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東洋到西洋

一 東京神田區(qū)的中國留學生

丁文江跟隨胡子靖到達日本東京后，住在東京神田區(qū)的一個旅館（下宿屋）里，同屋的是一位比他大五歲的江蘇同鄉(xiāng)——江蘇武進人湯中。神田區(qū)是東京的中心地區(qū)，距離日本天皇的皇宮很近，日本皇族子弟通常接受教育的“學習院大學”就位于神田區(qū)。除了學習院大學，明治維新后，神田區(qū)還出現(xiàn)了東京大學等高等學校的前身，此外還有很多為進入高等學府作準備的“預備學?！?，形成了學生云集、書店眾多的“學習街”。

神田區(qū)也是晚清中國留日學生最早、最為集中的居住區(qū)。19世紀70年代初，清政府剛開始向國外派遣留學生時，去向都是歐美發(fā)達國家，當時日本剛剛開始明治維新，在清廷要員的心目中，仍是僻處海隅的番邦小國。不料，二十余年后，堂堂“天朝”竟在甲午之戰(zhàn)中大敗于此番邦小國之手，震驚之余，清廷很快向日本派出留學生。1896年3月，中國駐日公使館官員呂賢笙帶領第一批13名留學生來到日本，熱心的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在東京神田區(qū)為這13名中國留學生專門辦了一所學校，教授日文等課程，這就是后來胡子靖上的弘文學院。既有此先例，以后赴日留學的中國學生也大多居住、學習在神田區(qū)。

20世紀初，在中國官方的鼓勵下，中國留日學生人數(shù)增加迅猛，神田區(qū)出現(xiàn)了專門為中國學生開設的印刷所、食品店和當鋪，生活十分方便。1902年，在神田區(qū)駿河臺鈴木町十八番地，建起了一座中國留學生會館（又名清國留學生會館），會館常有集會、演講，次年，孫中山在此發(fā)表過多次演說，很多中國留學生就是在這里受到孫中山的感召，從此追隨他革命的。

與當時大多數(shù)留日中國學生一樣，丁文江一到日本就在神田區(qū)住下，并開始學習日語。雖然日本與中國是“同文之國”，當時很多日本書籍通篇都是漢字，中國學生能夠直接閱讀文字，但聽、說仍然是很多留學生跨不過的語言關。丁文江出國前沒有學過日語，甚至連一句日語都不會說，因此到日本后，一開始也是以學習語言為主。

除了日語，丁文江在這里第一次接觸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知識。讀慣四書五經(jīng)，曾經(jīng)以為歷史知識就是“實學”的丁文江，發(fā)現(xiàn)了一個陌生的、全新的世界。多年后他在《現(xiàn)在中國的中年與青年》一文中說：“我第一次在日本學習幾何的時候，只覺得教員講的一個點，一根線，是一種毫無意識的舉動?！彼趪鴥纫部催^中國古代的一些“算學”書，但那與西方近現(xiàn)代的算術、幾何有著很大的不同。受龍璋先生的影響，他讀過“新學”，對于物理、化學等也有所耳聞，但那與系統(tǒng)的自然科學課程相去甚遠，甚至他到了日本才第一次看到中國地圖。

在日本，丁文江不僅開始真正學習近代知識，還開始鍛煉體魄，比如練習騎馬。在故鄉(xiāng)黃橋，這是不可想象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何況騎馬這么危險的事？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可以看到國內被禁的書籍、報刊，意氣風發(fā)的青年們常常聚會暢談，經(jīng)常有革命黨人在會所演講，激動人心的新世界就這樣在少年丁文江面前豁然敞開。

已過而立之年的胡子靖先生，留學日本有明確的目的，在弘文書院學習不到一年的師范課程后就回國辦教育去了。與丁文江在神田同住一屋的湯中（字愛理），當時在讀法政專業(yè)，這位青年的志向也很明確，他于1908年26歲時畢業(yè)回國，此后做過山西法政學堂教授、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教育部次長（副部長）等，民國時期的很多教育法規(guī)就出自湯中之手。而丁文江此時雖有一腔學成報國的熱忱，卻還不能確定自己將要學什么專業(yè)。他此前所受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所謂“通才”教育，對于西方的專業(yè)教育知之甚少，很難將自己局限于某一個狹窄的學科門類之中。

丁文江在日本留學兩年，所學究竟是何專業(yè)，目前尚缺乏確切資料可考。不過，20世紀初去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所習專業(yè)大多為師范、法政、軍事三種，像魯迅那樣學醫(yī)的尚屬少數(shù)。據(jù)《字林西報》后來在悼念丁文江的文章《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中說，丁文江去日本留學時“研究法律”，但丁文江及親友的回憶文章中都沒有提到他留日時學習過法律專業(yè)。丁文江對軍事極感興趣，但當時清政府有規(guī)定，自費出國留學的學生不得入軍校，因此，他也不可能像蔣百里等人那樣學習軍事專業(yè)。

事實上，在日本的近兩年留學生涯，丁文江極有可能一直在讀“預備學校”，補習日語和其他一些基礎課程，為考高等學校做準備，卻沒有正式進過高等學堂。這在當時的留日學生中是很常見的，同樣于1902年東渡日本留學的魯迅說，當時的留學生們“一到日本，急于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的學校之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丁文江也不例外，除了這些常規(guī)項目，他還將大量的時間花在“談政治，寫文章”上。據(jù)湯中說，那時的丁文江“很有革命的情調”，“他談話的時候，喜歡把兩手插在褲袋里，一口寬闊的泰州口音，滔滔不絕?！睖羞€說，少年時代的丁文江“神氣和晚年差不多”，只是看人時沒有后來那種著名的“奇怪的眼光”（胡適后來曾在文章里調侃丁文江“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樣子怪可嫌的”），也沒有留起后來他那標志性的“虬起的德國威廉皇式的胡子”。

