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一淪陷區(qū)文學與跨域流動政治

一、作家/文學跨域流動政治研究緣起

2008年8月1日至3日，我應邀參加了在日本名古屋愛知大學舉辦的“帝國主義與文學──殖民地·淪陷區(qū)·‘滿洲國’ ¹ 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近代東亞殖民地文藝史研究領域的一次重要的大型會議。會議圍繞“殖民與淪陷：空間與時間的重構”“抵抗，妥協(xié)，離散：殖民/淪陷區(qū)主體性的重層面向”“帝國想象與文化生產”三個方面，設置了12個議題 ²，意在區(qū)域整合、橫向比較、視閾拓展、理論深化。部分會議論文收入王德威、廖炳惠、松浦恒雄、安部悟、黃英哲編選的《帝國主義與文學》（研文出版2010年版）。

第三場為“帝國主義與文學（二）”，我做了有關淪陷區(qū)親日文學評價標準問題的專題發(fā)言。評議人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特別指出我的發(fā)言稿中的如下一段，要求做具體的說明：

在世界文明史上，大規(guī)模的對外擴張戰(zhàn)爭對被侵略國家或地域的社會生活和物質文化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但與此同時，不同文化之間的激烈對抗與碰撞，有時又會成為本地文化更新與再生的環(huán)境因素，攪動原有文化的構成與格局，改變其演化進程，甚至形成新的文化形態(tài)。放在現代文化發(fā)展的背景下觀照具體的淪陷區(qū)的文學與文化，無疑會大大拓展歷史闡釋的空間。 ³

會議第三天，在最后一場“綜合討論”的問答環(huán)節(jié)即將結束的時候，臺下有一位日本資深人士提問：

在近代中國，有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侵略過中國，為什么現在只批判日本？

通過同聲翻譯聽清這個問題后，環(huán)顧主席臺左右，見各位沒有興趣，便舉手示意。我的回答申請獲準。

第一個問題太大，我當時提出此說更多的是出于主觀推斷，對于它的說明一時間不可能具體?，F在想來，大概是大而化之，也就不甚了了。第二個問題雖然也大，好在有數據支撐，回答的具體內容現在仍記得。不過，座長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限定了兩分鐘的時限，肯定無法展開。

這兩個問題一直是我以后進行相關研究的關注點，也是潛在的問題意識。本書實際專題討論的是“‘滿洲國’滿系作家/文學的跨域流動政治” ⁴ 。也可將其視為我在七年之后，從東北淪陷期作家“跨域流動政治”的層面，對上述兩個問題所做的一次較為從容的互動  ⁵ 。

二、被疏忽的戰(zhàn)時人口雙向跨域流離現象

研究抗戰(zhàn)時期的文學，不可能忽略戰(zhàn)時的人口流動，但還沒有予以充分注意的是，流動是雙向的。也就是說，在流動方向上存在著轉換。

是日本不宣而戰(zhàn)的侵華戰(zhàn)爭，造成了中國“人口四處逃散……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計數字也很高：在戰(zhàn)爭的某些階段，大約有8000萬甚至接近1億的中國人在路途上逃命，它是總人口的15%—20%。但這并非意味著這些人在整個戰(zhàn)爭期間都處于流亡狀態(tài)，許多人逃亡之后很快又回到故土” ⁶ 。這是在說，逃離淪陷區(qū)的民眾，又返回已淪為異鄉(xiāng)的家鄉(xiāng)。而且，為生計所迫，即使在殖民期，也仍有大批破產民眾沿襲闖關東慣性，離開國統(tǒng)區(qū)。為此，國民政府曾認真采取措施，加大救濟力度，以杜絕或弱化這一在國際上讓中國難堪的人口的逆向流動。但戰(zhàn)時中國經濟已竭澤而漁、寅吃卯糧，國民政府的財力極其有限，救濟難民的效果不大。僅以東北黑龍江地區(qū)一地為例，東北淪陷時期（1931—1945年）的人口持續(xù)增長，從663萬多增至1046萬多，又說1100多萬。新增人口中，本地自然增長數僅為26萬多人。平均每年新增移民26.4—33.6萬人。其中，最多的是華北移民，總計高達370余萬人  ⁷ 。其數量之大，一時令人訝異。不妨與臺灣做一比照：抗戰(zhàn)勝利時，臺灣地區(qū)的人口約為600萬。對于如此龐大的新移民群體做政治評價時，顯然不能以他們的流向（逆向）及他們所選擇的居住地（“滿洲國”）為標準，同樣要以他們的現實行為為依據。“滿系”離散作家中，也有流離后又返回“滿洲國”的，比如王秋螢、曲傳政、支援等   ⁸ 。在文學史框架內對他們做評價時，研究對象也應該主要是他們的文學作品，不是他們的流動方向和棲身之地。

