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隨營學校到抗大

1941年9月，我從天漢湖區(qū)到白兆山隨營學校學習，當時邊區(qū)正處在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間，環(huán)境惡劣。我被分在軍事二隊，主要學軍事，從軍姿訓練、步兵操練的基本動作開始。主要課程有游擊戰(zhàn)爭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遭遇戰(zhàn)時三優(yōu)先，“先敵展開，先敵占領有利地形，先敵開火”，和近戰(zhàn)夜戰(zhàn)、偵察、通信聯(lián)絡的基本知識，以及對日作戰(zhàn)的基本原則，“游擊戰(zhàn)為主，運動戰(zhàn)為輔，不打陣地消耗戰(zhàn)”，等等。我們一面上課，一面打仗，在實戰(zhàn)中實踐和檢驗學習成果，進步很快。

新四軍第五師建軍后，部隊發(fā)展很快，干部奇缺。隨營學校規(guī)模太小，每期僅訓練四百多人，跟不上形勢發(fā)展需要。中央決定遠在延安的抗大總校分散到敵后各地辦分校，在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1942年2月，五師首長決定在隨營學校的基礎上，組建抗大第10分校。校長兼政委李先念，副校長肖遠久，副政委黃春庭。學校對外招生，由延安抗大分派來大批教職員授課。這樣，武漢及周圍鄉(xiāng)鎮(zhèn)大批失學青年，都積極投奔抗大，河南地下黨和鄂西北地下組織也動員一批青年學生到抗大學習。一時間，從部隊中抽調有培養(yǎng)前途的大批基層干部和青年骨干來到抗大，云集到白兆山上抗大的學員近千人，其中從各地來的學生達300多人。外來學生編成第三大隊（第七、八、九三個中隊）。我被分配到八隊。全班12個人，我的年齡最小，只有17歲，文化也是班上最低，僅讀過兩年私塾，其他學員都是初中、高中生，個別大學生。好在抗日人民軍政大學，主要是學軍事、學政治。第三大隊是政治隊，以學政治為主，軍事為輔，主要要看理解接受能力，文化基礎倒在其次。

抗大的生活極其艱苦，往往是一面學習，一面行軍打仗。在抗大學員中，學生出身的長處是有文化，熱情高。但他們的弱點是家庭經濟生活條件比較好，以前沒有吃過苦受過累，一般都怕艱苦。工農出身的學員，雖文化低，但能吃苦耐勞，可以幫助學生學員，帶動他們，做他們的榜樣。至于行軍打仗，學生就更不行了。我學過軍事，班務管理，軍事知識多一點，所以處處以身作則，起模范帶頭作用。從隨校到抗大剛開學時，邊區(qū)正處于第二次反共高潮，頑軍不斷進攻，配合日寇對邊區(qū)進行掃蕩、封鎖、蠶食。邊區(qū)范圍縮小，財政極端困難，可以說那是邊區(qū)和五師最困難的年代。原來規(guī)定的伙食標準，每人每天五錢鹽、五錢油、一斤米、一斤青菜，根本不能保證。有人寫文章說，對抗大學生特別照顧，分雙份伙食，還有肉吃，那是根本不了解情況的瞎說。在隨營學校畢業(yè)、抗大一期開學前，學校斷了糧，沒有大米供應。日偽掃蕩封鎖，從天漢鄂中產糧區(qū)有糧也運不來，僅有從白兆山運出來的一點糧食，首先要供應給戰(zhàn)斗部隊，因為他們要打仗，其次要供應師部領導機關?？勾髮W校，靠就地山區(qū)籌集的玉米雜糧供應。但老玉米要磨成粉才能煮糊糊吃，白兆山人煙稀少，有磨的人家也少。炊事班只能將玉米磨成粗糝子煮給大家吃，成不了糊糊。各班派人打飯，抬回來的是一桶桶水，玉米糝子的粗粒粒沉在桶底。大家餓極了，都想吃點干的，就排隊用勺子在桶底撈粒子。老玉米不容易煮爛，啃不動，只好硬吞下去。胃里有了東西，也就不會餓得慌。當班長的只好拿著碗排在最后面，前面的把干的撈光了，后面的只好喝玉米清水，吃點青菜，餓肚子是常有的事。當時最大的困難，最艱苦的還是寒冬臘月，大地結冰，寒風刺骨，學生都是夏天穿著單衣離開家的，棉衣沒有一件，也沒有被子蓋，實在凍得沒辦法。好在白兆山松樹多，動員學員上山砍樹，烤火取暖。大家圍著火堆，背靠背地睡覺。直到二月份，湖區(qū)環(huán)境好一點，設在湖區(qū)里的被服廠趕制了一批棉衣、夾被子供應抗大學員。每人發(fā)一件薄棉上衣，一條單褲子，一床夾被子。土機織的土棉布，倒挺厚實的。這樣可以鋪上稻草，打地鋪，兩人筒腿睡覺，一床墊在下面，一床蓋在上面棉衣蓋兩頭，中間蓋上褲子。這樣比較溫暖，睡起來還是挺香的。

