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詩的崇高與沒

一　詩的崇高

兩漢是功用主義的黃金時代，沒有奇跡而只是優(yōu)美的純文學書，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運，然而《詩經》卻很榮耀的享受那時的朝野上下的供奉，這不能不歸功于儒家送給了它一件功用主義的外套，做了他的護身符。

這件外套，不但不是一人所作，亦且不成于一個時代；我們于此喊句顧頡剛先生治古史的口號吧，是“層累而上的”。

自從有人受著功用主義的驅使，將各不相謀的三百首詩湊成一團，這功用主義的外套便有了圖樣；從此你添一針，他綴一線，由是詩的地位逐漸崇高了，詩的真義逐漸汩沒了。

在第一篇第二章里，我們已經說過周秦諸子的詩說是染有濃厚的功用主義的色彩的。但那僅是站在功用的觀點，使詩有了文學以外的價值；或者是“斷章取義，予取所求”。漢代便不同了，它使《詩經》的每一首詩有了圣道王功的奇跡，使《詩經》每一句話有了裁判一切禮俗政教的職責與功能。

陸賈《新語·慎微》篇云：

故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詩，在心為志，出口為辭，矯以雅(當為邪)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當為雅)，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

賈誼《新書道德說》云：

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云：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yǎng)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yǎng)，《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p>

這自是上承了荀子的詩說，然鮮明的主張詩為道德的表現，而且為君子在位者所以服人的工具，則謂詩有圣道王功的奇跡，詩為一切的裁判者，都有了根據了。

孔孟述詩，雖有尊重詩句的意向，但究竟只是一種引證的作用，到荀子便逐漸有引作論準的傾向了。他在一段文章的末尾，喜歡引幾句詩作他的結論。這種傾向到《孝經》《說苑》《新序》《列女傳》《韓詩外傳》(此乃離經之傳，故介于著論與注疏之間)而極矣?！墩f苑》《新序》還不厲害；《孝經》《烈女傳》《韓詩外傳》，差不多每一章的結論都是《詩經》。近人嘗罵古人的文章總是“《詩》云”“子曰”，以“子曰”作論準的風尚較晚，在秦漢，則“子曰”的勢力，絕不敢與“《詩》云”的勢力對抗。

二　詩的汩沒

在汩沒詩義的記功牌上，我們只得使著論家屈居第二位，因為第一位已被注疏家(就是經學家)占去了，他們不似著論家之僅僅崇高了《詩經》的地位，他們更能予《詩經》的每一首詩以圣道王功及其他的奇跡。

《漢書·儒林傳》云：“漢興……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边@些人雖在訓詁注釋，但未必不可成功解釋的批評?？上麄円环矫胬^承儒家的功用觀念，一方面又受了陰陽家的影響，由是他們的解釋，上者不出于圣道王功，下者且流于五行讖諱。如《關雎》明明是一首平淡的民間情歌，他們卻要使之有“美”“刺”的大道理。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申培《魯詩故》云：

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詩人嘆而傷之。

后蒼《齊詩傳》云：

周室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愿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漸，諷諭君父?？资洗笾?，列冠篇首。

薛漢《韓詩章句》云：

詩人言關雎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隱蔽于無人處之。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也。

差不多每一首都有了作者，都有了微言大義的美刺，圣道王功的奇跡。而最奇的奇跡要算《齊詩》?！稘h書》卷七十五《翼奉傳》云：

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

“詩之為學，性情而已”，這是如何正確的見解；但其所謂性情因于歷律，真是奇之又奇了。敘述至此，應當與千古詩人，同聲一哭。

今文家如此，古文家亦何獨不然。如《關雎》，《毛詩序》說是“后妃之德也”，雖異于齊魯韓的說是刺康后，然究竟逃不出“美”“刺”的故套，仍然不給予它以詩的位置，仍然給予它以圣道王功的奇跡。

自然啦，《詩經》中是有刺詩的，如《魏風》的《葛屨》云：“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引見一篇二章一節(jié))所以以美刺說詩，也不是完全無根據，也不是完全錯誤。但每一首都替它加上美刺的作用，而加上的美刺又以圣道王功為準繩，則《詩經》中的詩，得到了“不虞之譽”，同時也背上了“不白之冤”。

讀者不要說我“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吧？須知因了這種觀念，不惟崇高了《詩經》的地位，汩沒了《詩經》的真義，以美人香草解《楚辭》，以忠君愛國釋《古詩十九首》，以至以一切禮教的道德的觀念曲解古往今來的詩文詞曲，都是此義的適用與演繹，在鑒賞文學上雖是障礙物，在鑒賞的歷史上則有非常的地位!

