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學淵源

《詩經(jīng)》與楚歌

在探討楚辭起源時，除了要考慮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條件外，我們還應(yīng)從文學本身的因素找原因，因為任何一種文學新形式、新體制的誕生，都既與社會大背景有密切關(guān)系，也與文學的發(fā)展、沿革、承繼有緣，否則新的文學形式不可能憑空降生。

從楚辭來看，文學發(fā)展到戰(zhàn)國時代，它可能繼承與借鑒的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其一，北方的《詩經(jīng)》（從時代上看，其實不能稱《詩經(jīng)》，因為此稱乃漢代方生，這里為敘述方便，故稱之），其二為南方的楚歌；屈原創(chuàng)作其作品肯定受了這兩者的影響與啟發(fā)。不過，學界對《詩經(jīng)》與楚辭的關(guān)系向有爭議，這兒有必要先談一談兩者之間有無影響的可能性。

春秋時代，北方諸國賦詩、歌詩，乃至引詩作為外交辭令蔚成風氣，這種狀況，也影響波及南方楚國。試看《左傳》有載： 文公十年，子舟引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雅·烝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大雅·民勞》）。宣公十二年，孫叔引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小雅·六月》）楚子引詩：“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周頌·時邁》）又引“耆定爾功”（《周頌·武》），“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周頌·賚》），“綏萬邦，婁豐年”（《周頌·桓》）。成公二年，申叔跪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鄘風》）子重引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保ā洞笱拧の耐酢罚┫骞吣?，“楚薳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大雅》）。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chǎn)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小雅》）。昭公七年，芋尹無宇引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保ā缎⊙拧け鄙健罚┱压辏痈镆菰娫唬骸捌碚兄異謵?，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保ā镀碚小罚┱压哪辏蛞钟忠娫唬骸罢l生厲階，至今為梗？”（《大雅·桑柔》）

由上所引，足以說明，南方楚國受《詩經(jīng)》影響并不小，其賦詩、引詩之風不亞于北方，故而魯迅先生說：“楚雖蠻夷，久為大國，春秋之世，已能賦詩，風雅之教，寧所未習，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淪亡，交錯為文，遂生壯采?！?span >注那么，作為“博聞強志”的屈原，在“接遇賓客，應(yīng)對諸侯”時會不沾溉《風》《雅》嗎注？

對于《詩經(jīng)》與《楚辭》的關(guān)系，其實前人論及頗多，如淮南王劉安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span >注劉勰曰：“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也，傷羿澆之顛隕，規(guī)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span >注朱熹曰：“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托物興詞……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于語冥婚而越禮，據(jù)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jīng)》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托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后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span >注蔣驥曰：“《騷》者《詩》之變，《詩》有賦比興，惟《騷》亦然。但《三百篇》邊幅短窄，易可窺尋，若《騷》則渾沌變化，其賦比興，錯雜而出。固未可以一律求也。”注劉熙載謂：“賦，古詩之流。古詩如《風》、《雅》、《頌》是也，即《離騷》出于《國風》、《小雅》可見?！?span >注程廷祚曰：“屈子之作稱堯、舜之耿介，譏桀紂之昌披，以寓其規(guī)諷；誓九死而不悔，嗟黃昏之改期，以致其忠怨；近于《詩》之陳情與志者矣。……故《詩》者，《騷》賦之大原也?！薄啊w《風》、《雅》、《頌》之再變而后有《離騷》……《騷》之出于詩，猶王者之支庶封建為列侯也?！薄啊厄}》出于變《風》《雅》而兼有賦比興之義，故于《詩》也為最近。”“……且《騷》之近于《詩》者，能具惻隱，含風諭?！?span >注劉師培說：“屈原《離騷》，引辭表旨，譬物連類，以情為具，以物為表，抑郁沉怨，與《風》《雅》為節(jié)，其原出于《詩經(jīng)》?！?span >注聞一多說：“屈原的功績，恢復了《詩經(jīng)》時代藝術(shù)的健康性，而減免了它的樸質(zhì)性?！?span >注

