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文匯

回憶余冠英先生

曹道衡 徐公持

徐公持（以下簡稱：“徐”）^[1]：曹先生，你來文學所時間掐指已將半世紀，應該稱得上是文學所元老之一。對于文學所及古代組的情況，你了解很多，另外大家都知道你的記憶力是出奇的好。今天請你來，就是想一起談談余冠英先生。余先生去世將近十年了，我們都是他的老部下，都曾得到他的關懷和指教，可以說，他是我們人生成長過程中的一位恩師，惠澤深厚，我們都是他的學生，當然你是我們的學兄。余先生是“文革”之后《文學遺產》復刊工作的主持者，也是復刊后的首任主編?！段膶W遺產》即將迎來創(chuàng)刊50周年紀念，編輯部打算組織一些文章，來紀念余冠英先生。這也是今天我們談話的主題。

首先我想問你，你是在何時，在何種情況下得識余先生的？

曹道衡（以下簡稱“曹”）：“元老”二字我斷不敢當，記憶力也很一般，徐先生過譽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我是早已聽說的，但我在到文學所之前，并沒有拜見過他。因為當時余先生在清華大學教書，而我在北京大學讀書。那時北大還在城里（即“紅樓”舊址——編者注）。1953年初夏，我畢業(yè)之前，進入“中央文學研究所”實習，那是中國作協主辦的一個單位，雖然名曰“研究”，實際上研究的主要是文學創(chuàng)作而不是文學史，我進去之后感到不很適應。當時“院系調整”后不久，聽說北大也成立了一個文學研究所，由鄭振鐸、何其芳先生主持，余冠英先生和俞平伯先生等都調進了所里，我一聽說就明白那里是研究文學史的，我很想回北大，到那里去做研究工作。經過努力，我終于遂愿，正式來到所里，那是1953年6月，這也是我認識余先生的時間。你認識余先生應該是20世紀60年代初的事吧？

徐：不錯。我到文學所古代組比你晚了整整10年。1964年4月，我從哈爾濱師范學院研究生班畢業(yè)，被分配到文學所，進了古代組，認識了組內各位老專家。當然，在此之前我早已耳聞余先生的大名，因為我在大學學古典文學課，首先學的是《詩經》，余先生的《詩經選》和《詩經選譯》是老師指定的參考書。我到文學所報到，首先認識了鄧紹基先生，當時他是古代組副組長，主管日常事務。第二天，鄧先生通知我去參加力揚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我未見過生前的力揚先生，正猶豫去是不去？鄧先生說：“去吧去吧，大家都去的，那里缺人手，你可以去幫忙布置，搬搬東西什么的?！蔽艺f：“可是我沒見過力揚先生呀！”他說：“去了不就見到了嘛。”我愣了一下神，便答應去了。靈堂設在同仁醫(yī)院，從學部去不遠，那天清早，我就跟著王水照先生，還有所里管行政事務的同志一起去了，在那里先幫忙搬運東西，后來便站在門口小桌旁，請所有前來參加告別的賓客簽名。古代組除了兩三位很老的先生外幾乎都到場，在那里我初次見到余冠英先生。鄧先生只是將我簡單介紹給了他，沒說什么話。他倆當時很忙，胸前戴著小白花，站在靈堂門外，與所有陸續(xù)前來吊唁的賓客們握手致意。我的第一印象是，余先生高大魁梧，身體健碩，語言不多，表情嚴肅（與場合有關）。我初識余先生的經歷沒有什么史料價值，倒是有一點出其不意。還是回來請你談：在北大文學所時你與余先生的交往情況。

曹：剛到所時，我是被分配在民間文學研究組的，而余先生是古代研究組的組長，因此我很少有機會向他請教，只是所里開會時才能見到。1954年春天，我被調到古代組，兼做《文學遺產》編委會的秘書，經常代編輯部和北大各位編委聯系。那時余先生住在北大鏡春園，我的宿舍在健齋，距離很近。由于工作的關系，我經常到余先生家，余先生平易近人，對青年十分關心和愛護，打消了我見老先生的顧慮。當時有關《文學遺產》稿件的處理問題，我自覺沒有把握的，就向余先生請教，他很熱心，幾乎有求必應，我得到他很多的教益。

