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歷史轉折中日本文壇對魯迅的接受

1928年起，伴隨著中日兩國無產(chǎn)階級文藝運動之間相互交流的日益頻繁、影響的日趨加深、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蓬勃興起，人們開始逐漸認識到，離開了魯迅，也許很難理解中國的新興文學。魯迅作為“文壇泰斗”，作為“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領袖”的地位，也逐漸傳播，影響到日本，為日本文壇所首肯。當然，這樣的認識，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也并不是所有的魯迅研究介紹者都是這樣，而是經(jīng)歷了一段有偏見甚至是錯誤的認識之后，才由一些有識之士提出來的。

到了20世紀30年代，在日本軍國主義發(fā)動全面侵略中國的戰(zhàn)爭之前那段山雨欲來的歲月里，日本文壇對魯迅的研究介紹，又一時形成一種大的趨勢，翻譯評價之多，是盛況空前的。及至1936年10月魯迅逝世后，日本《大魯迅全集》出版，可謂達到了巔峰。

第一節(jié) 從“舊文人”到“文壇泰斗”

魯迅的作品，第一次由日本人翻譯成日文并在日本國內雜志上發(fā)表的是《故鄉(xiāng)》。1927年10月，它被刊登在日本白樺派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主編的雜志《大調和》上。這一期《大調和》是《亞洲文化研究號》，對于《故鄉(xiāng)》的作者魯迅，編者只是簡要地介紹他是“民國第一流的短篇作家”，這似乎僅僅是從文學的角度給予評價的，其他方面則知之甚少。盡管如此，這樣的評價本身也還是符合實際，沒有多少偏見的。

1928年，中國發(fā)生了革命文學論爭，這場論爭對于促進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發(fā)展，有很大的積極意義，但在論爭中也明顯暴露出年輕的革命作家們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而這種思想表現(xiàn)，不能不說是和日本的無產(chǎn)階級文藝運動有著淵源的關系。這也就是說，在兩國的無產(chǎn)階級文藝運動內部，都有“左”的思想基礎。而中國的革命文藝運動是深受過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藝運動的某些影響的，這已是學界公認的史實。^[1]但反過來，受過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藝運動影響很深的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成員對于魯迅的批評，又嚴重地影響了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藝陣營和這個陣營之外的人士，使他們一開始就對魯迅的評介存在嚴重的誤讀和錯判。

1928年7月，全日本無產(chǎn)階級藝術聯(lián)盟成員藤枝丈夫在《戰(zhàn)旗》上發(fā)表《中國的新興文藝運動》，11月在《國際文化》上發(fā)表《中國的左翼出版物》等文章。文章雖然熱情地介紹了正在興起的左翼文藝運動，但對魯迅的介紹評價卻出現(xiàn)了失誤，如他在后一篇文章中說：“對于以《語絲》、《北新》月刊為基地，經(jīng)常發(fā)表一些反革命讕言的魯迅一派，必須予以徹底的批判?！敝猿霈F(xiàn)這種失誤，一方面是由于當時的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藝陣營中的某些人有“左”的傾向，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因而不能準確認識魯迅的價值；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受到了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一些人圍攻魯迅的影響，而把魯迅看成是反對革命文學的作家。譬如在《中國的新興文藝運動》一文里，藤枝丈夫談到他會見成仿吾與郭沫若時，郭沫若（在文章里被稱為k）曾說了這樣的話：“現(xiàn)在主要是對舊文學的清算。魯迅、張資平等人受到了嚴正的批判?！谌毡具@類事情不大好判斷，請廣為介紹一下?！焙茱@然，藤枝丈夫是受到了創(chuàng)造社的郭沫若等人批判魯迅的影響。

應當指出，像藤枝丈夫這樣貶低魯迅的看法，一時之間在日本的無產(chǎn)階級文藝陣營中并非個別現(xiàn)象，總之是把郭沫若看成無產(chǎn)階級革命作家的代表，而把魯迅看成反革命文學的舊文人。

同樣的思想傾向，在無產(chǎn)階級文藝陣營以外的人中間也存在。20世紀30年代被視為研究中國問題佼佼者的鈴江言一，1929年11月出版了一本專著《中國無產(chǎn)階級運動史》，其中有關文學革命的章節(jié)，對于魯迅的評價也存在類似的失誤。文章的大意是：能顯示中國從五四運動興起的文學革命思想傾向的，是魯迅的《吶喊》。那時的革命思想主要是反封建的思想，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勢力。魯迅當時是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他的作品多是描寫貧民的生活，表達了自己的同情，其中沒有任何的階級立場。這時代文學史上稱之為“阿Q時代”。1924年，中國無產(chǎn)階級的力量大增，革命走向高潮，但魯迅的作品卻依然停留在感傷主義的階段，不問經(jīng)濟的背景，只是從人類的一般弱點對封建社會加以攻擊。所以，此時魯迅一派作家的創(chuàng)作，已漸趨沒落。^[2]從這篇文章的觀點來看，顯然與中國太陽社批評家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一文的思想傾向沒有多少差別，而其中所說的文學史上稱之為“阿Q時代”，又明顯是錢杏邨評價魯迅《阿Q正傳》的用語。

