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東山再起

一　接掌臺省

1948年秋冬，陳誠在臺北靜養(yǎng)之時，正是大陸國共兩軍在東北、平津和淮海三地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如坐針氈。東北的遼沈大戰(zhàn)已經(jīng)結束，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北戰(zhàn)場大獲全勝，47萬國民黨軍隊被殲滅；平津戰(zhàn)場上已經(jīng)丟了新保安、張家口，從12月20日起，天津外圍的爭奪戰(zhàn)開始打響；淮海大戰(zhàn)的敗局已定，第7兵團司令黃百韜自戕，第12兵團司令黃維被俘，杜聿明集團的兩個兵團被合圍待殲。南京政府的政局險象環(huán)生，翁文灝內(nèi)閣倒臺，孫科匆匆組閣，蔣介石的心腹文臣陳布雷服安眠藥自殺。經(jīng)濟上，發(fā)行不久的金圓券已呈崩潰之勢，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這種種跡象表明，南京政府的垮臺，已在劫難逃。蔣介石不得不把維持國民黨政權的最后一線希望寄托于與大陸隔海相望的臺灣島。既然如此，就得派一個信得過的人物去鎮(zhèn)守該島。于是，在政界沉默了半年多的陳誠又得到了重新活躍的機會。

12月29日，根據(jù)蔣介石的提名，由孫科主持的行政院決定，任命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這一天，正在檢閱臺灣警備旅軍事演習的臺灣省主席魏道明，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接到蔣介石關于任命陳誠為臺灣省主席的電令。魏不敢怠慢，立即轉送陳誠，促其盡快接任。事后，陳誠對于接任臺省主席的經(jīng)過作了如下敘述：

三十七年秋，本人即來臺養(yǎng)病，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前臺灣省主席魏道明先生忽轉來總統(tǒng)電令，命即接任臺灣省主席職務。我看到這個電報，非常詫異，亦非?；炭郑敃r魏主席就說：“如此重大人事調動，總統(tǒng)事前未征詢我們二人的意見，顯因政局已有重大變化，所以總統(tǒng)才有這種非常處理，你我都是總統(tǒng)干部，希望你趕快準備接事。”時本人胃疾未愈，難勝艱巨，深恐有負總裁付托，故不能不加考慮。翌日，總統(tǒng)又電令克日接事。勢危事急，不容考慮，本人于三十八年一月五日接任臺灣省主席職務。^［1］

1月5日，新舊任主席的移接儀式在省府二樓隆重舉行。魏道明簡單致詞曰：“今日舉行移接典禮，本人對諸君在過去廿個月中之協(xié)助深表感謝，依常例交接儀式乃介紹新任主席與諸位見面。今日之新任主席乃眾所皆知之陳主席，故余應將諸君介紹與陳主席見面。臺灣今日處在大后方地位，相信在陳主席領導下，必可加強安全?！?sup >［2］魏氏致詞完畢后，即親將用紅綢包裹的省府大印移交給陳誠。陳誠亦作簡短致詞，稱頌他的前任魏道明領導有方，成效卓著；謙稱自己經(jīng)驗不足，體力尚弱，深恐有負重托。他特別強調將按既定方針辦，并標榜要為人民謀利益。陳誠說：“今后一切措施，當本已定方針，繼續(xù)邁進……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應以人民的意志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一切自皆以人民為主。”^［3］

接著，陳誠為就任新職舉行記者招待會，作了很有鼓動性的就職演說。他說：

我們須共同了解臺灣是中華民族生命的第一環(huán)，整個的臺灣以及所有的物資產(chǎn)業(yè)，并非日本人遺留下來的東西，更不可視同戰(zhàn)利品，而是我們臺省六百萬同胞五十年來胼手胝足的血汗累積，更是我全國千百萬軍民犧牲奮斗，以頭顱熱血所換來。我們宜如何善予利用，俾有助于國家民族，并有利于全省同胞，這是我們對于臺灣應有的認識與努力。

本省今后一切措施，當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依歸……古語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今日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則是既患寡，又患不均。我們今后不獨要力求生產(chǎn)的增加，更要力求分配的合理，此為三民主義的初步工作，亦是后期革命的首要任務。我們今后對臺灣應即以此為努力的方針，并期其成功。

……

總之，今日臺灣所最需要的，就是政府與人民共患難同生死的精神，使臺灣成為一個復興中華民族的堡壘來擔負復興中華民族的使命。^［4］

1949年1月陳誠（右）就任臺省主席后與前主席魏道明（左）合影

此次陳誠之接任臺省主席，確是又一次“受命于危難之際”。臺灣雖因遠離大陸各方面得以相對平穩(wěn)與平靜，但在國民黨政權從整體上看仍處于全面崩潰之勢的情況下，同屬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臺灣島，當亦不致有太大的例外。當時的臺灣，亦處于危機四伏、內(nèi)外交困的境地，經(jīng)濟衰退，物資匱乏，物價飛漲。據(jù)統(tǒng)計：臺灣1947年物價上漲率為77％，1948年為1144％，1949年6月又猛增到1189％。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狀況也岌岌可危。至1948年年底，糧食產(chǎn)量為99萬噸，占戰(zhàn)前最高量的70.7％；蔗糖為50萬噸，占35.4％；魚類5.4萬噸，占69.2％；煤炭165萬噸，占57.9％；發(fā)電131.8萬千瓦，占86.7％。政治上，臺灣當?shù)厝嗣衽c政府的對立十分尖銳，人心浮動，外交形勢也很孤立。對于臺灣當時的危險狀況，陳誠曾有一段透徹的說明：

政治方面，政府的信用并沒有建立，少數(shù)野心分子勾結國外不肖之徒，正從事“臺獨”、“托管”活動。軍事方面，當時臺灣的兵力有限，由大陸撤退來臺的若干部隊，戰(zhàn)志消沉，紀律敗壞，不僅不能增強臺灣的防御能力，甚至反足以加深內(nèi)部的危機。財政經(jīng)濟方面，金融動蕩，通貨膨脹，物資缺乏，物價高漲。社會方面，到處充滿了消極悲觀和動搖失望的心理。^［5］

總之，大陸局勢愈惡化，臺灣隱憂愈加深。

有鑒于此，陳誠自嘆：“以養(yǎng)病之身，驟膺重寄，自度極不適宜。惟國家安危所系，又不能不悉力以赴。”