徐：打斷你一下，當時《文學遺產》的負責人是哪位？是陳翔鶴先生嗎？

曹：《文學遺產》當時是《光明日報》副刊之一，開始時主編就是陳翔鶴先生，起初編輯部在作家協會，城里東總布胡同；后來將編輯部調入文學所，辦公地點移到中關村科學院。中關村離北大很近，來往走路不累，我一天可以走好幾趟。那時余先生正在編《詩經選》，有時我到余先生家，余先生經常給我談《詩經》中的問題，記得有一次，余先生曾經把《魏風·園有桃》和《王風·黍離》作了比較，以為傳統的說法認為《黍離》“愍周室”的說法未必可信，其主旨可能與《園有桃》相近。當時對我啟發(fā)很大。我那時也知道《毛詩序》和朱熹《集傳》對《詩經》的解釋未必可據，但對有些詩的篇義，怎樣理解，覺得很難解釋。聽了余先生的講解，才覺得孤立地理解一首詩有時確實很困難，用一些內容相近的詩進行比較，確實是一個好方法。那個時候我雖到了古代組，但領導規(guī)定我的研究方向是小說，具體的任務是研究《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但是我覺得自己對唐以前的文學還稍知一二，對元明清文學更為生疏，所以在一次會上提出可以不可以轉到唐以前文學的研究中去？經過領導研究，同意了我的想法。從此我就在余先生的具體指導下工作。這是1956年的上半年。

這時候，我們古代組的同志每逢星期一的下午，都要到燕東園何其芳先生家開會，討論作品，逐篇討論。實際上這是一個“讀書會”。當時何先生、余先生都參加，還請先師游國恩先生參加，我在那個場合，當然完全是一個學習者，只是作為學生在聽老先生們講解。余先生講《詩經》，一方面不贊成拘守《毛傳》、朱熹之說，另一方面也不取一些怪怪奇奇的偏僻說法。這更使我進一步認識到做學問要實事求是，既不能囿于前人的成說，亦不能故作怪論?，F在想來，三位老師當時的教導，使我終身受用。而那種每周開一次、有連續(xù)性地專門討論某一部書的讀書會，我覺得好極了。

我的研究方向轉向唐以前的文學后，向余先生請教的機會就更多了。那時我的業(yè)務情況是對先秦知道一些，對唐還有些了解，但對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很缺乏知識，再加上受了當時流行的“左”的思想影響，認為六朝文學是什么“形式主義”“唯美主義”，所以不肯下功夫去閱讀。針對我這種情況，余先生經常和我談魏晉南北朝詩的問題，有時他先不說出自己的看法，而是問我對某首詩或某個問題的看法。那時我讀的作品很少，讀得也不認真，所以往往答不上來。幾次以后，我漸漸地感到自己這方面的知識太差，才開始用起功來，細讀《文選》《水經注》和陶、謝諸大家的集子。我的研究工作的重點轉向魏晉南北朝方面，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余先生在談業(yè)務的同時，有時也和我講起抗戰(zhàn)時期在昆明的情況，他講到那時在內地，書很少，要用功，只能先從讀史下手。這一點對我觸動很大。我本來對歷史就很有興趣，因此下決心通讀正史。原來我在大學畢業(yè)前，曾點讀完《史記》《漢書》《后漢書》的一部分。后來到作協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就沒有點讀下去，到北大文學所后，在民間組及研究小說的期間，也沒有重新撿起來。聽了余先生的話，我又決心在這方面繼續(xù)下功夫?？上У氖悄菚r有一系列政治運動，讀書只能時斷時續(xù)，直到1964年“四清”下鄉(xiāng)之前，也只讀了《后漢書》《后漢紀》《三國志》。其余幾部史書都是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開始用功讀的。我先喝兩口茶，你來說說受到余先生教導的情況吧。

