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學的消亡

研究近現(xiàn)代學術史，有一些名字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繞過的，比如說梁啟超，比如說陳寅恪，比如說俞平伯，又比如說錢鐘書。研究學術史，還能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那便是家學。上述的各位大師，在近現(xiàn)代學術史上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存在，由他們向上或向下追溯，都可拉出一串在學術史上舉足輕重的名單。家學產(chǎn)生及其消亡，皆有深刻的社會原因，個中關系，很難用簡單的誰隱誰顯來概括。

家學的產(chǎn)生，與儒家學說在中國兩千年的正統(tǒng)地位關系極大。注重倫理的儒家學說在漫長的中國學術變遷史中加重了文化的家族主義的色彩。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上，文化世家層出不窮，三班、三曹、三蘇以及萬泰、萬斯同、萬經(jīng)，王安國、王念孫、王引之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及至現(xiàn)代，學術家族更是屢見不鮮，在高增德先生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社會科學家大辭典》中，就收有眾多的父子學者（如嚴復和嚴群）、兄弟學者（如陳衡恪和陳寅恪）、叔侄學者（顧延龍和顧頡剛）以及夫妻學者（錢鐘書和楊絳）和翁婿學者（余嘉錫和周祖謨）。多重關系相互交叉，使得學術史的研究極具趣味。

家學何以在當代社會的演變中消亡，這個問題曾由高增德先生在《家學：現(xiàn)代學者的成名淵源》一文中提出過。但是高先生雖然提出，并且認為對于這一現(xiàn)象進行深入的探討，“很可能是有益于當代及今后的文化學術發(fā)展的事情”，卻沒有在文章中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筆者不揣淺陋，試以新會梁家為例對這個問題做進一步闡釋。

在梁啟超之前，新會梁家僅僅是在鄉(xiāng)村中比較常見的耕讀之家。梁啟超在其《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中這樣描述他的故鄉(xiāng)茶坑村的私塾狀況：“教師總是在本鄉(xiāng)念過書的人。學費無定額，多者每年30塊錢，少者幾升米。當教師者在祠堂得領雙份胙，因領雙胙及借用祠堂故，其所負義務，則本族兒童雖有無力納學錢米者，亦不得拒其附學?！边@種以家族為中心的崇尚讀書的風氣與新會梁氏的興起息息相關，沒有這樣的環(huán)境，也就不會產(chǎn)生之后在現(xiàn)代文化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梁氏家族。

對梁啟超的人生選擇產(chǎn)生直接影響的，則是梁的祖父和父親。梁啟超說自己“之為童子時，未有學校也。初認字，則我母教我，直至十歲，皆受學于我祖父”。梁的祖父梁維清“勤儉樸實，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嚴，而訓子也謹，其課諸孫也祥而明”，在當?shù)厥穷H受人尊重的鄉(xiāng)紳。承其祖父的余蔭，梁的父親梁寶瑛在故里也頗有聲譽，其“平生不茍言笑，跬步必衷于禮，恒性嗜好，無大小一切屏絕；取介之間，一介必謹；自奉至素約，終身未嘗改其度”。他教育子女非常嚴格，對梁啟超尤寄厚望，啟超言行稍有不當就會遭到父親的訓斥。家庭的耳濡目染，無疑對梁啟超日后的思想發(fā)展以及在對其子女的教育上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同時，在這種家庭教育下，不僅產(chǎn)生了梁啟超，還培養(yǎng)出了詞學名家梁啟勛與哲學史家梁啟雄。避開他們的學術成就而單談他們之間的學術關聯(lián)，由此鉤沉家學這種現(xiàn)象逐漸消亡的原因，本身就顯得頗具意味。