就職之初，陳誠舉行茶會，招待臺省及時住臺省的大陸中委、立監(jiān)委和國大代表，計138人。與會者詢問陳誠如何治臺？他表示：到臺灣一共才3個月，對臺灣的情形還了解得不十分清楚，“須徹底了解后，始能言如何治臺”。又有人問：“會不會用當年治理湖北的方法，來治理今日的臺灣？”陳誠回答：“我擔任湖北省主席與臺灣省主席，時間差了10年，地點相差2500里，當然不能簡單地搬用同樣的方法來治理。這就和在甲地可以吃的藥，在乙地未必適合吃一樣?！?sup >［6］

在陳誠就臺省主席一周的時候，蔣介石于1月月11日致電陳誠，告以治臺方策。電云：

臺灣陳主席：今后治臺方針：一、多方引用臺籍學識較優(yōu)、資望素孚人士參加政府。二、特別培植臺灣有為之青年與組訓。三、收攬人心，安定地方。四、處理穩(wěn)重，對下和藹，切不可操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可多訂計劃，總以腳踏實地，實心實力實地做事，而不多發(fā)議論。五、每日特別注意各種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與檢點用人標準，不可專憑熱情與個人主觀。六、勤求己過，用人自輔。此為補救吾人過去躁急驕矜，以至今日失敗之大過，望共勉之。中正手啟。子真府機。^［7］

此電不僅包含了治臺的政治方針，且有關于個人修養(yǎng)方面的告誡多項，婉轉地提醒陳誠注意以往執(zhí)事中的毛病。

陳誠于接任臺省主席約兩月之后，在1949年3月1日至7日，假臺北介壽館介壽堂召開了主持省政后的第一次全省行政會議，出席者有省府各廳、處、局長及主管人員，各縣市長，各縣市參議會正副議長，各縣市省立中等以上學校校長等，另中央駐臺各機關負責人，省級各銀行、各公營公司負責人均列席，與會人員共210人。會議討論議案計240案。會議圍繞確立“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施政原則、抓住施政重點，以及力爭完成1949年度施政計劃這三項中心議題，進行討論。陳誠特別強調在施政中，要采取“重點主義”。他說：“今天固然是百廢待舉，但如果百廢俱舉，必因之分散人財物力，而至一事無成，反致成為浪費。如果我們能夠集中力量，選擇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去做，則必然可以收到一點成就，而不致于想兼籌并顧，反而弄成顧此失彼的情形?！?sup >［8］

這次行政會議，著重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財政四個方面，提出了要求，明確了努力的目標。政治方面，要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組織、提高行政效率、確立人事制度、推行土地改革政策。陳誠對于臺省多級行政組織中的流弊，深有感觸。他指出：“在我國一般通病，在因人設事，結果，組織流于龐大復雜，大部分經(jīng)費耗費于養(yǎng)冗員，真正生產(chǎn)事業(yè)反而無法舉辦。因此，由省縣市到鄉(xiāng)鎮(zhèn)的各級機構，都應該力求緊湊，并且從適應實際的需要為限。”^［9］經(jīng)濟方面，重要的是增加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滿足民生的需要。會議特別重視糧食的增產(chǎn)，因為臺灣正面臨著人口的急速增長，但糧食產(chǎn)量僅相當于日本統(tǒng)治時期之70％。陳誠于會議期間提出：“糧食的增產(chǎn)，除發(fā)展水利、增加肥料、改良種子、防止病蟲害，以及集中一切人力物力，配合推行外，尤須著重三七五減租與土地政策的推行?！?sup >［10］陳誠設想，使糧食、蔗糧、漁獲量、煤炭、鐵路貨運、港口進出船舶等項，在本年度內(nèi)均增長10％—15％。文化方面，會議要求奠立實施“計劃教育”的基礎和建設“三民主義的新文化”。陳誠解釋：“所謂計劃教育，就是由政府統(tǒng)籌教育經(jīng)費，并按照青年智能與興趣，分別指導升學或就業(yè)的教育制度?！彼€進一步在會上提出，統(tǒng)籌教育的經(jīng)費，小學由鄉(xiāng)鎮(zhèn)統(tǒng)籌，高初中由縣市統(tǒng)籌，師范與?？埔陨蠈W校則由省負擔。^［11］財政方面，則要求財政金融與國民經(jīng)濟、生產(chǎn)事業(yè)相配合，財政支出量入為出，同時獎勵出口，爭取外匯。

在3月7日上午的閉幕式上，陳誠就發(fā)展生產(chǎn)、加強合作和地方自治三個問題，作為總結性發(fā)言。關于發(fā)展生產(chǎn)，陳誠特別屬意于化肥生產(chǎn)。他認為化肥生產(chǎn)直接關系到糧食的增產(chǎn)，應首先集中力量充實生產(chǎn)設備，使化肥的年產(chǎn)量，在2年后達到15萬噸的水平。關于加強合作，陳誠指出，須從縱的方面和橫的方面同時著手，使得從中央到省、縣、市，以及在經(jīng)濟、財政、金融等方面都能密切合作。他說：“惟有大家互相合作，消除阻力，才能使不易解決的獲得徹底之解決?！?sup >［12］關于地方自治，陳誠告誡，在選舉中，切不可利用金錢與勢力等非法手段來獲致當選。他在閉幕詞的最后，向全體與會者強調：“本省人材甚多，希望能盡量參加政府工作，以便共同為建設地方而努力，尤望在座各位本服務為人生第一要義之原則，切實執(zhí)行大會各項決議案，達到預定的目的，以期解決人民實際困難?！?sup >［13］

陳誠在穩(wěn)定生產(chǎn)、發(fā)展經(jīng)濟方面的一條重要舉措，是于1949年6月成立“臺灣區(qū)生產(chǎn)事業(yè)管理委員會”，自兼主任委員。當時臺灣的公營事業(yè)有國營、國省合營和省營三大類，大部分為接收日人的企業(yè)。陳誠規(guī)定在整頓期間所有公營企業(yè)的董、監(jiān)事人員停止行使職權，各企業(yè)重新核定資本，辦理登記。與此同時，大力促進民營事業(yè)的發(fā)展。他親自決定了工業(yè)生產(chǎn)的4項原則：（1）配合糧食增產(chǎn)計劃，擴建肥料工業(yè)與水利建設；（2）擴充電力建設，以為發(fā)展工業(yè)之基礎；（3）增加外銷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以爭取外匯；（4）增加省內(nèi)必需品的生產(chǎn)，以節(jié)省外匯。

陳誠制定經(jīng)濟政策的指導思想是：先求其“有”，然后再求其“平”。到1949年末，他總結主政將近一年來的情況時認為：這一年來，求平已經(jīng)注意到了，但求有卻未盡理想；而如果根本沒有，求平也無用處。他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

