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君子自強

“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焙瞎欧Q荊楚，向來以雄奇的山水著稱于世。近代的湖南更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在風起云涌，云波詭譎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的靈氣似乎都凝結在三湘大地上。所謂氣蒸云夢澤、地靈人杰并非溢美，而是名至實歸。從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將領到以譚嗣同為首的維新志士，從以黃興為首的革命先驅到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他們都在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跡，影響甚至改變了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發(fā)展軌跡。

澧縣古稱澧州，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在澧水中下游，洞庭湖西岸，是湘西北通往鄂、川、黔的重鎮(zhèn)，素稱“九澧門戶”，因澧水貫穿全境而得名。澧縣比起三湘其他有開天辟地之功的名人或具鬼斧神工之魅的山水名勝區(qū)而言，顯得比較的古樸和幽靜，好像一枝隱于深山的幽蘭，默默地奉獻自己的清香。

澧縣歷史悠久?？h城自南北朝建州以來，屢為府、州、路治所，境內名勝古跡甚多，計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三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八處，以城頭山、彭頭山、雞叫城、八十垱、十里崗、丁家崗為核心的澧陽平原史前文化遺址群已由國家向聯(lián)合國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被評為中華20世紀100項重大考古發(fā)現的城頭山古文化遺址上發(fā)現了中國最早的、距今6000年的古城址、古祭壇和古稻田，把中華文明史向前推進了1000年。江澤民主席1995年視察澧縣時親筆題寫了“城頭山古文化遺址”，蔣緯國先生則在臺灣題詞：“中華文明億萬載，澧州古城七千年”。

本傳記的主角鄒衡先生是位考古學家，喜歡追尋事物的源頭。但是，鄒先生對自己出生的介紹卻稀少極了——鄒先生曾經對學生或者考古愛好者們介紹自己的過去，從他的介紹中，我們只能知道，他出生在湖南澧縣的一個小山村，那是一個略有家底的地主家庭，家里兄弟姐妹九個，他是小兒子?？墒?，對于鄒衡先生整個家族的事情，我們后人能夠了解的非常少，他的故鄉(xiāng)、他的過去，似乎都成了空白。

1927年1月，在湖南澧縣九垸，這個洞庭湖邊山清水秀、幽靜美麗的小山村中，一戶小有薄產的鄒姓人家又有了弄璋之喜——這家人將迎接他們的第九個孩子。“九”對于古老的中國家族是個極其吉祥的數字；多子多福，又素來是中國農家的傳統(tǒng)；更何況，這嬰兒又是傳統(tǒng)中國人眼中喜歡的男孩子，這雖然為今天許多追求男女平等的人士所詬病，但在當時，卻是中國社會不爭的事實。在鄉(xiāng)民的眼中，這位稱得上財主的鄒大戶不但衣食安穩(wěn)，而且中年又得了小兒子，是極有福氣的。

這個新出生的孩子給整個家族帶來的喜悅無可言表，爺娘疼滿崽，對小兒子的憐惜是許多中國父母共有的特點。從鄒衡的名字，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家族和父母親對這個小兒子的期望和愛護。不知道是哪位極有學問的先生，或許就是孩子的父親鄒老先生給孩子取了個大號叫鄒紹權。在中國偏遠的山村，一般人家的孩子不是叫“福”就是叫“根”，更有隨便的，叫個阿狗阿貓的，反正農家孩子多，多了就不值錢了。像鄒紹權這樣的名字，不但稱得上文縐縐，而且還包含著對孩子的極高期許，“紹”可能是族名的排行用字，不必深究，但這“權”字卻大有講究了，意味著父母希望孩子有極強的能力，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和與自己相關的事物。而后來鄒衡先生將其一生都義無反顧地投入到考古事業(yè)中，并且在考古學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是對自己名字的最好詮釋。