徐：我領受余先生的指教時間較晚，具體來說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我剛到所時的研究方向是先秦文學，這你是知道的。我在學生時期重點學的是《詩經》《楚辭》等，來所后我曾將自己不成熟的習作送呈余先生請教。記得那篇文章名叫《詩興發(fā)微》，意思是將《詩經》中“興”的微妙意義，作一些發(fā)掘，想提出一些與前人不同的獨特意見。當時我很年輕，才24歲，很得意這篇文章。余先生看了文章，不久便約我在他家談了一次話。這是我第一次到余府，當時他住在東四頭條201號大院（你也住那院子里），他家是大院中的小院，有圍墻與其他人家隔開，小院并不小，院內種了一些花草，還有幾株向日葵。院內靠北有五間正房，外加兩間東廂房。正房的靠西兩間是客廳，里面安放著沙發(fā)茶幾等。那房子稍矮些，不過房內鋪設著地板，收拾得很干凈，氣氛頗是溫馨。余先生對我的習作表示了鼓勵之意，說“你找的材料不少，很用功??！”“有些想法很不錯，別開生面，很有些啟發(fā)意義??！”“文字也精煉”。接著就給我提意見了。他先說：“你這文章，邏輯推理之余，想象力也很豐富！你是不是受了聞一多先生的影響？”我聽了此言，心頭一驚。因為我這文章正是在聞一多《古典新義》等著作的影響下產生的，余先生這句話，觸到我心坎里了。我只好老老實實承認，說：“是的是的，我讀過聞先生的著作，覺得他的研究做得真好，令我十分佩服?！庇嘞壬娢页姓J了，便進一步說：“聞先生的研究，確實很有成就，也很有特點，文采斐然，值得學習。但真要學他是不容易的，而且需要小心。聞一多知識很豐富，又有才氣，他對問題常常發(fā)表一些新鮮見解，其中很多見解是正確的、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但是也有些只是他的一家之言，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證實。例如他說屈原是‘弄臣’，有不少同行就不能接受。至于他的研究方法，表面看他的研究運用了不少新的方法，例如比較語言的方法，考察民族文化演變的方法，等等，他還有一個大的特點，就是充分運用想象力，配合他的邏輯推理。但是必須看到，聞一多的古代文學研究，實際上還是以舊學根底為基礎的。他的舊學功底很深厚，如果沒有他那樣的根基，發(fā)揮想象力就會有危險，會誤入歧途。”他針對我的習作文章說：“你這文章里，有些結論想象力很好，看上去你的見解似乎有道理，但是沒有充足的材料為憑借，你就很難叫人心悅誠服地接受你的論點。”他又補充說：“何其芳同志自己也是詩人出身，但對聞一多的研究就有看法，認為他有些想象過頭了，證據不足，觀點可供參考，但未必可靠?！庇嘞壬倪@一番指教，真是擊中要害，因為我此前確實對聞一多《神話與詩》《古典新義》等著作很著迷，尤其對其中《匡齋尺牘》《說魚》《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等篇讀了不止一遍，對于這些文章中表現出的境界，非常神往，很想走他的研究道路。經余先生這一番點撥，我自己感到清醒了許多，知道走聞一多研究道路的難處。談過話之后，我很慶幸自己能夠在余先生這樣一位學界老前輩的領導下工作，自己今后多向他請教，可以少走許多彎路，專業(yè)水平一定能夠得到提升，當時的心情是很振奮的。不過當時是1964年、1965年，已經是“文革”前夜，政治運動不斷，又是去安徽搞“四清”，又要到北京郊區(qū)勞動，挖京密運河等，精力很不集中，專業(yè)工作也難以進展，接著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