二 江蘇同鄉(xiāng)會與《江蘇》雜志

20世紀初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圈中，革命氣氛濃厚，本來就抱著“圖國事”志向東渡的丁文江，一到日本就受到這種風氣的感染。日本是清末中國革命的重要海外基地，出于種種目的，日本朝野對中國革命者普遍持同情與支持態(tài)度，很多革命者被通緝后選擇流亡日本：戊戌變法失敗后，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相繼逃往日本；從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孫中山大部分的海外流亡生涯是在日本渡過的；丁文江在日本結識的好友史久光，也是在“罪辮文案”發(fā)生后避居日本的。這些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和傾向革命的青年學生來到日本，親眼看到、親身體驗到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迅速取得的成就，更加痛感清朝之腐朽、中國之落后，也更感到改造中國之迫切，他們積極地集社、辦報、講演，宣傳革命主張，很多人都在這一時期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身處這樣熱鬧的東京留學生圈中，關心國事又生性熱情、愛交際的丁文江，自然很難靜下心來學習。他結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大部分是江蘇同鄉(xiāng)，除了同屋的武進人湯中，還有黃橋的朱履先，溧陽的史久光，常熟的翁之麟、翁之谷兄弟（兩人都是光緒“帝師”翁同龢的侄曾孫），武進的李祖虞、李祖鴻、李祖植三兄弟及莊文亞，無錫的張肇桐等，此外，還有后來鼎鼎大名的軍事奇才浙江人蔣百里、湖南人蔡鍔等。當時，留日中國學生受梁啟超等維新派影響，大多主張中國采取君主立憲制，但丁文江、史久光、蔣百里、蔡鍔四人卻主張共和制，被在日華人稱為“日本留學生四大怪?！?/p>

丁文江在日本新交的這些朋友，大多是學習軍事的，好幾個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如年長丁文江三歲、同樣來自泰興黃橋鎮(zhèn)的朱履先，少年時就立下“從軍學武，強國雪恥”的志向，1902年考取江蘇省官費留學資格，在東京就讀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學習炮兵專業(yè)。朱履先回國后不久即參加辛亥革命，二十多歲就當上了陸軍中將。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時，舉行了閱兵式，閱兵式的總指揮就是這位朱履先將軍。

而后來成為丁文江內兄的史久光，也是丁文江在日本時結交的好友。史久光少年時遍讀諸子百家、二十四史，15歲進入浙江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成為蔡元培的學生，與蔣百里、許壽裳、李斐然等人是同窗好友。1901年，求是書院發(fā)生了一起對清政府大不敬、甚至有煽動造反之嫌的“罪辮文案”，此案雖然被懼怕受牽連的浙江地方官壓了下來，但主角史久光等人在國內是待不下去了。很快，史久光被求是書院送到日本避禍。他一開始在東京弘文書院學習教育專業(yè)，后來轉入振武學堂，再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學習?；貒螅肪霉庠虝簱吻宄戃姷诰沛?zhèn)參謀長，1911年參與組織武昌起義，并任江浙聯(lián)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931年，史久光奉命在南京組建了中國第一所炮兵學?！獪脚谛?，并任校長，后來他還曾著有《中國國防史》等軍事著述，成為我國近現(xiàn)代著名軍事理論家。其余如翁之麟、翁之谷兄弟也在軍校學習軍事。蔡鍔后來成為一代名將，蔣百里更是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軍事史上的傳奇人物。丁文江本來就對軍事很感興趣，身處這樣的朋友圈中，耳濡目染，論起軍事來也頭頭是道。

1902年，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有600多人，次年即猛增至1300多人，其中江蘇留學生人數(shù)最多，僅東京一地就有一百多人。隨著中國留學生人數(shù)的增多，各省“同鄉(xiāng)會”開始陸續(xù)成立。留日學生強烈的地域意識，首先與國內時局有關。中國人自古重宗族、重鄉(xiāng)土，雖然明清以來，中國一直強化中央集權，省界觀念不強，然而，清末連年戰(zhàn)亂，各地督撫在戰(zhàn)爭中不斷壯大實力，朝廷對地方的約束力嚴重削弱，形成了地方政權專政、省界分割鮮明的局面。到20世紀初，在軍事上，新兵分省編練，費用大多由各地自籌；在經(jīng)濟上，以商辦鐵路為代表，“以本省之財，辦本省之路”。當白銀緊缺，出現(xiàn)“錢荒”時，清政府允許各省“自鑄銅元”，不同省份之間的銅元往往不能通用。因此，20世紀初，各省尤其是實力較強的省份已出現(xiàn)獨立自治的趨勢，“省界觀念”由是得以興起。

國內的省界觀念直接影響了留日學生，而遠離祖國、思鄉(xiāng)心切、“抱團”需求強烈的留日學生又進一步強化了省界觀念。從客觀來看，公費留學生是以“省”為單位派遣出國的，留學費用也由各省財政自出，并且由各省在日設立的“留日學監(jiān)”進行管理。當時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的學?；蛑袊魧W生較多的學校，如弘文學院，在中國留學生人數(shù)暴增后，開始按照中國的省域編排班級，有湖北普通班、北京警務班、四川速成師范班等。語言、風俗乃至飲食習慣等因素，更加深了留日學生同鄉(xiāng)之間的關系，尤其是那些留學生較多的省份，同鄉(xiāng)組織更為強大。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一書中指出，從1902年底開始，“隨著中國的地方組織把更多的學生輸送到日本，各省同鄉(xiāng)會紛紛在東京成立，以便在留學生到達時接納他們并加以指導。雖然留學生來自中國各地，但未來的革命中心廣東、湖南、江蘇和浙江諸省最具代表性”。

這種“具有近代社團色彩”的同鄉(xiāng)會，大多以“同鄉(xiāng)互助”為宗旨，同時也有互相勉勵、奮發(fā)圖強的約定，“各省競以愛其本省者愛中國”。其后出現(xiàn)的留日學生報刊《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豫報》等，也以同鄉(xiāng)會為依托，其編輯、作者大多為本省人，將關注本省利益與關切國家命運密切結合起來。如《豫報》第1期登載的《豫報之原因及其宗旨》一文中說：“愚等一切用度，雖資官發(fā)，其實何莫非吾父老兄弟所供給？吾父老兄弟不自恤艱辛，歲出巨資供愚等游學萬里外，愚等顧能忘家鄉(xiāng)之事而置諸不議不論之列乎？”《湖北學生界》第1期刊登《湖北同鄉(xiāng)會緣起》指出：“同人游學海外，目擊世局，知非合群策群力結一大團體，斷不能立于生爭競存之惡風潮中，但大團體由小團體相結而成，故愛國必自愛鄉(xiāng)始?！碑敃r還有“時論”分析“本省人議本省事”的原因：“以平時全不相熟習之外省外府外縣人，縱具熱心亦不能為他省府州縣謀獨立自營之事業(yè)者，自然之勢?！比欢?，同鄉(xiāng)會并不局限于關心本省人、本省利益，“愛家鄉(xiāng)”是“愛國”的落腳點，同鄉(xiāng)會是啟發(fā)民智、救亡圖存的中堅力量，當時的一些革命組織，無論招募新成員，還是平日演講做報告，大多通過東京的各省同鄉(xiāng)會進行。