譬如只有一碗飯，要兩個人吃，每人半碗，一定不飽，如果這碗飯還給有錢有力的人拿去，另一個人更一點沒吃。因此越發(fā)沒有越發(fā)不平，越發(fā)不平，也越發(fā)沒有。^［14］

陳誠但任臺灣省主席將近一年，到1949年12月，臺灣的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有了較為明顯的發(fā)展。這一年，糧食產(chǎn)量達120萬噸，較上年增加24％；肥料、糖、水泥的生產(chǎn)，增長100％以上；電力、紡錠增加20％至50％以上。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初步發(fā)展，為國民黨政權撤離大陸，棲息臺島，奠定了基礎。

為總結1949年度臺省政府工作，制定1950年度全省工作計劃，陳誠于1949年12月5日至12日，在臺北市中山堂主持了第二次全省行政會議。各級政府機關負責人、各縣市長及民意機關代表、各省立中等以上學校校長、各公營事業(yè)機關負責人以及各界人士代表共232人出席，另有139人列席會議。陳誠在會議開幕時，作工作報告指出：

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檢討過去，策勵將來?，F(xiàn)在“卅八年”（按即1949年）度快要終了，在這一年中，各項施政的利弊得失，在這里都需要我們虛心地來檢討，然后再根據(jù)檢討出來的缺點，力求改進?！柏拍辍保ò醇?950年）度的施政方針，已經(jīng)擬就草案，今后如何權衡輕重，規(guī)劃施行，也需要我們在這里作充分的研討。^［15］

陳誠認為，一年來，臺灣省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進步與成績，它們的主要表現(xiàn)為：一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其中獲益最大的是農(nóng)民，由于糧食的增產(chǎn)和“三七五減租”的進行，使占全省人口60％以上的農(nóng)民，平均增加了30％以上的收入；不過，漁民、鹽民、公教人員及東南區(qū)的部隊官兵生活，改善不大或仍比較清苦。二是物價的穩(wěn)定。由于幣制改革的成功，金融與物價都比較穩(wěn)定，特別是糧價“一直非常平穩(wěn)”，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在這方面，陳誠希望注意抓好行政經(jīng)費的收支平衡、保持新幣充足的發(fā)行基金、做到外匯的收支平衡這樣三件事。三是生產(chǎn)的發(fā)展。在糧食增產(chǎn)的同時，省政府對與農(nóng)業(yè)有關的化肥、水利、水電、交通等方面，也加大舉措，取得了成績。四是教育文化的發(fā)展。這一年中，省教育經(jīng)費的投入已超過預算6％，縣教育經(jīng)費也超過預算4％，全省教育的普及程度達到80％以上，比日本統(tǒng)治時期提高了1倍。五是地方治安的加強。自6月以來，全省共取締散兵游民2萬人以上，分別送往部隊、培訓就業(yè)，或依法處理，乞丐已經(jīng)很少見到。

在新中國已經(jīng)成立、臺灣島處于風雨飄搖的危急情況下，陳誠主持制訂的1950年工作計劃之要旨為：“以保衛(wèi)臺灣為重心，無論人民和官吏皆須加強認識，提高警覺，各方面配合軍事。”^［16］陳誠在省府工作報告中，從政治、經(jīng)濟、教育文化三個方面分別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政治方面，要抓好推行地方自治、實行三七五減租和組訓民眾。經(jīng)濟方面，要在今年糧食增產(chǎn)20％的基礎上，明年再增產(chǎn)20％，達到140萬噸以上；同時，對民營工業(yè)加以扶植。教育文化方面，要做到教育機會均等，凡是優(yōu)秀的學生都要給以升學的機會，使大專畢業(yè)生充分就業(yè)。

12月12日，臺省第二次行政會議閉幕。陳誠在閉幕詞中，再次強調，明年施政的總目標是，配合軍事，確保臺灣，并進一步積極準備，向大陸發(fā)展。他號召全體與會者：“在中央領導之下，團結一致，集中力量，共同努力，來負起我們應負的責任，執(zhí)行此次大會所決定的議案，使能一一見之于實際行動?！?sup >［17］

二　忠蔣不二

1949年1月21日，陳誠奉召飛南京，晉見蔣介石。不料，當陳誠座機飛臨定海上空時，在機上突接南京來電，囑改飛杭州。他并不知道，這時蔣介石已正式宣布引退，并決定于當日抵杭州，然后再去奉化溪口“隱居”。

在陳誠接任臺省主席后的半個月中，搖搖欲墜的南京政府，內(nèi)外交困，中樞內(nèi)亂作一團，吵鬧得不可開交。矛盾的焦點是在蔣介石的去留。

早在1948年10月下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就已預測，在南京政府政局日益惡化的情況下，蔣介石只有引退一途。他在向華盛頓的報告中，提出了新的對華方針：“可以勸告蔣委員長退休，讓位給李宗仁或者國民黨的其他較有前途的政治領袖，以便組成一個沒有共產(chǎn)黨參加的共和政府?！?sup >［18］當時，由于美國政府還沒有把握預見將來事態(tài)的發(fā)展變化，因此，暫時未采納司徒雷登的意見。到孫科就任行政院長后，司徒雷登的中國顧問傅涇波往訪行政院時，便明確告訴孫科：蔣之下野，為進行和議所必需。

正當蔣介石一籌莫展之時，坐鎮(zhèn)在漢口的桂系實力人物白崇禧，突于12月24日向蔣介石發(fā)出通電，表示民心軍心都不能再戰(zhàn)，要求“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解決”。白崇禧當時是國民黨華中“剿匪”總司令，手中握有30萬能戰(zhàn)之兵，駐守長江中游南北兩岸。他搶先打出“和談”旗號，實為借機向蔣介石施加壓力，逼蔣下野，好由桂系取而代之。李宗仁隨即宣布和平主張，要求蔣介石下野。25日，中共權威人士列舉了43名“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的“舉國聞名的頭等戰(zhàn)爭罪犯”名單，其位居前三名者即為蔣介石、李宗仁、陳誠。蔣介石被定為頭號戰(zhàn)爭罪犯，這是中共方面對蔣所施加的政治壓力。緊接著，河南省政府主席張軫和湖南、湖北、河南、廣西4省參議會議長亦發(fā)出請蔣下野的通電。

蔣介石于萬般無奈之下，被迫作出了下野的決定。他親筆寫下“冬天飲寒水，雪夜渡斷橋”兩句話，表明了此時痛苦、復雜的處境與心態(tài)。29日，遂授意孫科內(nèi)閣通過以陳誠接任臺灣主席的決定，以為國民黨政權日后退往臺島，預作安排。

