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長
一 小時候,性格,環(huán)境
張新穎:“文革”結(jié)束以后,到現(xiàn)在,快三十年了。這三十年來,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變化很大,經(jīng)歷了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似乎都有不同的作家、作品各領(lǐng)風騷。但在這么長的時間跨度內(nèi),有一些作家能夠一直堅持創(chuàng)作,而且到現(xiàn)在,文學(xué)創(chuàng)造力不但不見衰退,反而累積起了更為成熟穩(wěn)重的力量,不斷化為重要作品。這樣的作家是你們這一代的,為數(shù)不能算多,卻是中國當代文學(xué)的中堅。你也是其中一位。所以我就想請你來做一個文學(xué)談話,這個談話會涉及很多方面的問題,肯定不是一兩次就能談完的,可以預(yù)想是一個漫長的談話。但我不想很抽象地去討論理論問題,我愿意從具體的、簡單的、感性的、經(jīng)驗的東西說起。
王安憶:那你現(xiàn)在能不能說一下你的具體的問題。
張新穎:我只是有個談話的大致范圍,就是從你個人出發(fā)來談文學(xué);從這個出發(fā)點會走到哪里,怎么個走法,卻并不想事先設(shè)計好,規(guī)定好。如果把談話比喻成河流的話,我并不想事先為它準備好河道。我們雖然認真,也可以談得放松一些。具體的問題就可以從生活中很小的細節(jié)談起,反正你想談什么就什么。
我最近在看這個《愛向虛空茫然中》,以前沒看到這個作品……
王安憶:這部作品是新寫不久的。
張新穎:這部作品就寫到小時候的經(jīng)驗。比如說你小時候睡覺的時候,你母親是不跟你一起睡的,不跟小孩子一起睡,小孩子單獨睡的。其實小孩子是有點兒渴望跟母親親近。有的時候會跟保姆在一塊兒睡。
王安憶:對。
張新穎:那么就可以從這些細微的、普通的事情談起。
王安憶:其實你就是很想知道我和我母親在繼承上的關(guān)系。
張新穎:對,不過這樣說就有點兒直奔主題了,我覺得不要這么直奔主題,你隨便談就是了。
王安憶:我也稍微想一下,我在想我從小的生活應(yīng)該是一個……我從小的生活就是跟母親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我是一九五四年出生,一九五五年我母親從部隊轉(zhuǎn)業(yè)帶著我,還有我姐姐,到上海來。那時我父親還在南京,他們當時都是南京軍區(qū)的,所以我們和父親有那么幾年的時間不在一起生活。等到我父親到上海的時候已經(jīng)是一九六一年了。這段時間我父親是來來往往,我父親當時是軍官,他往來比較方便。到我成年的時候我才知道,我父親其實在五七年已經(jīng)是“右派”了,離開部隊,過得比較慘??墒俏矣洃浿腥珱]有。在我的記憶里邊,我的童年就是在上海和我的母親、我的姐姐,生活就是蠻簡單的,我的生活——可能跟性格有關(guān)系吧,我的性格是比較孤僻的,或者說就是蠻膽怯的吧,它使我損失了最早的進入集體的機會,就是進幼兒園。我的姐姐是一個性格很開放的人,她從小是在幼兒園里度過——我出生以后沒人帶她,她就必須要去幼兒園。她的性格也和軍區(qū)大院的環(huán)境有關(guān)系——軍區(qū)大院是一種集體生活,我聽大人講,那時候都是一人一個保姆,滿地放養(yǎng)似的。
張新穎:她小時候是在南京的?
王安憶:對,她到上海已經(jīng)四歲了,我當時還是嬰兒,一歲左右吧。所以我姐姐性格就很開放,她很順利就上了托兒所、幼兒園。我小時候去托兒所、幼兒園的經(jīng)歷卻是非常慘痛的,我是非常非常不愿意去的。我記得很清楚,每天早上去幼兒園對我來講都是非常悲慘,后來都變得很陰郁了,我已經(jīng)有點兒心理上的問題了,一到那里就哭,就是哭,非常非常不合群。什么時候才把這負擔解脫呢?回想起來,是我父親被打成“右派”后才解脫出來,他被打成“右派”,我們家的經(jīng)濟水平就有一個陡然的下降。據(jù)我母親說,我們當時去的是個昂貴的幼兒園,是榮毅仁的妹妹在上海開的,大概開銷很大,這個幼兒園冬天是有暖氣的。所以說等到我父親變成右派以后,就把我們倆都接出托兒所、幼兒園了,我就解脫了。解脫以后我的心情就比較好了,狀態(tài)比較好了,不再會那么抑郁,但是呢其實也蠻寂寞的。
張新穎:一個人在家里玩?