三　衛(wèi)宏《毛詩序》

握有詩學權威的《毛詩序》便是在這種空氣之下產生的?！睹娦颉返淖髡撸笫离m是言人人殊，然《后漢書·儒林傳》已云：“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wèi)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p>

前一節(jié)引的“《關雎》，后妃之德也”是《關雎》詩的序，全文很長，總論《詩經》一書，人稱之為《大序》；其余每篇都有數言以至數十言的短序，人稱之為《小序》?！缎⌒颉穬H是美刺與作者的附會；《大序》說詩可分此下三點：

(一)詩言志——《毛詩序》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這自然是《虞書》說詩的演繹。不過此種演繹，不始于《毛詩序》，而始于《禮記》中的《樂記》?！稑酚洝吩疲?/p>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

又云：

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不過《樂記》的側重點在樂，《毛詩序》的側重點在詩，所以略有不同。有的人以為《樂記》本之《毛詩序》，實則《毛詩序》出于東漢，《樂記》既編入《禮記》，不能晚于西漢，所以是《毛詩序》本之《樂記》。至后世的研究詩產生的論文，則本之《毛詩序》者很多，俟后分敘，茲不預述。班固的《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有樂，口欲言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币彩窃谟懻摌肺枧c詩之不能分離的關系。

麥更西(A.S.Mackezie)在《文學的進化》一書中，說跳舞、音樂、詩歌，是原始藝術的三位一體?！睹娦颉匪^“永歌之”的歌詞是詩歌，“永歌之”的聲調是音樂，手舞足蹈便是跳舞。不過依麥更西的意見，這種三位一體的藝術，產生于人類的走進團體生活，遂因為不能安靜，由是自然歌舞。依《毛詩序》的意見，則不必等待團體生活，個人的情動于中，也自然要口歌、手舞、足蹈。當然啦，團體的歌舞更來得熱烈，但在沒有走進團體生活以前的個人生活中，也可有獨奏的歌舞。所以麥更西之說，自然是論證詳明，但《毛詩序》之說，恐更合原始的實際情形。

(二)詩與政教的關系——《毛詩序》云：

情發(fā)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異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這種說法，亦本于《樂記》?！稑酚洝吩疲?/p>

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與此如出一口；不過彼以論樂，此則由樂渡之于詩而已。此種社會的歷史的批解，自是上本于孟子所謂“論世”。但孟子所謂“世”如何，未加申說，其范圍極廣漠而游移，此則鮮明的指出世教王化。既然詩與世教王化有關，當然先王要“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而詩便純?yōu)槭サ劳豕Χ髁恕?/p>

(三)詩的六義四始——《毛詩序》云：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瓏访骱醯檬еE，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發(fā)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六義之說，也并不始于《毛詩序》，《周禮·春官》已云：

大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雖然《周禮》不是“周公致太平之書”，但決不會在《毛詩序》之后?！帮L”“雅”“頌”是詩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的作法?！帮L”“雅”“頌”的區(qū)分是很古的；不過古代好像不止“風”“雅”“頌”三種，還有一種叫“南”的。所以《小雅·鼓鐘》云，“以雅以南”；孔子也嘗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但到荀子時代似乎便已經將“南”忘掉了，已經將“南”附在“風”里了，所以他提到詩時，只說“風”“雅”“頌”，沒有說“南”。

“南”“風”“雅”“頌”之先后次序，有沒有意義在內，我們無從知道；釋詩者總以為是有很大的道理吧？漢代有所謂“四始”之說，論理應當是“南”“風”“雅”“頌”四詩的各類首篇。但是不然，他們已經不知道有“南”了，所以他們的“四始”沒有“南”，而分大小“雅”為二。由此知古代似乎亦有“四始”之說，以故漢代雖因忘了“南”而只剩了“風”“雅”“頌”三種，仍要湊成四種?！妒酚洝た鬃邮兰摇吩疲?/p>

《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毛詩序》所謂“四始”，大概也就是這樣了？

至于賦比興的說法，大概起于漢初的經師。漢初有三家詩，《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晉，只有《韓詩》尚存其半?！俄n詩》是采用賦比興的說法的。解為興者，如《芣苜》，《韓詩序》云：

傷夫有惡疾也。

薛君《韓詩章句》云：

芣苜，澤舄也。芣苜，惡臭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fā)憤而作。以是興芣苜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解為比者，如《雞鳴》，《韓詩序》云：

讒人也。

薛君《章句》云：

雞遠鳴，蠅聲相似也。

解為賦者，如《伐木》，《韓詩序》云：

伐木廢，明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故以為文。

以《韓詩》推《齊》《魯》二家，大概也有此種解說。不過各家的解說不見得一致，尤其《毛詩》與《韓詩》更顯然不同。如《芣苜》，《韓》認為是興；《毛》認為是賦；《雞鳴》，《韓》認為是比，《毛》也認為是賦；《伐檀》，《韓》認為是賦，《毛》卻認為是興。但賦比興的說法，總是各家所同的。可見不始于衛(wèi)宏，也不始于毛公。至再早的淵源，我們不大知道?？鬃釉f，“詩可以興”。但那只是泛論詩對讀者感發(fā)興起的力量，與賦比興之就方法而分者，實大相徑庭。

《毛詩序》只解釋“風”“雅”“頌”，未解釋賦、比、興，齊、魯、韓有無解釋不可考。鄭玄注《周禮》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勸喻之?！庇忠嵥巨r云：“比者，比方于物也；興者，托事于物?！边@是否合《毛詩》的意思不可知，是否合齊、魯、韓三家更不可知，可知者這是漢人的說法而已。依鄭司農的說法，比是比方，興是托事；依鄭玄的說法，則比用于刺惡，興用于勸善，二鄭已經不同。至后世的解說，無價值的不必談，有價值的大抵都是一種“以述為作”，換言之，就是一種文學新說，都當各還作主，所以俟后分述，茲不征論。