12月31日下午，蔣介石邀國民黨中央執(zhí)監(jiān)委約40人，在黃埔路官邸聚餐，由張群代為宣讀次日他將要發(fā)表的新年文告，以征求意見。當爭論到是否要公開表示下野時，蔣介石終于按捺不住內(nèi)心的憤怒，喊道：“我并不要離開，只是你們黨員要我退職；我之愿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是因為本黨中的某一派系?！?sup >［19］隨后，便拂袖而去！顯然蔣所指的某一派系，即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

1949年元旦，正當海峽彼岸的陳誠奉蔣介石之命，緊鑼密鼓地準備執(zhí)掌臺省時，蔣介石在南京發(fā)表了包含個人準備引退內(nèi)容的新年文告。內(nèi)稱：

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愿與商討停止戰(zhàn)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

只要和議無害于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養(yǎng)生息，只要神圣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tǒng)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則我個人更無復他求……和平不能實現(xiàn)，則個人的進退出處，決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20］

中國共產(chǎn)黨于1月14日發(fā)表了《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于時局的聲明》，明確提出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將“懲辦戰(zhàn)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tǒng)”、“依據(jù)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等項，列入先決條件之首，與蔣介石《元旦文告》中引退之先決條件針鋒相對。19日，蔣介石與其高級幕僚商討說：“我是決定下野的了，現(xiàn)在有個案子請大家研究：一個是請李德鄰出來和談，談妥了我再下野；一個是我現(xiàn)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鄰主持?！贝蠹颐婷嫦嘤U，沒有答話。蔣介石憤憤地說：“我現(xiàn)在不是被共產(chǎn)黨打倒的，是被國民黨打倒的！”^［21］

1月21日下午2時，蔣介石在黃埔路官邸，召集在南京的黨政軍高級官員，舉行緊急會議，宣布正式“引退”。此時，陳誠正遵照蔣的旨意，由臺趕飛南京。他對蔣的去留，尚不知底。蔣介石在緊急會議上，黯然宣告：

……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皆瀕于絕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達頂點。我有意息兵言和，無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況下，我個人非引退不可，讓德鄰兄依法執(zhí)行總統(tǒng)職權，與中共進行和談，我于五年之內(nèi)決不干預政治，但愿從旁協(xié)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鄰兄，挽救黨國危機。^［22］

蔣介石說罷，即取出已擬好的《引退謀和書告》，《書告》略稱：“戰(zhàn)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故決身先引退，以冀弭戰(zhàn)銷兵……爰特依據(jù)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tǒng)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tǒng)代行其職權’之規(guī)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總統(tǒng)代行總統(tǒng)職權?！?sup >［23］

蔣介石于當天下午4時許，乘美齡號專機離開南京，直飛杭州。陳誠的座機先蔣機于杭州筧橋機場降落。5時20分，蔣介石的美齡號專機亦降落于此。蔣、陳在機場進行了簡單的談話。陳誠后來在追敘這一天見蔣情況時說：

當飛至定海上空時，南京來電囑改飛杭州，我當時判斷，大局定已發(fā)生重大變化，內(nèi)心萬分憂惶。到筧橋下機不久，總裁座機降落，總裁第一句話就說：“我已將總統(tǒng)職務交李副總統(tǒng)代理了?！蔽衣犃诉@句話，內(nèi)心更有說不出的沉痛與憂慮，當向總裁報告：“總統(tǒng)此次引退，在個人是很好的，但國家怎么辦？”當時總裁說：“只要大家努力，革命是不會失敗的，縱然一時失敗，亦可從頭做起，最后一定成功?！?sup >［24］

蔣介石由陳誠、蔣經(jīng)國、俞濟時、湯恩伯等陪同，參加了浙省主席陳儀為迎蔣而設的晚宴。但是蔣介石心緒極差，滴酒不沾，大家也不歡而散。

次日，蔣介石乘機續(xù)飛奉化溪口。陳誠則遵蔣囑飛赴南京，謁見代總統(tǒng)李宗仁。李當時正忙于政府改組，不得詳談，而陳之見李，亦僅為例行公事。陳誠告別李宗仁后，又去行政院、財政部交涉臺灣財政、食鹽等項問題。其中最為嚴重者，為由大陸撤至臺灣的軍隊、政府官員及其家屬，已達百萬人口，這是僅由臺灣一島的財政絕對供養(yǎng)不起的。經(jīng)與行政院長孫科協(xié)商，行政院答應：中央在臺的生產(chǎn)事業(yè)可由臺省政府管理；臺灣軍費開支，可在中央存臺物資及其盈余中折算；另撥1000萬美元作為對臺貿(mào)易基金。有了這幾條，陳誠心中方稍覺踏實。

二三月間，大陸雖無重大戰(zhàn)事，但南京政府面臨的政治危機更為加深。3月8日，行政院長孫科因反對李宗仁與中共和談，以及對軍事上的失敗自感無法交代，提出內(nèi)閣總辭職；12日，由何應欽出面，組建新內(nèi)閣。在和談方面，2月13日，李宗仁派出由顏惠慶、章士釗、江庸三人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以及以私人資格訪問的邵力子先生，去北平試探中共和平之意向。代表團受到中共方面的熱情接待，并由毛澤東主席接見。代表團于27日返回南京，向李宗仁轉達了中共的原則立場。中共希望他割斷與美國的聯(lián)系，劃清和蔣介石頑固勢力的界限。可是，中共的這一原則立場，未能為李宗仁所接受。李宗仁與中共和平談判的指導思想是，強調“對等”和“體面”，只同意在兩政府共存的條件下討論中共的“八條”。

這一段時間，陳誠在臺灣正忙于整頓社會秩序，籌備開展“三七五減租”。他對蔣介石的忠誠，應當說是沒有疑問的。臺灣出版的《孫立人冤案平反》一書中，曾披露了一段內(nèi)幕消息：

就在蔣先生下野之后不到一個月時間內(nèi)，美國國務院即訓令駐華大使館公使銜參事莫成德（Litington T. Menhsnt），命他由南京潛來臺灣對陳誠進行“游說”，勸陳“自立”……莫成德是二月十二日抵臺，在臺與陳誠進行多日密談，那時的蔣先生是把全副精神用在李宗仁與中共進行和談的要事上，似乎對臺灣的動靜無暇兼顧。至于陳誠有沒有因莫成德的游說而“動心”？現(xiàn)已不可究詰。但結果是：莫成德與陳誠沒有達成“共識”，則為事實。^［25］