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農村在魯迅先生筆下是極其落后的。然而正因為落后，做父母的就少了許多對孩子們的期望和約束，鄉(xiāng)下的孩子們是極快活的?？梢韵胂?，幼年時期的鄒紹權在父母和眾多的兄長姐姐們的庇護下，在澧水的支流邊，在田野間，在山嶺里，曾經有過一段無比純真快樂的歲月，除了玩，還是玩，那種盡情享受自然，享受每一分鐘童年快樂時光的逍遙，是今天的絕大部分兒童所不能奢望的。也許就是這一時期對于鄉(xiāng)土的最純真的感情，是他以后在漫長的歲月中整天與山野泥土為伍，但卻甘之如飴、深以為樂的研究態(tài)度的源泉吧。

那時的鄉(xiāng)下，小紹權能上學的可能性太小了，有的家族可能會辦私塾，但私塾先生對孩子的制約力實在不強，逃學、逃課、不做作業(yè)的現象比比皆是，鄉(xiāng)下孩子大多只求認個字寫個名，誰家指望他們飛黃騰達呢？但顯然，鄒家對鄒紹權的教育是非常重視的，因為，他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學衡”。一般來說，字是孩子上學后先生取的，可能先生覺得這個孩子有學習的慧根，聯(lián)系到他的名“紹權”，所以希望他不但能夠學，而且學了之后，還能自己評價，自己衡量得失，因此以“學衡”作為他的字?！皺唷薄ⅰ昂狻?，是權衡利弊得失，還是權衡學問人生，這就要看孩子以后的人生走向了。

這個“衡”字讓孩子本人非常喜歡，所以當他成年后，他扔掉了對“權”的追求，而轉向考古學的深入研究——他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名字叫“鄒衡”。

鄒衡出生在地主家庭，許多人可能認為鄒財主家里一定豐衣足食，有足夠的余財，老財主每天躲在房間里數著白花花的銀元，然后悄悄地樂。所以老爺子供這個心愛的小兒子上完私塾上高中，然后風風光光地進入北大，讓他學習有成，一帆風順，是易如反掌的。

其實不然，甚至大謬！這實在是許多人對當時土地主認知的誤區(qū)。舊中國的許多地主，可能家族相對比一般的農戶要大，土地可能也不少，溫飽不成問題，但是舊中國的地主并不見得家家都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家財萬貫，為所欲為。那時的地主的收入絕大部分來自土地，而土地依賴自然環(huán)境，任何一場水災或者旱災、蝗災，都會給這些土地擁有者帶來巨大的災難，倘若遇到了兵火等小老百姓根本就無法控制的人為因素，那就真是滅頂之災了。

鄒衡的家也一樣。一個家庭擁有九個孩子，既標志著人丁興旺，又代表著巨大的負擔。一次意外的水旱災難，就可以讓他們面臨破產。雖然父母開明，竭力供小兒子上學堂，但是中間肯定遇到了某種困難，導致鄒衡曾因家境貧寒而兩次輟學，按今天的說法就是，他所在的大家族一度淪為貧困家庭，以至于年少的鄒衡不得不離開學校，為養(yǎng)活自己而在土地上奮斗。

引起家境貧寒的原因可能有許多種。我們可以推算，當鄒衡走上學習之路時，恰好是在1937年左右，那正是中華民族生死危亡的時刻，雖然日本侵略者發(fā)起的殘酷戰(zhàn)爭對澧縣的沖擊可能遠不如大中城市那么明顯，但是在侵略者的炮火下，國家動蕩不安，隨時會給任何一個小家族帶來滅頂之災。在這種情形下，鄒氏家族不能保有原來的富足，并因此走向困頓和貧寒，都是極有可能的。而根據鄒衡日后跟向達老師交往時，曾向向達老師提到自己讀過兌澤中學，那么還可以這樣作些推斷——

日本的入侵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當時長沙著名的私立中學“兌澤中學”不得不遷移到了澧縣新洲。1938年春，始遷初中三個班到澧縣新洲，這年冬天，又遷高中至魯家坪，一期后高中轉遷新洲。1939年10月下旬，高中、初中校舍均被漢奸縱火焚毀，學生們的衣物也隨之悉數化為灰燼。于是，除留下高、初中的三個畢業(yè)班勉強維持上課外，其余學生只得回家等待復課通知。1940年春，學校遷到臨澧縣梅溪橋復課?？墒牵瑪硻C飛越騷擾頻繁，敵軍距學校僅百余里，恐怖至極，人心浮動，終至無法維系。由于日軍的野蠻轟炸和漢奸的無恥行徑，兌澤中學被迫兩次停課。不過，也正因為兌澤中學在戰(zhàn)火中搬遷到澧縣，鄒衡才有機會成為這所當時湖南最好的中學的學生。