四　鄭玄《詩譜序》

鄭玄的《詩譜》，也是這種空氣下的產物?！对娮V》的本書只見譜“南”“風”“雅”“頌”的古地理。如《周南召南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薄遏旐炞V》云：“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敝翆τ谠姷囊庖?，都表現于序：

(一)詩的起源——《詩譜序》云：

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队輹吩唬骸霸娧灾?，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比粍t詩之道，放于此乎？

這自是錯的，但注意到這個問題的，要算鄭玄為最早，則他的功績亦不可磨滅了。

(二)詩的功能——《詩譜序》云：

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

鄭玄的這種論調，又見于他的《六藝論》：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樸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于是箴諫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惡。(引見孔穎達《毛詩譜序正義》)。

漢初的美刺說，已經使詩有了文學以外的美刺作用，鄭玄更進而說：“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共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眲t美刺的作用，不僅在美刺過去的事實，而要順匡未來的行動，詩之功用的價值更崇高，詩之文學的旨趣更汩沒了。

(三)詩的正變——《毛詩序》已說到詩的正變，《詩譜序》說的更為詳明：

周自后稷播種百谷，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yè)以明民共財；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于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有時?！对姟わL》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后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后，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妒轮弧贰睹駝凇贰栋濉贰妒帯罚獱柧阕?，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勿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知吉兇之所繇，憂娛之漸萌，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鑒，于是止矣。

這也是說的詩與政教的關系。不過《毛詩序》側重詩的產生，謂政有治亂及亡國之別，由是詩亦有安樂怨怒及哀思之分。此側重詩的作用，謂為上者“勤民恤政，昭事上帝”，則有正風、正雅及頌聲的贊美；“若違而勿用”，則有變風、變雅的譏刺。所以仍是美刺的另一說法。這是文學鑒賞上的一個強有力的障礙物，但這個障礙物便遮住了數千年來的一部分的創(chuàng)作家與批評家，由此你不能不頌揚它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偉力了!

第二章　“文”與“文章”及其批評

一　文學文的興起

文學批評——狹義的文學批評——的“下層建筑”是文學，以故必先有某種文學，然后才有某種文學的批評。在孔墨孟荀的時代，只有文獻之文和學術之文，所以他們的批評也便只限于文獻與學術。到晚周秦漢才有了文章之文(現在可以叫做文學之文)，所以漢代的文學批評便不只限于文獻和學問，而漸及于文章。當時的文章有兩種，一是散文，一是辭賦。文獻和學術的散文雖起源很早，而文學的散文(所謂文獻、學術、文學，乃比較言之)，則產于戰(zhàn)國的晚年。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云：

縱橫之學，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zhàn)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邮匪ザ募w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

除謂“縱橫本于行人之官”以外，其論文學散文的興起，是很合實在情形的。至于辭賦的興起，無疑的源于屈宋，而盛于西漢的辭賦家如司馬相如、揚雄之流。

二　所謂“文”

著作界既于學術文外有了文學文，批評界不能不為之“作新名”。其所作新名，一為用周秦舊名之“文”，以名當時的文學文，而以“學”名周秦所謂“文”。一為襲周秦之舊，以“文學”名學術文，而另以“文章”名文學文。

“學”字之在先秦，大率用作動詞?！墩撜Z·學而》篇所說“學而時習之”，是不用說的了。即同篇所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也是動詞。此外若荀子，是很重學的了，其書發(fā)端首篇就是“勸學”。但其所謂“學”，亦泰半為“學習”之意，也是動詞?！度逍А菲^：“縱性惰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問學”似為名詞，但其上文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兩者正相對為文，知仍為動詞?！俄n非子》所謂“顯學”之“學”，當然是名詞了；但是指的“學者”，不是指的“學術”或“學問”。至《中庸》說“尊德性而道問學”，自然是名詞，但此段并非先秦之書(馮友蘭先生說，見《中國哲學史》頁四四六—四四八及拙編《古史辨》第四冊頁一八三、一八四)。

至兩漢，以用“文”括示文學文的緣故，由是“學”遂用作名詞，以名周秦所謂“文”，就是現在所謂“學術”或“學問”。如揚雄《法言·學行》篇云：“有學術業(yè)。”《史記·儒林傳》云：“勸學修禮。”其所謂“學”與“學術”，自然就略同于現在所謂“學”與“學術”，也就相當先秦所謂“文”與“文學”了。

至于所謂“文”之不同于先秦所謂“文”，而指文學之文，劉天惠已經說過了：

《漢書·賈生傳》云：“以能誦詩書屬文聞于郡中?！薄督K軍傳》云：“以博辨能屬文聞于郡中?！薄端抉R相如敘傳》云：“文艷用寡，‘子虛’‘烏有’。”《揚雄敘傳》云：“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敝寥舳庸び趯Σ?，而《敘傳》但稱其屬書；馬遷長于敘事，而《傳贊》但稱其史才：皆不得掍能文之譽焉。蓋漢尚辭賦，所稱能文，必工于賦頌者也?！端囄闹尽废攘?，次諸子，次詩賦，次兵書，次術數，次方技。六經謂之六藝，兵書術數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諸子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支與流裔。”據此則西京以經與子為藝，詩賦為文矣。(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蓋隱其名而賦其狀，為射覆之類。至于設問，亦賦之流：故皆謂之文?！稏|方朔傳》載《答客難》《非有先生論》二篇，結之云“朔文辭此二篇最善”，是其證。)