留日學生江蘇同鄉(xiāng)會成立于1903年1月，《江蘇同鄉(xiāng)會公約》規(guī)定：如同鄉(xiāng)人遇到困難，會員要及時救助。由于江蘇留日學生人數(shù)特別多，公約還要求“應各就其府州縣鄉(xiāng)人建立支會，以圖分體勢力之擴張”，還“應與本國同志創(chuàng)立之各會互相連絡，以圖全體勢力之擴張”。江蘇同鄉(xiāng)會設立出版、教育、調查、實業(yè)四部，定期召開會員經(jīng)常會、職員經(jīng)常會、評議員經(jīng)常會等，此外還有“臨時會”，保證會員之間的聯(lián)絡。1903年4月，江蘇同鄉(xiāng)會出版部正式創(chuàng)辦《江蘇》雜志，刊登教育、調查、實業(yè)部的研究成果。

丁文江與這些同在日本留學的江蘇同鄉(xiāng)們志趣相投，相約“攜手同心，澄清世道”，他不僅積極參加江蘇同鄉(xiāng)會活動，還參與辦報刊，寫文章。據(jù)史久光回憶，他就是在創(chuàng)辦《江蘇》雜志時認識丁文江并與其成為摯友的。他還說，他和丁文江曾受教于梁啟超，1902年初，梁啟超在東京創(chuàng)辦《新民叢報》時，曾邀丁文江擔任“助編兼校對”。但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淵則認為，丁文江在日本與梁啟超并無來往，直到1918年梁啟超與丁文江同赴歐洲，兩人才結識。雖然此段公案已無可考，但丁文江在日本經(jīng)常讀《新民叢報》、崇拜梁啟超，這是毫無疑問的。

至于《江蘇》雜志，據(jù)湯中回憶，同鄉(xiāng)會中的“能文之士”輪流擔任《江蘇》雜志的總編輯，第一任總編是鈕惕生，第二任是汪袞甫，第三任總編就是丁文江。湯中還說丁文江“文章也很流暢”。但實際上，《江蘇》雜志的第三任總編是趙厚生，湯中記憶有誤?？偣彩畮灼凇督K》雜志上也沒有署名“丁文江”或“在君”（丁文江字“在君”）的文章，不過，當時留學生報刊上的文章多署筆名，因此丁文江到底有沒有在《江蘇》雜志上發(fā)表過文章也很難說。

雖然丁文江到底有沒有做過《江蘇》雜志的編輯、作者，現(xiàn)在難以考證，但他必定為《江蘇》雜志服務過。《江蘇》雜志的創(chuàng)辦者之一、無錫人張肇桐（號軼歐），也是在這一時期認識丁文江的。張軼歐在國內曾就讀于南洋公學的“譯學院”，當時的院長是張元濟。因不滿美國人福開森排擠張元濟，張軼歐發(fā)起了驅逐福開森的活動，結果被南洋公學開除。張元濟用了南洋公學譯學院的留學名額，把他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張軼歐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翻譯過《憲法要義》《權利競爭論》等書。辦《江蘇》雜志結識丁文江后，張軼歐很欣賞這位江蘇小同鄉(xiāng)，丁文江后來去英國留學，費用比留日時期增加數(shù)倍，資金緊張，很多人在國內幫助丁文江爭取公費留學名額，張軼歐就是其中之一。丁文江從英國留學歸國第二年，又是張軼歐把他召到北洋政府任地質科科長，并協(xié)助他創(chuàng)辦地質調查所、地質研究所，從此開始了丁文江一生的地質事業(yè)。

三 遠方的呼喚

丁文江去日本約一年后，曾經(jīng)回故鄉(xiāng)黃橋探親。他抄錄了日本詩人西鄉(xiāng)隆盛的一首詩，送給昔日私塾同窗丁繡春，詩中寫道：“男兒壯志出鄉(xiāng)關，學業(yè)不成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倍∥慕m然不是這首詩的作者，但這首詩很能表現(xiàn)他慷慨豪邁的氣概。自“壯志出鄉(xiāng)關”后，雖然接觸了很多新思想新知識，寫文章、談政治的日子也很快意，但丁文江還是有“學業(yè)未成”的遺憾。不過，完成學業(yè)的機會不久就來了。

1904年2月，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丁文江原本相對平靜的留學生涯，此時掀起了軒然大波。本來，日本和俄羅斯兩國開戰(zhàn)，與中國人應該無關，但這場戰(zhàn)爭的起因是日、俄兩國爭奪朝鮮半島以及中國遼東半島的控制權，戰(zhàn)場卻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國，而是在中國東北境內。祖國任人欺凌，成為別人搶來搶去的肥肉，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不僅悲憤、焦急，還要常常被周圍的日本人嘲笑，許多學生大受刺激，無心讀書。留日學生組織了多次大規(guī)模抗議活動，讓清政府派來管理留學生的官員十分緊張。

恰在此時，江蘇武進人吳稚暉從蘇格蘭寫信給中國的留日學生，批評他們身為留學生卻不好好讀書，整天開會談政治，虛度光陰。吳稚暉是后來的國民黨元老，他在國內曾中過舉人，此時已年近四十。1901年吳稚暉留學日本，一開始入讀東京的高等師范學校，在校時由于發(fā)表了許多革命言論，惹惱了監(jiān)督留學生的清政府官員，差點被遞解回國。雖然吳稚暉最終沒有被抓回國內，但也不能留在日本了，于是他1903年轉去法國留學，1904年又去英國愛丁堡攻讀古生物和進化論。去英國后，吳稚暉經(jīng)常給莊文亞等在日同鄉(xiāng)寫信，指出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學習風氣太差。他告訴莊文亞等人，英國教學質量比日本高，也沒有日本那么濃厚的政治氛圍，很適合讀書，而且所需費用也不是很多，一年大概只要五六百元，當時在日本的留學開支也要四百元左右，差別不大。于是莊文亞同丁文江、李祖鴻等人商量，打算轉到英國去留學。

李祖鴻是莊文亞的室友，同吳稚暉、莊文亞一樣，他也是江蘇常州武進人。李祖鴻出身于書香門第，父親李寶章是一位畫家，晚清著名批判小說《官場現(xiàn)形記》的作者李寶嘉是他的堂叔。李祖鴻比丁文江晚一年到日本，當時，他的六哥李祖虞以及很多舊友都跟丁文江熟識，于是李祖鴻很快也認識了丁文江。經(jīng)李祖鴻介紹，莊文亞與丁文江成為好友。接到吳稚暉來信，莊文亞和丁文江都動了去英國讀書的念頭，丁文江甚至搬到了莊文亞和李祖鴻的住處，天天籌劃留英事宜。

