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馬并非只吃草

1961年夏天，路遙初小畢業(yè)考上了高小，困難迎面而來。困難來自何方？來自貧窮。雖然他家不是最窮的農家，但他卻是城關小學最窮的學生。這是為什么呢？容我從頭細說。

先說城關小學。延川縣城關小學是縣上的中心小學，分初小和高小兩個部分。初小部與本題無關，不去說它，單說高小部。

高小部共兩個年級四個班，具體的學生數我說不確切，但不會超過一百八十名。這些學生又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縣城機關、事業(yè)、企業(yè)的干部、職工子女和城關大隊農民的子女，二是城關公社四十個村子里的農民子女。前者在家里吃飯、住宿，為走讀生；后者在學校學校里住宿、上灶，為住校生。住校生的數字我也說不確切，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會超過三十人。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時農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也很少，具體到路遙他們這一級，平均兩個村子才有一個上高小的孩子。

那么什么樣的孩子才能上高小呢？一是家庭情況較好的農家孩子，二是雖然家在農村但父親在外工作的孩子。和這些孩子比，路遙當然是最窮的學生。那么，這窮又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又怎么能和他當“孩子王”聯(lián)系在一起呢？容我進一步細說。

家境好的孩子和住校的孩子在穿衣上有差別，但差別不大。那時候布匹定量供應，無論是有錢的還是窮漢，每人每年發(fā)一丈七尺六寸布票，憑票購布，誰也特殊不了。有差別的僅僅在衣服的式樣和鞋襪的時新上，無非是富裕的孩子穿著縫紉機做的衣服、買來的鞋襪，窮一點的孩子的衣服和鞋襪都是手工做的。那時候人們都窮，能穿縫紉機做的衣服、買來的鞋襪的學生很少，農家子女穿不起，干部子女也絕大部分穿不起（當時整個延川縣只有一個縫紉社，僅有八名職工，還沒活干，不久就倒閉了）。由于大家都穿得差，偶然有一兩個穿好衣服的人，不但得不到贊揚，還會受到攻擊，女的被稱為“洋小姐”，男的被喚做“騷情鬼”，誰敢穿？具體到路遙，這更不算個事情，他才不重視這些東西呢。

吃飯上差別就大了，走讀生在家吃飯，好處顯而易見，就不說它了。僅就上灶生而言，差別就很大：灶上采取報飯制，吃什么、吃多少由自己決定。只要能交得起白面，天天吃蒸饃也沒人管。交不上糧就沒辦法了，只能將家里帶來的干糧在灶上“餾”熱了吃。路遙恐怕連“餾”飯吃的時候也不多，因為他帶來的干糧不全是糧食做的，里邊總有糠，容易散伙不說，還可能“污染”別人的好干糧，所以只能就著酸菜冷吃，和灶上的“交往”只是喝一碗“熬鍋水”。對路遙來說也不是什么大問題，他吃的東西雖然比不上別的同學，但比大伯大媽吃的就好多了——老人吃的東西里糠更多，“團粒結構”更差。

最讓路遙受不了的是城鄉(xiāng)學生間在文化享受方面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xiàn)在看電影上。當時延川縣城有一個電影放映站，有一部放映機，三個職工，租了一個有圍墻的院子作為放映場，一張票一毛錢。就是這小小一毛錢，把路遙隔在了電影場外。當時的一毛錢是什么概念呢？相當于一個小干部日工資的十分之一（當時級別最低的干部月工資為三十元），但卻差不多相當于一個男性農民一天的工值（當時大部分農民的日工值為一毛多錢，有的連一毛也不到）。這樣的票價不但路遙消費不起，一般農家也消費不起，能看電影的大都是縣城里的干部子女。那時候的電影很強勢，不但“高臺教化”，還引導流行走向：電影里的插曲立即就成了音樂課堂上的學習曲目，電影里的人物立即就成了人們議論的主題，電影里有特色的對話立即就成了學生的口頭禪。每次看完電影，城里的學生就要和老師一塊兒議論幾天，而路遙他只能站在一邊憨態(tài)態(tài)地聽。路遙不但沒有了這個學習和娛樂的機會，同時還喪失了在同學中的話語權——那些理應追隨他的農家孩子們都轉而聽別人講電影中的故事去了，他被徹底地晾在了一邊。

這是路遙無法接受的，他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他想的辦法就是看書和看報紙雜志，因為書報上說得更具體、更全面、更深刻，從而更有“推廣價值”。那時延川城里有一個新華書店和一個閱覽室，規(guī)模都小得可憐：新華書店年銷售額不到三萬元，其中學生課本、農民過年貼的年畫和財神、灶君像銷售占絕大部分，剩下來就是孩子們看的連環(huán)畫；閱覽室是一孔大窯洞，訂有四五份報紙和七八種期刊，由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先生照看著，每天總有進城的農民在門口休息和拉話兒，但很少有人進去。那時候路遙是這兩個地方的?？停挥袝r間就來這兩個地方看書、看報。先在新華書店看，看的時間長了，售書員就會很客氣地趕他走，“這是書店，要看，到閱覽室看去”（那是一名非常溫和的女人，我和路遙常學她說的這句話）。路遙只好遵命，“移師”到閱覽室接著看。次次依然，如此反復。

在這里，路遙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從畫報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車、火車和鐵路、海洋和輪船；從報紙上看到了蘇聯(lián)、越南、古巴、巴拿馬和巴勒斯坦，知道了胡志明、卡斯特羅、阿拉法特和第一個進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這一切令他振奮，他覺得自己應該向這些人學習，做一個響當當的人物。每次看完，他都忍不住向同學們說說，這不但吸引了絕大部分同學，也引起了老師和一些學生家長的注意，和在農村時一樣，城里人也覺得這個孩子前途不可限量。老師開始重視他了，那些有眼光的學生家長也鼓勵自己的孩子和路遙交朋友，以便“近朱者赤”。于是，路遙再度成了同學們眼中的“英雄”，等到上六年級時，他已經是全校最著名的學生了，不但同學們這樣看，老師也這樣看。這時候，他再也不為看不上電影發(fā)愁了，想請他看電影的同學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