然非獨西京為然也，《后漢書》創(chuàng)立《文苑傳》，所列凡二十二人，類皆載其詩賦于傳中。蓋文至東京而彌盛，有畢力為文章而他無可表見者，故特立此傳。必載詩賦者，于以見一時之習尚，而文苑非虛名也。其《傳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jiān)辭費。”章懷注：“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是《文苑》所由稱文，以其工詩賦可知矣。然又不特《文苑》為然也，《班固傳》稱能屬文，而但載其《兩都賦》；《崔駟傳》稱善屬文，而但載其《達旨》(擬《解嘲》)及《慰志賦》。班之贊曰：“二班懷文?！贝拗澰唬骸按奘衔淖??！庇墒茄灾?，東京亦以詩賦為文矣。(《文筆考》，見《學海堂初集》卷七)

劉氏謂漢代不以經子為文，這是很對的；但謂文專指賦頌，則不盡然。漢代所謂文，自然包括賦頌，但賦頌不是所謂文的全體。謂《漢書·賈生傳》所說的文專指頌賦，還有根據，就是《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載有賈誼賦七篇；謂《終軍傳》所說的文也專指賦頌，則苦于無法證明，因為《漢志》沒有著錄終軍的賦頌。至《后漢書·文苑傳》所列二十二人，固然“類皆載其詩賦于傳中”，但也載其詩賦以外之文。如《杜篤傳》稱：“所著賦誄吊書贊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薄锻趼鳌贩Q：“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庇址Q：“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黃香傳》稱：“所著賦箋奏書令，凡五篇。”《李尤傳》稱：“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著詩誄頌論數十篇?！薄短K順傳》稱：“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薄陡瘕弬鳌贩Q：“著文賦誄碑書記十二篇?！薄锻跻輦鳌贩Q：“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崔琦傳》稱：“所著賦頌錄誄儀吊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薄哆吷貍鳌贩Q：“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以上《文苑傳》上)《張升傳》稱：“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薄囤w壹傳》稱：“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張超傳》稱：“著賦頌碑文薦檄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彼^書論箋策雜文，都不能納于賦頌之內。至《侯瑾傳》稱：“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后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以上《文苑傳》下)固然以其文久佚，無由證明是否為賦頌，但《皇德傳》，決非賦頌：所以漢代所謂文固包括賦頌，而亦包括賦頌以外的文學作品。

括示辭賦及文學的散文之“文”，當然含有美的意味。所以《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象交文?！薄夺屆め屟浴菲疲骸拔恼?，會集眾彩以成錦繡，會集眾義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敝芮貨]有傳下來的文字學書，所以無從比較，但由孔子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文”看來，也可以知周秦所謂“文”重實質，兩漢所謂“文”重形式了。

三　所謂“文章”

先秦所謂“文章”是最廣義的，蓋指一切表現于外的文彩而言。如孔子稱堯：“煥乎其有文章?！?詳一篇三章三節(jié))《韓非子·解老》篇云：“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比灰灿泻x較狹的。如子貢稱孔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盾髯印し鞘印菲疲骸叭舴蚩偡铰?，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圣人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鞘ト酥坏脛菡咭玻倌?、子弓是也?！逼渌^“文章”，皆有指現于語言文字者之意。但先秦無文學之文，故其狹義的“文章”，與其所謂“文學”無大異，不渦較重形式而已。

基于這種原因，漢代遂用“文章”稱文學之文。如揚雄的《法言·淵騫》篇云：“七十子之于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薄妒酚洝と辶謧鳌份d“博士等議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薄稘h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云：“漢之得人，于茲為勝；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⑿薪y，纂修洪業(yè)，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薄逗鬂h書·班彪傳》載彪上言選置東宮及諸王國官屬云：“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術，保訓東宮?！卑喙獭秲啥假x序》亦云：“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庇衷疲骸肮恃哉Z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钻?、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蛞允阆虑槎ㄖS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贝掼ァ逗娱g相張平子碑》亦云：“道德漫流，文章云浮。”至《后漢書·文苑傳》里，“文章”一字，更舉不勝舉。固然作者范曄為劉宋時人，而所稱論者則皆是東漢之文人與其作品?？傆^上述所謂“文章”，形式方面是“訓辭深厚”，內容方面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已略同于后世所謂“文章式”的“文學”了。

至于廣義的文章，就是指一切表現于外的文彩而言的文章，在漢人的著作中也時常見到。如陸賈《新語·資質》篇云：“夫梗楠豫章……在高柔軟，入地堅強，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克畫而文章成?！薄痘茨献印ぴ烙枴吩疲骸笆枪适ト酥我?，掩其聰明，滅其文章?！薄栋谆⑼x·天地》篇云“道德生文章”之類，皆是。但以與文學無關，與文學批評更無關，故茲從略。惟《周禮·考工記》“畫繢”：“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文章與黼黻繡并言，當然指文彩的文章，但后世論文學的文章者，每喜引用。《周禮》傳出周公，但依近人考訂，知作于漢人，故敘述于此。