另據(jù)美NSC密檔第53號第7項稱：

國務卿艾奇遜主張：以孫立人替代陳誠為臺省主席。我們（指美國政府）所需要者，乃一干練篤實之人，不必聽蔣介石之指揮，亦不必從李宗仁聯(lián)合政府之命令，耐心為臺灣謀福利。^［26］

上述資料都說明，陳誠不為美國方面的“游說”所動，堅持忠蔣的立場不變。

3月16日，陳誠奉李宗仁電邀，去南京商談關于與中共和平談判事宜。李宗仁主張“隔長江而分治”，“希望能夠確保長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國民黨領導，如東北、華北各地由中共領導一樣。必要時讓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蘇四省和漢口、南京、上海三市聯(lián)合管理”。陳誠對李宗仁說：看不出中共方面有妥和的理由，中共方面的和談，“其作用不外動搖軍心民心，加速我們內(nèi)部的瓦解崩潰，并爭取渡江的準備時間而已”。^［27］

陳誠離開南京后，于返臺途中，過奉化，再次晉謁蔣介石，向蔣報告了在南京的見聞、生活和感想。蔣介石對他說：“在臺灣要做最壞的打算與萬一的準備，使臺灣成為復興民族的基地?！标愓\對于蔣介石如此看重臺灣的地位，以及交給的“神圣”使命，受寵若驚，時刻牢記。他把在臺灣取得的一切成績，都歸結為執(zhí)行蔣之指示的結果。陳誠后來在向國民黨七全大會的報告中說：“我們在臺灣一切重大措施，都是秉承總裁指示來做的，所以總裁的賢明領導，乃是扭轉危局最基本的因素?！?sup >［28］

三　綠島冤獄

經(jīng)過兩次晉見蔣介石，當面聆聽其對臺工作的指示，陳誠領悟到一個重要的道理：說一千，道一萬，必須首先穩(wěn)住臺灣，在臺灣站穩(wěn)腳跟。他說：

面對臺灣所面臨的重重危機，我們怎樣才能完成總裁交付我們的使命，使臺灣成為復興民族的基地呢？經(jīng)過深長的考慮，我們認為現(xiàn)在只有一個機會——一個最后的機會。事急時危，與其拘泥故常，等待失敗后再講理由，毋寧采取必要措施，在站穩(wěn)后再受責罰；與其怕對歷史負責，致使中華民國的歷史從此中絕，毋寧受少數(shù)人的責難，保持中華民國的歷史于不墜。^［29］

陳誠執(zhí)掌臺灣省政不久，就碰到了以臺灣大學和臺灣師范學院為主的四六學潮。

1949年三四月間，大陸爭生存、爭自由、爭取真正和平的學生運動進一步高漲。4月1日，南京中央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等10所?？埔陨蠈W校師生員工5000余人，舉行示威游行，到總統(tǒng)府向代總統(tǒng)李宗仁請愿，要求提高師生員工待遇，實行“七項諾言”，停止征兵、征糧、擴編軍隊等，遭到國民黨軍警的圍毆，被打死2人，打傷200多人。四一血案在國統(tǒng)區(qū)內(nèi)引起了強烈反響，學生的正義行動得到了廣泛的聲援和支持。

受大陸學生運動的波及，4月6日，臺北臺灣大學和臺灣師范學院的學生張貼進步標語，提出各種要求，遭到軍警兇毆。數(shù)百名學生復上街示威游行，沿著羅斯福路，徑往臺北警察局抗議。學生們沿途呼喊反迫害、反饑餓、反專制口號，高唱《你這個壞東西》的歌曲，群情激憤。陳誠對此次學潮，初不動手，靜觀事態(tài)發(fā)展，直到學生與警察發(fā)生互毆，有幾名警察被打傷時，他認為時機已經(jīng)成熟，立即采取嚴厲措施，進行鎮(zhèn)壓。臺灣警備總部于7日半夜調動隊伍，將臺大與師院包圍，根據(jù)早已掌握的名單，將“有問題”的教職員和學生集中起來，分別逮捕、審訊。陳誠認為，這一事件，是受了“共黨職業(yè)學生”的煽動，是“中共潛伏臺灣的匪諜分子一種有計劃的行動”。他以省主席的身份，下令省立臺灣師范學院即行停課整頓，并宣布成立直接隸屬省政府的師范學院學風整頓委員會，任劉真為主任委員。接著陳誠又召集教育廳長陳雪屏、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臺大校長傅斯年、臺灣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師范學院學風整頓委員會主任委員劉真等研究對策。他指示：“真正的匪諜分子往往只躲在幕后操縱，很少自己出面鬧事的”；要“在‘不流血’的原則下，清除匪諜，安全學?！?。^［30］在陳誠的一手主持下，逮捕了一批學生，對一些未逮捕者也進行了甄審，以軟硬兼施的辦法，平息了這次學潮。4月8日，陳誠以臺灣省政府的名義，向行政院發(fā)去一份處理學潮的電報，內(nèi)稱：

近查本省師范學院及國立臺大少數(shù)不法學生張貼破壞社會秩序之標語，散發(fā)煽惑人心之傳單，甚至搗毀官署，私擅拘禁公務人員，擾亂秩序，妨害治安，殊堪痛惜，為整頓學風，保障大多數(shù)純潔青年學生學業(yè)起見，不得已將為首學生拘送法辦；并飭令師范學院虞日（7日）起暫行停課，聽候整頓，所有該院學生，一律重新登記，再行定期復課。除分電臺大并通飭中等以上各校，告誡并約束學生外，謹電察核，詳情容續(xù)報。^［31］

陳誠對學生動動的鎮(zhèn)壓，深得臺灣上層人士的贊揚。他們稱贊他：“不動聲色和傅斯年等合作，把大專學校里的共產(chǎn)分子清除”；“這個努力，不只是對教育的貢獻”；“它的意義，對以后臺灣社會治安、經(jīng)濟建設，都有很大關系”。陳誠自己也很得意地說：

處理這次學潮，三天三夜，沒有好好休息，比打一次仗還辛苦……學潮好像手上長了一個瘡疤，必須等它發(fā)膿成熟，疤頭呈現(xiàn)白色，動一下手術，將膿擠出，那就好了。假如開始發(fā)現(xiàn)瘡疤，馬上開刀，不但青年叫痛，老師、家長都不同情，甚至還要責備政府壓迫青年。等到大家一致要求非清除少數(shù)害群之馬不可的時候，才可獲得民間的諒解與支持。^［32］