到了20世紀70年代，我的方向轉向漢魏以下。往下轉的原因有些偶然，那時正值“文革”后期（1974年），社會上搞“評法批儒”，所內尚駐有“工宣隊”，組織大家搞“評法”或者“批儒”。我與古代組的另外三位同事一起，被指派參加一個“曹操小組”去“評法”。這是個“三結合”小組，組內還有鐵路局的三位工人師傅，中華書局的一位編輯。當時我對曹操不熟，也有些怕麻煩（要每天跑到西四護國寺一個招待所去看書討論），去了兩天，就感到挺沒勁的。到了星期天，我前往朝內市場買菜，順便就去了東四頭條胡同余先生家，對他說起此事，并問他我“該不該去”的問題。他聽我說了情況后，沉吟了一會兒，便說：“既然要你去，你頂著不參加也不好，是不是？反正現在沒有別的事好干，你不妨去參加好了，熟悉不熟悉沒關系，就當作擴大一下知識面也好??！”說完，又接著說：“其實研究先秦文學，雖然有許多問題有待發(fā)掘，但從文學角度說，那材料畢竟有限，真正的文學家也少了一些，就屈原、宋玉他們幾個人嘛，按照魯迅的說法，那文學的自覺性還沒有充分表露出來，我們研究的領域就未免狹窄了一點。你趁這個機會打開一下視野，不也是很好的嗎？”聽了余先生的意見后，我覺得有道理，便不再猶豫，便抱著“擴大知識面”的想法，繼續(xù)去參加“評法”小組活動。雖然每天擠車，朝出夕歸，來回奔波，中午不休息，就在招待所食堂吃飯，相當勞累辛苦，但我與幾位同事一起，堅持了好幾個月，而且竟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那里我真的把一本《曹操集》，五本《三國志》，還有一套《晉書》讀得相當熟，《三國志》都被我翻爛了，我又去新買了一套。從此我自曹操而曹植，由曹植而其他建安作家，再到兩晉文士，逐漸擴張，在魏晉文學領域里安家落戶?？梢哉f，我從先秦文學轉到漢魏六朝文學，余先生是起了引領作用的。自那時開始，我就有意識地把余先生的幾部著作如《樂府詩選》《漢魏六朝詩選》《三曹詩選》收集起來，加上黃節(jié)的幾個選本如《漢魏樂府風箋》《曹子建詩注》，還有古直的選本，拿來一一對照著讀，這些書中的知識，遂成為我重新學習的基點。記得當時黃節(jié)的《魏武帝魏文帝詩注》還沒有新印本（人民文學出版社本是20世紀80年代初才印行的），我在圖書館里怎么也找不到，便只得又去余先生家求助。余先生聽了我的要求，二話不說，立即從他的書架上抽出一本給我，說：“拿去看吧！”我接過一看，那是一種線裝式樣的排印本，應該是20世紀30年代的本子。我喜出望外，如獲至寶。當時沒有什么其他工作任務，所以我?guī)缀跏侨啃牧Χ加迷谶@幾部書上，愈讀愈覺得有意思，頗為投入了。產生了興趣，下面的事就好辦多了。余先生對你在讀書方面有什么具體的指導？

曹：余先生知道我讀史還肯下些功夫，但對藝術鑒賞的能力很差，再加上我受“左”的思想影響較深，所以經常給我講一些作家的藝術特點。例如“文革”前，我對謝靈運評價不高，總覺得他是個高門士族、大地主，不敢多加肯定。但余先生多次向我指出：“大謝不能否定。他是語言大師，他在詩歌語言方面的貢獻，是要好好體會的?！背酥x靈運，余先生也常和我談到顏延之。余先生對《漢魏六朝詩選》中僅選《五君詠》3首，并不很滿意。當時我覺得有《五君詠》就夠了。但余先生認為《五君詠》只能代表一個方面，卻不能顯示歷來人所重視的顏詩特色。只是為了顧及讀者的需要，余先生才沒有選錄顏延之的其他作品。談到顏延之，我那時對他評價也不高，認為顏延之與陸機的詩都有些板滯。余先生對我說：“不能這樣絕對地看，仔細體會的話，顏延之的詩雖學陸機，但在技巧上有發(fā)展，手法比陸機老練?！庇袝r，余先生還跟我講到江淹和鮑照，我當時往往揚鮑抑江，余先生對我說：“不然。二人特點不同，鮑遒勁，江深沉。”我后來仔細再讀江、鮑的詩，體會到鮑照更接近左思，江淹更接近阮籍，確實是一個剛勁，一個深沉。除此之外，余先生還多次講到謝朓，對謝朓評價甚高。