先秦所謂“文學”本不同于我們所謂文學，而是指廣義的學術，但以其為后世文學所從出，故不能不論；兩漢既已有了文學文，又有了“文章”一名以括示文學文，則其括示學術的所謂“文學”，在文學批評史上似乎沒有它的地位了，故亦從略。

四　揚雄的意見

漢代雖有了文學之文，也有了括示文學之文的“文”與“文章”的名詞，但以于時尚用的關系，所以那時的批評家，對文學之文的“文”與“文章”是反對的。關于這，在西漢可以揚雄為代表，在東漢可以王符與荀悅為代表。(至于王充，則另有專章論述。)

揚雄在《法言》卷二《吾子》篇設或曰：“君子尚辭乎？”他的答復是：

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所謂“事之為尚”，就是因為事是有用的。在這幾句話里雖似不極端排棄文辭，但同篇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揚雄的答復則毫不客氣的說是：

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

又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幾，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揚雄云：

其文是也，其質非也。……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zhàn)，忘其皮之虎也。

此外于卷十二《君子》篇批評淮南、太史公、司馬相如云：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又卷六《問明》篇“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

卷七《寡見》篇痛斥“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則其反對重形式之“文”可知。所以于《太玄》卷四云：

大文彌樸，質有余也。

又云：

雕韱之文，徒費日也。

既反對重形式之“文”，當然即提倡重內容之“學”，而且是儒家之“學”。所以主宗經、征圣、尊孔：

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睹其識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諸子者，惡睹其識道也？(《法言》卷二《吾子》篇)

好書而不好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同上)

萬物紛錯則縣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圣。(同上)

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郛。(卷五《問神》篇)

惟圣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御也。(同上)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圣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其惟川乎!(同上)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圣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同上)

而他所提倡之經，雖然“渾渾如川”，雖然“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問神》篇)，但不是華文的，而是簡易的。所以《法言》卷八《五百》篇或問“天地簡易，而圣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揚雄云：“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五　王符荀悅的意見

就著作界的情形而論，東漢較西漢尚文，所以《史記》《漢書》都只有《儒林傳》，《后漢書》始于《儒林傳》外，別立《文苑傳》。但評論者卻仍走著西漢尚用的故道。王符《潛夫論·務本》篇云：

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辨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駥W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于世，品人(汪繼培云“品人猶言眾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通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丑之德，泄哀樂之情，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茍為饒辨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于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釋難》篇亦云：

夫譬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質也。

《交際》篇亦云：

情實薄而辭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汪繼培謂想憂當作相愛)……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抠F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納(《論語》作訥)，尚近于仁。

《釋難》篇與《交際》篇所言，自非對表現于文字的文章而言，但反對巧言，當然亦反對巧文。謂“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質也”，重質輕文，其意甚顯。至《務本》篇所言，更是彰明較著的反“雕麗之文”，倡道義之教了。

荀悅《申鑒雜言》下云：

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為盛矣，其正不若約。

又云：

或曰：辭達而已矣，圣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雖要文，卻須“辭約”，“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樸”，也是尚用不尚文了。

第三章　對于辭賦及辭賦作家的評論

一　辭人的意見

詩人自言作詩的動機與目的，一是言志，一是美刺的功用(詳言一篇二章一節(jié))。辭人自言作辭的動機與目的，則在發(fā)憤抒情。就以屈原作例吧。他的《離騷》云：

懷朕情而不發(fā)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又《抽思》云：

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道思作頌，聊以自求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惜誦》云：

惜誦以致愍兮，發(fā)憤以抒情。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垂著以自明。

《思美人》云：

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

類此的話，在屈原的作品里舉不勝舉，與詩人的自述比而觀之，主志主情的區(qū)別，便益發(fā)顯然?！对娊洝分械脑姴⒉皇菦]有文學之美，但我們不能名之為唯美的文學。辭賦則的確是唯美的文學。屈原云：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離騷》)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同上)

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懷沙》)

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溢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思美人》)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缊宜修，姱而不丑兮。(《橘頌》)

這本來不是指文學而言，我們似不應據此謂其文學為唯美的文學；但事實是這樣：唯美的文學，大半產生于唯美論的作家。屈原既如此的提倡唯美，對文學亦自然主張唯美，其作品亦自然走入唯美的路上了。

我們知道了辭賦作家有抒情與唯美的傾向，則后來的辭賦評論容易了解了。

二　劉安司馬遷的批評

在漢文帝時候已有賈誼作《吊屈原賦》，不過僅是傷悼他的身世，并沒有批評他的作品。對屈原的作品加以批評者，以今所知，莫早于劉安。班固《離騷序》云：

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楚辭》——原始的《楚辭》——是楚越民族的創(chuàng)作文學，與《詩經》的淵源關系，并沒有后人所想象的深切具體。屈原是愛好文學的，他的《離騷》和《天問》，征引了很多的古代神話故事，但見不到《詩經》的蹤跡?！断铡吩疲骸跋罩刨?，受命詔以昭詩。”《悲回風》云：“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為明。”不知是否指《詩經》而言。宋玉的《九辨》云：“竊慕詩人之遺風兮，愿托志乎素餐?！碑斎皇且玫摹对娊洝の猴L》所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較北方學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詩經》，相差遠甚。但漢代的評論家，偏要說《楚辭》完全源出《詩經》。劉安以《國風》的“好色而不淫”，和《小雅》的“怨誹而不亂”，解贊《離騷》，雖是就性質而言，不是就淵源而言，但總是將對于《詩經》的觀點，移用于《楚辭》，而后來的《楚辭》源于《詩經》之說，當然受其影響。