如果那時的鄒紹權就此退學，而在澧縣九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日后的中國考古學界就將少了一位大家。當他從書聲瑯瑯的學堂回到寂靜的鄉(xiāng)下，放下書本拿起鋤把時，看著門前遠去的澧水，心也就像這澧水一樣已經流到了學堂上。每個人都有理想，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他是不愿意就此甘心于服從命運安排的，不甘心就此放棄學業(yè)——他的心里依然是扔不掉的書。戰(zhàn)火可以燒斷他求學的道路，家境貧寒可以阻礙他前進的路程，但是一切困頓挫折都磨不斷他一心求學的志向，都遮不住他渴望光明的眼睛。

小紹權不是一個喜歡爭鬧的孩子，但他卻有著湖南人引以為傲的蠻勁。在他看來，輟學是暫時的，重新走上學習之路則是必然的。于是，他憑著堅強的意志，憑著那股不服輸的蠻勁，兩次輟學，又兩次回到了學校。

如果沒有頑強的毅力，一次輟學就足以讓人永遠離開學校，離開理想；如果沒有平和樂觀的心態(tài)，家族的一次衰落就足以讓人失去上進的信心，從此沉淪下去。這兩次輟學，可以說是鄒衡先生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經歷，甚至可以說，他面對兩次不幸輟學的態(tài)度，也決定了他以后的人生態(tài)度和道路。所以，災難有時候也是一種財富，痛苦可以磨煉人的意志，失去學業(yè)可以讓他學會珍惜學業(yè)，更重要的是輟學鍛煉了他面對災難和挫折的從容淡定的態(tài)度，使他始終能達觀地對待以后的人生。

1946年底，鄒衡終于從國立十八中學畢業(yè)了，他有了考大學的資格和學識。他沿長江東下，連續(xù)考了三次大學，首先是在武漢，接著是南京，然后是上海。在那個交通不發(fā)達，社會又相對比較混亂的年代里，一個19歲的青年以追求學問為神圣目標，如此的堅持頗不容易。幸運的是，1947年在上海參加北京大學的考試，鄒衡一舉中榜，這是他人生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從此，這個湖南鄉(xiāng)下的文靜而執(zhí)著的小子邁進了全國的最高學府，未名湖、燕園、紅樓，這些令今天的學子們仍然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一下子成了他的現實生活。

當時，為生機所迫，鄒衡選擇了自己并不喜歡的法律系，因為這個系的學費是由政府負擔的，畢業(yè)以后也能夠順利找到飯碗，成為政府的一名司法官員——這可是一個報酬優(yōu)厚而且受人敬重的職業(yè)。初入校園，他未能進入聞名已久的紅樓，而是在一座不起眼的兩層樓里開始了沉悶的法律系的學習生活。這時候，鄒衡突然發(fā)現，學習司法，做一名法官或者檢察官，可能并非自己之所長。雖然專業(yè)課很容易通過，畢業(yè)后也可能踏上仕途，一般人看來前途不錯。但對來自有深厚人文積淀的澧縣，自小受私塾教育，有著極扎實文史功底的鄒衡來說，卻是一件讓他受不了的事情。

背著司法條律，和枯燥無味的法律經典整日為伍，鄒衡感覺到自己的生命也變得如同法律條文一樣枯燥。

于是，鄒衡陷入了苦悶之中。一個湖南小青年到北京求學，人生地不熟，又手無余財，每天除了枯坐圖書館看書外，好像沒有什么其他的去處。就在這時，他的同班同學，也是湖南老鄉(xiāng)的韓建華，約鄒衡同去東四十條，拜訪韓的溆浦同鄉(xiāng)——全國聞名的教授向達先生。鄒衡惴惴不安地陪韓建華去了——在他心目中，向達先生這樣的大教授就如天人一般，自己這樣的年輕人在向教授眼里，應當是不屑一顧的吧。