梁啟勛是梁啟超的二弟，于諸兄弟中與乃兄年齡相距最近。少年時與梁啟超同就學于萬木草堂，其間兄弟之間如切如磋自是應有之義。梁啟超早年流亡日本，其時梁啟勛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jīng)濟，兄弟之間常常鴻雁往來，探討學問之道。及至1912年10月梁啟超回國，梁啟勛則成為乃兄負責家庭事務的左右手。任公的詩詞以及這方面的研究作品雖少，但卻一直興趣未失。這種興趣對與其朝夕共處而又專事詞學的二弟無疑會產(chǎn)生影響?！皬母旧险f，梁氏兄弟的學術都是對中國文化的闡釋，只是重心不一。任公的重心在于史學與諸子學，而梁啟勛在于文學”。與梁啟勛相比，和梁啟超同父異母的七弟梁啟雄與長兄的年齡差距要大得多。梁啟雄生于1900年，比梁啟超小27歲，從年齡上幾乎可以說是兩代人。上個世紀20年代初，任公在南開授課，梁啟雄在南開就學，自然就成了乃兄的“入室弟子”。1925年，梁啟超被清華國學研究院聘為導師，梁啟雄則在其兄的幫助下成為清華的助教。任公當時正處于諸子學研究的高潮，啟雄則在乃兄的影響下開始了諸子的研究。及至30年代初，梁啟雄已經(jīng)成為在諸子學、史學領域頗有造詣并有所成就的學者了。1960年梁啟雄的《韓子淺解》由中華書局出版，他在“附語”中表示這貢獻與“黨的英明領導分不開”。然而，若真的要考鏡源流，倒毋寧說是受了乃兄的影響更為確切。

研究近代學術史，師承和家學是兩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這一點在梁啟超的子女身上體現(xiàn)得更為明顯，與梁啟超對諸兄弟的影響不同，梁思成一代的成長和其學術成就的取得都可以說是得益于任公的“設計”。任公晚年反思自己的學術歷程，深感自己的學問“病愛博”，“尤病在無恒”。是以他在諸子女求學時頗為注重學習的專精和恒心。事實上也確實如他所愿，其子女九人，在學術上多有成就，困惑的大匠受世人矚目自不待言，其他的子女也都多有建樹，如圖書館專家梁思莊以及火箭專家梁思禮。

梁啟超在為其子女精心設計道路的同時，既注意兄弟間的學術優(yōu)勢互補，又注意顧及子女的興趣。對于梁思永選擇考古，他就明確表示：“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條路，將來可以互得聯(lián)系觀摩之益，真是再好沒有了?！比喂畛踅o二女兒思莊設計的道路是學習生物學，但他得知女兒對于生物學并無興趣后，特地給思莊寫信，表示“狠怕因為我的話擾亂了你治學之路”。及至1949年，共產(chǎn)黨以新政權的建立昭告世人：世界變了。從舊社會中走來的知識分子們在新的局勢中顯得有點不知所措。他們誠心誠意抱著滿腔熱情來建設新的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發(fā)現(xiàn)，無論他們?nèi)绾闻?，可能都無法適應當時之形勢?！芭u共產(chǎn)黨在城市規(guī)劃工作中采取關門主義的態(tài)度”的“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自然在運動中“在劫難逃”。這里僅舉一個小小的例子：1967年梁家再次接到通知限他們?nèi)靸?nèi)全家搬到一間24平方米的房子里去，這是梁家的第三次搬家了。梁思成和夫人林洙在整理書籍時發(fā)現(xiàn)了一些精美的塑像和小雕塑的圖片。夫妻倆于是停下來欣賞這些圖片，困惑的大匠撫摸著上有一對漢代銅虎的圖片情不自禁地對夫人說：“你看看，眉，你看看多……”“美”字還沒有說出來，忽然想到這是一個在當時犯忌的詞，于是立刻改口說：“多……多么有‘毒’阿！”一個噤若寒蟬到如此地步的學者，又怎么敢以自己為榜樣教育自己的子女？這些運動給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姑且不論，但是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家族文化卻是徹底地被粉碎了。

當然，家學的消亡也絕非能用政權更替來簡單概括，在考察現(xiàn)當代學術史的時候，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現(xiàn)代學制的確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對家學的一種瓦解。然而，同意識形態(tài)的強大力量相比，這方面的因素就顯得微乎其微了。

家學的產(chǎn)生，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讀書環(huán)境以及以家族為中心的社會文化結構。近代以降，政權更迭，政體頻變，但并沒有對相對穩(wěn)固的社會文化結構產(chǎn)成沖擊。清末至民國期間“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政客們似乎對于文化環(huán)境比較仁慈，雖然真正的原因是因為當時頻繁的戰(zhàn)亂使得當時的執(zhí)政者們無暇顧及加強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然而，應了中國的那句古話：國家不幸詩人幸。這種混亂的政治局面在客觀上起到了保障文化生態(tài)良性發(fā)展的作用，以致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大師輩出，群星璀璨。加上父子、兄弟、夫妻、翁婿等諸多關系交叉，使得當時的學術史在后人看來是如此搖曳多姿。

參考文獻

羅檢秋：《新會梁氏——梁啟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版。

高增德：《鴻儒遍天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