司馬遷的《史記》有《屈原賈生列傳》，將劉安此言，完全載入，并且說：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以《國風》《小雅》釋《離騷》，仍是繼承劉安之說；至于這種稱贊其芳潔的批評，一方面固然是讀了《離騷》所得到的印象，一方面也是受了屈原的唯美論的提示。這雖然是幾句抽象的贊語，而后來的批評《楚辭》者，差不多皆未能越此范圍，不過更加邃密或具體而已。

在屈原的自述里，除有唯美的傾向以外，便是發(fā)憤抒情。關于這一層，到了司馬遷的評贊，特別的偏重發(fā)憤一點。他說楚懷王因了上官大夫的讒毀而疏遠屈原，由是屈原：

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論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半x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此種論調，固是受了屈原所說“發(fā)憤以抒情”的影響，而所以特別的偏重“發(fā)憤”一點者，大概緣于司馬遷的發(fā)憤著書，“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彼圆晃┮浴半x憂”釋《離騷》，對于古今的一切著作，皆釋以“抒其憤思”。《報任安書》云：“西伯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明；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也?！?《太史公自序》亦云)其實，屈原的賦《離騷》，固確在放逐之后；其他諸人的著書，則與司馬遷所言未必盡合?！吨芤住肥欠裎耐跛?，《春秋》是否孔子所作，姑置不論。有人說《國語》與《左氏春秋》原為一書。司馬遷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懼弟子(孔子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眲t左丘明之作《春秋》《國語》，并不是“抒其憤思”。《呂覽》的編著，司馬遷于《呂不韋傳》云：“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薄豆聭崱返闹?，司馬遷于《老莊申韓列傳》系于入秦之前，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云云。凡此皆司馬遷自己之說，而《報任安書》全與相反。實因他的著作《史記》，確是在“抒其憤思”，思所以張大其軍，由是對古人的著作，亦遂予以“抒其憤思”的解釋。至屈原，其自述已謂在“發(fā)憤以抒情”，則對其所作之《離騷》，更可以說是“抒其憤思”了?！半x騷”的意義是不是“猶離憂也”，苦于沒有屈原自己的話作證。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六云：“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案《國語·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雖亦無確證，而據此知解為“離憂”，不無司馬遷的主觀成分在內。其《太史公序自序》云：“作辭以風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眲t屈原作《離騷》的動機，似乎又不全在“憂愁幽思”。蓋“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和“‘離騷’者，猶離憂也”，固未必不對，但司馬遷所以必要如此說者，其自己之發(fā)憤著書，實為主因；恰好屈原又有“發(fā)憤以抒情”的話，更觸動了他的內心的悲哀，故益發(fā)引為同調了。

但這種的文學產生說，便演為桓譚的“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fā)”(詳下章二節(jié))及韓愈的“不平則鳴”(詳四篇七章四節(jié))的學說。就是現在的一部分人所說的“文學是苦悶的象征”，其詳略的程度，自然相差遠甚，但究其極至的結核的意義，也實是“小異”而“大同”了。

三　司馬相如的“賦心”與揚雄的“賦神”

《西京雜記》卷二載盛覽向司馬相如問作賦的方法，相如云：

合纂組以成文，列錦銹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

由此知道司馬相如之賦的方法論，是特別注重“賦心”。固然《西京雜記》乃小說家者流，未必可信，但司馬相如之提倡“賦心”，并非不可能。司馬遷謂屈原“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已有一點略跡重心的傾向。西漢本來是道家有相當勢力的時代，道家的文論本來有神秘的味道，而“賦心”更是極鮮明的神秘主義的文論。

我們相信司馬相如可能有“賦心”的提倡，還有一個證據，就是司馬相如以后的揚雄有“賦神”的方法論?！段骶╇s記》卷三云：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其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云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讀者或許要說這是以《西京雜記》證《西京雜記》，根本不能成立。還有桓譚《新論》云：

揚子云工于賦……余欲從……學，子云曰，“能讀千賦則善賦”。(《指?！繁卷撌?、十一)

這固然有所謂“熟”的理由在內，但也是神秘主義的方法論了。他的《法言》里特辟《問神》一篇，發(fā)端便混合“神”與“心”云：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

又云：

或問神，曰“心”。……昔仲尼潛心于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于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法言》卷五)

這雖不是對賦而言，然若以適用于賦，亦當然是“賦神”了。

“神”的方法論之視“心”的方法論，從一方面講更神秘一些，從另一方面講卻又較具體一些，就是“心”是不傳之秘，“神”則“潛心”可得，能“潛心”“讀千賦則善賦”了。

四　《漢書·藝文志》的辭賦分類

揚雄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引見下節(jié))，已隱分辭賦為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兩類。至班固取劉歆《七略》為《漢書·藝文志》，其《詩賦》一略，分為五類；詩一類，辭賦四類。詩一類今可不論；辭賦四類是屈原賦、陸賈賦、孫卿賦和雜賦。章學誠云：