綜上之引，你能說，《詩經(jīng)》與楚辭毫無瓜葛可言嗎？讓我們再就兩者的內(nèi)容、句式、語詞等作些比較。

（一） 《詩經(jīng)》以四言為主體；楚辭雖多參差長短句，然也有四字句詩，如《橘頌》、《天問》、《大招》以及《九歌·禮魂》、《懷沙》的“亂”詞。

（二） 《詩經(jīng)》中所習用的“兮”、“只”、“些”、“也”、“止”等語助詞，楚辭也多襲用，以“兮”為主，并承繼了《詩經(jīng)》隔句用“兮”之法。

（三） 楚辭中頗多化用《詩經(jīng)》之語詞者，略舉如次：

另，《九辯》有云：“竊慕詩人之遺風兮，愿托志乎素餐?！敝祆洹都ⅰ吩唬骸霸娙搜浴凰夭唾狻?，見《伐檀》篇?！蓖醴蛑锻ㄡ尅吩疲骸霸娙恕斗ヌ础分?，托志素餐，以素餐為恥。此明屬屈子之志與先圣之心合轍?！?/p>

（四） 《詩經(jīng)》中有少數(shù)反映南方楚地的詩篇，如《周南·漢廣》、《周南·汝墳》、《召南·江有汜》、《小雅·四月》、《大雅·江漢》、《商頌·殷武》等，這些詩篇，或記載了楚的歷史與風俗，或敘述了楚與北方的戰(zhàn)爭，其中《漢廣》與《江有汜》一般認為是楚地民歌。這些雖難以說明《詩經(jīng)》與楚辭的直接關(guān)系，但多少透露了北方文學中的南方成分，可顯南北文化交融之一面。

再看楚歌與楚辭的關(guān)系。我們從目前已基本確認的幾首楚歌看，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發(fā)展變化軌跡，即由具有《詩經(jīng)》四言體風格特征，演變?yōu)樾嗡瞥o而又具有楚辭基本特征的詩體，它充分反映了楚辭繼承發(fā)展楚歌的痕跡，說明民間文學在楚辭的形成中占有特殊地位。

我們試以楚歌發(fā)展的年代順序簡敘楚歌的演化過程注。

第一階段，約公元前7世紀，即楚武王、文王、成王時代，其時楚歌的形式基本與《詩經(jīng)》相同。如《說苑·至公篇》“楚人為令尹子文歌”：“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公平?！薄墩f苑·正諫篇》“楚人為諸御已歌”：“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第二階段，約公元前6世紀中葉，楚共王、康王時期，此時楚歌形式已由四言演化成了新的形式，突破了四言體，句中或句尾開始帶上“兮”字。如《新序·節(jié)士篇》“徐人歌”： “延陵李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薄墩f苑·善說篇》“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第三階段，公元前5世紀初，楚悼王之前一階段，其時，楚歌已與楚辭在形式上相當接近了，且時間上與懷王、頃襄王相距不遠。這些楚歌已明顯帶有句式參差、句中句尾用“兮”字的特點，但四字句仍存在。如《論語·微子篇》“楚狂接輿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薄睹献印るx婁篇》“孔子聽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薄蹲髠鳌ぐЧ辍贰案锔琛保骸芭逵窭圪?，余無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由楚歌我們同時可知，楚辭在形式上曾仿楚音，與楚地音樂有一定關(guān)系。由此我們可以從楚辭已存形式推知它所仿照的楚地音樂、楚歌曲式： 一、 簡單曲調(diào)多次重復的曲調(diào)，如《九歌》。二、 一個或兩個曲調(diào)若干次重復后，末尾加“亂”的曲式，如《離騷》、《哀郢》、《懷沙》。三、 兼有“少歌”、“倡”與“亂”，中間重起，兩次結(jié)束、前后兩截相聯(lián)的曲式，如《抽思》，這里“少歌”是前半曲結(jié)束的小結(jié)，“倡”是前后兩半曲的過渡。四、 前有總起，中間曲調(diào)顯著變化，最后有總結(jié)的曲式，如《招魂》。很顯然，以上我們所已見的楚辭的幾種曲式，當是楚辭受楚歌曲式影響后所形成的。關(guān)于楚地樂歌，即所謂的“南音”，史書均有記載，如《左傳·成公九年》云：“晉侯觀于軍府，見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薄秴问洗呵铩ひ舫跗吩疲骸坝硇袆樱娡可街?，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南音”后又被稱作“楚聲”，《漢書·禮樂志》云：“《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薄端鍟そ?jīng)籍志》云：“隋釋道騫能為楚聲，音韻清切?！鼻瓌?chuàng)作楚辭作品曾借鑒楚歌及楚聲（楚樂），看來是沒有疑問的。