徐：余先生有沒有給你講過唐詩？

曹：講過。他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唐詩選》，幾乎每一頁都反復推敲，例如對盧照鄰的《長安古意》一首中“游蜂戲蝶千門側，碧樹銀臺萬種色”兩句，余先生的解釋就與過去各家都不一樣，他指出：“游蜂”兩句是“借蜂蝶的眼寫那些一般人所不能看到的宮內景色”（《唐詩選》上冊，第17頁），現在想來，這解釋顯然比前人高明。因為封建社會的宮禁之地，一般人是不可能見到的，而飛舞的蜂蝶卻不會受到阻攔，自不難看到宮中“復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的景象。像《長安古意》這樣的名篇，我們過去大約讀過好幾遍，對這些詩句往往熟視無睹，不求甚解，及至見到余先生的解釋，才覺得頓開茅塞。這樣的例子，不但說明余先生藝術分析及鑒賞力的高妙，而且也說明他對選注工作的極端負責精神。在《唐詩選》的編注過程中，余先生對好多作品都作過細致的分析。例如有一次，我到余先生家去，他正在對李頎的《送魏萬之京》中“昨夜微霜初渡河”一句作注，我覺得這首詩并不費解，“昨夜”句中也沒有什么難字和僻典，似乎用不著花這么多工夫。但余先生考慮的不光是要注釋得正確，還要使讀者能更好地體會到詩的妙處。這種對讀者極端負責任的態(tài)度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余先生對唐詩也正如對漢魏六朝詩一樣，很注意辨別各家風格的異同和承上啟下的關系問題。例如，我們談唐詩，常說“王孟”，有一次余先生問我：“你說王維和孟浩然有何區(qū)別？”我對這兩家詩雖然都讀過，但這問題卻答不上來。余先生說：“不一樣。王維厚，孟浩然稍薄?！蔽一厝ピ偃⊥?、孟二人的詩細細體味，才覺得余先生說得真精妙?！拔母铩鼻?，我和不少人一樣，對梁陳“宮體”，只是一味否定。有一次余先生對我說：“對梁陳宮體，恐怕還要仔細研究，不能全盤否定，因為像李賀的一些詩，顯然受了梁陳宮體的影響?！碑敃r我覺得這問題不好辦，好在自己研究范圍只在隋之前，可以回避不談。這幾年比較注意探討南北朝文學的問題，也重讀了李賀的詩，才更覺得余先生話的深刻。