八隊住在王家河祠堂里，既無鍋灶，又沒有腳盆，沒法洗澡。學員每天要出操跑步，上山打柴，天天出汗，干了濕，濕了干。時間長了，人都長了一身虱子，多數(shù)學員還長了疥瘡，身上的皮膚都抓爛了。晴天出太陽，是大家最高興的，一來可以曬太陽取暖，二來可以脫光棉上衣坐在太陽下面捉虱子。

學習生活很緊張，每天都有課，晚上還要開討論會。又沒有燈照明，八隊上百號人，住在一個大祠堂里，滿屋都是人，亂糟糟的，沒有一點燈光。但不能老是開黑會，便開始從吃的菜油里抽一點分到各班照明用，后來吃的油都沒有了，又從各班抽人上山刮松樹皮，砍松樹渣子，以便晚上開會照明用。學習中還有個困難，絕大多數(shù)學員沒筆寫字做筆記。要是誰有一支鋼筆，那是稀罕之物。領導從敵占區(qū)大城鎮(zhèn)里弄來一些沾水筆尖，用竹子自制筆桿，將筆尖綁在竹制筆桿上，做成了蘸水筆，用從敵占區(qū)弄來的紅、藍染料做墨水，每人發(fā)一些很粗糙的紙訂成筆記本。教員上課，借老百姓的門板做黑板，學員坐在地上，將背包擱在雙腿上當書桌。山坡、打禾場、稻田地里，都是天然的課堂?？勾蟮男ｏL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傳統(tǒng)是艱苦奮斗，英勇犧牲。當時我們的政治課主要講社會發(fā)展史，教員是呂彬，是延安馬列主義學院來的，他講社會發(fā)展史，講得形象生動，用大量的事例，從人類起源、原始共產主義，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有階級剝削、階級壓迫的社會，再發(fā)展到沒有階級壓迫、沒有階級剝削、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社會，從而到更高級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講述每個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通過社會發(fā)展史的教育學習，達到確立學員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目的?？箲?zhàn)理論由主任教員李林同志主講，講毛主席的論持久戰(zhàn)，分三個階段，駁亡國論和速勝論，講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治部主任余潛主講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講政治工作是軍隊的靈魂和生命線。政治工作內容主要包括宣傳工作、組織（干部）工作、鋤奸（保衛(wèi)）工作、民運（群眾）工作、敵工工作和聯(lián)絡工作，還有連隊支部工作等。形勢教育課經常講國際形勢、歐洲戰(zhàn)場和國內形勢、中日戰(zhàn)場，以及邊區(qū)形勢、鄂豫邊區(qū)敵頑與我斗爭發(fā)展形勢等，以此鼓舞大家抗戰(zhàn)到底的決心，提高部隊的士氣和斗志。通常形勢報告由教育長鄺林（黃宇齊）主講。李先念師長和任質斌副政委等領導有時也到抗大做形勢報告。唱歌、拉歌是學校文娛活動的主要形式。三大隊知識分子多，經常自編自演一些短劇、活報劇?？傊?，抗大學習是緊張的，生活是艱苦的，但精神是愉快的。