先秦諸子散文與楚辭

我們已將《詩經(jīng)》與楚辭（以屈原作品為主，故以下簡稱屈騷）作了對照，發(fā)現(xiàn)兩者在語言形式上有十分顯著的差異： 前者篇幅一般比較短小，句式相對整齊，大多以四言為主；而后者篇幅顯著加大，出現(xiàn)像《離騷》這樣的宏篇巨制，句式參差，除部分詩篇是四言為主外（如《橘頌》《天問》等），其余均為長短不一的雜言；后者的這種形式表現(xiàn)，人們習慣稱其為“散文化”。

何以先秦時代的詩歌在繼《詩經(jīng)》之后，會發(fā)生如此大的變化，產(chǎn)生了具有“散文化”傾向的新詩體呢？這當中的原因有多種。首先，時代風氣是一個重要因素，誠如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指出的：“周室既衰，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而游說之風寖盛，縱橫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嗖餮?，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zhì)之體式所能載矣。”其次，屈原本人“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史記·屈原列傳》），可知是頗具縱橫家風格者，在《離騷》與《抽思》中多次寫到自己“陳辭”，“就重華而陳詞”，“跪敷衽以陳辭兮”，“結(jié)微情以陳詞兮”，“茲歷情以陳辭兮”，因而這種善于辭令的風格特長運用于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寫出鋪陳夸張的“散文化”、口語化詩作，也是合情理的。然而，造成屈騷“散文化”風格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恐怕與屈原直接受先秦散文（屈原時代之前及當時的諸子散文）的影響，并有所借鑒，密不可分。我們試著重對此作些探討、分析。

從時間上看，先于屈原產(chǎn)生的諸子散文有： 《老子》、《論語》、《孟子》、《莊子》。老子、孔子、孟子、莊子的生活時代基本上都早于屈原，其中孟子、莊子雖與屈原大致上同時期（戰(zhàn)國中期），但他們的出生時間都比屈原早幾十年注。這幾部書的成書年代： 《老子》為春秋末葉和戰(zhàn)國初期（《論語》、《莊子》中已有關(guān)于老子的言論和事跡記載），其作者主要是老子本人；《論語》的編著者雖非孔子本人，但其書成于春秋末期至戰(zhàn)國初期，當也無疑注；《孟子》一書的作者主要是孟子本人，并于其生前已完成（“萬章之徒”參與）；《莊子》系莊子及其門生后學所撰，其中內(nèi)篇部分一般公認為莊子自撰。

既然上述幾部散文著作的產(chǎn)生年代均在屈原之前，作為自幼好學，“博聞強記”的屈原，曾經(jīng)讀過并曾受到影響是完全有可能的。

以下我們試分別就各部散文著作與屈騷的關(guān)系作些對照、比較，看看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

第一，《老子》。

縱觀《老子》一書，五千余言均疾徐長短韻文注，這些文句，詞約義豐，頗富哲理，與屈騷對照，在句式上兩者較相吻合，都長短參差。

書楚語——這本是屈騷的顯著特征之一，而在《老子》中早有體現(xiàn)?！独献印芬粫\用楚語處比比可見，如楚語氣詞“兮”字，這是屈騷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字，《老子》中出現(xiàn)了二十四次之多，第十五章尤其集中：“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庇秩绯l(fā)語詞“夫唯”，《老子》中凡十見?！独献印分衅渌Z還有“五味令人口爽”（第十二章），王逸《楚辭章句·招魂》注有云：“楚人名羹敗曰爽?！薄八毕党Z?！吧崎]，無關(guān)鍵不可開”（第二十七章），《方言》有云：“戶鑰自關(guān)而東，陳楚之間謂之鍵，字亦作。”“鍵”系楚語?！拔釋⒁詾榻谈浮保ǖ谒氖拢?，《方言》有曰：“凡尊老南楚謂之父。”“父”系楚語。等等。