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發(fā)表在1928年3月號的《太陽月刊》上，后收入同年7月上海泰東書局出版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第1卷里。據(jù)日本學者的研究，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一文的觀點，曾受到過藏原惟人的無產(chǎn)階級現(xiàn)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影響。^[3]鈴江言一是否讀過錢杏邨的這篇文章尚無可資判斷的確切證據(jù)，但他寫《中國無產(chǎn)階級運動史》的有關文學革命的章節(jié)時，是很可能參閱過錢杏邨的這篇文章的。

此外，確有參閱過錢杏邨的這篇文章并直接受其影響之人。1931年1月《滿蒙》第12卷第1期開始連載長江陽譯的《阿Q正傳》，大概為了配合譯文的發(fā)表，這一期《滿蒙》上還有大內隆雄的專文《魯迅和他的時代》。文章說：“凡通讀過《吶喊》、《彷徨》和《野草》的人，從那里是看不到革命出路的；只有作者在那里吶喊和彷徨，他終于只是野草，而未能成為喬木；他只說了過去和現(xiàn)在，而沒有將來?！边@幾乎是直接挪用了錢杏邨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作者在這篇文章的末尾附白，略謂本稿許多材料是參考了錢杏邨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梢娺@篇文章是直接受到了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一文影響的。

類似的思想傾向，在《滿蒙》的另一作家大高巖的文章也可以見到。1932年9月，《滿蒙》第13卷第9期上刊登了大高巖的文章《魯迅再吟味》。文章說：“作為‘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代表作品，第一可以舉出魯迅的名字?！栋正傳》、《吶喊》和《彷徨》是他的力作。在魯迅等人的作品中，以辛辣的筆調鞭撻了老朽的封建的遺物。有名的《阿Q正傳》中的趙老太爺，正是這個階級的廢物?！薄叭欢鴼W洲大戰(zhàn)以后……新興的知識分子妥協(xié)屈服于資本主義并國內的封建勢力也不是例外之事。這樣的社會形勢，在文壇內部也有反映，胡適、周作人、魯迅等逐漸官僚化了?！薄棒斞负髞磙D向左翼，20世紀30年代的無產(chǎn)階級文學將資產(chǎn)階級文學從文壇上徹底擊潰?！睂Ⅳ斞刚J作“自然主義作家”的看法，是1924年以來以創(chuàng)造社的成仿吾為中心展開的。時至1932年，我們在日本的大高巖的文章里，仍然看到了創(chuàng)造社的影響。

但是，《滿蒙》的另一作者對魯迅則有不同的看法。1931年5月，原野昌一郎在《滿蒙》第12卷第5期上發(fā)表《中國新興文藝和魯迅》，如標題所示，魯迅已和新興文藝掛上鉤了。原野昌一郎雖然同意成仿吾的《吶喊的評論》中的意見，但他不贊成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而能從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以及封建主義長期統(tǒng)治造成人們特殊的心理結構這樣的角度，來評價魯迅及其作品的價值。文章說：

作為文化國家的中國，作為哲學家的中國人，在東方在世界上都具有足以夸耀的廣博的心靈的著作……所以它的文學形態(tài)能夠出現(xiàn)多種多樣也是理所當然。然而最具有可靠性并表現(xiàn)了現(xiàn)代人的還是魯迅。

毋須諱言，中國在世界上是毫無例外的具有傳統(tǒng)精神的老大國家，千百年來，禍亂、重壓在它的東方性的廣泛的文化、政治經(jīng)濟各方面輪回再起，百官的橫恣，民眾的被壓迫，實在是帶著無與倫比的冷酷性反復運轉著……我們翻開一頁歷史時，即可看到這痛烈的現(xiàn)實。雖然封建的壓制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但達到這種慘烈程度的，世界上何處有之呢？如此看來，他們一面怯懦，殘忍，乃至執(zhí)拗的勤勉性、天命觀、鄉(xiāng)黨間的團結等等，顯然具有充分的必然性。

短篇《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風波》中的七斤，《阿Q正傳》中的阿Q，難道不就是確確實實的中國人的形象嗎！……尤其值得我們最關心贊美的，是他的主題幾乎全部都是在最下層呻吟的民眾的形象，并把它用具有寫實的可靠性的面貌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占中國民眾多半的農民形象。

可以發(fā)現(xiàn)，原野昌一郎對魯迅及其作品的這一評價，已經(jīng)從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否定魯迅的理論框架中突破出來了。這種從民族風俗、文化傳統(tǒng)的角度來評價中國文學作家和作品的態(tài)度，在日本也不失為理解中國新興文學的一種類型。

