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從韶山到長沙(1893年—1920年)

毛澤東歷史瞬間 作者:羅胸懷 著


小毛澤東的“修身”

毛澤東讀私塾的時候,一次塾師鄒春培有事外出,囑咐學生溫書。當書讀熟后,毛澤東就和幾個同學到私塾前的池塘里戲水。鄒春培回校見到后,非常生氣,要學生對對子,對不出就要用竹板打手心。對子出的是“濯足”。取意《孟子》中“滄浪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毛澤東不假思索就對以“修身”。取意于《大學》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鄒春培不禁連連點頭。后來,鄒春培誠懇地對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說,潤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學比我高,我已經(jīng)教不了啦。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出自《禮記·大學》,這是儒家思想傳統(tǒng)中知識分子尊崇的信條。以自我完善為基礎,通過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幾千年來無數(shù)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

毛澤東對對聯(lián)的故事,應該是他最早表現(xiàn)出來的才氣,這也正是他成大器的開始。后來,毛澤東在筆記本上寫下:“夫以五千之卒,敵十萬之軍,策罷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如此而欲圖存,非奮斗不可。”

一家有“兩個黨”

毛澤東說自己家里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是“執(zhí)政黨”?!胺磳h”是由毛澤東、毛澤東的母親和弟弟所組成的,有時甚至雇工也在內(nèi)。不過,在反對黨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之中,意見并不一致。母親主張一種間接進攻的政策。她不贊成任何情感作用的顯明的表示以及公開反抗“執(zhí)政黨”的企圖。她說這樣不合乎中國社會的規(guī)矩。

在毛澤東13歲時,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就是與父親辯論時,引經(jīng)據(jù)典,站在父親的立場上和他辯論。毛澤東的父親常責備他不孝和懶惰。毛澤東則引用經(jīng)書上的話來和他相對,說做父親的應該慈愛。至于說他懶惰,毛澤東的辯解是大人應較小孩子多做工作,而父親的年紀既然比毛澤東大上三倍,就應該做更多的工作。毛澤東并且說,到了父親那樣大的時候,自己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這說明,站在對方的立場上維護自己的真理,可能更合乎中國的國情,也可能讓對方容易接受。

有“執(zhí)政黨”和“反對黨”,自然就有不同的聲音或是對抗。

毛澤東7歲在本村一個小學讀書,一直到13歲?!懊刻烨逶绾屯砩希以谔锢镒龉?。白天就讀《四書》。我的塾師管教甚嚴。他很嚴厲,時常責打學生。因此,我在13歲時,便從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為那個城是在某處一個山谷里面的。我漂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這時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過是繞來繞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過距家約八里?!?/p>

這是在1937年的時候,毛澤東向美國記者斯諾口述了這件事情。毛澤東還說回家之后,出乎自己的意料,情形反而好了一點,父親比較能體諒他了,塾師也較前來得溫和。

這是毛澤東一次成功的抗議,享受到抗議所收獲的成果。面對“壓迫”就應該有抗爭,而且要靠自己抗爭,所以說“世界上從來就沒有救世主”。

毛澤東對父親最大的“忤逆不孝”是婚姻上的對抗。毛澤東14歲時,父親按照封建陋習,給他包辦娶了一個20歲的媳婦羅氏。但是毛澤東堅決拒絕,一直不承認這樁“婚事”。父親雖然不滿意,但也只是徒呼奈何。

現(xiàn)在看來,毛澤東對父親的“叛逆”,并不是一般綱常倫理意義上的反叛,而是對父親身上所表現(xiàn)出來的壓迫人甚至剝削人的不平等現(xiàn)象、觀念的反叛和抗爭,表現(xiàn)了少年毛澤東對一種平等、美好社會生活的朦朧的最初追求。