考察《老子》與屈騷的聲韻，我們發(fā)現(xiàn)，兩者在韻部上極多相合處。茲舉朱謙之撰《老子校釋》附錄“老子韻例”所云，以資說明：

以上是關(guān)于韻的比較，說明《老子》與楚辭間的關(guān)系。下面再看藝術(shù)手法與句式。

一般認為，屈騷中大量運用的比興手法，是繼承《詩經(jīng)》基礎(chǔ)上的發(fā)展。這自然不錯。但我們也應(yīng)同時看到，以形象的比喻闡發(fā)富有深邃哲理的手法，《老子》中運用得不少。如第五章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逼c狗原系一種結(jié)草為狗作為祭祀用的巫祝之物，老子這里將其為譬，說明人對芻狗無所謂愛憎，天地對于萬物，圣人對于百姓亦如此，從而宣揚“無為”的觀點。又如第八章，以水為喻，表現(xiàn)以“無私”達到自私的目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钡诹恼乱酝ㄋ仔蜗蟮谋扔鳎U述事物變化、發(fā)展的觀點：“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對照屈騷，尤其《離騷》一詩，屈原以香花美草喻圣賢君臣，并作為飾身取悅于人的象征，藉此寄寓自己的修身，追求人格美的內(nèi)涵；以惡鳥臭物比奸黨小人，發(fā)抒滿腔憤恨之慨，體現(xiàn)了愛憎鮮明的感情立場；這種比喻中有深層寄托的手法，不能否認《老子》影響的痕跡。

在句式上，屈騷更有與《老子》如出一轍的地方，從中明顯可見承襲、仿效之跡?！稘O父》篇中，作者寫道：“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薄独献印返诙略疲骸氨娙宋跷酰缦硖?，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余，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兮其若無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眱上啾日?，何其相似乃爾。又，《遠游》曰：“載營魄而登霞兮?！蓖跻荨冻o章句》注：“‘抱我靈魂而上升也?！铀萍从美献诱Z?！彼岳献诱Z為：“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第十章）

第二，《論語》和《孟子》。

《論語》和《孟子》兩書分別為記載孔子、孟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它們在文體風格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為了更形象地表現(xiàn)人物的思想與言論，大量地載錄了人物的對話；可以說，比較集中地以對話形式入文的方式，在散文史上始于《論語》、《孟子》。這種方式，屈騷中也不時可見： 《離騷》中寫女媭“申申其詈予”及主人翁“就重華而陳詞”，就有直錄人物對話的跡象；比較典型的，如《卜居》、《漁父》兩篇，通篇即是對話體例，通過一問一答，展示人物性格與形象，闡明主題思想注。

如將《論語》、《孟子》與屈騷有關(guān)篇章作句式對比，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明顯的類似之處。例如：

從以上句式比照中，我們很難否認，它們之間存在著影響或承襲關(guān)系。

第三，《莊子》。

《莊子》與屈騷客觀上有一個共同點： 都是南方人所作，都產(chǎn)于南方。兩者雖出于不同經(jīng)歷和追求的作者之手，卻在風格上有相類的地方——體現(xiàn)了浪漫主義風格色彩。它們都如魯迅所言：“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保ā赌α_詩力說》）在“敘事紀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方面，也正像劉師培所說，屈騷與莊子相同（《南北文學不同論》）。正由于都體現(xiàn)了浪漫主義特色，因而兩者成了中國文學史上兩種流派（積極與消極）浪漫風格的代表。當然，我們不能斷言，屈騷的浪漫風格系受莊子影響而生，然而地域和時間上的客觀條件，使屈原可能有所沾溉，這種因素恐怕還是存在的。

我們?nèi)舯容^兩者的句式與所用詞匯，更可以看出兩者間的關(guān)系注。

有趣的是，《莊子》有《漁父》篇，寫孔子游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弦歌鼓琴，恰有漁父過而聽之，與子路對問，引起孔子興趣，孔子至于澤畔，并與漁父作了一系列問答。而屈騷的《漁父》基本線索也是如此，屈原遭放后，游于江潭，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之，兩人于是開始了一問一答。不同者在于： 前者突出了漁父所言有道，引起孔子敬之；后者以漁父作陪襯，反映屈原的不與世俗同流合污。雖然我們尚不能斷言，屈原的《漁父》一定系受《莊子·漁父》影響啟發(fā)而作，因為《莊子·漁父》系《莊子》的雜篇部分，其作者與創(chuàng)作時間迄無定論，但是，兩者對比的結(jié)果，又不能不使人們產(chǎn)生疑問： 兩者是否存在影響關(guān)系？抑或純屬巧合？