但是李祖鴻的家庭經(jīng)濟情況讓他很猶豫。丁文江家是富商，兄弟雖多，但出國留學的只有他一人，舉全家之力供他留英，問題似乎不大。莊文亞家境也比李祖鴻稍好。而李祖鴻兄弟有十人之多，父親沒有收入來源，全靠長兄、山東知縣李祖年支持。此時，僅在日本留學的就有祖虞、祖鴻、祖植三人，經(jīng)濟負擔很重。本來，七弟李祖鴻來日本留學，已是由母親出面與長兄商量才得以成行，如果此時要去英國留學，他覺得可能會讓大哥為難。

得知李祖鴻為經(jīng)費的事犯愁，慷慨有俠義風的丁文江力勸他一同去英國，并且替他出主意：先斬后奏。丁文江說自己可以先替他出路費，在去英國的路上，李祖鴻再把此事向家中報告，商量以后學費的事。同在東京的六哥李祖虞和八弟李祖植是瞞不過的，也由丁文江出面，替李祖鴻向他們解釋并請求兄弟們援助。商量的結果是，李祖虞、李祖植不但同意祖鴻去英國，還同意將家中剛剛寄到的、兄弟們半年的學費 300元全部先交給李祖鴻帶去，讓李祖鴻非常感念。

至此，丁文江、李祖鴻、莊文亞三人確定了去英國留學的計劃，丁文江和莊文亞各自寫信回家說明情況，等待家中籌措經(jīng)費。這段時間，三人仍然住在東京的旅館里，每天去一個僑居東京的英格蘭教師家里學習英語，很快就讀完了一冊英文課本。李祖鴻和莊文亞此前多少學過一點英語，丁文江則完全是零基礎起步。但丁文江很有語言天賦，辦事能力也強，經(jīng)過一兩個月的準備，到他們出發(fā)去英國時，買船票、簽證這些事都由丁文江出頭去辦了。年齡并不居長的丁文江，儼然成為三人中的“領袖”，此時已顯示出他的果斷性格和極強的辦事能力。

丁文江家中答應先籌1000元左右給他帶去英國，以后的費用再慢慢想辦法。莊文亞家中答應給他四五百元的資助，但去英國后的學費就很難繼續(xù)保證了。加上李祖鴻手中的300元，三人準備的經(jīng)費大約有一千七八百元。他們對于路途的計劃是：乘坐價格便宜的日本郵船，訂三張三等艙船票，每人只要一百幾十元。服裝、吃飯和沿途的其他開支大約需要三五百元。這樣，到英國后，還可以剩下好幾百元。他們相約，在英國要住最簡陋的房子、吃白面包喝白開水過日子，這樣就不至于加重家中的經(jīng)濟負擔。

四 萬里遠航

三個少年制訂計劃時躊躇滿志，但基本出于自己主觀想象，考慮嚴重欠周全。首先，由于日本和俄羅斯正在開戰(zhàn)，他們無法乘坐日本郵船遠渡英倫，只能選擇價格昂貴的德國船。德國船的三等艙位，每人需300元左右，比他們原計劃高出一倍。另外，他們并不是直接從東京坐船到英國，而是要先去上海取丁文江和莊文亞兩家所籌的錢。而從東京到橫濱，再從橫濱到上海，這一路的路費、食宿費等就用去了三四百元。抵達上海后，莊文亞因為家就在上海，住到自己家里去了，丁文江的父親和大哥來上海為他送行，只有李祖鴻一人獨自住在旅館里，等丁、莊二人把事情辦完，一同上了去英國倫敦的船。

此時是1904年的春夏之交，付完船費，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幾個金鎊。但是三個萬里求學的少年絲毫不以為意，認為只要到了英國，吳稚暉總會有辦法解決他們的經(jīng)濟問題。于是，他們不僅高高興興地上了遠洋巨輪，每當輪船在碼頭?？繒r，還要下船游玩一番。直到有一天，性格外向、喜歡到處跟人聊天交朋友的丁文江聽人說，倫敦離愛丁堡還很遠，他和李、莊二人一算，發(fā)現(xiàn)剩下的錢完全不夠坐車去愛丁堡，這才著急起來。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愛交朋友的人運氣不會太差。與他們同船的一位姓方的福建人，雖然坐的是頭等艙，但很喜歡這三個坐三等艙的窮學生，經(jīng)常跟他們聊天，談得很投機。當船到達新加坡碼頭時，方先生要上岸去見一位同鄉(xiāng)林文慶，他邀請丁文江等三人一同前往。林文慶先生是一位名醫(yī)、企業(yè)家、教育家、社會改革家，他雖然遠在新加坡，但很關心祖國的情況，支持維新變法，也支持民主革命，與康有為、孫中山都有交往。林文慶見到三位來自祖國的青年才俊，非常高興，熱情招待了這一行人。席間，他透露，康有為先生就住在離這里不遠的馬來西亞檳榔嶼，而檳榔嶼是丁文江他們的船必經(jīng)之地，既然路過，不妨順便去看看鼎鼎大名的康南海先生。

康有為是維新派的領袖，維新派“康梁”并稱，而康有為還是梁啟超的老師，在國內知識分子中威望很高。不過，與梁啟超的激進改良思想相比，康有為要保守得多，是有名的保皇派，在國內革命形勢日新月異的20世紀初，康有為已經(jīng)是一個“過時”的人物了。被清政府認為是亂臣賊子，被思想進步的人士認為是保守的“老古董”，流寓海外的康有為心情十分沉郁。船靠檳榔嶼時，丁文江等人果然按照林文慶先生提供的地址，登門拜訪康有為。聽說來自故國的三位青年才俊萬里來訪，老先生很高興，立即接見。他一一詢問了每人姓名，發(fā)表了一通“青年人應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宏論，還詢問了每個人的家庭情況、去英國后的打算等等。丁文江此時盡管只有17歲，面對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卻毫不膽怯，不卑不亢地代表大家一一作答。