事實和鄒衡想象的完全相反，他們不僅得到了向達先生的熱情接待，而且聊得很開心，尤其當向達知道鄒衡曾經在兌澤中學讀書時，他們的共同話題就更多了——向達先生也是兌澤中學的校友。相似的經歷和湖南鄉(xiāng)誼令向達先生非常愉快，他關切地問起兩位晚輩的學習情況，還問了問他們生活上的難處，給了這兩個新到北平的小愣頭青許多學習和生活上的指導，態(tài)度隨和親切，簡直將他們倆當成了自己的子侄一般，這使鄒衡大為感動。當然，感動之余，鄒衡便跟向達先生親近起來。

因為向達先生是歷史系的著名教授，鄒衡便開始對歷史有了許多的好感。漸漸的，他發(fā)現自己對歷史的興趣可能已經遠遠超過對法律的關注了。鄒衡來自湖南鄉(xiāng)下，在這之前，他確實讀了不少書，但相比北大的許多家學淵源的博學才子，他覺得自己無論在古代文化的修養(yǎng)，還是在世界文化的汲取上，都是極為貧乏的。而他又是一個極具探索精神的人，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探尋有著深厚的興趣，因此邏輯嚴密，思維嚴謹，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絕對不存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法律系的學習讓他覺得苦悶。我們每個人在面對并不適合自己的學業(yè)或者工作時，都會感到苦悶，都有想要改變的愿望，但并不一定都具有改變的勇氣和改變的機會。而要改變自己并不喜歡的工作、掙脫自己并不喜歡的環(huán)境，顯然是需要勇氣和機會的。

好在，無論是勇氣還是機會，鄒衡都不缺乏。鄒衡的認真和尋求突破的勇氣，是學術界所公認的，這是他的個性。所以，當他面臨著未來人生的抉擇時，他毅然放棄了成為律師甚至是法官的可能，選擇了走向中國歷史，走向輝煌的中華文化，走向堅實厚重的大地。當時，他是義無反顧的，在他看來，這沒有任何猶豫的必要。同時，他也抓住了改變人生方向的良好機遇——當時的北大，風氣非常開明，學生們可以自由地到其他系去旁聽而不必交任何費用，這讓鄒衡有了廣泛學習的機會。他經常去旁聽歷史系、中文系、哲學系的課，像一條大海中的魚兒，在北大這個汪洋大海中，肆意暢游著，擁有足夠的成長空間。

北大文學院的歷史系、中文系和哲學系，在當時是全國最好的，就算是在世界上排起名來，對于中國文史的研究也絕對名列前茅。鄒衡在北大期間遇到的名師很多，那是一個超豪華的陣容：胡適、馬敘倫、陳寅恪、陳垣、陳翰笙、傅斯年、董作賓、錢穆、馮友蘭、金岳霖、胡適、朱自清、朱光潛、宗白華、顧頡剛、翦伯贊、向達、鄭天挺、齊思和、鄧廣銘、周一良、王力、游國恩……哪一個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良師？遇到如此之多夢寐以求的良師，讀到如此多平時根本讀不到的書，鄒衡頗有點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過了最初的興奮期，很快就是自愧不如的羞赧階段。他意識到，這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必須抓緊這機遇好好學習。可以說，勤奮的鄒衡沾了大光，在他跨系學習期間，這些名師的教導，影響和決定了他的人生抉擇。

同時，需要強調的是，在北大，蔡元培先生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在學術上一直體現為兼容并包、百家爭鳴的方針，在鄒衡求學的時期，這依然是北大的立校宗旨。北大的學術風氣非常濃厚，各種學術流派異彩紛呈，課內課外，爭論甚至“吵架”等等學術活動，幾乎時時都有。北大校長胡適先生也經常遇到同仁的挑戰(zhàn)。這種民主和相互尊重的學術氛圍，使各種學術流派都能健康地存在和發(fā)展，而這種海納百川的氣度，也使當時的北大各個學派各有所長，各顯其能，真正成為學術界的龍頭老大。