徐：余先生在藝術理解方面確實很有功力，常常能夠抉發(fā)出他人所忽視或者未能理解到的含義，提出自己的精妙見解。他解漢樂府歌辭《善哉行》為“宴會時主客贈答的歌”，解《平陵東》為“義公被官府所劫，勒索財物”等，都是直接從歌辭本身去體味，排除成見，然后提出與舊說不同的說法，得到學界的普遍接受。又，樂府《艷歌行（南山石嵬嵬）》，舊說以為民間女子被采充后宮，自傷別離之作，意思雖好，但不符合作品原義；又如《白頭吟》，舊說以為是卓文君所作；《梁甫吟》，舊說以為“諸葛亮所作”；對這些作品，余先生都從詩篇本身出發(fā)，指出舊說的不合理，認為是“誤解生出來的誤解”，同時提出切合原詩的正面意見。以上都是我從他的書里看出來的。此外我也當面聽他談過這方面的例子。有一次我在他家聽他說到何遜的名篇《送客》詩，他說：“這篇作品前半寫行客惆悵情懷，后半寫江上凄寒景象，過去一般解者都以為這是詩人送客之作；但是何遜集子內還有另外題作《相送》的5篇詩，從內容看，那5篇都是寫何遜辭別送行者，而非送他人行的，由此聯系起來看，可以認為何遜寫這詩是他自己上路，辭別送行者?！庇嘞壬f：“這些都是詩歌的微妙之處，牽涉到每個詩人的寫作個性和習慣，稍予疏忽，便難以覺察。所以讀詩要非常細心?！边@應當認為是他的多年研究心得，對年輕學子富于啟發(fā)意義。令人佩服的還有他關于“泰山”一語的解釋。在兩漢魏晉詩歌里，這個名詞出現甚多，歷來說詩者都如實理解，認為就是那座著名的東岳泰山而已。但余先生卻發(fā)掘出了它的深層含義。這是他在解釋曹植《雜詩（之六）》時提出的，他針對詩中“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句，說：“‘赴太山’，猶言‘赴死’。漢以來迷信人死后魂魄歸于泰山，古樂府《怨詩行》‘人間樂未央，忽焉歸東岳’，應璩《百一詩》‘年命在桑榆，東岳與我期’，劉楨《贈五官中郎將》也有‘?？钟吾纷?，不復見故人’之句，可見漢魏人慣用這種說法。舊說從地理和時事解釋此句，多牽強?！保ā稘h魏六朝詩選》）余先生這里的解釋非常精彩，可以說是他撥開了在此問題上的千年迷霧。舊說多不可通，如黃節(jié)解此句說“心隨操而東也”（《漢魏樂府風箋》），意謂當時曹操正東征孫吳，曹植心里想要跟曹操一起出征。這說法與原詩辭意不合，難道可以將“泰山”比作曹操？或者將“東岳”比東吳？須知從曹氏根據地鄴城出發(fā)，東岳泰山與吳國不在一個方位上，東征吳國也無須繞道泰山。后來我讀西晉詩，發(fā)現又有一些同樣的“泰山”用法，可以證實余先生論斷的正確，如陸機《太山吟》中的“幽涂延萬鬼，神房集百靈。長吟太山側，慷慨激楚聲”等句，簡直可以拿來當作余先生之說的注腳。后來我曾把陸機這條材料給余先生說了，他聽后笑笑說：“對的，對的?！?/p>

曹：對呀！我看你這可以算是學習了余先生著作所做的“舉一反三”。

徐：余先生具體指導我寫論文，已經是“文革”之后了。那時我正讀曹植的詩歌，讀到《白馬篇》，忽然覺得詩中的描寫怎么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仔細一想，我明白了，它與我前不久讀過的《三國志·任城王傳》中的一段文字，頗為相合。我趕緊把兩者對照著看，竟發(fā)現彼此真的非常接近，兩段文字所寫的似乎就是同一個人。我當時很興奮，但心里沒有把握，首先想到的就是應該去請教余先生。我就帶著書到余先生家去了，向他陳述我的“發(fā)現”，說：“曹植《白馬篇》中寫的那個‘游俠兒’，好像是他的哥哥曹彰?！庇嘞壬_始有些懷疑，說：“是嗎？我看看?！彼舆^書反復對照著看了一陣，然后臉上露出笑容，有些激動地說：“哎！真是的！妙呀！”他這樣表態(tài)，我當時感到不知所措。作為老前輩，他的學問我們不敢望其項背。我只能理解為這是虛懷若谷，獎掖后進。他接著就說，你這意思可以寫進文章里去的，你寫吧。我很快就寫出了文章，這就是《曹植詩歌的寫作年代問題》。寫成后，我又把稿子送到余先生家請他過目，他對文章提了一些修改意見，然后說：“你這文章基本可以了，我看就投給中華書局的《文史》吧?！焙髞磉@文章果真在《文史》上發(fā)表了，它是我在“文革”后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