以上我們分別對產(chǎn)生于屈騷之前的諸子散文與屈騷本身作了比較、對照、分析，發(fā)現(xiàn)它們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的聯(lián)系，正如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教》中所說：“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為屈原賦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余風，此其所以異于后世辭章之士也?！闭\然，所謂“兼諸子之余風”，首先應(yīng)指諸子思想，這是無可非議的，前人對此論述已多，而我們這里所要強調(diào)的是，除了思想成分外，文學形式也是不可偏廢忽略的，它是“散文化”的重要因素。

口頭文學——神話傳說

楚辭文學先源的又一組成部分，是上古時代的口頭文學——神話傳說，它憑著后人付諸文字，得以傳世。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曾精辟指出：“在野蠻期的低級階段，人類的高級屬性開始發(fā)展起來?！胂?，這一作用于人類發(fā)展如此之大的功能，開始于此時產(chǎn)生神話、傳奇和傳說來記載的文學，而業(yè)已給予人類以強有力的影響?！背o中記載了大量的神話傳說，是我國古代保存神話傳說資料較多者之一（《天問》最多，《離騷》、《九歌》、《招魂》等次之），這表明，屈原創(chuàng)作楚辭曾深受古代神話傳說的影響，并將其融入自身的作品，構(gòu)成作品豐富的內(nèi)容和奇幻的特色。

楚辭借鑒的神話資料由何而來？從迄今尚存者看，我國古代少有長篇完整的，大多為零星斷片。其原因在于封建文化的正宗——儒家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唯一學問，鄙視采錄神話，所謂“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史記·五帝本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太古荒唐之說，俱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無光大，而又有散亡”（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包S帝四面”，本言黃帝有四張臉，孔子卻釋為：“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保ā短接[》卷七十九引《尸子》）“黃帝三百年”，本言黃帝活了三百歲，孔子釋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大戴禮·五帝德》）如此，則神話大量湮滅，存者亦殘缺不齊。次之，中國史學發(fā)達早，孔子時代即有《尚書》、《春秋》，儒家竭力將神人化，以理性詮釋神話，致使神話歷史化。種種原因，導致神話不發(fā)達，神話資料缺乏。然即使如此，屈原所居南方楚國依然神話豐富，資料不乏，有《山海經(jīng)》、《莊子》，以及屈原以后的《淮南子》等。考其原因，關(guān)鍵在于南楚的社會特點異于北方。古代神話最初由宗教嬗演，并藉宗教得以保存、流傳。宗教在南方遠較北方為深。楚宗教巫術(shù)盛行，自然為神話流傳提供了條件和場所?！墩f文解字》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薄耙牐荦R肅事神明者。”《國語·楚語》曰：“古者神明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如是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敝祆洹冻o集注·九歌·東皇太一》曰：“古者巫以降神……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可見古者巫覡之職本以降神，巫以歌舞降神，神借巫口言語。楚的巫風盛行，自然為神話發(fā)達創(chuàng)造了先天的有利條件。

那么，楚辭的神話資料究竟從何而來呢？筆者認為，除了口頭傳說之外，由文獻和文物考古分析，主要來源和依據(jù)是當時的壁畫和《山海經(jīng)》。

首先，不難推斷，《天問》大多源自壁畫。王逸言之有理：“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jīng)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保ā短靻栃颉罚┩跻葜油跹訅邸遏旍`光殿賦》亦曰：“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孔子家語》載：“孔子觀于明堂，睹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保ɡ钌啤段倪x》注引）從楚社會看，巫風盛，自然“先王之廟”“公卿祠堂”多，這些廟、堂壁上刻畫天地山川、神靈古怪、圣賢人物，也就不足為奇。由神話古籍《山海經(jīng)》看，也可證實圖畫先于文字。茅盾先生認為，《山海經(jīng)》大約是當時九鼎圖象及廟堂繪畫的說明注。顧頡剛先生說：“這部書（指《山海經(jīng)》）本來是圖畫和文字并載的，而圖畫更早于文字。”注袁珂先生認為，《山海經(jīng)》一書，尤其《海經(jīng)》部分，大致是先有圖畫，后有文字，文字因圖畫而作注。他們的看法說明，《山海經(jīng)》一書，很可能是廟堂壁畫描摹后配以說明性文字而匯纂成籍。