顯然，這種學術氛圍迷住了從湖南鄉(xiāng)下來的青年鄒衡，在廣闊的北大，他就像是一只忙碌不停的蜜蜂，一心想采得百花釀成蜜，一番辛苦只為學術甜。在這期間，鄒衡因為跟向達先生最親近，所以歷史系的課，他是旁聽得最多的。

這時，顧頡剛先生領導的“古史辨派”思想及郭沫若先生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科學理論使青年鄒衡受到了極大的觸動。

關于“古史辨派”，鄒衡先生如是說：“當時的‘古史辨派’不盲從于史書，不盲信于前人，系統(tǒng)地分析了先秦兩漢古史的記載，大膽地質疑古籍中有關黃帝到禹的記載的可信性，打破了幾千年來史家盲信古籍的迷夢，把中華文明起源的重構提到了史學研究的新日程上。”

郭沫若先生在當時是相當先進的歷史學者，他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通過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通過對古代典籍的配合研究，拓展了我國奴隸社會研究領域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對于青年學生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當時的鄒衡一方面對于“古史辨派”大膽否定黃帝和夏商周三代感到非常不滿，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崇敬郭沫若先生。在向達先生的推薦下，鄒衡讀了郭沫若先生的《青銅時代》，受到很大的震動。他發(fā)現，自己已經完全迷上了夏商周的歷史。

在這一時期，他還非常有幸地多次旁聽了北大校長胡適先生的課。對于胡適先生，鄒衡那時的感覺當然是高不可攀的——胡適是當時中國學術界的總代表，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fā)起者之一，作為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學術大家，他站在當時中國學術界的巔峰之上。雖然經歷了抗戰(zhàn)和內戰(zhàn)，胡適對青年學生的影響已經大大減弱了，但“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個影響了整整一代學人的稱呼，還是令鄒衡不敢貿然親近胡適。

雖然胡適自謂“但開風氣不為師”，但事實上，他本人是非常喜歡開課、非常喜歡教學、非常喜歡和青年學生交往的。他是北大的校長，當然可以不必給普通的本科生開設課程，可是他喜歡，他愿意。他開了很多的課，不分老幼，不分黨派，不分學派，只要愿意，誰都可以來聽。這種有教無類的風范，其實正是來自中國的儒家哲學，胡適先生一度跟孔子先生過不去，成為打倒“孔家店”的熱情參與者，但他在為師的態(tài)度上，其實倒是有意無意地追隨了孔老夫子：廣收門徒，有教無類，視徒如子。

作為一代宗師，胡適的講課，從來不是信口開河的。他在做學問上，講求大膽假設，但還需要小心求證。講求有一份證據，闡述一份道理。胡先生也絕對不是老學究，他講課時思路很清楚，語言很幽默，記性也好，基本不看講稿，可以侃侃而談，所以學生對他都很崇拜。胡適對鄒衡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多年以后，鄒衡先生在接受央視《大家》欄目采訪時，這樣回憶道：我聽過他的三門課：歷史、哲學、與歷史有關系的地理(講的《水經注》)。地理課沒講完，胡適就離開北平了，1949年1月的時候，北平解放了。他最后跑的時候，就是帶著《水經注》走的，他講這個《水經注》，那我聽的時間比較長，我感覺到他學問非常通達。

主持人：他的課當時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鄒衡：現在來講，恐怕《水經注》對我的影響(最大)……以后的學習同《水經注》也有關系，一直到最后考古，與《水經注》也有關系。