值得特別提出的，還有林守仁對魯迅的評價。林守仁是山上正義的筆名，山上正義（1896～1938），日本鹿兒島人。1920年前后在早稻田大學做旁聽生?！恫シN人》創(chuàng)刊時，他開始弄起文學來，在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過俳句。后來因為“曉民共產(chǎn)黨事件”^[4]而被捕下獄，被囚禁8個月。1925年來到中國上海，加入上海日日新聞社，后轉聯(lián)合新聞社。省港大罷工時，山上正義正在經(jīng)香港去廣東。1926年北伐開始時，北伐誓師以及革命策源地廣東熱氣騰騰的革命形勢，山上正義都有深切的體會。他訪問過蘇聯(lián)顧問鮑羅廷，會見了宋慶齡、陳友仁，并和郁達夫、成仿吾等創(chuàng)造社成員有密切的交往。晚些時候還造訪過魯迅。他是日本的進步人士。1926年以特派新聞記者的身份來中國訪問時，在廣州結識了魯迅，此后開始與魯迅交往。1929年又來上海，仍然與魯迅保持著友好的往來。1928年他寫了《談魯迅——北中國的白話文學運動》一文，發(fā)表在同年3月《新潮》第25卷第3期上。文中雖有一些看法不夠妥當，但對魯迅十分推崇，明確指出了魯迅在革命文學運動中的領袖地位，這是和一些左翼人士的看法不相同的。文章說：“陳獨秀和胡適盡管提出了白話文學宣言，但前者忽即轉入社會運動，后者則追逐當代的聲譽，投進教育界，都走出文學圈子外邊去了。之后，魯迅卻忠實地把它負擔起來，勇敢而頑強地引導其潮流直至今日。”^[5]肯定了魯迅在文學革命中的成績和領袖作用。這種真知灼見，在當時的日本是極為可貴的，它會使日本左翼文藝陣營耳目為之一新，也會促使他們重新評價魯迅。

1928年，上海的日文報紙《上海日日新聞》曾發(fā)表井上紅梅譯的《阿Q正傳》，1929年11月又在日本文藝市場社出版的《奇譚》上重新發(fā)表，改題為《中國革命畸人傳》。這是日本最早的《阿Q正傳》的譯本。《奇譚》雜志是昭和初年發(fā)刊的。登載《中國革命畸人傳》的這一期上，還有《中國惡食考》《近代游蕩文學史》《世間澡堂談議》《男人什么地方能引起女人的注意》等無聊的文章，但在譯文正文之前，卻有如下的附白：“魯迅氏《阿Q正傳》，作為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作品，引起歐美各國的轟動，并被譯成好幾國的文字；但我國好像還沒有譯本。這里愿借本志的篇幅，改題為《中國革命畸人傳》全譯成日文。作品取材于成為革命犧牲品的一個可憐的農民的生涯。作者以其深刻地觀察和第一流的諷刺手法，表現(xiàn)了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狀態(tài)。像這樣的犧牲者，在他們那個國家現(xiàn)代的訓政時期一定是很多的?！?sup>[6]這樣的認識顯然是很不夠的，而且譯文的質量也很低。

1932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井上紅梅翻譯的《魯迅全集》，收錄了《吶喊》《彷徨》兩書，并附有魯迅年譜。魯迅的作品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在日本出版是很值得重視的，盡管其所收作品不多，還談不上什么全集。不過，由于井上紅梅早期人品有問題，加上他的譯文誤譯甚多，一直得不到魯迅的諒解。但持平而論，他倒是在中日文學交流上，特別是在介紹魯迅作品方面做出過貢獻的。1936年魯迅逝世后，井上紅梅還參加了改造社翻譯《大魯迅全集》的工作。

1931年1月，《滿蒙》第12卷第1期開始連載長江陽譯的《阿Q正傳》。這一年秋，繼井上紅梅、長江陽的譯本之后，又有兩種《阿Q正傳》的新譯本出版，譯者為松浦圭三和林守仁。松浦圭三的譯本同年9月作為《中國無產(chǎn)階級小說集》的第一編由白楊社出版，其中還包括《孔乙己》和《狂人日記》；書前有譯者序，并附有《關于〈阿Q正傳〉的各家評語》《作者作品目錄》和《作者傳略》。林守仁的譯本收在《國際無產(chǎn)階級叢書》中，同年10月由四六書院出版。尾崎秀實以白川次郎為筆名為該書寫了緒言《談中國左翼文藝戰(zhàn)線的現(xiàn)狀》，林守仁也寫了譯者序言《關于魯迅及其作品》。