曹：余先生指導年輕人，很注意因材施教，不專重某一方面，強人所難。例如我在藝術鑒賞方面能力較低，而讀史則還肯用功，因此余先生雖常常和我談一些作家藝術特點的問題，但從不強求我寫這方面的論文。相反地，我在“文革”以后的第一篇論文《試論漢賦和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小賦》，就是余先生給我出的題目。那是1977年的秋天，有一次古代組聚餐，余先生對我說：“你近來對辭賦很有興趣，是不是試著寫篇文章？”我當時心中無底，盡管讀了一些書，也搜集了一些材料，但經過“文化大革命”，一直沒機會寫文章，覺得很困難，曾經開了多次頭，仍寫不好，最后終于寫成了一篇一萬多字的文章。寫成以后就送給余先生審閱，余先生在審閱中還對好幾處的內容和文字提出了意見，例如文中說到漢賦對唐代杜甫、韓愈等人詩歌的影響一段，就是余先生叫我聯系的，我的初稿只談到太康詩人和南朝謝靈運等人。為了聯系唐詩，我還專門重讀了杜、韓二人的詩歌。這篇文章中談到庾信等人的小賦中有不少五、七言句子，我認為也是詩賦互相影響的例子，但只說到對唐初詩歌有影響，至于具體點出“沈宋”“四杰”的歌行，也是經余先生提醒后加上的。余先生當時對我的文章給予了不少鼓勵，使我堅定了信心。經過“文革”之后，我之所以能夠重新鼓起勇氣從事研究，正是由于此文的成功，而此文寫作之初，正是在余先生鼓勵下開始的。