主持人：這門課對你選擇考古起了一些作用？

鄒衡：起了一些作用。

主持人：您還記得他這門課怎么講的，講得怎么精彩？

鄒衡：他是這樣的，主要講清朝人怎么研究《水經注》，有些人對清朝人進行毫不客氣的批評，甚至很有名的學者都是。他有講稿擺在講桌上他不看，他都背的。他說那個學者哪一段、哪一段偷的別人，我都給他揭露出來，這是不道德的。這樣的人不合適，考證也不合適，不管他有多高的地位、多高的官位，他不管，這就是學術上他不對就是不對，對就是對，我覺得他為學的這種態(tài)度我很欣賞。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推測出三點：首先，胡適先生所講授的《水經注》對于鄒衡以后走上考古道路有一定的影響，《水經注》這部與歷史有關的生動而又神奇的地理著作，也引發(fā)了鄒衡追尋古代文化難解之謎的興趣。其次，胡適先生對于學者的抄襲行為的不客氣的批評，使鄒衡有了挑戰(zhàn)權威的勇氣，這使他日后敢于去破解考古學的難題，也敢于面對考古學權威的批評。再次，胡適先生凡事講求考證的態(tài)度，對鄒衡的學術態(tài)度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換言之，鄒衡也秉持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學術態(tài)度。對于那個深深掩藏在大地下的世界，他也有著同樣的理性精神。他敢于大膽假設地下世界曾經發(fā)生的事情，但卻以更執(zhí)著和謹慎的態(tài)度，去小心求證。

對歷史的執(zhí)著與癡迷讓鄒衡意識到，自己可能不再適合繼續(xù)在法律系做學生了。他內心深處歷史的呼喚比任何聲音都要強烈，使他難以抑制自己對那已經成為過去時的世界的喜愛。校園外，北平臨近解放，青年學生們大多熱血沸騰，但鄒衡卻仍然穩(wěn)坐書齋，從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出發(fā)，一如既往地廣泛旁聽外系課程，并更廣泛地聽取系內外的各種學術講演、講座，不斷充實自我，思考人生。

1949年，胡適先生離開大陸，鄒衡卻仍然留在他的學問世界之中。1949年的下半年，全國都沉浸在紅色的革命浪潮之中，鄒衡卻依然對研究歷史情有獨鐘，把滿腔熱情都交付給了故紙堆。他對法律越來越沒有興趣了，對許多青年學生熱衷的革命運動也沒有興趣，出于對歷史的興趣和對郭沫若的崇拜，在向達先生的幫助下，并得到當時主持歷史系的鄭天挺先生的首肯，鄒衡終于脫離法律系，轉入了歷史系。

轉入歷史系后，二十來歲的鄒衡迷上了淘書，他與系里的張政教授一樣，養(yǎng)成了周末逛書店的習慣。不過那時的教授是高薪，收入極豐，所以只要是自己看中的書，就可以一擲百金。而鄒衡連吃飯的錢都是緊巴巴的，即便手頭有了余錢，也只能買些便宜的書。不過書店里的書即便沒錢買，看總是可以的。再說了，去書市總比無所事事或者沒事找事要好。有時候，還能意外地碰上價格低而質量極好的古書，那就是淘到寶了。

換言之，這個時期的鄒衡除了迷歷史，還迷上了書。他把許多的精力用在了書上，像個書呆子。書里的世界讓他沉醉，而書外的世界對他則變得相對陌生了一些。當時鄒衡常去琉璃廠、西單、東安和隆福寺一條街。其中，跑得最多的地方是琉璃廠。這個淘書的嗜好伴隨了他的一生，對歷史知識的如數家珍，也為他在考古學上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鄒先生自述，自己幾乎在書上花盡了余財。

這一階段的北大歷史系，雖然馬敘倫、馬衡、朱希祖、陳寅恪、陳翰笙、陳衡哲、傅斯年、錢穆、陳垣等著名大學者因為各種原因紛紛離去，但是陳受頤、顧頡剛、鄧之誠、鄭天挺、翦伯贊、張政、向達、夏鼐、蘇秉琦等著名教授仍在，學術氣氛依然十分濃厚。這些大學者治學嚴謹，胸懷寬厚，思想深邃，幸運的鄒衡可以每天聆聽他們的教誨，其學問和視野自然也在一天天地增長。漸漸的，他對郭沫若提出的三大問題產生了濃厚的破解興趣——郭先生提出的考古三大難題是：殷商前期的青銅器分期，夏文化的空白，西周以前的銅器的缺失。