除壁畫外，楚辭借鑒的另一途徑即《山海經(jīng)》。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謂： 《山海經(jīng)》，“今所傳本十八卷，記海內(nèi)外山川神祇異物及祭祀所宜，以為禹益作者固非，而謂因楚辭而造者亦未是；所載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與巫術(shù)合，蓋古之巫書也，然秦漢人亦有增益。”據(jù)考，《山海經(jīng)》除少數(shù)篇章外，大多均產(chǎn)生于《楚辭》時代之前，是一部由楚人在楚地寫成的古巫書注。讓我們試比較一下《山海經(jīng)》與楚辭，會發(fā)現(xiàn)諸多相似或相吻合之處注。

《山海經(jīng)》和楚辭中都記載了大量有關(guān)龍鳳之形跡。龍和鳳是我國古代的圖騰。遠古時代，曾有過圖騰崇拜，最早有史可稽的是《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灶呿溡詠?，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庇墒份d推測，南方楚人的圖騰是蛇，《說文》云：“蠻，南蠻，蛇神?！焙笠陨邽檐|干，雜以它動物的頭、角、足等，演變成了想象物——龍。從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直至夏商時期，龍和鳳（東夷族圖騰）成了兩面圖騰旗幟，并由此化生了許多神話傳說。比較《山海經(jīng)》和楚辭，前者偏重于龍鳳形貌描繪，后者側(cè)重龍鳳動態(tài)寫生，藉以登天飛仙。試看，《山海經(jīng)·南山經(jīng)》：“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薄捌渖窠匀松睚埵??！薄逗Ｍ馕鹘?jīng)》：“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薄按髽分跋暮髥⒂诖藘惥糯?；乘兩龍，云蓋三層?！薄洞蠡谋苯?jīng)》：“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大荒北經(jīng)》：“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謂燭龍。”《南山經(jīng)》：“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大荒南經(jīng)》：“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以上是《山海經(jīng)》所載之龍鳳。下面再看《楚辭》所敘。《九歌·云中君》云：“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薄断婢罚骸榜{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薄洞笏久罚骸俺她堎廪O轔，高駝兮沖天?！薄渡娼罚骸榜{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薄峨x騷》：“駟王虬以乘鹥兮，溘埃風余上征?！薄胞[鳳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薄盀榘她堉牝曩猓d云旗之委蛇?！薄傍P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钡鹊?。

《山海經(jīng)·五藏山經(jīng)》順序排次是： 《南山經(jīng)》、《西山經(jīng)》、《北山經(jīng)》、《東山經(jīng)》、《中山經(jīng)》；《海外經(jīng)》與《海內(nèi)經(jīng)》四篇依次排序亦是： 南、西、北、東。比較《離騷》，其記漫游神國的第一次路線是： 蒼梧（南）、懸圃（西）、咸池（北）、扶桑（東），與《山海經(jīng)》上述方位順序吻合。這種南在首位的順序無疑表明作者重南，這與作者為楚人，作品產(chǎn)于楚地有關(guān)；其次是西，這同西方是昆侖山所在地、而昆侖山是傳說中的天帝居處有關(guān)?！峨x騷》的第二次漫游神國路線方向純屬西方，“朝發(fā)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凡恢芤宰筠D(zhuǎn)兮，指西海以為期?！薄渡胶＝?jīng)》則將昆侖作為神話中心，置昆侖于重要地位。試比較《山海經(jīng)》描敘昆侖山和楚辭寫向往、神游昆侖的文字，可辨兩者關(guān)系。《西次三經(jīng)》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有獸焉……有鳥焉……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是多怪鳥獸?！薄逗?nèi)西經(jīng)》云：“海內(nèi)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薄毒鸥琛ず硬罚骸暗抢鲑馑耐娘w揚兮浩蕩?！薄短靻枴罚骸袄鰬移?，其凥安在？”《涉江》：“登昆侖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悲回風》：“馮昆侖以瞰霧兮，隱山以清江?！薄峨x騷》：“邅吾道夫昆侖兮，路修遠以周流。揚云霓之暗靄兮，鳴玉鸞之啾啾?！?/p>