林守仁在翻譯《阿Q正傳》的過程中得到過魯迅的熱情幫助，魯迅對他的工作給予了大力的支持。這已成為中日文學交流史上的佳話。值得注意的是收有林譯《阿Q正傳》的《國際無產(chǎn)階級叢書》中有尾崎秀實和山上正義介紹魯迅的文章。尾崎秀實是日本的革命作家，他曾作為特派記者到過上海，經(jīng)史沫特萊介紹與魯迅相識，十分友善，對魯迅有較深的了解。他在這篇緒言中全面介紹了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現(xiàn)狀，談到魯迅，則評論說：“魯迅不但是聲名卓著的作家，而且自從他成為自由大同盟的領導之后，他的活動更值得欽佩。誠如大家所知道的，他是左聯(lián)的泰斗，至今還在果敢地參加著戰(zhàn)斗。”而山上正義的序言則認為：魯迅“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主流的唯一代表者，就他在文壇上的地位來說，今天也依然是當前文壇的泰斗”^[7]。同時，山上正義還在序言中引用美國《新群眾》評論魯迅的話，說魯迅是“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全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領袖”。

總之，松浦圭三和山上正義的兩種《阿Q正傳》譯本的出版以及尾崎秀實和山上正義對魯迅的評論文章，說明了日本左翼文學家和進步人士對魯迅的評價有了轉變。魯迅作為革命作家，作為左翼文壇泰斗的地位，也已為日本文壇所承認。

第二節(jié) 佐藤春夫與魯迅

20世紀30年代，在日本文壇掀起的一股翻譯魯迅作品、評價魯迅其人的熱潮中，有一位日本文壇宿將佐藤春夫的譯介工作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這不僅因為佐藤春夫是日本文壇聲名顯赫的大作家，他所譯介的民國時期文化革命主將的作品必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且還由于他接觸魯迅角度的不同而做出的獨特評價?；仡欁籼俅悍蜃g介魯迅的工作，梳理他與魯迅的文字緣，不僅有益于中日文學交流史的建構，也有助于我們今天從文化歷史傳統(tǒng)的視角去重新看待魯迅。

1932年1月，佐藤春夫翻譯的魯迅的小說《故鄉(xiāng)》，在日本著名刊物《中央公論》上發(fā)表，并附有他寫的《關于原作者小記》，介紹了魯迅的簡歷，給予魯迅很高的評價。

佐藤的翻譯，在日本是《故鄉(xiāng)》的第二種譯本。《故鄉(xiāng)》的第一種譯本，前面已經(jīng)說過，發(fā)表在1927年白樺派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主辦的《大調合》（10月號）上，譯者不詳，那是魯迅作品的日譯本第一次在日本國內出版的刊物上發(fā)表。后來，井上紅梅、松浦圭三、山上正義等人相繼翻譯發(fā)表了魯迅的《阿Q正傳》《孔乙己》《狂人日記》等作品，已如前述。1932年，日本京華堂、文求堂和改造社分別出版了《魯迅創(chuàng)作選集》《魯迅小說選集》和《魯迅全集》。這樣一種譯介魯迅的熱潮，魯迅在書信中也曾談到。1932年5月14日，魯迅在致許壽裳信中說：“近數(shù)月來，日本忽頗譯我之小說。”對于翻譯質量，魯迅也表示過意見。山上正義翻譯的《阿Q正傳》，魯迅曾親手校譯過，自然不成問題。但井上紅梅的譯文則不夠嚴肅，魯迅曾多次在日記和書信中表示過不滿。1932年11月24日魯迅日記記載：“下午收井上紅梅寄贈之所譯《魯迅全集》一本，略一翻閱，誤譯甚多?！蓖?2月19日在致增田涉信中又談道：“井上氏所譯《魯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來了。譯者也贈我一冊。但略一翻閱，頗驚其誤譯之多，他似未參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譯的?！痹谶@封信里，魯迅頗不滿意井上紅梅的譯文，但卻肯定了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的譯文。后來，佐藤春夫成了日本主要的魯迅作品的翻譯家和介紹者。1932年7月，佐藤春夫譯的《孤獨者》在《中央公論》上發(fā)表；1933年3月，佐藤春夫編，改造社出版的《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中國專集》，輯錄了《阿Q正傳》和《幸福的家庭》；1935年6月，他與增田涉合譯的《魯迅全集》（巖波書店），收小說、散文、雜文12篇。

佐藤春夫翻譯介紹魯迅，在日本影響是很大的。這也決定了他在中日文學交流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他不僅介紹過魯迅，還譯介過許多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與許多中國作家如郁達夫等人有過交往，特別是因為他在大正、昭和文壇上聲名赫赫，所以他介紹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中國作家交往，就具有重要的意義。日本著名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專家丸山昇就曾認為：“由于已經(jīng)確定了第一流作家地位的佐藤春夫，在具有代表性的綜合雜志《中央公論》上翻譯了魯迅的作品，就具有更大的意義。從此以后，魯迅的名字，終于為日本文化界所知曉?！?sup>[8]日本另一著名作家正宗白鳥，就是讀了佐藤等譯的《魯迅全集》之后，十分感佩，才寫了引起魯迅同感的《摩勒伊愛斯與魯迅》一文的。^[9]