年輕的鄒衡發(fā)現，郭先生之所以沒有解決這三個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因為郭先生的研究是通過文獻來進行的，而事實上他所提出三大問題，第一大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國有夏朝，但是，否認夏的存在的人不僅在國外有很多，在國內學者中也有不少；第三個問題是，郭沫若一直沒有看到過周武王以前的銅器，故而周武王之前的歷史就難以考證。這三個問題所涉及的歷史時代，基本上沒有書籍文字可考，后人留下的文史資料實際上也只是猜測。所以，要想從已有的文獻出發(fā)去解決這三個問題，這條路肯定是行不通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向沉默的大地要答案，也就是通過田野考古，從實地收集到更多可信的物證，以此來解答郭沫若提出的三大難題。

于是，鄒衡終于發(fā)下了雄心大愿，要解決郭沫若先生提出的三大問題，為它奮斗一輩子也在所不惜。而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就必須走實證的道路，于是鄒衡選擇了一條艱難的路——考古學。

1952年，鄒衡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yè)了。在諸多同學當中，他屬于天分并不拔尖，但卻異常努力的一個。他是從法律系轉過來的，屬于半路出家，覺得自己古籍看得少，文化底子不厚實，外文也不怎么好，西方歷史學得不怎么樣，因此在學習上花費了比其他同學更多的時間。比如向達先生講課的聲音比較低，而且速度也比較快，學生們的筆記往往記不下來，于是鄒衡就在課后收集其他同學的筆記，將其盡量補充完整。如果補不完整，就請向達先生把講義借給他，他在課后去把筆記抄全。當然，在其他老師的課堂上，鄒衡同樣也是全力以赴的。可以說，起初他只是不想落后太多，但后來他這個起跑晚的學生反倒在學習的長跑中，因為持久而領先了。

鄒衡畢業(yè)后，在鄭天挺先生和向達先生的推薦下，成為北京大學考古學系考古專業(yè)的研究生。從此，他跟大音稀聲但卻博大精深的土地，打了一輩子的交道。

1951年，北京大學歷史系開始在二年級(49級)設考古組，有5名學生參加，后來成為考古專業(yè)的第一屆畢業(yè)生。1952年，鄒衡成了北大考古學系唯一的研究生，當時叫副博士。學生只有一個，但主要的授業(yè)老師卻有四個：郭寶鈞、裴文中、夏鼐、向達。我們只要看看這四位老師的簡介，就知道當時年輕的鄒衡有多么幸運了。

郭寶鈞(1893—1971)，字子衡，河南省南陽市人，考古學家。1922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在河南省立南陽中學任教，后到省教育廳工作，多次參加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fā)掘。1945年12月，被聘為河南大學文史系考古專業(yè)教授。他在河大任教的三年間，仍利用業(yè)余時間研究考古和史學，發(fā)表了多篇論文，引起中外考古界的重視。新中國成立后，調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首屆中國史學會理事，兼任北京大學研究生導師。郭寶鈞著有《中國的青銅器時代》、《關于新鄭蓮鶴方壺的研究》、《洛陽西郊漢代居住遺跡》、《陶器與文化》、《殷周車制研究》、《殷周的青銅武器》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主持了1950年春季的殷墟發(fā)掘。這是殷墟發(fā)掘中斷多年后的重新開始，這次發(fā)掘發(fā)現了著名的武官大墓。20世紀50年代前期，郭寶鈞繼續(xù)從事河南安陽殷墟、輝縣、洛陽等地的考古發(fā)掘。郭寶鈞先生本人在50年代初期撰寫文章介紹殷墟的發(fā)掘情況，為確定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論證提供過珍貴的證據。1952年，我國高等教育學府經院系調整后，北京大學歷史系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考古專業(yè)，郭寶鈞受聘為教授，擔任基礎課《商周考古學》的教學工作。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郭寶鈞先生把主要精力從田野發(fā)掘轉入科學研究，尤其是對古代青銅器的研究，在過去一系列論著的基礎上寫出了《殷周的青銅武器》、《殷周車器的研究》、《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中國青銅器時代》等論文與專著。