《離騷》中，詩人被女媭責罵后，為接受帝舜指導，“濟湘沅以南征”，來到蒼梧。考《山海經(jīng)》，蒼梧，楚人認作舜葬之地。《海內(nèi)南經(jīng)》：“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薄逗?nèi)經(jīng)》：“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庇?，《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薄白唷毒鸥琛范琛渡亍焚?，聊假日以偷樂?！薄短靻枴罚骸皢⒓e商，九辯九歌。”《遠游》：“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逼渲小啊毒鸥琛贰薄啊毒派亍贰本鲎浴渡胶＝?jīng)》?！逗Ｍ馕鹘?jīng)》：“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焙萝残小渡胶＝?jīng)箋疏》曰：“《九代》，疑樂名也。《竹書》云：‘夏帝啟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洞蠡奈鹘?jīng)》亦云：‘天穆之野，啟始歌《九招》?！屑瓷匾?。疑《九代》即《九招》矣?！庇?，《山海經(jīng)·中山經(jīng)》所述武羅，“蓋《楚辭·九歌·山鬼》所寫山鬼式的女神也?！∫X’，所以‘窈窕’‘宜笑’；‘赤豹文貍’或即‘人面豹文’之演化；‘荀草服之美人色’，山鬼所采‘三秀’，說者亦謂是使人駐顏不老的芝草之屬；而山鬼所思之‘靈修’，亦此武羅所司密都之‘帝’，均高級天神也?！?span >注又，《中山經(jīng)》云：“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瓢風暴雨。”汪紱云：“帝之二女，謂堯之二女以妻舜者娥皇女英也。相傳謂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二妃奔赴哭之，隕于湘江，遂為湘水之神，屈原《九歌》所稱湘君、湘夫人是也?！?span >注《楚辭·九歌·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即詠其事也。注又，《大荒西經(jīng)》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焙萝残小豆{疏》云：“《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短靻枴吩疲骸畣⒓e商，《九辯》《九歌》。’是賓、嬪古字通。棘與亟同。蓋謂啟三度賓于天帝，而得九奏之樂也。故《歸藏鄭母經(jīng)》云：‘夏后啟筮，御飛龍登于天，吉?！闭^此事?！吨軙ね踝訒x篇》云：“吾后三年，上賓于帝所?！币嗥渥C也。又，《海內(nèi)北經(jīng)》：“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惫薄渡胶＝?jīng)注》云：“冰夷，馮夷也?！痘茨献印吩疲骸T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庇?，《天問》云：“應(yīng)龍何畫？河海何歷？”《山海經(jīng)》有曰：“禹治水，有應(yīng)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天問》云：“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山海經(jīng)》有曰：“浮山有草，其葉如枲。”“南海內(nèi)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年而出其骨。”《天問》云：“鯪魚何所？鬿堆焉處？”《山海經(jīng)》曰：“西南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鯪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薄短靻枴酚性疲骸俺錾頊龋斡诿捎??！薄洞笳小酚性疲骸盎旰鯚o東，湯谷寂寥只！”《海外東經(jīng)》曰：“黑齒國……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大荒東經(jīng)》曰：“大荒之中……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另外，如流沙、赤水、不周山、扶桑、若木、崦嵫等許多地名，以及其他人物名、草木蟲魚名等，楚辭與《山海經(jīng)》重合者更是不勝枚舉。宋人吳仁杰撰《離騷草木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大旨謂《離騷》之文，多本《山海經(jīng)》，故書中引用，每以《山海經(jīng)》為斷”。此論恐不無道理。

鑒此，筆者認為，除了兩者同產(chǎn)楚地、同出楚人之手是一原因外，《楚辭》曾受《山海經(jīng)》影響，甚而受其啟發(fā)并有所借鑒與運用，應(yīng)是可資解釋的又一原因。

至此，我們分別論述了楚辭與神話傳說的關(guān)系，以及楚辭借鑒、汲取神話傳說兩大材料來源——壁畫與《山海經(jīng)》的來龍去脈，這對我們更好地讀懂與了解楚辭是有相當意義的。

以上我們分別從歷史、文化、文學等諸方面，對楚辭的產(chǎn)生作了比較全面、深入的探討，由此，使我們比較清楚地明白，楚辭之所以產(chǎn)生于戰(zhàn)國時代的楚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深厚、廣泛的社會條件、地理環(huán)境、民族文化等各種因素，這對我們更好地了解楚辭，并透過楚辭作品了解楚文化、楚國歷史與社會，以及屈原其人，都是甚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