佐藤春夫（1892～1964）明治末年傾向于自然主義，曾師事生田長江，后又與堀口大學、與謝野夫婦等相交往，深受他們影響；傾慕森鷗外和永井荷風，先以充滿古典情緒和唯美的浪漫主義詩歌為文壇所推崇。后轉寫小說，《田園的憂郁》《都會的憂郁》是其代表作品。由于表現(xiàn)得深切和新穎，并且抓住了資本主義社會物質文明驅迫下人們精神上產(chǎn)生的倦怠之感，甚至被說成是近代小說的代表。

也許正是由于佐藤春夫的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這種近代意識，20世紀20年代初期，魯迅和周作人合譯《現(xiàn)代日本小說集》時，才勸周作人增譯佐藤春夫的小說的。^[10]此后10余年，魯迅幾乎未再提起他，因為魯迅思想的發(fā)展，表明終與佐藤春夫不是一路人。日本左翼文藝運動蓬勃高漲時，佐藤春夫是被稱作“右翼之雄”的，而魯迅后來卻成了中國左翼文壇的領袖。但是到了1932年，佐藤春夫的名字卻常在魯迅日記和書信中出現(xiàn)。1932年1月5日，魯迅致增田涉的信中說：“一月號《改造》未刊載《某君傳》，豈文章之過耶？實因某君并非鋒頭人物?！籼傧壬凇丁垂枢l(xiāng)〉譯后記》中雖竭力介紹，但又怎么樣呢？”^[11]

這《〈故鄉(xiāng)〉譯后記》^[12]便是前面提到的《關于原作者小記》。佐藤春夫這篇評介魯迅的文字，是日本繼山上正義的《談魯迅》以來最重要的文章。他在該文中介紹了魯迅的簡歷，談到魯迅由于作《中國小說史略》而成為被人推重的學者之后，說：

他的作品中，的確具有很深的傳統(tǒng)意味。他從學者生涯蟬蛻之后，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一面誘掖指導建設新文學的運動，一面自身也從事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1921年終于有一代杰作《阿Q正傳》問世。其他作品短篇中篇30種，都使他名聞天下。創(chuàng)作之外，也不怠慢日德俄等國文學的翻譯介紹，經(jīng)過不懈努力，終于成為中國近代文學之父，完全盡到職責。他的成長，即使放在中華民國近代發(fā)展史上來看，也是非常偉大的。在今天，他不僅是“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全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領袖”，而且還因羅曼·羅蘭的介紹而名噪法國。之后其作品有法德俄英及世界譯本。魯迅是世界的。

佐藤春夫對魯迅的評價，應該說是很高的。他和林守仁在《關于魯迅及其作品》一文中所做一樣，也引用美國《新群眾》雜志評論魯迅時所說的：“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全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領袖?！边@種對魯迅文學地位的首肯，表明佐藤已經(jīng)沖破了自身文學地位的囿見。但是，這樣的看法，終究不過是認同中國文化界對魯迅認識罷了。其實，外國人的魯迅觀，越是不同于我們從政治、社會歷史的角度來判斷魯迅，越是可能具有不同的啟迪意義。誠如丸山昇所說：“我們這些日本人的中國文學研究，盡管對中國的理解上無法與中國人相比，但如果對中國讀者有些作用的話，那就在于我們是通過具有不同的歷史和文化的日本人的眼光，用不同于中國人的眼光來看待中國文學。至少在現(xiàn)代文學研究方面，我想求得中國讀者理解的是，在中國所想象不到的解釋和一時難以接受的觀點中，復雜地反映著生活在現(xiàn)代日本現(xiàn)實中的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感情。希望中國讀者理解這一點也是同希望加深對日本的理解是相通的?！?sup>[13]這是頗有見地的看法。其實，佐藤春夫對魯迅的理解的重要性，不在于對中國某一看法的認同，而在于他在魯迅作品中發(fā)現(xiàn)了某種被我們忽略了的東西，那就是魯迅作品中“具有很深的傳統(tǒng)意味”。戰(zhàn)后佐藤春夫追憶自己在20世紀30年代翻譯魯迅作品的動機時，更是發(fā)展了這一看法。他說：“《故鄉(xiāng)》似乎令人感到中國古來的詩情（那是我非常喜愛的），完全成了近代文獻中的，也就是說，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tǒng)在近代文學中更生……總之是看到近年來我國的近代文學完全與古來的文學隔絕，我深為不滿，因而翻譯了《故鄉(xiāng)》，是要促使人們向它學習?！?sup>[14]這就是說，佐藤春夫譯介魯迅，旨在撇開魯迅作品所具有的強烈的社會意義而強調與傳統(tǒng)文學的聯(lián)系，這在日本的魯迅譯介中也算是別開生面的。