在處理四六學潮前后，陳誠還制定各種法令，嚴格控制出入臺灣人員的社會輿論，以加強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的統(tǒng)治。1949年2月18日，正式頒布了由他主持制訂、并經(jīng)省府會議和省參議會討論通過的《軍公人員及旅客入境暫行辦法》。該辦法于3月1日起施行，旨在以行政措施，強行限制入境人員。5月9日，陳誠發(fā)布“戒嚴令”，在臺灣全境自20日零點實施戒嚴，規(guī)定除基隆、高雄、馬公3個港口在警備總司令部監(jiān)護下開放外，其余各項一律封鎖，嚴禁出入。戒嚴令規(guī)定：

（一）自同日起基隆、高雄兩港市，每日上午1時起至5時止，為宵禁時間，其他各市除必要時，暫不宵禁；（二）基隆、高雄兩市，各商店及公共娛樂場所，統(tǒng)限于下午2時前停止營業(yè)；（三）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動攤販，不得有抬高物價，閉門停業(yè)，囤積日用必需品，擾亂市場之情事；（四）出入境旅客，均需按規(guī)定辦理登記手續(xù)，接受出入境檢查；（五）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游行請愿等行動；（六）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布謠言；（七）嚴禁人民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八）居民無論家居外出皆須隨身攜帶身份證，以備檢查，否則一律拘捕。

“戒嚴令”嚴厲宣布：

有下列行為者處死刑：（一）造謠惑眾者；（二）聚眾暴動者；（三）擾亂金融者；（四）搶掠財物者；（五）罷工、罷市擾亂秩序者；（六）鼓動學潮，公然煽動他人犯罪者；（七）破壞交通通訊器材者；（八）妨害公眾之用水及電器煤氣事業(yè)者；（九）放火決水發(fā)生公共危險者；（十）未受允許，持有槍彈及爆炸物者。

為控制輿論，又拋出《戒嚴時期出版物管理辦法》，將“為共匪宣傳者”、“詆毀國家元首者”、“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者”、“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者”等8種情況，列為須查禁的出版物之列；并規(guī)定，“凡在本地區(qū)印刷或出版發(fā)行之出版物，應于印就發(fā)行時，檢具樣本一份，送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備查”。

在所謂打擊“匪諜”的名義下，許多無辜的臺灣人民慘遭迫害。陳宣布：在1950年1月至7月間，共辦理“匪諜”案件300余件，逮捕1000余人；被破獲者有所謂中共“中央局”、“華東局”、“華南局”等秘密特派組織。不久，又因破獲所謂“重整后的中共臺灣省委”，在苗栗山區(qū)復逮捕400余人。一時間，臺灣島上一片恐怖氣氛。作家江南在《蔣經(jīng)國傳》中寫道：

位于臺北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取代過去南京雨花臺的地位。據(jù)執(zhí)教東京立教大學的戴國輝說：“我當時在南海路的建國中學念書，有天我看到一輛卡車，載著七八位犯人，雙手背綁，口用白衣扎著，大概怕他們聲張，一忽兒，傳來槍聲。我心里想，他們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狈_一九五○年前半年的《中央日報》，《匪諜××等數(shù)犯，昨日槍決伏法》的標題，一周出現(xiàn)好幾次。

以“匪諜”名義，送往青島東路軍人監(jiān)獄、臺東綠島，或用麻袋捆扎，未經(jīng)司法程序，丟到海里喂魚的不計其數(shù)。^［33］

江南在書中還舉出許多在“匪諜”罪名下的受害者實例。例如：臺北的一位化學工程師陳天民，江蘇靖江人，因出言不慎，告訴投奔他的鄉(xiāng)親說：“臺灣都快解放了，你們還來這里干什么？”經(jīng)人檢舉，判刑15年。諾貝爾獎金得主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女士和兒子李崇道，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廣西大學時候的同窗，被以“掩護匪諜”罪，瑯珰入獄。1949年11月8日深夜，情治人員猛敲童軒蓀住宅大門，闖進搜查，僅搜去一本翻譯小說《湯姆歷險記》作為罪證，便被押走。

陳誠的一位老部屬馮世欣，曾撰文頌揚陳清除“匪諜”的決心與“功績”。他在敘述陳誠鎮(zhèn)壓學生運動之后繼續(xù)寫道：

學生鬧事從此消失了。但共諜還是到處滲入，影響治安。他毫不留情地把臺糖公司總經(jīng)理沈鎮(zhèn)南槍斃（沈與投共之孫越崎時有聯(lián)絡）。又把臺灣電力公司總經(jīng)理劉晉鈺槍斃（劉子系共黨）。另一立法委員夏某也槍斃，前熱河省主席劉多荃之子亦因共諜嫌疑被處決。最妙的是他的東南長官公署，一位高級將領錢卓倫之子錢克顯是上海新聞報的記者，在京滬一帶是一個活躍的人物，他夫婦來臺后，經(jīng)治安當局發(fā)現(xiàn)也有共諜的嫌疑，向陳誠報告后，他說：“只要是間諜，任何人均不例外?！卞X克顯夫婦均遭槍決。^［34］

從上述這段目的在于頌揚陳誠的文字中，除可見陳誠與“匪諜”勢不兩立，必欲盡除而后快的決心外，也足可看出，其牽連之廣與定案之不確。劉多荃之子及錢克顯夫婦遭處極刑，其“罪名”均只是“共諜嫌疑”；沈鎮(zhèn)南被槍斃只因與前南京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孫越崎有聯(lián)系；劉晉鈺被處決，乃因其子為“共黨”。陳誠宣稱：“吾人今后為維護本省同胞生命財產(chǎn)的安全，必須統(tǒng)一意志，集中力量，徹底鏟除企圖擾亂本省治安，危害本省同胞的赤色細菌，要知道縱容敵人，就是毀滅自己?！?sup >［35］

經(jīng)過陳誠大刀闊斧的整頓和采用嚴厲的手段懲治，在強化社會治安方面，當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949年底，陳誠不無自信地表示：

治安上值得我們安慰的是臺灣的比較安全，而且所謂安全，不僅對國內(nèi)大陸各省而言，即使與整個東南太平洋區(qū)各鄰國相較，也是如此……在維持地方治安，力求社會安定上，嚴格限制入境和戶口大檢查的不斷執(zhí)行，確是助成的主要因素。