《漢志》分藝文為六略。……每略各有總敘，論辨流別，義至善也。惟《詩賦》一略，區(qū)為五種，而每種之后，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為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為一種；各類相同，而區(qū)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敘論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歟!(《校讎通義》卷三《漢志·詩賦》第十三之十)

又云：

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與后二種之別類，則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為篇，后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為篇，后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同上第十五之四)

雜賦為賦總集，余三種為賦別集，自無疑義。至三種的區(qū)別如何，章氏謂無法考索。劉師培《論文雜記》謂屈原賦為述懷之賦，陸賈賦為騁詞之賦，孫卿賦為闡理之賦，似乎合理，而并無根據，所以只可算為劉氏的意見，不能認作劉班的義例。劉班的義例，現已無法知道；所可知道的，他們分辭賦為三類，為辭賦分類之祖而已。

五　“愛美”“尚用”的沖突與融合

《楚辭》和《詩經》的關系較淺，賦則是“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的文學?！冻o》的作者，意欲以美好的形式，表達內心的情憤?！对娊洝返淖髡?，則對形式不十分考究，只是很質實的“言志”，或者還有“美刺”的企圖。由戰(zhàn)國至漢代，“言志”已成了“志德之理而明其指”，“美刺”更涂上了濃厚的道德色彩。賦秉承了這兩種不同的遺志，造成“美美”與“尚用”的內在矛盾。加上漢代所演唱的本來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劇，而滑稽劇的急須演唱，就是在調解南北不合。因此批評辭賦者，有的站在北方的“尚用”的立場，有的站在南方的“愛美”的立場。這種矛盾現象，竟會顯現于西漢殿軍之揚雄的一人意識。他的《法言·吾子》篇云：

或曰：“吾子少而好賦?！痹唬骸叭弧Ｍ拥裣x篆刻?！倍矶唬骸皦逊虿粸橐病！?/p>

或曰：“霧縠之組麗?！痹唬骸芭ぶ家印！?/p>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薄耙鶆t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經，德之藻矣?！?《法言》卷二)

很顯然的在以“尚用”的觀點，非斥辭賦?！吧修o”之“辭”當然指“辭藻”，非指“辭賦”，然謂“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顯見是重“經”，輕“賦”。又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則就賦而言，又顯見是更輕視“辭人之賦”。但《漢書·揚雄傳》云：

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

《法言·吾子》篇亦云：

或曰：“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則又以“愛美”的觀點，贊羨辭賦。他斥賦為“童子雕蟲篆刻”，說是“壯夫不為也”，似童年好賦，壯年卑賦。但他所作的賦姑不一一詳考，最有名的《甘泉》《羽獵》《長揚》三賦，宋祁謂前二賦奏于元延元年(引見《漢書》本傳注)；劉歆謂《羽獵》奏于永始三年，《長揚》奏于綏和元年(引見《文選·羽獵賦注》及《長揚賦注》)；班固謂校獵長揚在元始二年(《漢書·成帝紀》)。揚雄生于甘露元年，至永始三年四十歲，元延元年四十二歲，元延二年四十三歲，綏和元年四十六歲，已經是壯年，不是童年了。就算他的好賦卑賦由于年歲關系，而好卑的矛盾心理，也不能不說是由于當時的“愛美”與“尚用”的沖突使然。

根據辯證法則，矛盾的對立，可以產生統一的融合?！皭勖馈迸c“尚用”的沖突，既交戰(zhàn)于揚雄意識，則揚雄不能不設法調解。調解的方法就是使賦同于詩；詩有“美刺”之用，賦亦有“諷諫”之功。

《法言·吾子》篇云：

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

這樣，則辭賦不止是美麗，且有功用，“愛美”與“尚用”的矛盾，可以得到融合了。

六　諷諫說

不過理論上雖得到融合，事實上仍是失敗。《漢書·揚雄傳》云：

雄以賦者將以風(同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止，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徘優(yōu)淳于髡、優(yōu)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為。

觀此，知揚雄自己也認為是一敗涂地。王充《論衡·譴告》篇云：“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云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庇纱酥坏抉R相如的賦欲諷反諛，揚雄的賦也一樣的欲諷反諛。本來辭賦是一種唯美的文藝，無奈漢人雖賞識它的優(yōu)美，而又薄棄它的無用，所以不得不承受“美刺”的領導，裝上“諷諫”的作用。但唯美文藝裝上“諷諫”，很容易使人“覽其文而忘其用”，所以“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云之志”。揚雄“上《甘泉頌》”，“若曰非人力所能為”，“皇帝不覺，為之不止”。既“覽其文而忘其用”，則一班人的觀感，仍然是美而無用。漢宣帝云：“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辭辯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wèi)，今世俗猶皆以此虞娛耳目；辭賦比之，為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倡優(yōu)博弈多矣?！?《漢書·王褒傳》)以之與綺縠鄭衛(wèi)倡優(yōu)博弈相比，其愛玩而輕賤的態(tài)度，可以代表一代的辭賦觀念。無怪漢武帝對東方朔、枚皋，都“俳優(yōu)畜之”(《漢書·嚴助傳》)，東方朔、枚皋也便止有“詼啁而已”(同上《東方朔傳》)，而枚乘更很悲憤的“自悔類倡”(同上《枚乘傳》)了。

