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文學出版社的幾間房子

劉文忠

1973年6月，我由文化部留守處分配辦公室分配到位于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組來做編輯工作。我是古典組的第十名，古典組是清一色的十條漢子，被外部門稱為“和尚班”。唯一認識的一個人就是林東海，我們都是1965年畢業(yè)的研究生，他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我畢業(yè)于山東大學，“文革”中我們都下了文化部靜?！拔迤摺备尚?。由于高教部的亂點鴛鴦譜，他被分配到音樂工作者協(xié)會，我被分配到舞蹈工作者協(xié)會，都在位于王府井大街38號的中國文聯(lián)大樓上班。在文學出版社食堂吃飯的時候，又遇到來自靜海干校的屠岸，他原來是老劇協(xié)的，來到文學出版社后任現(xiàn)代部副主任。不久又看到文聯(lián)大樓的幾個熟人，外文部的任吉生，政治處的王瑋，醫(yī)務室的經德榮，收發(fā)室的張金祿和來自靜海干校的戲劇組的張偉、賈得臣以及山大校友叢培香，南大校友趙水金等，老熟人與新同事，逐漸認識得越來越多。

那時的古典組只有402與404一大一小兩間向陰的辦公室，一年到頭見不到陽光不說，最突出的問題是擁擠不堪，大間七個人，小屋三個人，辦公室的桌子緊緊相連，再加古典組的工具書多，書柜與書架占據(jù)了不少面積，其擁擠程度可想而知。而且這十人之中，除了周汝昌一人因修改他的著作《紅樓夢新證》而不坐班，其他九人（杜維沫、孟慶錫、陳新、戴鴻森、王思宇、林東海、陳建根、盛永祜和我）都是天天坐班的。當時流行著兩句話：沒有空間，就沒有時間。我不太相信這兩句話，馬克思時空觀只論述過時間與空間都是無限的，沒有論述過時間與空間的這種關系。

那時古典組的對面有一大一小的兩間房子，即401與403。在小屋401辦公的是詩人李季。我在讀高中時，就讀過他的詩集《王貴與李香香》，至今還能背誦其中的兩句：“羊肚子手巾一尺五，擰干了眼淚再來哭。”在“文革”前我們雖然同在文聯(lián)大樓上班，因為他在作協(xié)，我在舞協(xié)，沒有說過一句話。現(xiàn)在李季就在我對面的辦公室，見面時就打個招呼，有時也聊幾句天。我對面大屋403還有幾位比我大不了幾歲的人，我認識他們之中的兩位，一位是原《人民文學》雜志的崔道怡，一位是后來當過我社社長的孟偉哉。他們正在籌備一個刊物，據(jù)說刊物的名字叫《中國文學》，以區(qū)別于舊日的《人民文學》。李季就是這個刊物籌備組的負責人。他不愛關辦公室的房門，經常大門敞開。也正是因為他有這個習慣，使我目睹了他上班的情景：他有時雙手扶桌弓腰站在辦公桌前看東西，有時跪在椅子上辦公，這種帶病堅持工作的敬業(yè)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使我?guī)资瓴荒芡?。我也患有痔瘡，犯病的時候，出現(xiàn)脫肛水腫，怕騎自行車，怕坐。我深知其苦。每當我犯病的時候，我也曾想到請幾天病假休息一下。但想到李季同志跪在椅子上上班的情景，我便打消了請假休息的念頭。

1990年，古編室部分同志在辦公室討論選題。左起：管士光、劉文忠、宋紅、林東海、戴鴻森

1975年前后，李季同志負責籌備的刊物，沒有獲得上級的批準，有關部門決定恢復《詩刊》與《人民文學》，李季等同志離開文學出版社了，古典組對面的兩間房子從此空了下來。我覺得這是個機會，古典組應當向行政科交涉要間房子，我向組長杜維沫同志提出建議，請他與行政科交涉。杜維沫說，我已經向他們說過幾次了，他們想讓外文部讓出一間房子來，外文部不同意。我說，對面的房子不是空著嗎？為什么不能調給我們一間？老杜說，《魯迅全集》要上馬，對面的房子是要留給他們的。我說：魯迅組不就是王仰晨、陳早春他們三四個人嗎？大間給他們不就行了？老杜是個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正在這時，我有了一個新發(fā)現(xiàn)，用我們門上的大鑰匙，可以打開對面小屋401的門，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王思宇，并問他敢不敢和我一起進駐401這間房子？王思宇慨然答應。于是我們便把我們的兩張辦公桌和兩把椅子搬了進去。我當時心想：我們既無砸門，又沒撬鎖，之所以擅自進駐，是被逼出來的，萬一行政部門出來干涉，大不了搬回去就是了。我還在心中構思了一番辯護詞，詳細論證分析了辦公室分配的不合理。并將外文部與古典組的人數(shù)與房屋面積做了對比：外文部的人數(shù)是我們的一倍，而所占房屋卻是我們的五倍，以此論證占房有理。當時主管行政工作的社領導是張宗禹，他是從文聯(lián)調入出版社的，雖然是個好人，卻是一個整天板起面孔，不茍言笑的人。“文革”中在文聯(lián)大樓時我與他打過交道，我估計行政科會向他報告此事，張宗禹會找我問責。等了多日張宗禹卻并沒有找我。有一天在食堂排隊買飯時碰到他，他問了我?guī)拙淝闆r，我如實地一一回答，最后老張說：“你們的做法不妥?！蔽艺f：“不這樣做您能給我們房子嗎？”原先準備的辯護詞，也沒機會再說了，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過了幾天，我在四樓的樓道里看到一條長沙發(fā)，足有一米七八長，是外文部扔到走廊上的，我一看，沙發(fā)的面上蒙著紅色的金絲絨，布面好好的，彈簧有點毛病，但不影響使用，心想，這批假洋鬼子也真夠燒包的，好好的一個沙發(fā)你們扔它干什么，你們不要，我要。我叫上王思宇，把它抬進了我們的辦公室。午休時，我躺在沙發(fā)上睡一會兒，心里覺得日子過得挺好。后來這個沙發(fā)，行政部門修理了一次，換了彈簧和布面，煥然一新。這個沙發(fā)一直伴隨著我二十多年，直到我退休。凡來社造訪我的人，都在這個沙發(fā)上坐過，其中僅全國著名的學者、教授不下百人：如南京大學的程千帆、葉子銘，山東大學的蕭滌非、殷孟倫、袁世碩、牟世金，人民大學的吳文治、蔡鐘翔，北京大學的張少康、葛曉音，社科院文學所的侯敏澤、曹道衡，云南大學的張文勛，南京師范大學的吳調公，山西大學的姚奠中，哈爾濱師大的張錦池，安徽大學的朱一清，安徽師大的劉學鍇、余恕誠，河北大學的詹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何滿子、錢伯誠等等，都在我這個撿來的沙發(fā)上坐過。這是后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