毛澤東在13歲左右的時候,有一天他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中來。在他們的面前,毛澤東與父親發(fā)生了爭執(zhí)。父親當眾罵他,說他懶惰無用。這使毛澤東大發(fā)其火,繼而離家。毛澤東的母親在后面追他,勸他回去。父親也追他,同時罵他,命令他回去。毛澤東走到一個池塘的邊上,對他父親威脅道,如果再逼近一點,便跳下去。在這個情形之下,雙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內(nèi)戰(zhàn)”。他的父親一定要他賠不是,并且要磕頭賠禮,毛澤東提出要求說,如果父親同意答應不打他,他可以屈一膝下跪。這樣結束了這場“戰(zhàn)事”。從這一次事件中,毛澤東明白了一個道理,當他用公開反抗來保衛(wèi)自己的權利時,他的父親就客氣一點;當他怯懦屈服時,父親打罵得就更厲害。

毛澤東的第一導師

毛澤東自小受母親的影響,母親的高尚風范,對他的影響貫穿了整個人生。母親無疑是毛澤東人生的第一導師。

毛母文素勤從小生長在一個和睦且充滿親情的家庭。她有一雙慈祥的眼睛和一顆善良的心。少年毛澤東有他父親那樣健壯的體格,但他那圓圓的臉龐、寬闊的前額、和善而充滿智慧的眼睛,則更像他的母親。

文素勤篤信佛教,并曾力圖將宗教信仰灌輸給毛澤東,曾使幼時的毛澤東一度成為一名對神佛深信不疑的男童信徒。

毛澤東曾對斯諾說:“我父親毛順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親信佛卻很虔誠。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為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笨梢娔菚r毛澤東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后來,毛澤東愈來愈懷疑神佛了。毛澤東的母親注意到這一點,責備他不該對神佛冷淡。不信神的毛順生,有一天出去收賬的時候,在途中碰見一只老虎。老虎立即驚逃而去,毛順生卻格外地害怕。后來他對這次奇跡的逃生仔細思索,他開始想是不是開罪了菩薩。自那時起,毛順生對于菩薩恭敬起來,有時也燒燒香。但是毛澤東愈來愈不信神佛。

關于毛澤東的這段信仰,周恩來有這樣一段文字:“毛主席常說,他是從農(nóng)村中走出來的孩子,開始也是迷信的……一般地說,在那樣的封建社會里,不管農(nóng)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長在十九世紀末的農(nóng)村里,不可能沒有一點迷信?!?/p>

作家蕭三在《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中,記載了毛澤東少年時代關心和幫助別人的故事?!耙荒甓?,毛澤東在去學校讀書的路上,遇到一個窮苦的青年在風雪里只穿著一件單衣,凍得渾身直打戰(zhàn)。毛澤東立即過去親切地詢問他家中的情況。當了解到他家境貧寒時,非常同情,毅然脫下自己的一件夾衣給了這位青年。等到假期回家,母親曬衣服時發(fā)現(xiàn)少了一件,問其原因,毛澤東才把情況說了出來?!?/p>

毛澤東在讀私塾時,由于離家較遠,和許多同學一樣自帶午飯。一天,毛澤東發(fā)現(xiàn)一位同學在大家吃飯時,獨自跑到外邊去撿柴,好像在有意回避大家。

原來這位同學因為家里貧窮,時常無米下鍋,所以沒有帶飯。毛澤東就把自己的午飯分了一半給他。放學回家后,他放下書包就跑到廚房去弄飯吃。母親以為是午飯帶少了,第二天換了個大碗給他帶飯,可兒子回來后還是跑到廚房弄飯吃來填飽肚子。母親問他怎么這些天總吃不飽飯。毛澤東將真實情況告訴了母親。母親沒有責怪他,還高興地對他說:“你這樣做是對的,只是不該瞞著我,應該對我講清楚,給你帶兩份,省得你們兩個都吃不飽?!?/p>

毛澤東一直記得這個情真意切的往事,給許多人講起過他母親的高尚品德。

毛澤東十分敬重母親。在辦完母親的葬禮,回到長沙,毛澤東還飽含熱淚在給他的同學、好友鄒蘊真的一封信中給予了母親高度的評價,信中寫道:“世上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損人的人;可以損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親屬于第三種人?!?/p>

東山學堂的“建國才”

1910年秋天,毛澤東離開韶山,去湘鄉(xiāng)的東山學堂讀書。臨行前,他改寫了一首詩,夾在父親每天必看的賬簿里:

孩兒立志出鄉(xiāng)關,

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生無處不青山。

這首詩是少年毛澤東走出鄉(xiāng)關、奔向外面世界的宣言書,表明了他胸懷天下、志在四方的遠大抱負。

毛澤東在東山學堂時,表哥文園昌曾借給他一套自己保存的《新民叢報》合訂本。他讀了又讀,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來,還寫下一些批注。在第四號上的《新民說》第六節(jié)“論國家思想”處,他寫到:“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xiàn)今之英、日諸國;后者,如中國數(shù)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p>

這是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毛澤東最早的政論文字,表明他當時對君主立憲和封建專制兩種國家體制的理解。梁啟超的《新民說》深入接觸到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主張從“變化民質(zhì)”入手來尋求社會改革的途徑。這個思路開“五四”時期主張改造國民性的先河,對毛澤東的影響也持續(xù)了較長時期,他以后組織的新民學會的本源也應該從這而來。

在東山學堂期間,毛澤東寫過《救國圖存論》之類的作文,抒發(fā)了自己的愛國熱情和救國志向,受到教員的贊賞,批語道:“視似君有仙骨,寰觀氣宇,似黃河之水,一瀉千里?!逼溟g,毛澤東為自己取名“子任”,既有以梁任公啟超先生為師從事救國救民事業(yè)的意思,又蘊含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壯志和堅定信念。在名字中,毛澤東表達了要把救國救民作為自己崇高的責任,要擔負這種責任就要有各方面的知識才能。校長李元甫知道后,大加贊賞:“我們學堂錄取了一名建國才?!?/p>

后來在延安,毛澤東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在東山學堂學習的情境時說:“這是我第一次到離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時我16歲。在這所新學堂里,我能夠學到自然科學和西學的新學科?!泵珴蓶|曾感嘆:“那一年,我是‘土包子’進了洋學堂,對康有為、梁啟超,可以說是崇拜得很呢!”在東山學堂的這段學習歷程,毛澤東從“四書五經(jīng)”開始接受自然科學和西方新學科,對他的人生或思想是一個轉折。

“二十八畫生”的交友帖

1915年9月,毛澤東用“二十八畫生”落款《征友啟事》,貼在長沙各校的告示欄中。

當時毛澤東在湖南省第一師范讀書,感到交際范圍太小,決定到更大范圍里去物色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毛澤東便用古典文體向長沙各校發(fā)出了一則《征友啟事》,啟事的大意是邀請有志于愛國工作的青年做朋友,并指明要結交堅強剛毅、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結尾處說:“愿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這分別出自《詩經(jīng)》里的《伐木》和《正月》兩篇。以古雅之意示人,表示所征之友當為不俗之輩。

這個啟事曾給毛澤東帶來了麻煩。當時一所女校的校長找到第一師范,打聽毛澤東在學校的品行,怕他是閑著沒事,借征友為名找異性朋友。

啟事發(fā)出后,有關征友的情況,毛澤東在當年9月27日寫信告訴好友蕭子升說:

近以友不博則見不廣;少年學問寡成,壯歲事功難立,乃發(fā)內(nèi)宣,所以效嚶鳴而求友聲,至今數(shù)日,應者尚寡。茲附上一紙,貴校有賢者,可為介紹。

毛澤東將此事也寫信告訴了黎錦熙??梢姡瑢ふ揖哂泄餐叛?、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毛澤東心中是多么重要。

應征的人不多,但也有一些真朋友,如毛澤東二十多年后說:“一共三個半人?!逼渲兄皇橇_章龍。

羅章龍,當時是長沙長郡中學的學生,他看到啟事后以“縱宇一郎”的化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引用《莊子》上的話說:“空谷足章,跫然色喜?!?/p>

毛澤東接信后約定在定王臺湖南省圖書館見面。

他們兩人第一次見面,足足談了三個小時,內(nèi)容廣泛,國內(nèi)外政治、經(jīng)濟、宇宙人生、治學方略、新舊文學、史學評價等無所不談。臨別時,毛澤東表示:“愿結管鮑之誼?!辈谝院蟪R娒?。羅章龍返校后寫了首題為《長沙定王臺初晤二十八畫生》的五言律詩:

白日城東路,嫏環(huán)麗且清。

風塵交北海,空谷見莊生。

策喜長沙傅,騷懷楚屈平。

風流期共賞,同證此時情。

羅章龍后來在《椿園載記》中回憶到:

我們談得最多的,還是關于治學和新舊文學的評價,談到音韻改革,二人主張以曲韻代詩韻,以新的文學藝術,代替“高文典冊”與宮廷文學。在舊文學著作中,我們對《離騷》很感興趣,主張對《離騷》賦予新的評價。關于治學問題,毛澤東認為,對于宇宙,人生、國家、教育等,均有茫然之感,主張在學問方面用全副力量向宇宙、國家、社會作窮源究委的探討,研究有得,便可解釋一切。

之后,他們交往較多,常約晤談。最快意的事情,大概是觀覽名勝古跡了。他們來到長沙和附近的拖船埠,那里有一座禹王碑,傳說大禹在那里拖過船。他們尋訪屈原住過的玉筍山、紀念賈誼的太傅祠以及杜甫流浪長沙時在岳麓山住過的崇德寺、辛棄疾在長沙練兵的舊址飛虎營。有一次,他們從朱張渡(因朱熹在岳麓書院,張栻在城南書院講學,時常在此渡江而得名)過湘江登岳麓宮,一時興起,便聯(lián)句吟成一首五律:

共泛朱張渡,層水漲橘汀。

鳥啼楓徑寂,木落鶴泉瀅。

攀險呼儔侶,盤空識健翎。

赫曦聯(lián)韻在,千載德猶馨。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提及這段經(jīng)過說:

我這時感到需要結交一些親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志于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lián)系。我指明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志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答來自羅章龍,他后來參加了共產(chǎn)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后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鞍搿眰€回答來自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的話之后,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fā)展起來。

當時,毛澤東還同蔡和森、何叔衡、張昆弟、陳昌、陳紹休等人因聯(lián)系較多、觀點相近而成為好友。他們經(jīng)常聚會一起,研究治學做人修身救國的道理。交友互助的初步實踐,使毛澤東更加感到:要獲得更多的學問,開拓視野和活動范圍,做一番救國救民的大事業(yè),必須聯(lián)合更多的同輩青年,建立一個比較嚴密的團體組織,才會有更加強大的力量,才會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作為。

毛澤東的這個建議一提出來,立即得到普遍的贊同。1918年4月14日,成立了新民學會,成立大會在岳麓山下劉家臺子蔡和森的家中舉行。出席成立大會的有蕭子升、蕭三、何叔衡、毛澤東、陳贊國、鄒鼎丞、張昆弟、蔡和森、鄒蘊真、陳書農(nóng)、周明諦、葉兆楨、羅章龍等。會上討論和通過了新民學會章程,討論了發(fā)展會員的問題,選舉蕭子升為總干事,毛澤東、陳書農(nóng)為干事,還討論了會員出省、出國等問題。一個由志愿救國救民的青年知識分子集合而成,充滿朝氣的進步團體誕生了。

當時,許多中國人紛紛走出國門,向西方學習,尋求救國救民之道。而日本維新早,接受西方科學技術早,且卓有成效。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有上萬人,其中湖南人也不少。新民學會決定派羅章龍等去日本學習,羅章龍在兩年前就給自己取了日本名字縱宇一郎,去日本自然很愿意。

行前,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其他成員來到長沙北門外的平浪宮聚餐,為羅章龍餞行。分別時,毛澤東又到碼頭送行,當面交給一個信封,說內(nèi)有一首詩相贈,這便是他以“二十八畫生”化名寫的《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

云開衡岳積陰止,天馬鳳凰春樹里。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

君行吾為發(fā)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

洞庭湘水漲連天,艨艟巨艦直東指。

天端散出一天愁,幸被東風吹萬里。

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稊米。

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

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宮前友誼多,崇明對馬衣帶水。

東瀛濯劍有書還,我返自崖君去矣。

浩歌壯行,鯤鵬勵志,羅章龍此次東行,實際上是代表新民學會在尋求救亡圖存,強國富邦之道,毛澤東希望羅章龍、新民學會的會友們,都能擔當整頓乾坤的責任。因此,“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名世于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馀子?!北硎隽嗣珴蓶|意識到歷史內(nèi)容的深刻,以及中國當時正處于需要產(chǎn)生歷史巨人的時代。