王安憶:保姆,就跟了一個保姆。我的這個保姆是個揚州人,所以我從小學(xué)會的不是普通話,不是上海話,是揚州話。我從小的生活,其實是處于一個非?;祀s的環(huán)境,我們的父母都是所謂的革命干部,他們給我們的生活全都是沒有本土色彩的——革命干部的生活就是沒有本土色彩的生活,家里面是說普通話的,所以我到很大才會說上海話,因為你在上海,不會上海話會受到歧視,為了學(xué)上海話我都有點口吃了——至今都沒有說好。我的隔壁鄰居都說上海話,說得很好,我覺得許多小孩現(xiàn)在說得更加不好,生硬,詞匯量也少。我的父母給我的生活就是這種完全沒有本土色彩的一種生活。我的那個保姆,她是揚州的鄉(xiāng)下人,她卻帶給我一種地方色彩,就是揚州的風氣,很濃烈的風氣:她喜歡鮮艷的顏色,我記得她給我買的一塊手絹是我最最喜歡的,現(xiàn)在回想起來是十分的鄉(xiāng)氣,翠綠和粉紅,她把我弄得很鄉(xiāng)氣。她帶給我另外一種風氣,比我父母給我的有色彩多了。我和這個阿姨在一起的時間甚至比和我父母還多,我父親在南京,我母親經(jīng)常要下鄉(xiāng),要上班,所以我和這個保姆阿姨在一起的時間是非常多的。這個帶大我的阿姨很像我的《富萍》里的奶奶,她很好看的,非常清爽的一個人;在她以前我父母用過幾個保姆,可是我和她們都合不來。我媽媽用保姆的原則就是一定要和小孩子合得來,別的是次要的。我記得這個保姆一進家門,我一看到她就拉起她的手,這個印象特別深。這個人很會帶孩子的,她就拉起我的手。和她在一起特別融洽,非常融洽。這個保姆是帶我最長時間的,她在我們家里做,一直帶到我長大上學(xué),后來又帶我弟弟,然后又帶我姐姐的孩子,一直等到我姐姐孩子四歲她才走的——她生病走的,這么一個老阿姨。這個保姆我覺得她給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清爽,頭上還戴著一朵白色的絨花。我媽媽問她,你這個阿姨戴的花還蠻好看的,她對我媽媽講是給她丈夫戴的孝。總之這個阿姨給你感覺是非常清爽的,非常好看的一個人——也不是好看,她是那種端端正正的,非常保姆的一個保姆。我后來寫《富萍》的時候就常常想起這個保姆的樣子來。她是帶著我長大的,我在《愛向虛空茫然中》不是說我小時候喜歡和保姆一起睡覺嘛,就有她的影子。
張新穎:這個保姆是小孩子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人,她的影響成了童年經(jīng)驗中少不了的部分,沒想到她還到了你后來的寫作中來。
王安憶:她很疼我的,就是特別疼的那種感情。我們家住在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弄堂里,那個地方呢是一個上海小康人家的環(huán)境,就都是小市民,前前后后都是小市民,真正的上海小市民,就是這樣的環(huán)境,我們所受影響是非常奇怪的。住在我們樓上的這家人家,是上海的老戶人家,他們家的歷史也是很戲劇性的。他們家原是某個資產(chǎn)者的家仆吧,一九四九年時主人離去,留下他們看守房子,但大軍南下進駐上海,這棟房子被國家收去以后,就把他們一家安排在我所住的弄堂房子里邊,成了我們樓上的鄰居。這一家人家家境殷實,作風非常洋派,因為他們那種生活背景,對我們家批評是最多的。他們覺得我們特別不像樣子,因為我們從部隊里來的嘛,很簡單,都沒有家具——家具全都是從公家租來的,上面貼有銅牌的那種,就很像我寫的《好婆與李同志》,還有《富萍》里奶奶的東家。我們家的衣食住都挺簡單的,所以我們家一點點的城市氣息全都是我們家樓上鄰居和我們家老阿姨——我那個保姆,給我們帶來的。樓上這家人說,你們家要買個樟木箱啊。總之覺得我們家家具太不像樣了,家里用的毯子都是軍隊用的毯子——綠顏色的那種毯子,就是這樣子的,好像馬上要開拔的樣子。
張新穎:這樣一種生活啊。這樣一種革命干部家庭的背景,會不會影響到看待他人的眼光?你剛才說上幼兒園跟小朋友融不到一塊,你用了“陰郁”這個詞,有的時候是自卑呢還是一種很混雜的情緒?比如一個革命干部家庭的人看待小市民,是不是有點從高處往下看的感覺?
王安憶:我到幼兒園時好像不存在這個問題,我那個幼兒園是比較特殊的,革命干部、知識分子的孩子占很大的比重,幼兒園里這種文化不相融性質(zhì)倒還沒體現(xiàn)出來。我在幼兒園不合群,我想這主要是性格問題,不是一個開放性的性格,不像我姐姐和人特別能夠相處。我姐姐到現(xiàn)在還是這樣的性格,她就特喜歡熱鬧,哪熱鬧哪人多她就往哪去,就那樣子的。我呢好像就不行,我老是和人處不好,不能到太多人的地方去。幼兒園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我不能上幼兒園,因此我的童年都是在家里度過的。在家里和阿姨在一起,我媽媽和我在一起的時間也不多,然后是和鄰居,嘴很碎的鄰居,在一起。就是在這么個環(huán)境里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