不過失敗盡管失敗，“諷諫”政策卻仍然為后人承用，這是因為除了使有“諷諫”作用以外，則辭賦更無法滿足時人的“尚用”的要求。所以班固《離騷贊序》云：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灾倚乓娨桑瑧n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競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同諷)襄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

又于《漢書·司馬相如傳贊》云：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歸引之于節(jié)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wèi)之聲。典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同書《藝文志·詩賦略》亦云：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也?！毖愿形镌於?，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意。其后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雄，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

東漢初年的班固持此論調，東漢末年的王逸仍然持此論調。他的《楚辭章句敘》，首先抬出孔子的“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后王法”。又慨嘆“戰(zhàn)國并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然后才說到“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風諫，下以自慰”。又云：

夫《離騷》之文，依托五經以立義焉“帝高揚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龍潛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鹥”，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昆侖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士也。

又謂《離騷》“獨依道德，以諷諫君也”(《離騷經序》)；《九歌》“上陳事神之敬，見己之冤結，托之以風諫”(《九歌序》)；《九章》“風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九章序》)；《招魂》“外崇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風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招魂序》)?？傊呛虾踅浟x的風諫。

七　諷諫說的作用及價值

揚雄的調解方法，只是取法詩之美刺，使辭賦從諷諫著筆。班固卻說“諷諫”是詩已有的，辭賦的未可厚非，就在“要其歸引之于節(jié)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王逸也說屈原“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風諫，下以自慰”。我們知道《楚辭》是楚越民族的創(chuàng)作，賦是詩辭的混合體。班固卻說辭賦的產生是：“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在《兩都賦序》更干脆說，“賦者，古詩之流也”。春秋時，各國士大夫聘問諸侯，往往賦詩以見意(詳一篇二章三節(jié))。但“賦詩”之“賦”，是動詞，不是名詞，是賦誦之賦，不是辭賦之賦。班固卻用來解贊辭賦。以今視之，全出附會。但我們應知一時有一時的學藝權威。學藝權威就是學藝天秤，其他學藝的有無價值，都以此為權衡。因此其他學藝如欲在當時的學藝界占一位置，必由自己的招認或他人的緣附使其做了學藝權威者的產兒。漢初的學藝界，初以南北合一，哲學方面，儒道并重，文學方面，詩辭兼收。但不久便遭了漢武帝與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是儒學成了當時的學藝權威，而其他學藝遂不能不設法托庇于儒學之下?！对姟啡倨且徊抗糯姼杩偧腿鍖W的性質并不相近，但竟能列為經典，成了儒學的中堅，自然不能不感激晚周學者，特別是儒家，送給它的功用主義的外套，但漢代經生之在這件外套上繡上道德的花紋，確是使它得居儒學首席的最大原因(詳一章各節(jié))。

文學的《詩》三百篇既列為儒學經典，蔚為學藝權威，文學的辭賦自然也要設法與之接近。所從淵源上言，則說辭賦是古詩之流；從性質上言，則說辭賦的歸于節(jié)儉，同于詩的諷諫；從作用上言，則說賦就是古代賦詩；無非是以詩的觀點批評辭賦，使辭賦不殊于詩而已。以今觀之，辭賦的獨特價值就是在不同于詩；但他們的稱贊辭賦，卻要說與詩相同。這猶之中國學藝的獨特價值本在不同于西洋學藝，但論述中國學藝者，非比附西洋學藝不可。因為詩是那時的學藝權威，西洋學藝是現在的學藝權威。

這樣一來，辭賦的本身品性，當然被他們埋沒不少，辭賦的當時地位，卻賴他們提高好多。——自然它不能高于《詩經》，因為《詩經》是那時的學藝權威，辭賦不過是依賴《詩經》的提拔而在學藝界站一位置而已。

辭賦的本身品性由他們埋沒，可也由他們開拓。《詩》三百篇是有刺詩的，但美刺之成為詩的一種作風，——如白樂天作《新樂府》五十篇，自序說其中的《七德舞》是“美撥亂，陳王業(yè)也”；《太行路》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西涼使》是“刺封疆之臣也”——則不能不歸功于漢儒以降的以美刺說詩。屈原和司馬相如的辭賦是否意在“諷諫”不可知，揚雄和班固的辭賦則確寓“諷諫”之意；而諷諫之成為辭賦的一種作風，自然要歸功于他們的以“諷諫”解說辭賦了。

八　諷諫說下的作家批評

既注重“諷諫”之義，則對屈原之浪漫式的作風，自然不甚贊同。班固《離騷序》云：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一方面斥其“非法度之政，經義所在”；一方面又稱其“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前者由于“尚用”，后者基于“愛美”，兩者的沖突，究竟未能十分融合。

班固謂司馬遷對于屈原的頌揚過高，王逸又謂班固的貶抑過甚?！冻o章句敘》云：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于群小之間，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茍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謂復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憋L諫之語，于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yōu)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