交談中，康有為得知這三個年輕人經(jīng)濟狀況窘迫，既驚訝于他們的敢想敢干，也很替他們著急。康有為表示，他自己不久后也要去英國，到時會為他們想辦法。他當場送了三人十個金鎊以解燃眉之急，并且修書一封，讓丁文江等人帶給他在英國讀書的二女婿羅昌，請羅昌盡可能幫助這幾個年輕人。對于康有為先生的熱情幫助，丁文江非常感激，后來，他不僅在康有為到達英國時專程去拜望，還在康有為去世前還給他一千元，“以示不忘舊德”。

從上海出發(fā)四個多月后，丁文江、李祖鴻、莊文亞終于抵達英國南漢普頓口岸，從那里坐火車到倫敦，再由倫敦坐火車到愛丁堡。途中又幸好有方先生友人的招待，省去了很多問路和耽擱的工夫，也因此少花了很多錢。盡管如此，到愛丁堡時，三人身上已是“總共只剩旅費5鎊”了！對于這段接近于冒險的經(jīng)歷，多年后李祖鴻回憶起來還半開玩笑地責備丁文江“魯莽”，并且表示，那時“我們一切的計劃、言論、行動，大多是他出主意。我們如此的冒險出洋究竟對不對，功過可說都是在君的”。不過他還是認為：“天下的冒險事，不計成功失敗，只要有正當目的的即是勇氣，若是任性胡為的則是糊涂；那么我們冒險赴英，不能不算是在君一件勇敢之事?！?/p>

他們以為，抵達愛丁堡是冒險歷程的結束，沒想到，真正的“冒險”才剛剛開始。吳稚暉在愛丁堡與他們會面，并且已經(jīng)為他們租好了房子。丁文江他們發(fā)現(xiàn)，居住條件還不錯，吃得也不壞，而這就意味著食宿都要花很多錢。經(jīng)吳稚暉解釋他們才知道，原來他們在日本時計劃的“住最簡陋的房子、吃白面包喝白開水度日”根本行不通：那時住在愛丁堡的中國人很少，如果過得太寒酸，就會有辱國格。丁文江他們本來以為一年只需花費600元，現(xiàn)在看來，600元只夠租房子和吃飯，連衣服都買不起，更不用說讀書了。而吳稚暉也不富裕，沒有錢可以借給他們，這可怎么辦呢？

到愛丁堡的第二天，他們就把康有為的信寄給了羅昌，羅昌很快回信，并給他們匯了20英鎊。但這筆錢也只夠用來救救眼前的急用，長遠的經(jīng)費還是沒有著落。為了將來的去向，他們和吳稚暉反復討論，大概其中還有多次不愉快的爭吵，因為吳稚暉這段時期的日記中不止一次提到“與在君決裂”。吳稚暉的意見是，他們可以去格拉斯哥或利物浦，那里中國水手多，當?shù)厝藢χ袊F人見得多，過得寒酸點不算丟臉。但丁文江卻認為那些地方不適合讀書，如果來英國不好好讀書，豈不違背了輾轉來此的初衷？另一方面，此時他們囊空如洗，要搬到另一個城市，一時半會也不容易。

最后，莊文亞因為實在缺乏經(jīng)濟來源，不愿拖累丁文江和李祖鴻，表示愿意跟隨吳稚暉去利物浦。丁文江和李祖鴻則留在愛丁堡，一邊等國內家中寄錢來，一邊跟一位英格蘭女士——孔馬克夫人補習英語。在這期間，他們偶然認識了一位名叫約翰·斯密勒的醫(yī)生，這位斯密勒醫(yī)生曾經(jīng)作為傳教士去過中國陜西，對兩位中國青年很有好感。熟悉之后，斯密勒醫(yī)生告訴他們，像他們這樣經(jīng)濟不寬裕，又缺乏西方中學教育基礎的外國青年，要想直接進英國的大學是不太可能的。斯密勒醫(yī)生給他們出主意，建議他們先去自己的家鄉(xiāng)司堡爾?。⊿palding）讀中學。司堡爾丁位于英國東部林肯郡（Lincolnshire），是一個只有幾百戶人家的鄉(xiāng)下小鎮(zhèn)，生活費用不高，并且有斯密勒醫(yī)生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可以給丁文江和李祖鴻很多照顧。

五 英倫小鎮(zhèn)的中學生活

正為前途發(fā)愁的丁文江和李祖鴻很快采納了斯密勒醫(yī)生的建議，從愛丁堡坐火車去倫敦，又從倫敦坐了四個小時的車到達司堡爾丁鎮(zhèn)。在斯密勒醫(yī)生的介紹下，他們進了司堡爾丁文法學校（ Spalding Grammar School）。學校在維蘭德河邊，圍墻上滿是爬墻虎，門前有鐵欄桿。一進校門，是一片平整的大草坪，草坪后面，靠右是校長家，靠左是教室。后來李祖鴻住在校內，丁文江則寄住在維蘭德河右岸一戶人家的家里，每天穿過河上的小橋步行去學校，中午還要回到房東家吃午飯。

英國的文法學校一般面向11歲至18歲的孩子，最初專門教拉丁文，后來課程范圍逐步擴大，開始教希臘文、英文和其他歐洲語言，以及自然科學、數(shù)學、歷史、地理等課程。在丁文江求學的20世紀初，英國的文法學校大約相當于較好的普通中學，教育偏向學術性，主要為升入大學作準備。丁文江和李祖鴻一入學，除了英文需要繼續(xù)深入學習之外，還有拉丁文、法文、數(shù)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等一大堆課程撲面而來，其中絕大部分是他們從來沒學過的。

這兩位中國青年一邊克服文化上的差異、生活上的困難，一邊刻苦學習。校長土意特（Tweed）看在眼里，十分感動，對他們特別照顧，學校里還有一個叫格靈胡（Greenwood）的老師，對丁文江特別器重，在校長和老師的幫助下，丁文江和李祖鴻在第一學期結束時就取得了優(yōu)異成績，尤其是丁文江，學業(yè)突飛猛進，化學等科目經(jīng)常考第一名?；瘜W老師貝爾視丁文江為自己最得意的學生，他常常對自己的兒女說：“你們還不用功，看一個外國孩子，不上一年（就）考在任何人前面?！?/p>

丁文江在學校里很快就有了四五個要好的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是一位名叫法諾的同學，還有司金諾、湯謨、喬治等。法諾家有幾千畝田地，房子很大，丁文江有時住在法諾家，還教法諾解剖青蛙。司金諾以前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結果丁文江升到司金諾的班級后，第一名的位置就被丁文江占據(jù)了，司金諾一開始很不服氣，直到有一次在老師的桌上偷偷看了丁文江的卷子，對他佩服起來，后來反而跟丁文江成了好友。