僅僅是揣測：引入戰(zhàn)時流離人口的雙向流動現象，可能也會給淪陷區(qū)文學跨域流動研究，乃至戰(zhàn)時文學、文化格局研究，帶來新的課題。

三、文學史書寫焦慮及理論（方法）焦慮

20世紀80年代以來啟動的“20世紀中國文學”“重寫文學史”“啟蒙主義文學觀念”等討論命題，以及文化批評、現代主義思潮、后殖民主義的興起，對編史理論產生巨大影響。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從掙脫“左傾”政治控制、回歸“純文學”和“審美”的“撥亂反正”，到重新估價外部因素與文學的關聯、力求讓中國現代文學敘事與共時歷史場景相契合，看似經歷了否定之否定的輪回，實際上是在更為豐富和多元的新界面上，重新將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對文學的影響納入考察的視域。因時政標準被排除在外的臺港澳文學、通俗文學、舊體文學、淪陷區(qū)文學等，得以漸次成為合法的研究對象。

一般來說，在文學專史中，比如在區(qū)域文學史和淪陷區(qū)專題文學史中，淪陷區(qū)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往往會被放大高估。將其置于文學通史里，其實際位置會更為客觀地顯現。

1980年代至1995年，由于淪陷區(qū)文學的基本面還沒有厘清，文學史雖然開始正面提及淪陷期文學，但更多的是一種象征姿態(tài)。

進入21世紀以后，有論者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史寫作留下的大量空白，到20世紀末已經充分填補  ⁹ 。但細加考察，在現有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無論是在總體估價還是在區(qū)域均衡、結構框架、史實細節(jié)等方面，淪陷區(qū)部分都還遠未達到準確、充分和合理的程度 ¹⁰ 。

首先，為了刻意融合和提升，一些已經納入淪陷區(qū)的文學史在修訂重版時，刻意淡化政治背景和區(qū)劃要素，淪陷區(qū)文學發(fā)展的基本線索和區(qū)域體制的分野反而模糊起來。在當下，政治層面梳理仍是文學史接納淪陷區(qū)文學時首先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而且，把淪陷區(qū)文學與通俗文學、舊體文學等相對單一的樣式并列，說把它們一同寫進了文學史，也有欠妥當。同其他區(qū)域文學一樣，在淪陷區(qū)，新文藝與通俗文學、舊體文學同樣并立、對立，新文藝一般也為淪陷主流文壇所褒揚，通俗文學、舊體文學則遭到貶抑，也有整合主流與邊緣的任務 ¹¹ 。淪陷區(qū)文學是文學生態(tài)完整的區(qū)域文學，與新文藝、通俗文學、舊體文學不是同位概念。

此外，理論的焦慮，也使得某些刻意創(chuàng)新的日據區(qū)文學研究，言必稱西方學術話語語境中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東方主義、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等，以及華裔學者的半殖民地中國現代文學敘述。這當然會對日據區(qū)文學研究帶來借鑒，但如果機械套用，更多的還是負面影響。

不容否認，淪陷區(qū)文學研究需要觀念更新、格局多樣。然而，除少數中國日據期文學的專題研究外，西方漢學著作中的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學研究，有許多不屬淪陷區(qū)文學的范疇，而是引入半殖民地背景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就中國而言，近代中國在世界體制殖民  ¹² 期的后半期進入半殖民地形態(tài)，其特征是部分領土淪喪和部分主權喪失。但就淪陷區(qū)而言，它是中國的局部，是與祖國完全分割的封閉的殖民地，不是半殖民地。以蕭紅的中篇小說《生死場》為例，它的完成本是國統(tǒng)區(qū)的產品，如果有關敘述的指向是半殖民地中國，卻硬要將其納入嚴格意義上的淪陷區(qū)文學敘事時，即殖民地敘事時，就不止是牽強，還會造成政體誤置 ¹³ 。追求融會貫通、理論提升和整體性的學科創(chuàng)新，還有也需要同樣加以重視的面向：作為近代東亞當事各方的中日韓，他們在東亞現代殖民文學研究中的長年的資源累積和切身的真知灼見  ¹⁴ 。

與方法焦慮相伴生的，還有材料焦慮，可以牽強地將其歸入工具方法焦慮。在傳統(tǒng)的出版物、文學文本、檔案、口述史等史料載體中，似乎出版物、文學文本已經窮盡。于是，轉向檔案、口述史。