當年郭沫若與魯迅筆墨相譏時，亦稱佐藤春夫為“右翼之雄”^[15]，而魯迅這位左翼文壇領袖竟與“右翼之雄”有著這樣的文字緣和密切關系，也確實是耐人尋味的。從佐藤春夫那一面看，他的確在立場、觀點與創(chuàng)作傾向上與魯迅不同，他是不可能全面正確理解魯迅的，但他卻從魯迅作品中發(fā)現(xiàn)了別人尚未發(fā)現(xiàn)的東西。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會會員，評論家岡崎俊夫在戰(zhàn)后曾追溯說：“佐藤所以翻譯魯迅的作品，不過是他喜歡中國文學的延長，他是以譯種種古典文學的精神，把手伸向了魯迅的作品。這位詩人和魯迅在精神上風馬牛不相及?！?sup>[16]但是，佐藤春夫接觸魯迅的角度，確實是大多數(shù)人長期所忽視了的魯迅文學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也許正是在這一點上，佐藤春夫的魯迅觀才更有其價值。

由真愛古典文學而欽佩魯迅，由欽佩進而翻譯，直至邀請魯迅去日本寫作，佐藤春夫是盡了文人友情的。魯迅對佐藤春夫也頗為感激，他在致增田涉與山本初枝等人信中幾番提到這些事。雖然魯迅未對佐藤春夫本人做出評價，但起碼他是很看重佐藤春夫，珍惜這一友誼的。

1936年10月19日晨，魯迅逝世。佐藤春夫聽到這一消息后，當天夜里便寫了悼念魯迅的文章：《月光與少年——魯迅的藝術》。文章辭情切切，開篇便道：“我同魯迅一面之識也沒有。偶與這位世上不再容易出現(xiàn)的偉大的東洋文學家生于同一時代而終又永遠失去了相會之期，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恨事，永生的恨事?！彼煤螅谖闹杏终劦搅四莻€今天令我們極為感興趣的問題：“《阿Q正傳》總是中國風的作品，就是這一點使那個作品得到了成功；所以能魅住了本國的大眾，能使國外的識者認為驚異的產(chǎn)物的，這秘密就在這一點上。而且我更相信，這也就是為什么在近代歐洲文學理解上決不落于人后的他，在另一方面，雖然總是中國風，然而在歐洲人看來卻使他們的作品更易于理解，使人們了解，使人們驚嘆中國民族性的深奧的緣故?！?sup>[17]這里談到的“中國風”，也可以說是佐藤春夫在深刻感受和把握住了魯迅作品中蘊含了“很深的傳統(tǒng)意味”的基礎上所做的一種概括。實際上，它也正是啟迪我們今天從文化歷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審視魯迅文學世界與傳統(tǒng)文化關系的一把鑰匙。回顧20世紀30年代魯迅與佐藤春夫的這段文學因緣，大概對我們今天的魯迅研究不無裨益吧。

第三節(jié) 增田涉與拜訪魯迅的作家

增田涉（1903～1977），日本島根縣人。高中時因受芥川龍之介和佐藤春夫等人作品的影響，傾心于中國和中國文學。1926年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因鹽谷溫教授講授中國小說而接觸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從而熟知魯迅。后來師事佐藤春夫，并幫助他翻譯中國小說。1931年3月到中國，通過內山完造與魯迅相交往，后常去魯迅家中聽講解《中國小說史略》等。同年11月，他譯的《鴨的喜劇》《上海文藝之一瞥》等魯迅作品，在佐藤春夫編的《古東多萬》上發(fā)表；還通過實際觀察以及同魯迅的對談，寫了日本的第一部《魯迅傳》，1932年4月發(fā)表在《改造》雜志上。

1931年12月，增田涉回國后，專以書信往來向魯迅請教。1933年佐藤春夫編《世界幽默全集》，增田涉負責中國部分，譯有《阿Q正傳》《幸福的家庭》和其他中國作家的作品。翌年10月，又與竹內好、武田泰淳、松枝茂夫等人組成“中國文學研究會”。此后十余年間，專事中國文學研究。

1935年6月，巖波書店出版了增田涉與佐藤春夫合譯的《魯迅選集》，收有小說《孔乙己》《高老夫子》《孤獨者》《阿Q正傳》，散文《藤野先生》，雜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并附有增田涉的《魯迅傳》。這是到那時為止日本有影響的大出版社出版的最有權威的《魯迅選集》，流傳相當廣泛。同年6月，增田涉譯的《中國小說史》，又由東京汽笛出版社分兩冊出版。魯迅看過豪華版后十分高興，他在給增田涉的信里說：“《中國小說史》豪華的裝幀，是我有生以來，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裝?！?sup>[18]能夠有這么好的譯本在日本出版，魯迅是十分滿意的。