在校外，斯密勒醫(yī)生的親戚朋友都把丁文江看成家人，一到周末，“不是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飯”。尤其是斯密勒醫(yī)生的姐夫顧克一家，對丁文江特別好。顧克先生家住維蘭德河邊，離文法學校不遠。他家的仆人常常在門前的草地上教丁文江騎馬，有時故意把馬打得亂跑，害得丁文江差點從馬上掉下來，大家笑他：“都說你聰明，怎么騎馬這么不中用！”顧克夫婦朋友家的一位小姐教丁文江彈鋼琴，兩星期后丁文江就能彈“Home！ Sweet Home！”這種維多利亞式的英國鄉(xiāng)間生活，是溫馨愜意的。在這里，丁文江有機會徹底了解當時英國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李祖鴻后來回憶說：

在君后來能徹底了解英國人實基于此時。我們在此，中國人一個不見，終日所交際的都是誠實的村人，且司密士的家族親友，經(jīng)司密士介紹后，都把我們當自己人看待，家庭瑣碎絕不對我們有所隱藏，更兼格靈胡為盡其教育的責任，對所見所聞，處處對在君加以解釋和指示，所以在君此后可以對英國人的心理和思想，用正當?shù)难酃馊ビ^察，不至于誤解他們了。

司堡爾丁給丁文江留下了很多難忘的回憶，這里也是他學習西方知識、了解西方文化的起點，所以丁文江對司堡爾丁感情極深，他甚至說司堡爾丁是他的“第二故鄉(xiāng)”。但丁文江在司堡爾丁的生活也是相當困苦的。其實，在司堡爾丁這個鄉(xiāng)下小鎮(zhèn)生活，所需費用并不太多，丁文江寄住在校外，一星期的膳宿費只要15個先令，換算成中國國內的貨幣大約是30元一個月。學費、書籍等費用，每年也僅需一百余元左右。然而，丁文江的家款常常不能按時寄到，導致他經(jīng)常發(fā)生經(jīng)濟困難。來司堡爾丁的第一年冬天，丁文江的鞋子穿破了，沒錢買新的，平時還好，遇到雨雪天氣，走不了多少路鞋襪就會濕透。襪子也只有兩雙，除了穿在腳上的那一雙，還有一雙在洗衣坊里。丁文江只好乘中午吃午飯時把腳上的濕襪子脫下來，在火上烘，有時還沒烘干，下午又得穿上半濕的襪子繼續(xù)上學。后來丁文江得了腳癢病，也可能與這段穿濕襪子的經(jīng)歷有關。

那時丁文江和李祖鴻錢都放在一起用，有一次他們急缺錢，李祖鴻寫信回家催匯款，卻始終等不到回音，兩人急得攜手在校門口踱來踱去兩個多鐘頭，還是沒有想出辦法來。幸好第二天李祖鴻家的匯款及時寄到，解了燃眉之急。這兩個鐘頭的情景，讓李祖鴻和丁文江都終生難忘，直到去世前一年，丁文江還跟李祖鴻的小女兒詳細談及當年的情景，感慨那時兩人患難相共的不易。曾經(jīng)衣食無憂的富家少爺，這時飽嘗人生艱難，對他此后的金錢觀、人生觀影響巨大。此后，即使收入再豐厚，丁文江也是量入為出，決不奢侈，這種不亂花錢的習慣被一些不了解他的人認為“吝嗇”，而其實只是因為他深知缺錢的痛苦。丁文江的朋友湯中在論及這段經(jīng)歷時說：“他少年時即如斯刻苦，受經(jīng)濟上的困難，所以他一生用錢不超過他的收入，從來不欠債?！倍髞韺τ谟兄居谇髮W的貧困青年，總是不遺余力地設法幫助，也正是因為他自己的這段求學經(jīng)歷太過艱苦，使他對于有類似經(jīng)歷的人都有感同身受的同情。

在這種經(jīng)濟窘迫的情形下，丁文江堅持苦讀，接連跳級，只用兩年的時間就讀完了全部的中學課程，并且考上了著名的劍橋大學，在司堡爾丁引起轟動。丁文江在中學時還獲得了幾個紫銅獎章，后來他把獎章帶回國，在不斷搬家、顛沛流離的情況下，一直不曾丟棄，珍藏了很多年，可見他對于在司堡爾丁讀中學的這兩年感情之深。

六 坎坷求學路

來英國僅僅兩年，丁文江就從一個英文只有初級水平、剛剛接觸自然科學知識的青年，成為世界著名的劍橋大學的學生。據(jù)李祖鴻說，丁文江在劍橋可能讀的是文科專業(yè)。劍橋的學術水平是一流的，然而，劍橋大學的學費和生活水準遠遠高于司堡爾丁，“一年用費必得三千金”，后來的銀行家獨子徐志摩可以悠游康橋，但這筆費用遠遠不是小康之家的丁家所能負擔得起的。因此，在劍橋僅僅過了幾個多月，丁文江就退學了。不過，他在劍橋也不是一無所獲，李祖鴻說：“他在劍橋大學時，受了名師的指導，于英文一項，竟告完成?！贝撕蟛坏揭荒甑臅r間，丁文江就在英國一兩家有名的雜志上發(fā)表了文章，可見英文已有相當?shù)乃疁??；貒?，丁文江的英文寫作水平屢受名家稱贊，固然主要由于他出色的語言天賦，但與劍橋的短暫求學也許不無關系。

那時，李祖鴻被老師司拜塞（Spicer）介紹到約克郡董克司多（Doncaster）市的美術學校讀書，1906年年底放假時，丁文江去董克司多看望李祖鴻，告訴他因為經(jīng)濟上無法承擔，自己不打算再去劍橋了。由于重新考試、進別的學校還需八九個月的時間，丁文江決定利用這段時間去歐洲大陸游歷。1907年，他去了德國、瑞士等國，其中在瑞士洛桑住的時間最長。在這一時期，他對歐洲的政治有了更深的了解，法語也有長足的進步，已經(jīng)可以用法語進行日常交談。

第二年七月，丁文江結束了在歐洲大陸的游歷，回到英國。他在途中給李祖鴻寫了封信，邀李祖鴻同去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市。格拉斯哥坐落于蘇格蘭中部的克萊德河西岸，離愛丁堡不遠，是蘇格蘭最大的城市，維多利亞時期有“大英帝國第二城”之稱。丁文江說，他已經(jīng)打聽到格拉斯哥有很好的美術學校，李祖鴻可以去那里求學，而丁文江自己則打算報考倫敦的醫(yī)科學校，在此之前，也會暫時住在格拉斯哥。于是，李祖鴻轉學去了格拉斯哥的美術學校，丁文江則在格拉斯哥的一所專科學校選修了課程，為考倫敦大學醫(yī)科做準備。