學習期間，抗大提倡學生自學哲學，沒有教員專門授課，每個班發(fā)一本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自己閱讀，集體討論，使學員懂得哲學基本概念，學會看問題認識事物的方法。那時在學校流行互相傳閱的《毛主席論待人接物》一書，學生很喜歡讀，很受教育，對加強自我修養(yǎng)很有好處。最后兩個月加進點文化課。主要是語文標點符號應用，算術從加減乘除講到百分比，真是高速度。多數(shù)學生不感興趣，他們已是初、高中學生，學過了。但對我們少數(shù)沒讀什么書、更沒有上過新學堂、文化低而政治上是骨干的工農學員的文化提高卻很有幫助。我的一點數(shù)學知識就是在抗大學的。

軍事課程講戰(zhàn)略、戰(zhàn)役、戰(zhàn)術理論，講抗日新概念，重點還是講游擊戰(zhàn)術，不失時機的運動戰(zhàn)為輔的原則。軍訓部長張永泉主講游擊戰(zhàn)術，他是井岡山的紅軍，文化不高，但講課從來不用提綱，用講故事的方式，講得生動活潑，學員很喜歡聽。

1942年3月，抗大和師直機關，撤出白兆山向東轉移，穿過漢宜路、平漢路敵人的幾道封鎖線，轉移到平漢路東。原禮山縣有大、小悟山，師部邊區(qū)機關住大悟山，抗大住小悟山中姚家山，三大隊住范家沖。從此，學校有了個安定環(huán)境，開始正常上課和軍事訓練。

那時全軍開展創(chuàng)建模范運動，模范干部、戰(zhàn)士，模范班排。當時各中隊提倡培養(yǎng)模范班，八隊李隊長和指導員徐繼業(yè)商量確定培養(yǎng)我們六班為模范班。無論是政治學習，軍事訓練，內務管理，團結互助還是群眾紀律等都要求成為全隊榜樣，在全中隊大會上宣布。我感到壓力很大，只有用自己的模范行動拼命地干。我的口令喊得好，每次班教練，隊形訓練，李隊長指定六班出列做示范，要各班班長照我的樣喊口令，甚至全中隊操練時，李隊長指定要我喊口令。我怕其他區(qū)隊長有意見，多次向李隊長提出，還是派區(qū)隊長喊好。李隊長嚴肅批評我說，叫你喊，你就喊，不準講價錢。

6班有個學員叫戴至玉，是隨縣人，1939年入伍的老兵。也是隨營學校五期畢業(yè)留下來的，我以為他是骨干，在學員中，在班里會起模范帶頭作用的。但他經常愛講落后的話，講怪話。我?guī)状握宜勗捵龉ぷ?，他總是滿不在乎，一點也不改。李隊長批評我對落后的同志幫助教育不夠。我找指導員徐繼業(yè)匯報戴至玉表現(xiàn)不好影響到全班的情況。徐繼業(yè)聽了只是笑了笑，然后說，慢慢來吧。我覺得很奇怪。徐繼業(yè)是1938年竹溝教導大隊畢業(yè)生，河南信陽高中畢業(yè)，文化比較高，又能講，還拉得一手好京胡，八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很活躍，算是全校有名的指導員之一，為什么平時對其他落后分子批評教育很嚴，對戴至玉卻無動于衷？這個謎，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和原廣東省建委副主任徐磬來（當時他是四班學員，我倆很要好），談起戴至玉的事才解開。徐說他自己當時是網員（不公開身份），戴也是網員。當時網員是絕對秘密的，只和校部特派員單線聯(lián)系，中隊只有指導員知道。上級規(guī)定，網員活動方式以落后分子面目出現(xiàn)，接近有動搖思想的人來發(fā)現(xiàn)日蔣特分子。徐磬來說，當時他自己不愿以落后面目表現(xiàn)，就以中間分子面目，所以四班長王漢班里同學對他沒意見。戴至玉是全區(qū)隊有名的落后學員。當時在部隊搞網員制度，是康生的一大“發(fā)明”，抗戰(zhàn)初期害了不少同志。后來改為秘密黨員，最后取消。

從隨營學校到抗大，雖說是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學習，但確立了我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到底的人生觀，堅信人類發(fā)展必然走向共產主義。同時學到不少革命知識，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鍛煉了組織領導能力，文化水平也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