如前所述，佐藤春夫與增田涉合譯的《魯迅選集》在日本流傳很廣，影響也很大。許多日本人士，就是讀了這本選集才對魯迅有所了解，有所認識的。

1935年7月20日，日本又一著名作家正宗白鳥在《讀賣新聞》晚刊發(fā)表了一篇短文——《摩勒伊愛斯和魯迅》。這篇短文并非是專門評論魯迅，而是由魯迅的偉大精神引起自己人生感慨的。但他卻對魯迅說了這樣欽佩的話：“我從最近出版的《魯迅選集》上讀到《孔乙己》和《阿Q正傳》等作品。對于中國的現(xiàn)實生活，作了如此深刻和微妙的描寫，實在令人感佩?！?/p>

正宗白鳥（1879～1962）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著名小說家、評論家，曾是自然主義興盛時期的大作家。魯迅留學日本時，正是正宗白鳥走上文壇而且很活躍的時期，但由于魯迅對自然主義文學不太感興趣，所以沒有留意到他。20世紀30年代魯迅在日本的聲望日高，自然也吸引了正宗白鳥的注意。當然他只是讀了魯迅的少量作品，談不上有多么深刻的理解，但他卻能從文學與現(xiàn)實相聯(lián)系這個角度來看待魯迅。在《摩勒伊愛斯與魯迅》這篇短文里，他將摩勒伊愛斯^[19]與魯迅相比，肯定了他們的幸與不幸；但實際上卻寄托著自己深沉的苦悶和感慨，即對作家來說，不甘心像摩勒伊愛斯那樣超然于現(xiàn)實，而像魯迅那樣不忘情于現(xiàn)實，是不幸的；但這種不幸，幾乎是關心祖國和人民命運的作家的宿命。魯迅讀過這篇文章后，于1935年8月1日在給增田涉的信中說“有同感”。^[20]

除正宗白鳥外，鹿地亙發(fā)表過與魯迅有關的文章，《與魯迅會見記》（《文藝》1936年5月）。鹿地亙曾是日本無產(chǎn)階級作家聯(lián)盟的書記長，1943年因日本政府的鎮(zhèn)壓，不得不宣布作家聯(lián)盟解散。當時正在書記長崗位上的鹿地亙，發(fā)表了《為了無產(chǎn)階級文藝運動的方向轉換》的文章，對十多年來無產(chǎn)階級文藝運動的經(jīng)驗教訓進行了總結。此后他曾被捕入獄，出獄后1936年來中國，2月間會見了魯迅，此后多次與魯迅來往?？谷諔?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他曾留在中國，和中國人民共同從事反法西斯主義的革命斗爭。

1936年6月和7月，還有山本實彥在《文藝》上先后發(fā)表了《從上海致S的信》和《魯迅》，前者談了魯迅和日本新感覺派作家橫光利一的關系。山本實彥是日本著名的新聞工作者和出版家，曾創(chuàng)立《東京每日新聞》，自任社長。1929年又創(chuàng)立改造社，任社長，出版過《改造》《文藝》等多種著名雜志。他在政治上是很進步的，因而也很敬重魯迅。1936年來上海時，曾特地訪問了魯迅。魯迅逝世后，他主持的改造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大魯迅全集》。

第四節(jié) 欣慰的紀念

1936年10月19日晨，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病逝。消息傳到日本，引起日本文化界的極大震動，一時間日本各界的友好人士，分擔了中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在東京神田的日華學會，日中兩國的文化界人士為魯迅先生召開了追悼會，會上佐藤春夫和郭沫若都做過講演，有人還看到佐藤春夫演講后“流著眼淚走出來”^[21]。甚至有在日留學的朝鮮文學家也說：“我們朝鮮人，有正義感的朝鮮人，對于這位巨人是不能忘記的?！?sup>[22]的確，魯迅不但是中國精神界的戰(zhàn)士，也深受日本及東亞人民所摯愛！

魯迅逝世后，日本的許多報刊迅速做出反應，《中央公論》《日本時論》《改造》等有影響的大型雜志，紛紛發(fā)表悼念魯迅的文章。竹內好主編的《中國文學月報》第20號（1936年11月），還出版了紀念性質的“魯迅特輯”，發(fā)表了實藤惠秀、飯冢朗、山本初枝等人的文章。竹內好翻譯的魯迅散文《死》及撰寫的紀念性文章《魯迅論》，也在這期“魯迅特輯”之中。

從魯迅逝世的次日起，到1938年8月改造社《大魯迅全集》七卷本出齊時，這期間日本報刊發(fā)表紀念、研究魯迅的文章和翻譯魯迅的作品，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已超過140篇。特別是《大魯迅全集》的出版，雖說只是選集的性質，但仍要比中國《魯迅全集》的出版早一年左右。日本各界的友好人士，以這樣的實際工作寄托對魯迅的哀思，真可謂一種欣慰的紀念。