本來以丁文江的聰明，考倫敦大學應當沒有問題，結果他自恃是考試能手，有點輕敵了，由于準備不充分，有一門考試沒能及格，不符合當時倫敦大學“必須所有課程全部及格方能入學”的規(guī)定，最終未能進入倫敦大學學習。可能是這個挫折來得非常意外，以至于丁文江就此放棄了去倫敦大學學醫(yī)的念頭，第二年秋天考入本市的格拉斯哥大學。

格拉斯哥大學是1451年在當時的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二世建議下創(chuàng)建的，它是繼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圣安德魯斯大學之后英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也是全球最古老的十所大學之一。創(chuàng)辦幾個世紀以來，不斷發(fā)展，成為蘇格蘭的啟蒙中心，也是英國工業(yè)革命發(fā)源地之一，經(jīng)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國富論》著者）、工業(yè)革命之父詹姆斯·瓦特、蘇格蘭哲學之父弗蘭西斯·哈奇森、熱力學之父威廉·湯姆森等著名學者都是這所學校的畢業(yè)生，1905年至1908年任英國首相的自由黨政治家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爵士，也出自格拉斯哥大學。

1909年丁文江進入格拉斯哥大學時，格大作為一所規(guī)模龐大的綜合性大學，下設文學院、神學院、法學院、醫(yī)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等六個學院。當時格拉斯哥大學規(guī)定，選讀科學類的學生，第一學年不分專業(yè)，先學習數(shù)、理、化等基礎課程，考試及格后再選擇主科一種、副科兩種。丁文江第一學年結束后順利通過了考試，選擇動物學為主科、地質學為副科。動物學是當時格拉斯哥大學的優(yōu)勢學科，在格拉斯哥大學古老的巴沃樓內，存有達爾文《物種起源》數(shù)頁原稿。 1910年，丁文江增加地質學作為主科、地理學為副科，當他于1911年畢業(yè)時，獲得了動物學和地質學兩個學士學位。

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學師從地質學家格里高利（J. W. Gregory）教授，格里高利教授不僅是他那個時代英國最杰出的地質學家之一，還是一個出色的探險家。1908年，他進行了一次北非探險，在那次探險過程中，他對人類學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這位精力充沛的教授還對其他很多領域有強烈的好奇心，1925年他寫了一本關于優(yōu)生學的、名為《色彩的威脅》（The Menace of Colour）的書，1928年出版了《人類的遷徙及未來》（Human Migration and the Future），1931年他又出版了《道路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Road）。對人類幾乎一切知識領域都充滿好奇心的格里高利教授，對丁文江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丁文江回國后還與他保持了多年的通訊聯(lián)系。1932年6月，當68歲高齡的格里高利教授在秘魯南部進行探險、研究火山和地震時，不幸由于翻船事故落水淹死，丁文江得知這一消息后非常悲痛。

在司堡爾丁文法學校，丁文江獲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基礎知識，而在格拉斯哥大學，丁文江受到了嚴格的科學訓練。當時跟他住在一起的李祖鴻說：“我記得他有一次不知在哪一個實驗室里工作覺得很難，頗感棘手，他歸家時對我一方面表示對他師長的佩服，一方面自勵說：‘我必須養(yǎng)成這種好習慣，方始有真正求學和做事的才能。’”這種訓練使丁文江培養(yǎng)出“科學化性格”，也使他對科學產(chǎn)生了終生不渝的熱愛，這種熱愛持續(xù)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幾乎成為一種信仰。英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近代化的國家，20世紀初的英國，還沒有遭遇世界大戰(zhàn)對“科學、理性、進步”信念的沉重打擊，是當時“用科學為人類謀福利的最先進之國”。在這種氛圍里，丁文江不僅學到了科學知識，而且還越出實驗室之外，深受達爾文、赫胥黎、葛爾登（Francis Galton）等人科學精神的鼓舞，從此，“科學”成為他的精神家園。胡適曾說，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學“最得力的是達爾文、赫胥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茖W的明晰、確定，科學對于現(xiàn)實生活直接而巨大的力量，以及講科學、求真理過程中所蘊含的進步與樂觀的情緒，使得從昏沉沉的東方“老大帝國”來的丁文江，仿佛撥開迷霧，第一次見到了清朗的景象。與西方那些堅定的啟蒙主義者一樣，丁文江堅信“科學萬能”：

科學……是教育同修養(yǎng)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什么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復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jīng)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系，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的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禪妄曾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

傅斯年認為，正是英國的思想與環(huán)境，鑄就了丁文江的科學化精神。這種“科學化精神”就是：“行為思想要全依理智，而不可放縱感情壓倒了理智?！薄笆鞘欠欠且澜?jīng)驗，而不容以幻想代經(jīng)驗。流傳之事物或理論，應批評而后接受，而不容為世間的應聲蟲?！彼€指出，丁文江關于社會合作、社會改革的觀念，如“一切事物之價值，全以在社會福利上人類知識上之關系為斷”“社會是一種合作集團，人人要在里邊盡其所有之能力”“社會之不公、不合理，及妄費之處是必須改革的”，等等，也是在近代英國思想影響下形成的。

在丁文江看來，“科學”應是基本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不應狹隘地局限于自然科學研究上。后來，他以“地質學家”名世，但他的興趣、工作、成就遠遠超出了地質學甚至自然科學。與日本留學時期相比，在英國讀書時，丁文江似乎不再過多談論“革命”了，但他并沒有放棄對政治的興趣。英國知識階層對于政治和經(jīng)濟的廣泛關注，不可避免地對丁文江產(chǎn)生了影響。這一時期他看了很多經(jīng)濟學方面的書，但他的朋友后來說他“尤其喜歡凱恩斯（J. M. Keynes）”，凱恩斯的書“每本必看”，則可能是年代有誤了，凱恩斯僅僅比丁文江大四歲，在丁文江1911年離開英國前，尚未成為著名經(jīng)濟學家。