……此外，本省乞丐已經(jīng)絕少見到了，因為乞丐的來源，不外殘廢與懶惰兩種，而政府也已經(jīng)以救濟殘廢和安置工作的方法，解決了這一問題。^［36］

在陳誠的苦心治理下，臺灣作為國民黨當局的最后一塊立足之地，在海峽的彼岸，逐步趨于穩(wěn)定。

四　出任東南軍政長官

1949年春夏之交，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于南京政府拒絕在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上簽字之后，自4月21日起，兵分三路，橫渡長江，并勢如破竹，席卷江南。4月23日解放南京，存在了22年的南京政府，一朝傾覆；5月3日，攻占浙江省會杭州；27日，全國最大的金融中心和商業(yè)都市上海宣告解放；6月2日，隨著崇明島與青島的解放，蘇、魯二省全境獲得解放；7月上旬，浙江除舟山群島外，全境解放。華中地區(qū)，解放大軍于5月先后解放武漢、南昌，席卷鄂贛，挺進湖南。與此同時，華北地區(qū)，解放軍于4月24日解放太原，全殲蔣、閻軍8.4萬人；至5月1日，將山西全境解放。西北地區(qū)，5月20日解放西安，國民黨軍被殲27萬人；至7月上、中旬，解放寶雞、鳳翔，殲滅胡宗南部4.3萬人。

國民黨軍在南北兩線的大規(guī)模潰敗，迫使國民黨政權加緊在臺灣的軍事部署和對臺灣的控制。

6月21日，由蔣介石親自決定，在臺北召開東南區(qū)軍事會議，藉以檢討前一段軍事、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失敗的經(jīng)驗教訓，策劃下一步有效的攻守方略及充實軍事力量。出席會議者包括了東南地區(qū)陸?？杖妼㈩I與各黨政要員，以及總裁辦公室的各高級成員。會議由陳誠任主席，林蔚為大會秘書長，聯(lián)勤副總司令張秉鈞為副秘書長。議程歷時7天，共提出檢討軍事失敗與各種腐敗現(xiàn)象之總因，今后對共軍戰(zhàn)術與戰(zhàn)略以及防衛(wèi)臺灣之研究，政治經(jīng)濟工作與聯(lián)勤制度之革新，國軍編制裝備、軍費預算、軍需生產(chǎn)之改進等10余類計55件提案。會議作出了成立非常委員會東南分會、改變財經(jīng)政策、設立革命實踐研究院、實施各兵種聯(lián)合教育、成立東南區(qū)補給部、確立防衛(wèi)臺灣計劃之原則、完成各項攻防準備，以及設立軍隊各級政治部門等多項重要決議，而在其諸項決議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決策，則為設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以統(tǒng)一指揮轄區(qū)內(nèi)之軍事政治。

該設置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案于7月18日，經(jīng)由廣州政府行政院政務會議通過，后又經(jīng)非常委員會追認，任命陳誠為東南軍政長官，長官公署設臺北，轄蘇、浙、閩、臺四省。8月15日，陳誠正式就職東南軍政長官，先后被任命為副長官者為林蔚、湯恩伯、郭寄嶠、羅卓英、郭懺、孫立人6人。其中林蔚主管行政、人事，郭寄嶠主管作戰(zhàn)，羅卓英主管后勤，郭懺、孫立人、湯恩伯則分別主管舟山指揮部、臺灣省防衛(wèi)司令部及福州綏靖公署。張秉鈞任參謀長；副參謀長陸軍為楊業(yè)禮，海軍為楊元忠，空軍為趙國標。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下設政務委員會與陸海空軍聯(lián)席公議，分負政治與軍事方面的決策與執(zhí)行，同由陳誠分別兼任委員會主任與聯(lián)席會議主席。政務委員會職責為：監(jiān)督、指揮轄區(qū)內(nèi)政治經(jīng)濟之措施，考核、獎懲轄區(qū)內(nèi)之行政官吏，監(jiān)督、指導“行政院”各部會駐轄區(qū)內(nèi)之附屬機關，籌劃制訂轄區(qū)內(nèi)政治、經(jīng)濟、文化、土地之改革方案等。委員會下設政務、經(jīng)濟、文教、土地四處，分由徐鼐、尹仲容、劉業(yè)明、連震東任處長。陸?？哲娐?lián)席會議主要任務為：審議陸海空軍之聯(lián)合作戰(zhàn)及其重要軍事措施，任免陸?？哲娭匾耸?，以及對三軍共同有關的生產(chǎn)、補充、通信、補給、人事、經(jīng)理、訓練等項問題提出建議與進行檢討。聯(lián)席會議每周三舉行例會，另于每周三、六、日召開記者會，分析戰(zhàn)局，解答詢問。長官公署的直屬機關有辦公室，第一（人事）、二（情報）、三（作戰(zhàn)）、四（后勤）、五（訓練）處，軍法處，總務處，預算財務處，陸?？哲娐?lián)合作戰(zhàn)指揮辦公室，政治部，情報通信指揮部，東南海航務委員會，敵后軍政指導委員會，東南區(qū)點編委員會等。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名義轄蘇、浙、閩、臺4省，實際至當年10月廈門解放后，其所轄地域僅為臺灣一省及蘇、浙、閩、粵沿海部分島嶼。該公署下轄由湯恩伯任主任的廈門分署、由石覺為司令的舟山防守司令部，及各直屬兵團。由陳誠直接指揮的部隊，先后計有：

第22兵團李良榮部，下轄第5軍、25軍及獨立第50師；

第8兵團劉汝明部，下轄第96軍、68軍、55軍；

第12兵團胡璉部，下轄第18軍、19軍、13軍；

舟山防守司令部石覺所部，下轄第87軍、52軍、暫編第1軍，以及由金門調來之第19軍。

這時，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同時存在的軍政長官公署尚有：

西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馬步芳；

華中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白崇禧；

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張群；

華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余漢謀（1949年8月31日始由廣州“綏靖”公署改建）。

與陳誠于8月15日就任東南軍政長官的同時，由他兼任總司令的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宣告結束。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系于1月28日，由臺灣警備司令部擴大改建，原警備司令彭孟緝?nèi)胃笨偹玖?；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于2月1日正式成立，迄于8月15日，歷時半年有余。陳誠在宣告結束省警備總司令部時，列舉了半年來該部所做的主要工作。他說：

半年來之重要工作，如加強防衛(wèi)設施，頒布戒嚴令，充實兵力，加強工事，關閉若干港口，以防敵偷襲。其與人民有關者，則盡量予以可能之便利，辦理規(guī)定入境，以防止匪諜之潛入，與解除民食及房屋之糾紛，防諜肅奸；取締散兵游勇，以確保社會安寧；整肅學風，使青年學生均安心向學；整飭軍紀，促進軍民情感。他如遣送日僑，收容失業(yè)官兵，以保社會之秩序；管制電臺、無線電發(fā)射器材，以妨奸保密；考察民間疾苦，以溝通軍民情感，亦均為半年來努力之項目。^［37］