對魯迅的逝世，能有這么多的日本人士以如此大的規(guī)模來悼念，而且又是在那樣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下來悼念，可以說，在日本從來沒有哪一個外國的偉大作家，能像魯迅那樣享有這樣的生榮死哀。這一方面說明，魯迅給予日本人民精神上的影響是無比深刻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中日兩國人民的心是相通的，文化上的聯(lián)系是密切的。這種文化上、精神上的密切關系，通過日本人民對魯迅的悼念，充分地、集中地表現(xiàn)了出來。

[1]劉柏青：《三十年代左翼文藝所受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藝思潮的影響》，《劉柏青文學論集》下卷，時代文藝出版社，2012。

[2]參見鈴江言一《中國無產(chǎn)階級運動史》，1929年11月滿鐵調查資料第109編。1953年9月改題為《中國解放斗爭史》，由石崎書店出版。

[3]盧田肇：《錢杏邨的“新寫實主義”——與藏原惟人的“無產(chǎn)階級現(xiàn)實主義”有關問題之考察》，靳叢林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論文選粹》，吉林大學出版社，1987。

[4]1920年底，日本各地開始出現(xiàn)一些馬克思主義小組，如堺利彥等人的ML會，山川均等人的星期三會，高津正道等人的曉民會等。翌年4月，以堺利彥為委員長的“共產(chǎn)黨籌備委員會”成立，5月派近藤榮藏去上海參加共產(chǎn)國際遠東支部會議。8月，在東京堺利彥的無產(chǎn)社召開結黨會議，近藤榮藏為執(zhí)行委員長，高津正道為宣傳部長，山上正義為庶務部長等。11月因署名共產(chǎn)黨的反軍、反戰(zhàn)傳單及小冊子在日本陸軍東京大演習時散發(fā)，日本共產(chǎn)黨遭到鎮(zhèn)壓，是為“曉民共產(chǎn)黨事件”。

[5]山上正義：《談魯迅》，李芒譯，《魯迅研究資料2》，文物出版社，1977，第181頁。

[6]丸山昇：《一個中國特派員》，中央公論新書，1976。

[7]林守仁：《關于魯迅及其作品》，戈寶權譯，《魯迅研究資料2》，文物出版社，1977，第181頁。

[8]丸山昇：《日本的魯迅研究》，載靳叢林編譯《東瀛文擷——20世紀中國文學論》，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第31頁。

[9]1935年8月1日魯迅致增田涉信，《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69頁；劉柏青：《魯迅·摩勒伊愛斯·正宗白鳥》，《魯迅與日本文學》，吉林大學出版社，1985。

[10]1921年8月29日魯迅致周作人信，《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413頁。

[11]《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192頁。

[12]關于這篇文章，《魯迅全集》（人民中文學出版社，2005）第14卷第193頁注釋[5]為：“佐藤春夫……在《中央公論》（1932年1月號）發(fā)表的《〈故鄉(xiāng)〉譯后記》中稱魯迅的《故鄉(xiāng)》具有杜甫的詩情?！边@則注釋中有錯誤，稱《故鄉(xiāng)》具有杜甫的詩情的，不是這篇文章，而是佐藤春夫戰(zhàn)后發(fā)表的《翻譯〈故鄉(xiāng)〉和〈孤獨者〉的時候》（收入增田涉、松枝茂夫、竹內好編《魯迅指南》，巖波書店）一文，其中寫道：“我在《故鄉(xiāng)》之中，感受到了和杜甫的詩情相同的近代散文精神?！?/p>

[13]丸山昇：《寄語〈日本學者中國文學研究譯叢〉》，《日本學者中國文學研究譯叢》第2輯，1987年9月。

[14]佐藤春夫：《翻譯〈故鄉(xiāng)〉和〈孤獨者〉的時候》，載增田、松枝、竹內好編《魯迅入門》，巖波書店，1956。

[15]郭沫若：《創(chuàng)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學編 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第22頁。

[16]岡崎俊夫：《日本的魯迅觀》，轉引自丸山昇《日本的魯迅研究》，載靳叢林編譯《東瀛文擷——20世紀中國文學論》，吉林大學出版社，2003，第32頁。

[17]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先生紀念集》，山海書店復印，1979。

[18]1935年6月10日魯迅致增田涉信，《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59頁。

[19]摩勒伊愛斯原為葡萄牙駐外海軍武官，生于1854年。1898年來日本，任葡萄牙駐日本神戶總領事，曾與日本一藝伎結婚。后來妻子亡故，辭去總領事職務，到亡妻出生地福島定居，潛心研究日本文化。著有《遠東游記》《中國日本風物志》《日本精神》《日本歷史》等。1929年病死在福島。

[20]1935年8月1日魯迅致增田涉信，載《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6頁。

[21]常任俠：《哀悼魯迅先生在東京》，《東瀛印象記》，商務印書館，2013，第55頁。

[22]常任俠：《哀悼魯迅先生在東京》，《東瀛印象記》，商務印書館，2013，第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