丁文江對英國的功利主義思想很感興趣，認真閱讀過相關文章和書籍，傅斯年判斷：“他縱不是柯波登、邊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這一批思想的影響者?！惫髁x不能等同于自私自利，與中世紀提倡奉獻、利他、節(jié)欲的思想不同，功利主義者認為“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社會是由許多個人組成的，因此，社會治理的目的是“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并且“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利益，就是最有效用的”。在儒家道德觀熏陶下成長的丁文江，對于“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痹瓌t接受起來毫不困難，對于“行為的最高目的應是追求快樂、避免痛苦”這樣與中國傳統(tǒng)教誨大相徑庭的觀念，卻也深深認同。后來，他的好友們注意到，丁文江盡管節(jié)儉，卻總是在自己能力許可、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自己的生活盡量舒適，比如旅行時能坐一等車決不坐二等車，每年夏天都要帶家人去海邊休養(yǎng)度假，等等。而他的思想行為，尤其是政治主張，更是嚴格貫徹了“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利益，就是最有效用的”原則。

與當時的英國知識分子日常習慣一樣，丁文江喜歡看報，尤其喜歡看英國有名的嚴肅大報《泰晤士報》。當時英國正是自由黨活躍時期，他對于自由黨的政治主張、自由主義的理念想必是了解的，但胡適說丁文江“是英國自由教育的產(chǎn)兒”，認其為自由主義者，則未必如是了，這從他20世紀30年代訪問蘇聯(lián)、對蘇聯(lián)人集體主義觀念的贊同可見一斑。他還喜歡讀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哈羅德·拉斯基（H. J. Laski）、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及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的文章，廣泛的閱讀大大開闊了他的眼界。

大學學習是緊張而愉快的，但經(jīng)濟緊張始終是一塊籠罩在丁文江頭上的陰云?？既雱虼髮W時，經(jīng)濟壓力驟然加劇的丁家，就曾向丁文江的恩師，當時仍然在當泰興縣令的龍璋求助，請求他代丁文江爭取官費津貼。當時一些中國留英學生也曾幫他上書清政府駐英大臣李經(jīng)方，證明丁文江“經(jīng)英倫大學選為正科，正今在葛拉斯古實業(yè)學校肄習工科。英制惟英倫大學正科生可見納于各官學校，將來卒業(yè)即為該大學之學生”，為丁文江爭取官費津貼。

當時中國留洋的學生，除了清政府派遣的官費生和自費生之外，還有“公費生”，官費生的經(jīng)費由各省或“學部”出，而公費生的留學經(jīng)費則由各州縣自籌。并且根據(jù)當時清政府的規(guī)定，只要能考取外國的大學，即使是自費出國的，也可以申請“遞補官費”。據(jù)李祖鴻說，丁文江在去格拉斯哥之前，家中寄來的錢就已“多半是他本縣的公費”，那是在龍璋先生的幫助下，丁臻祺上書給兩江總督端方，端方指令泰興縣每年津貼幾百元的公費；到格拉斯哥后，駐英公使汪大燮又幫丁文江爭取到了每月十鎊半的官費。

那時丁文江和李祖鴻仍然“經(jīng)濟通用”，李祖鴻家每年也寄來約800元，這些錢加在一起，勉強解決了兩人的學費和生活費問題。盡管經(jīng)濟不寬裕，在格拉斯哥大學學習期間，丁文江每逢假期都要外出游歷，最遠去了德國。這也是丁文江堅持一生的原則：不亂花錢，但該花的錢也不會一味節(jié)省。他還喜歡幫助朋友，有時會接濟遇到經(jīng)濟困難的同學。1933年，丁文江為了去蘇俄考察，在柏林辦相關手續(xù)，偶遇了一位他曾經(jīng)幫助過的大學同學：

正說話間，忽然又一個中年的人從旁邊一個小桌子上走了過來，向我問道：“你是中國人學地質的。你知道有個丁文江嗎？”“我就是丁文江！”“什么！丁文江！你不認識我哪，我是尼采！”我仔細一看，可不是二十四年前在蘇格蘭給我同學的尼采！他是一個極苦的學生，一面讀書，一面教俄文為活。1911年他巴黎學法文時，川資用完了，困在那里。我寄了他幾鎊錢方始渡過難關。不料在此間無意中遇著。于是他從新給我介紹：“這是我的老朋友，是幫助我學費的朋友！請你們大家照料?！?/p>

經(jīng)過在日本時結識的好友張軼歐斡旋，1910年，丁文江和李祖鴻被告知可以“補全官費”。這時，丁文江已經(jīng)快要畢業(yè)回國了，于是他把自己的那部分官費讓給了李祖鴻。而李祖鴻知道丁文江有畢業(yè)游歷的計劃，當拿到補給他的一百多英鎊官費后，李祖鴻又把這筆錢交給丁文江做盤纏，玉成了丁文江在國內的第一次西南考察。

1911年春天，丁文江從格拉斯哥大學畢業(yè)，他沒有等到畢業(yè)典禮舉行，便匆匆回國。這時，距離他走出故鄉(xiāng)黃橋、走出國門已近九年。九年的時光，從東洋到西洋的半個地球的漂泊，使他從一個步行從未超過三里路、不懂數(shù)理化的15歲少年，長成熱衷野外考察，通曉英、日、德、法數(shù)種外語，具有科學頭腦和國際視野的24歲青年。在這九年里，尤其是在英國的七年，他逐漸成為“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

他的生活最有規(guī)律：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wèi)生，在外面飯館里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外皮的水果，必須先在滾水里浸二十秒。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

他的朋友們一致認為，這是因為他受到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英國是近代化進程開始最早的國家，16、17世紀時，培根等人就提出知識要為人的幸福服務，隨后工業(yè)革命興起，三個世紀后，丁文江所見的英國，已是當時世界上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這個與他傳統(tǒng)落后的家鄉(xiāng)形成鮮明對比、判若兩個世界的國度，即使不能說重新鑄就了丁文江，至少也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過，英國也有守舊的一面，普通英國人守舊、自大、擺架子等毛病，丁文江卻一點也沒有，正如多年后傅斯年所觀察到的：

英國有很多極其可惡的思想，不過在君所受者卻是最上層精粹。因為在君能讀法德文書，走過大陸，他對于英國人之守舊、自大、擺架子、不自覺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絕看不起中國人學來一個牛津架子，或者他對于圜橋清談，也不盡看重吧。

現(xiàn)在，這個“英國自由教育的產(chǎn)兒”、完全近代化了的中國青年，要回到那個仍然有皇帝、禮教、男人留著長辮子的古老中國去了，而且還將計劃由西往東橫穿整個中國腹地，他將會有怎樣的遭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