羅章龍抵達上海后,正值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最后通牒的日子,日本政府當局以暴力壓迫中國留學生的愛國行動,迫使一部分人回國。羅章龍在上海滯留期間,接觸到一些從北京、天津南歸同學,得知北京一些學校正醞釀新思潮的動向,十分向往,后來進入了北京大學。

24歲寫成《心之力》

《心之力》寫于1917年,那時毛澤東在第一師范,只有24歲,撰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并獲得到了楊昌濟老師的高度評論,給了他滿分。

毛澤東在文章的開篇寫道: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細微至發(fā)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萬物皆為思維心力所驅使。

博古觀今,尤知人類之所以為世間萬物之靈長,實為天地間心里最致力于進化者也。

毛澤東用自己的宇宙觀揭示了宇宙萬物之運行規(guī)律,提倡促動并激發(fā)宇宙正義道德之思維能量。同時指出,人類之所以為世間萬物之靈長,實為天地間心力最致力于進化者,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應該有更高的對世界和社會和諧關愛的精神信仰。

夫中華悠悠古國,人文始祖,之所以為萬國文明正義道德之始作俑者,實為塵世諸國中最致力于人類自身與天地萬物間精神相互養(yǎng)塑者也。蓋神州中華,之所以為地球文明之發(fā)祥淵源,實為諸人種之最致力于人與社會與天地間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

古中華先賢道法自然,文武兼?zhèn)洌\籌天下,何等的揮灑自如,何等的英杰偉倫。然天妒英杰,愚昧叢生,國人于邪魔強盜陰險心力滲透、攻擊治下,漸漸失憶,泱泱中華眾生卻敗于甘愿自卑沉淪、散弱。

有德者心力難濟,無德者霸擁民眾所賦世權以為私勢,神器私用,貪腐國賊舉家富貴,萬眾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則國力日衰,國力衰則國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內(nèi)可誘發(fā)天災兵禍,朝代更迭,官僚、商賈、農(nóng)工、學者盡難免沉淪;外可誘引強盜來犯,到頭來看,國賊、漢奸、軍民、學生均家破人亡。

在文章中,毛澤東揭露在倭寇和西方列強對中華國民習俗、心理、精神、文化和政治決策層群體方面隱秘誤導與破壞下,中國統(tǒng)治階層長期以來政治腐敗,禍國殃民。毛澤東熟讀歷史,站在時空制高點高瞻遠矚,闡述每一個中華民族子孫都是國家強盛的細胞,每一個平民的身心被壓抑、被殘害致使的衰弱都會直接導致國家民族的衰敗。

針對這些,毛澤東提出:

若欲救民治國,雖百廢待興,惟有自強國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謀劃,然民眾思維心力變新、強健者是為首要之捷徑!

心力變新、強健者首應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懲治賣國、漢奸、洋買辦之洋奴愚眾,明戒不義浮財絕善終。以國家民族之新生心力志向締造世界仁德勇武文明之新學,新學為思想理論之基石、棟梁,新學不興,御敵難成。

毛澤東同時提出,青年人在繼承中華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基礎上,更要以“開放胸懷”接受西方文化,關注工業(yè)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巨變,要引進和吸收優(yōu)秀養(yǎng)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強國之夢。

故當世青年之責任,在承前啟后繼古圣百家之所長,開放胸懷融東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勝列強之產(chǎn)業(yè),與時俱進應當世時局之變幻,解放思想創(chuàng)一代精神之文明。破教派之桎梏,匯科學之精華,樹強國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于天下!愿與志同道合、追求濟世、救世真理者攜手共進,發(fā)此弘愿,世世不輟,貢獻身心,護持正義道德。

毛澤東對東西方文化和產(chǎn)業(yè)強國已有深刻的認識,如何“與時俱進應當世時局之變幻”,如何“解放思想創(chuàng)一代精神之文明”,都有自己的主張。當年被稱為建國之才的救世奇文《心之力》。