我對北朝文學的研究，也是在余先生的支持和鼓勵下開始的。那是1977年至1978年，我通讀了《晉書》和《魏書》之后，感到過去寫文學史的南北朝部分總是只講南朝，很少談到北朝。當時我想：這種做法應該改變，即使北朝沒有什么作家，也應對這種現象的產生原因作出解釋。再說我那時已經搜集了一些史料，證明在“十六國”時代和北朝時代亦絕非全無文學活動。這時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的一些人正醞釀做唐宋詞的選注工作，要我參加。我推辭不干，原因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歲月蹉跎已久，再不認定一個研究目標努力，就會一事無成。為了此事，還和個別人搞得很不愉快。于是我就去見余先生，說出不參加“唐宋詞選注”的原因，同時把研究“十六國”、北朝文學的設想向余先生作了匯報。余先生對我的設想很支持，并且要我做完十六國文學的研究后，繼續(xù)研究北朝文學。這樣就解除了我受到的壓力，專心做《十六國文學家考略》的工作。這篇文章寫了兩萬多字，寫完后請余先生審閱后也投給《文史》發(fā)表。這篇文章發(fā)表后，余先生又鼓勵我接下去探索北魏及北齊、北周的文學情況。當時有些人對此有非議，認為這不是研究文學，而是研究歷史和文獻。但有余先生的支持，我還是做下去，寫了一些關于北朝文學的論文。正是這個時期的研究，為我后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礎。應該說，正是余先生指引我走上了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道路，也正是余先生始終給我支持和鼓勵，堅定了我的信心。余先生的關懷和教誨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徐：余先生在文學所的研究工作，很大部分是做古代詩歌選注。他的幾部選注質量高，影響很大。不了解余先生的人可能會覺得不理解，他為何拿那么多的精力，投入選注工作中去？其實余先生這樣做，有當時的特殊社會背景和條件。在20世紀50年代，百廢待興，政府號召正面繼承文化遺產，建設民族新文化，不少專家都投入普及古典文學知識的工作中來，包括俞平伯、游國恩、錢鍾書、馮至、胡云翼、王伯祥、蘇淵雷、唐圭璋、王季思等許多一流專家，都曾悉心做這項“選注”工作。而這工作也看怎樣做，做得好，同樣對學術有貢獻。例如錢鍾書先生《宋詩選注》，就是一部公認的學術質量很高的著作。余冠英先生同樣如此。余先生的學術成就，還包括對理論的關注和重視。這方面他的著作不多，所以不大為人所知。但是他在這方面水平也很高。我在讀他20世紀50年代寫的一篇書評文章中，看到了他在理論方面的修養(yǎng)。他曾評論過陸侃如、馮沅君合著的《中國文學簡史》，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他在文章中指出：“文學發(fā)展是人民生活發(fā)展的一個方面，和社會一般發(fā)展是緊密聯系著的，但是社會變化反映到文學上來，有時快，有時慢，有時顯著，有時不顯著，因此社會一般發(fā)展的階段未必和文學發(fā)展的階段完全一致，彼此不是‘步亦步，趨亦趨’，絲毫沒有參差的，我們研究文學的發(fā)展一定要充分估計到經濟、政治、文化等前提條件，但直接的對象是文學本身。因為文學有相對的獨立性，它的發(fā)展不能不受其自身所固有的客觀規(guī)律所制約，所以考慮文學史的分期必須注意文學本身的特點，符合文學本身的新舊代變的實際情況。”當時正處于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高潮，文學史研究中的“階級觀點”正受到普遍的“運用”，許多人都以階級社會發(fā)展史的階段論來“套”文學史為時髦，余先生提出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是反對庸俗社會學和機械唯物論，無疑屬于“逆潮流而動”的行為，這就需要深刻的知識、理性的頭腦，更需要堅持真理的勇氣。文章還批評陸、馮著作中“提出的一條公式”，即“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是這時社會最本質的現象，必然成為這時優(yōu)秀作品最基本的主題”。余先生認為：“這條公式不是從具體史實概括出來的，僅僅是著者想當然的臆斷?！彼M一步論證道：“不但在秦漢間，就是在整個封建社會的文學里，像《水滸傳》那樣以表現農民和地主的矛盾為主題的作品也是極其稀少的，有些作品只是曲折地反映了這一矛盾，許多作品并不反映?！弊詈笏贸鼋Y論說：“我們如果像要求現代革命作家似的要求古代文人自覺地表現社會主要矛盾，那是要落空的。我們的現代偉大作家魯迅在他的小說里也不曾直接寫過工人。難道能因此菲薄魯迅，而懷疑他的作品的價值么？”這樣的觀點不能不說超越了當時一些著名文學史家。同類觀點的再度提出并得到學界認可，已經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余先生在這里的思想和識見，我認為都有過人之處。所以我說，在一般人印象中，余先生不大談理論，他在理論方面也確實沒有發(fā)表許多文章，但這不等于他沒有自己的文學史觀，其實他的思考相當有深度。他是一位文學史家。

曹：很同意你的見解，他是一位有自己思想的文學史家。在20世紀50年代，能夠對文學史問題作如此深入思考的學者，確實不多見。這是余先生學識的另一方面表現。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1] 本文為談話記錄，談話時間在2003年12月某日上午，地點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遺產》編輯部辦公室。當時文學所正策劃紀念《文學遺產》創(chuàng)刊50周年活動，徐公持遂邀約曹道衡先生對談，回憶老一輩著名學者、本刊前任主編余冠英先生。談話之后，即由徐公持整理出草稿，交曹先生過目修訂，并增補若干內容，再交由徐公持定稿。稿成后，因情況變動，未能及時發(fā)表。2014年適逢《文學遺產》創(chuàng)刊60周年，編輯部向新老編委及相關專家發(fā)出通知，策劃出版紀念文集，征求紀念文章。徐公持遂響應約請，檢出舊稿，交付刊出。然而曹先生已于2005年罹疾謝世，不能親睹本文刊出，是亦人生遺憾也。十年一覺，本文之發(fā)表，不特紀念余冠英先生，亦寓懷念曹道衡先生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