裴文中(1904—1982)，中國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04年1月19日生于河北豐南。1927年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yè)后，從事舊石器考古、第四紀地質學及哺乳動物化石的研究。從1929年起，他主持并參與周口店的發(fā)掘和研究，為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的發(fā)現者。從1931年起，確認石器、用火灰燼等的存在，為確認周口店是古人類遺址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他主持山頂洞人遺址的發(fā)掘，獲得大量的化石及其文化遺物。1937年獲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學位，任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佐、技正，并先后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燕京大學、中法大學教授。從1949年起，歷任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博物館處處長，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自然博物館學會主席，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等職。曾被授予聯(lián)合國史前學和原史學協(xié)會名譽理事等。1950—1953年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博物館處處長，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研究員，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首批學部委員，1957年榮獲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名譽會員稱號，1963年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人類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館館長。同年，當選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史前學和原史學協(xié)會名譽常務理事。1982年當選為國際第四紀聯(lián)合會名譽委員，同年9月18日在北京病逝。他在1949年后還積極開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綜合研究，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fā)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夏鼐(1910—1985)，中國考古學家。字作銘，浙江溫州人。1934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歷史系，1939年獲英國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貒笤群笕沃醒氩┪镌夯I備處專門委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兼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的編委會主任等。1974—1985年先后被英、德、瑞典、美、意等國科學院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選為院士或通訊院士。參加和主持的田野調查發(fā)掘有：河南安陽殷墟、英梅登堡山城遺址、埃及的艾爾曼特、巴勒斯坦的杜布爾、四川彭山漢代崖墓、甘肅敦煌、武威、民勤等地一些古遺址、古墓葬，河南輝縣、鄭州、成皋、鞏義、洛陽、澠池等地的新石器、商代、漢唐遺址，以及湖南長沙的戰(zhàn)國墓和漢墓。1956—1958年主持北京市明定陵的發(fā)掘。主要學術活動和成就有：確認仰韶文化早于齊家文化，糾正了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J.G.安特生關于甘肅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分期；撰寫《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對各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1950年在輝縣的考古發(fā)掘中第一次發(fā)現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遺跡；1951年在鄭州調查，確認二里岡遺址為又一處早于殷墟的重要商代遺跡；在湖南長沙的發(fā)掘工作搞清了當地戰(zhàn)國楚墓的演變過程；他還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羅馬金幣、波斯銀幣、古代絲織品的研究文章，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作出了貢獻；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星圖、蠶桑絲綢及晉周楚墓黃金帶飾的論文，為中國科技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著有《考古學論文集》、《考古學與科技史》、《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國文明起源》(日文)等。還主編并參加編寫了《輝縣發(fā)掘報告》、《長沙發(fā)掘報告》，主編《新中國的考古收獲》和《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和研究》。

向達(1900—1966)，字覺明，筆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湖南溆浦人。明德舊制十班學生，敦煌學家。先后任浙江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教授并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導師。1942年任中央研究院等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考古組組長。1942年9月至次年7月及1944年，兩次考察河西走廊古跡文物?？箲?zhàn)勝利后，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圖書館。建國后，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等職。

這四位鄒衡的導師，無一不是名震學界的考古泰斗，他們代表著中國近現代的考古成就，在這些明師的指導下，鄒衡很快從一個紙上談兵的書生成長為一個走出象牙塔，扎根于祖國大地，向深深沉默著的土地要真實答案的考古研究者。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鄒衡非常能吃苦耐勞。從研究生時代參加老師郭寶鈞主持的鄭州二里崗古文化遺址和洛陽東郊古墓群的考古發(fā)掘開始，一直到身體極端虛弱的晚年，在漫長的半個世紀的考古生涯中，他不管經歷了什么，都始終把雙腳穩(wěn)穩(wěn)地扎在土地上，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叩開土地下掩埋的歷史陳跡，傾聽土地證人無聲地訴說，并嘔心瀝血地把這些珍藏在土地中的點點滴滴匯聚起來，為考證中華文化的起源、為夏商周三代的研究、為中華文明史的承繼和推動，作出重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