青年毛澤東其心境早已獨步天下,以匡世濟民之心,拯救人類之志而奮發(fā)進取,終于建立不朽的偉業(yè)。

北大的“臨時工”

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24名青年,坐火車離開長沙去北京,毛澤東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到北京去呢?那是為了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離開湖南。

到北京后,由于赴法的準備工作尚未準備就緒,當時已經(jīng)在北大任教授的楊昌濟看到毛澤東面臨經(jīng)濟上的困難,便推薦他到李大釗主管的北大圖書館工作,擔任圖書管理員。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北大的一名“臨時工”。

毛澤東對這份工作還算滿意,每月不但有八塊大洋的工資,“在這里能多讀書,又能廣交朋友,何樂而不為呢?”后來,毛澤東放棄了赴法勤工儉學的機會,他認為“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不多,我待在中國或許更有用”。

毛澤東在北京除見到了李大釗外,還見到了陳獨秀、胡適、梁漱溟等許多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但是,由于“并未料到后來的種種困難”,毛澤東出洋未能成行。毛澤東始終是主張出洋的,他稱自己“是一個主張大留學政策的人”。一方面,他主張吸收西方知識;另一方面,毛澤東堅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國實際國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學習外國,并且對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態(tài)度。這確有其不同流俗之處,也是他以后能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契機。

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又是新文化運動的發(fā)源地。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各種思想、學術在這里爭奇斗艷,新文化運動漸漸進入高潮。這種氛圍,是毛澤東在湖南根本無法接觸到的,他在這里讀到許多過去從未讀到過的書刊,接觸到許多過去從未接觸過的人物。此外,他還積極參加北京大學的兩個學術團體。一個是新聞學研究會,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fā)起組織并主講有關辦報的業(yè)務知識。這對他以后創(chuàng)辦《湘江評論》是有幫助的。一個哲學研究會,由楊昌濟、梁漱溟以及胡適、陳公博等人發(fā)起組織,其宗旨是“研究東西諸家哲學,渝啟新知”。

毛澤東耳聞目睹了新文化運動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動,也結交了一些名人學者。當時,毛澤東對陳獨秀非常敬佩,認為“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后來回憶,第一次在北京期間認識了陳獨秀,并受其很大影響。

后來,毛澤東從北京輾轉上海回到長沙。此時,同他去北京的時候已大不一樣了,因為他從北京帶回了許多新的思想。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毛澤東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lián)合”,“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聯(lián)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lián)合”。民眾聯(lián)合的基礎是什么?是由于有著反抗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為此,他號召占中國人口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聯(lián)合起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而進行抗爭;他號召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jù)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lián)合起來,最終實現(xiàn)民眾的大聯(lián)合。此時,毛澤東寫文章作為主詞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們”。這種用語上的差別,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認識上的一個深刻變化。

“五四運動”使一些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更深入地思索中國的問題。他們下功夫研究并介紹各種新思想。全國各種宣傳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出來。在湖南,毛澤東創(chuàng)辦了《湘江評論》。

毛澤東撰寫的《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宣言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德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庶民主義)。宗教的強權,文學的強權,政治的強權,社會的強權,教育的強權,經(jīng)濟的強權,思想的強權,國際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則有二說,一急烈的,一溫和的。兩樣方法,我們應有一番選擇。(一)我們承認強權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類。濫用強權,是他們不自覺的誤謬與不幸,是舊社會舊思想傳染他們遺害他們。(二)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無效力。歐洲的“同盟”“協(xié)約”戰(zhàn)爭,我國的“南”“北”戰(zhàn)爭,都是這一類。

所以我們的見解,在學術方面,主張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的束縛,要尋著什么是真理。在對人的方面,主張群眾聯(lián)合,向強權者為持續(xù)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至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以往,毛澤東一直致力于從精神方面來探討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釋一切。在“五四運動”的有力沖擊下,毛澤東的思維和視野頓時變得開闊了,這段文字就是有力的注解。

如果說“五四運動”讓毛澤東的思維和視野頓時變得開闊,那么北大這段“臨時工”的經(jīng)歷則是對新文化運動各種思潮一次有益的聚集和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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