陳誠新任東南軍政長官不久，即遇到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北平隆重召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陳誠對于人民革命戰(zhàn)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惱怒異常。他在9月3日，借慶?？箲?zhàn)勝利4周年之機，指責共產(chǎn)黨“不要國家民族”，“不要民主自由”，“不要人性倫理”；斷言共產(chǎn)黨“逆大勢，背人心，決不能成功”。他叫嚷：

……為了拯救祖國，拯救同胞，本省人民要訴諸祖國與同胞的愛，拿出我們的力量，貢獻于反共戰(zhàn)爭。我們必須明了，大陸上的反共戰(zhàn)爭有辦法，本省的安全的保障更大，因為共匪那一把野火是要燒遍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本省與大陸，一體相連，唇齒相依，所以我們要提高警覺，一致奮起，為反共救國戰(zhàn)爭而努力。^［38］

10月1日，新中國的誕生，使蔣介石、陳誠激怒不已。蔣介石針對蘇聯(lián)第一個宣布承認新中國之舉，哀嘆：“俄帝之承認共黨偽政權，實乃既定之事，且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蓋以我在聯(lián)大控俄案通過，彼乃不能不出此一著，以作報復之行動耳。今后俄帝必與共黨訂立軍事同盟，助共黨建立空軍與海軍，則我為勢更劣，處境更艱，此為最大之顧慮。”陳誠則跟著指責中共“召開偽政協(xié)會議，變更國體，廢棄年號，偽造國旗”，叫嚷臺灣人民和世界各“民主”國家，都應積極參與反共戰(zhàn)爭。他說：

……今天的反共戰(zhàn)爭，乃是神圣的民族戰(zhàn)爭，在神圣的民族戰(zhàn)爭之前，全國上下，都應該激發(fā)天良，表現(xiàn)精神團結一致，勇猛向前，絕對不可負氣自私，短視近利，更不可計較個人的得失與派系的利害，應知覆巢之下，必無完卵，大廈若傾，都難幸存……我們更要提高警覺，互信互助，共濟艱難，萬不可離心離德，致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今天的事，如果我們內(nèi)部能夠團結一致，一切還有辦法，所謂亡羊補牢還來得及，勝敗存亡之機就在我們一念之轉。^［39］

陳誠之就任東南軍政長官，并不能阻止國民黨軍在大陸及大陸沿海的潰敗。在陳誠所管轄的蘇、浙、閩、臺四省中，江蘇大陸部分，早已于6月初全境解放，只剩下了時屬江蘇省南匯縣的嵊泗列島尚為國民黨軍所控制。浙江省境，在解放大陸部分的基礎上，解放軍又于8、9、10三月，連續(xù)解放大榭、梅山、六橫、桃花等島，至11月6日，已共占舟山外圍島嶼30多個。福建地區(qū)，福州于陳誠就任軍政長官2天后即告解放；接著，解放軍又于八九月間，勝利解放了羅源、莆田、泉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大、小練島，平潭、南日、湄州等島；至10月25日，漳州、廈門等重地及大、小嶝島均告解放。至此，號稱轄有四省地域的東南軍政長官，實際上只控制著以臺灣、舟山為中心的一些島嶼。

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運作期間，由于體制與國民黨軍隊中派系等多方面原因，身為軍政長官的陳誠，與陸軍中如日中天的重要將領孫立人之間，產(chǎn)生了諸多的矛盾與沖突。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當為包含臺灣島在內(nèi)國民黨軍在東南沿海所控制地區(qū)的最高軍事決策與指揮機關，而身為臺灣省防衛(wèi)司令的孫立人，肩負臺省軍事防衛(wèi)之責，不能沒有自己的主見與方策。在這兩個同樣以防衛(wèi)臺灣為目的的軍事首腦機關之間，便免不了要發(fā)生意見的分歧與碰撞。陳誠每感孫在軍中有獨斷之嫌，而孫則認為陳對自己不夠尊重。早在孫始獲臺防司令任職之際，即于9月1日覲見陳誠，指出要鞏固臺灣防衛(wèi)，必須事權集中，要求統(tǒng)一指揮臺灣地區(qū)陸海空軍及一切人力物力，并揚言：“你要我做事，就要授權，不然有名無權，無濟于事？”^［40］孫甚至不愿就臺防司令職。9月20日，他于臺防司令就職典禮前夕，忽對副司令董嘉瑞說：“明晨就職典禮決定不去參加，不就臺防司令官職?！边€是董向其申述兩點理由，方將其勉強說服。董云：“第一，蔣總裁現(xiàn)為失勢在野之人，此時違抗不從，恐遭物議，負不忠無義之惡名。第二，中共揚言血洗臺灣，不就防衛(wèi)司令官職，國人必以為怕死圖逃，揚不勇丑聲?！闭f到這種程度，孫方表示“采納建議，明日與禮就職”，但仍“面呈不悅之色，感苦惱之象”。^［41］由此可見，孫立人與陳誠之間成見之深，孫之不滿與不悅，溢于言表。1個多月后，在11月2日的陸?？哲娐?lián)席會議周三例會上，孫復直言長官公署不尊重臺省防衛(wèi)司令部，已將防衛(wèi)部視為傳達機關，聲稱似此防衛(wèi)部已無存在之必要。孫立人在會上力爭臺省戰(zhàn)斗序列部隊的人事與補給權，并直接提出撤換陳系將領第6軍軍長戴樸。戴樸問題的出現(xiàn)，更于體制之爭外，顯現(xiàn)了派系之爭的陰影。孫之吁求，部分得到與會者的支持，致陳誠頗感被動。由于陳孫二人所處位置的不同，對某些軍事部署亦顯有異見。孫立人從臺灣本島的防衛(wèi)出發(fā)，深感整編后本島兵力仍不敷應用，不愿將島上兵力外調；而陳誠則從大臺灣的防衛(wèi)出發(fā)，不斷調動臺島部隊，增強舟山等外島的兵力?？梢哉f，在陳誠任職東南軍政長官的半年多時間里，始終面臨著這種人事方面的明爭暗斗。

陳誠于1949年12月21日，將臺省主席職，移交吳國楨接任。1950年3月，隨著國民黨殘余政權的遷臺，在陳誠出任“行政院長”后，便結束了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工作。剛剛“復職”的“總統(tǒng)”蔣介石，于3月15日，即陳誠接任“行政院長”的同一天下令：（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著即撤銷，其政務部門歸行政院接管，軍事部門歸國防部接管。（二）該署軍事人員，著編并于國防部，并限3月底以前編并完畢。（三）該署所轄軍事機關、部隊、學校，著按國防機構組織系統(tǒng)表分別改隸調整。至此，陳誠擔任了7個月的東南軍政長官一職，即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