淪陷區(qū)從業(yè)人員的人事檔案開始進入研究場域 ¹⁵ 。對于他們的人事檔案的使用，需要格外慎重，特別是新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部分。因為那是鎮(zhèn)壓反革命等政治運動的副產品，是鑄成冤假錯案的基本材料。此外，無論是當事人的自陳還是社會關系的旁證，失真、推諉、避重就輕，甚至欲蓋彌彰，是常態(tài)。此外，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特定時代，對于個人事項往往窮追猛打，無限上綱。涉及到隱私時，這就有了“度”的把握的問題：需要判定其可信度，以及披露到什么程度是不違反世俗規(guī)矩和當下規(guī)范的。

還有淪陷區(qū)作家對于自己半個世紀以前的往事的描述。自己撰寫的通常歸入自傳、回憶錄類。經人記錄整理的叫口述史，先是興起于海外。這類材料自有其自身的特殊價值，但是把它們當作史料來使用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小說家的自述文字。以梅娘為例。她所記述的女匪首駝龍、七叔張鴻鵠，在沒有旁證的情況下，無法充作史料。比如死于1925年的駝龍。駝龍的故事在20年代的東北家喻戶曉，“滿洲國”時期已有講述駝龍的秘話小說 ¹⁶ 。梅娘在95歲高齡的時候，才講到她90年前見到過父親與駝龍匪幫的過從，甚至出現拿“日本憲兵隊”恐嚇匪幫的情節(jié) ¹⁷ 。也就是說，這個情節(jié)至少是發(fā)生在1925年以前，顯然存在時代的誤置。查梅娘自己的著作，以及其他文獻，均未見孫家與駝龍有瓜葛的記錄。梅娘關于“七叔”張鴻鵠的記述，雖出現的次數較多，初步判斷，也屬于這種情況 ¹⁸ 。將諸如此類的文獻歸入虛構類作品，較為妥當。

實際上，淪陷期文學報刊、著作、人物、事件等基本資料的整理遠未準確、完善，特別是文化產品總量龐大的華北淪陷區(qū) ¹⁹ 。即使現在，淪陷區(qū)文學研究還是應當以淪陷期文獻史料的整理、分析為基礎。目前評價較高的淪陷區(qū)研究論著以報刊研究居多，也說明了這一點 ²⁰ 。

在東亞殖民地文學研究中，方法焦慮和材料焦慮疊加，往往容易走向闡釋過度。

當代從業(yè)人員經過系統(tǒng)的文化知識學習和學院體制訓練，進入淪陷區(qū)研究領域時，大多已人到壯年，知道現代文學的來龍去脈，知道抗戰(zhàn)時期國內外格局及后來淪陷區(qū)、中國、東亞及世界的發(fā)展變化，是一個后來居上的全知視角敘事者。而研究的對象卻是七八十年前身處淪陷區(qū)一隅的文學青年、少年。他們大多訊息閉塞，閱歷有限，在貪婪地汲取極其有限的中外文學資源、遺產的基礎上，懷揣著或者高尚的理想主義的文學夢，或者個人主義的成名成家的作家夢，寫一己的微末、寫身邊的瑣事、寫家事家族史，少數有雄心壯志的也渴望成為有思想的大文豪，像魯迅、高爾基那樣干預、引領生活，進入大領域，寫人生、眾生與社會。但他們畢竟囿于殖民地，而且多數囿于統(tǒng)治模式各不相同的眾多殖民地之一或之二的一隅。他們的識見、視域，也包括從文的時間，是有限的和受限的。或者有意或者無意，或者不自覺或者自覺，他們的作品難免帶有殖民地的痕跡，甚至受到殖民主義的戕害或流毒?；蛟S，作為無可替代的只反映這一特定時空的特定文學，這些作品的價值正在于它們與這一獨特的在地“一隅”的血濃于水的關聯。以高高在上的全知視角，做“絕對真理”層面上的道德判決、意義闡發(fā)，那是后來的全知視角研究者的自說自話。任何歷史研究都是當代史。作為想象歷史的方式之一，只要自圓其說，判決、闡發(fā)式敘事也會成就引人入勝的歷史書寫。其價值主要囿于學術圈的“話語構建”自身。洋洋灑灑的判決、自成系統(tǒng)的闡發(fā)，不會關心或不會主要關心判決和闡發(fā)式敘事在多大程度上呈現或復現了實際上無法企及的“第一歷史”。但如果是致力于建構盡可能接近歷史真實的“第二歷史”樣貌，則路數截然不同：需要以淪陷期的整體性的、綜合性的第一手文獻為開端、為基礎——如果達到一定程度的理想狀態(tài)，也未嘗沒有就是一個階段性終點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套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奠基者之一唐弢的話：研究淪陷區(qū)文學，從沒有眼前功利目的地通讀淪陷期的報紙、雜志開始。

注解：

1這里的“滿洲國”一詞加有引號，旨在表明，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其從未予以承認。參見本書第一章《日據區(qū)文學跨域流動政治研究關鍵詞》中的第二節(jié)《“滿洲國”》。

