，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認真求實的精神，是提高識力的重要因素。

現(xiàn)在，國內(nèi)的學術空氣，漸漸濃厚。但是脫離實際，空大之風，似尚未完全剎住。有些大塊文章，人們看到，它擺開的架子那么大，里面有那么多經(jīng)典，有那么多議論，便稱之為學院派。貶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實學院派的文章，總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并沒有什么新的成果，而只是引經(jīng)據(jù)典，人云亦云，讀者就不如去自翻經(jīng)典?；蜃髡唠m系一人，而論點時常隨形勢變化，那么，缺乏自信的文章，于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說，這種文章，是連學院派也夠不上的。

這就涉及治學方法的問題?，F(xiàn)在，各個學術領域，都標榜用的是唯物辯證的方法。但如果牽強附會，或只是一種皮毛，甚至皮毛之內(nèi)，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學術不能用政治及立場觀點來代替。學術研究的是客觀存在。學術是樸素的，過去叫作樸學。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領，只是趕時髦，求得通過，對于學術，實際是沒有什么好處的。因為學術，是要積蓄材料，記述史實，一磚一瓦，成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實學，真知灼見，并不單純是方法問題。過去我國的學術，用的都是舊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像刀耕火種，我們的祖先也能生產(chǎn)糧食一樣。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暢，考訂詳明，耐人尋味。讀者用很少時間，能得到很大收益。寫文章，不尚高遠，選擇一些小題目。這種辦法很可取。小題目認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并能取信于人，取信于后世，取信于科學，題目再小，也是有價值的。

當他的《藝文軼話》就要付印的時候，泰昌愿意我在書前寫幾句話。我把平日的一點感想寫出，與泰昌同志共勉。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本文為198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藝文軼話》序；1991年中國工人出版社《藝文軼話》亦用此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