2這12個議題是：臺灣、滿洲、中國淪陷區(qū)、香港等地日本殖民時期之文學與文化研究；單一空間內之復數帝國主義分析；殖民地／淪陷區(qū)之本土作家與“日系”作家、本土主義與外地主義；殖民主義與文化分層、殖民地文化層級、殖民主與本土精英之抵抗或協(xié)作；帝國主義與東亞思想——儒學、佛教、基督教、神道——之發(fā)展或變貌；同化主義、皇民化運動與語言、文學、藝術的表現；帝國主義與性別詮釋；帝國、殖民地、淪陷區(qū)的創(chuàng)傷與記憶；帝國主義與文化控制、文化翻譯及跨文化流動；帝國主義與民族傳統(tǒng)、地方知識、民間文化之對立、協(xié)商與滲透；殖民地都會與都會現代意識、通俗文化、無國籍文化、跨國都會文化流動；日本帝國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與戰(zhàn)后東亞民族國家。

3張泉：《殖民語境中文學的民族國家立場問題——關于抗戰(zhàn)時期日本占領區(qū)中國文學中的親日文學》《帝國主義と文學——殖民地臺灣·中國占領區(qū)·“滿洲國”報告者論文集》，愛知大學車道校區(qū)，2008年8月，第189頁。會議由愛知大學、臺灣清華大學、哈佛大學共同主辦。

4本書對于“滿系”作家/文學的界定，詳見第四章《在滿國族文學分類與辯證》中的第二節(jié)《“滿系”文學》。

5“滿系”只是日據區(qū)殖民地作家“跨域流動政治”的一個部分，還有臺灣日據期作家的“跨域流動政治”，北京淪陷期作家的“跨域流動政治”等部分。這些部分同樣值得專題探討，特別是臺灣，有其獨特的區(qū)域重層性和復雜性。

6［英］拉納·米特著，蔣永強譯：《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zhàn)爭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頁。

7黑龍江省地方編纂委員會編：《黑龍江省志（第57卷）·人口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頁。對這些數字做分析，發(fā)現略有相互抵牾之處。

8參見本書第九章《“滿系”的離散：移居北京淪陷區(qū)》中的第五節(jié)《獨立“滿系”流離作家》。

9曠新年：《“重寫文學史”的終結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轉型》，《南方文壇》2003年第1期。

10陳思和：《漫談文學史理論的探索和創(chuàng)新——〈20世紀中國文學史理論創(chuàng)新叢書〉導言》，《文藝爭鳴》2007年第9期。

11參見張泉：《試論中國現代文學史如何填補空白——淪陷區(qū)文學納入文學史的演化形態(tài)及所存在的問題》，《文藝爭鳴》2009年第11期；《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亟待整合的三個板塊——從具有三重身份的小說家王度廬談起》，《河北學刊》2010年第1期。

12這是本書設置的一個概念。參見本書第十一章《日據區(qū)文學研究方法問題：整體與局部》中的第一節(jié)《宏觀結構：四個共時

13參見本書第十一章《日據區(qū)文學研究方法問題：整體與局部》第五節(jié)《細讀門徑：以梅娘的當代境遇為中心》中“（三）關于“滿系”作家

14參見本書《結語：轉向另一個起點的私語》。

15如見本書第九章《“滿系”的離散：移居北京淪陷區(qū)》第二節(jié)《武德報社的“滿系”作家》中的王介人（李民）部分的引文。作為沈啟無交代歷史問題時統(tǒng)一口徑的底稿，黃開發(fā)整理發(fā)表的《沈啟無自述》（《新文學史料》2006年第1期），也可當作檔案來看待。

16田菱：《女匪駝龍》，《麒麟》1941年第1—5期。

17見《梅娘訪談錄（2011年11月27日）》。采訪人：陳玲玲、張泉、柳青。地點：梅娘北京居所。

18梅娘：《愿望》，《文藝報》1991年5月25日；《我的青少年時期（1920—1938）》，《作家》1996年第9期。

19除蒙疆淪陷區(qū)外，在淪陷區(qū)文學研究中，華北淪陷區(qū)最為薄弱。以北京為中心的華北，人口號稱近億，城市聚集，高校、文化機構眾多，北京以外各地均有出版業(yè)和文學活動。僅以報刊而論，有許多還沒有成為專題研究的對象。再如，著作等身的北派通俗、武俠小說家，有好幾十位，除王度廬等少數外，大多還未做系統(tǒng)的發(fā)掘和整理。

20但這并不是說，方法問題在淪陷區(qū)文學研究中不重要。由于淪陷區(qū)文學的屬性及其接受史的特殊性，研究方法問題至關重要。見本書第十一章《日據區(qū)文學研究方法問題：整體與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