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關(guān)上家門做皇帝的紫禁城生活

一、辛亥革命與清朝封建統(tǒng)治勢力的崩潰

自從義和團人民偉大運動在我國北方展開以后，首先是洋務(wù)派官僚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輩，便在帝國主義的操縱下，把對外投降、對內(nèi)鎮(zhèn)壓的反動賣國政策公然地實行出來，形成了“東南互?！钡钠婀志置妗８源褥麨槭椎氖嘏f派，也因為遭到了帝國主義的痛打，便也隨風轉(zhuǎn)舵地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zhuǎn)變，和洋務(wù)派合作起來。于是，這些反動統(tǒng)治勢力就更進一步地配合著外國侵略軍隊，內(nèi)外夾攻來鎮(zhèn)壓起義的人民了。

當?shù)蹏髁x各國在一九〇〇年共同派遣侵略軍到我國來的初期，曾經(jīng)大喊大叫要用武力來瓜分我國，但由于中國人民在這一反帝偉大斗爭中表現(xiàn)出民族團結(jié)的巨大力量來，它們不得不把各自的如意算盤重新另打一遍；更由于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因為分贓不均的問題，已由同床異夢的矛盾，逐漸擴展到爭食相咬的地步。這時，美帝國主義害怕各國乘機把它們的勢力圈變成它們的殖民地，使自己的侵略利益受到排擠，就把保持中國領(lǐng)土完整及行政完整的掛羊頭賣狗肉的騙人幌子挑起來，達到“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分贓目的，于是，把維持清朝反動政權(quán)來作為“以華治華”的新侵略方針了。

《辛丑條約》簽訂以后，不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本質(zhì)越發(fā)暴露無遺，就是清朝反動政府的賣國殃民本質(zhì)，也同時暴露得清清楚楚。再加上九億八千多萬兩的庚子賠款以及一連串隨之而來的喪權(quán)辱國條約，等等，就越發(fā)激起廣大人民的無比義憤。

除了《辛丑條約》后的大賠款，尚有各個地方對教堂教民不計其數(shù)的地方賠款也都隨之而來。難道說這些賠款都由清朝反動統(tǒng)治者的身上拿出來嗎？難道地方的官吏能夠自己拿出來嗎？不是的，仍然是從廣大人民身上去想辦法。這些都是通過榨油式的苛捐，敲骨吸髓式的苛稅，從人民群眾中硬擠出來的。

跟著，日本和帝俄兩個帝國主義強盜又在我國東北打了一年零七個月（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的分贓不均的仗?？墒钱敃r的反動清朝政府，卻眼看著外國的軍隊在自己的領(lǐng)土上進行著不可容忍的戰(zhàn)爭，眼看著自己的同胞在兩軍炮火之下紛紛喪失生命，在兩支外國侵略軍的蹂躪之下，我國無數(shù)人家的田園廬墓化為灰燼，一家老幼妻離子散，顛沛流離，而不知羞恥地宣布了中立。這種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事，竟會在清朝政府的唾面自干政策下，堂而皇之地做了出來。并且還在這種無理取鬧的戰(zhàn)禍結(jié)束后，清朝政府更恬不知恥地承認了打贏了的強盜——日本來繼承帝俄在我國東北的種種非法利益。不但如此，清朝政府還變本加厲地給予這個殖民地的新“主人”以竊據(jù)我東北的種種新權(quán)力。

再加上這個腐敗透頂、反動到家的清朝統(tǒng)治政權(quán)，在這樣的壞事做盡、臉面丟盡的情況下，反而要一箭雙雕地既想借著圖謀自強的機會來斂財；更想借著這個機會來增強自己鎮(zhèn)壓人民的武裝力量；同時還可以借以緩和一下國內(nèi)的尖銳階級矛盾，于是就耍出來一連串假維新的卑鄙花招，想來緩和一下國內(nèi)人民的仇恨心理。例如，什么編新軍、廢科舉、辦學堂、派遣留學生、頒布商律，以及后來的準備君主立憲，等等，便都成為籌餉理財?shù)暮媒杩?，而越發(fā)加緊了對廣大人民的無情壓榨和多方欺騙。

廣大人民就是在這種忍無可忍的情勢下，在各地紛紛展開了抗捐拒稅的正義斗爭的，例如一九〇二年劉永清、景廷賓領(lǐng)導下的河北廣宗人民的起義，一九〇三年廣西人民的反抗捐稅的農(nóng)民起義，一九〇四年在夏廷義領(lǐng)導下的樂平人民的反捐拒稅群眾性大運動，等等，都和百川匯海一般，集結(jié)成為資產(chǎn)階級和小資產(chǎn)階級反對清朝反動統(tǒng)治的偉大革命斗爭洪流。

盡管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結(jié)合下，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的聯(lián)合侵略機構(gòu)已告完成，日本和帝俄也把化敵為友的陰謀企圖和分占我國東北利益的實際行動表現(xiàn)了出來，盡管這些帝國主義強盜想要給氣息奄奄的清朝反動政權(quán)拼命來打強心劑，好利用這幫忠順奴才，來替它們做一個擋箭牌，盡管清朝反動統(tǒng)治者調(diào)兵遣將接二連三地鎮(zhèn)壓了多少次的革命勢力，但在各地的紛紛起義的影響下，更在各地保路運動的浪潮推動下，成為我國民族歷史偉大轉(zhuǎn)折點的辛亥革命，便終于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漢爆發(fā)了。于是，湖南、陜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東、廣西、福建等地都先后宣布了獨立，沿江的海軍也起義參加了革命。清朝的反動統(tǒng)治勢力，便在這種歷史偉大轉(zhuǎn)變的車輪下，宣告土崩瓦解。

結(jié)果是清朝的“皇族內(nèi)閣”破了產(chǎn)，窮余的一策只能是求助于北洋軍閥的大頭子袁世凱了，同時各帝國主義也對清朝這個扶不起來的阿斗灰了心，于是，也都認為除了袁世凱，再沒有別人能阻擋中國革命的洪流了。因此，袁世凱就在這帝國主義和封建殘余勢力的復雜微妙關(guān)系中，登上了當時的時局舞臺，采取了利用革命來壓制清朝，同時又利用清朝來打擊革命的雙重手法，完全把清政府的軍政大權(quán)安安穩(wěn)穩(wěn)地弄到自己的手中，以此作為達到他的野心的政治資本，而開始去干那篡奪革命勝利果實的政治訛詐勾當。

結(jié)果是，雖然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的南京臨時政府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正式宣布成立，但由于資產(chǎn)階級和小資產(chǎn)階級領(lǐng)導下的革命政權(quán)，沒有徹底的人民革命性，最終在君主立憲派士紳的參加和前清政府官僚的混入下，在當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明槍暗箭的陰謀破壞下，在袁世凱的加緊賣國的罪惡活動下，袁世凱的政治騙局成功，而使這一個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在根本推倒數(shù)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制度方面，做出了民族革命的輝煌燦爛的成就，并且也給我國社會發(fā)展，開辟了一條劃時代的康莊大道，但是，卻在革命不能徹底的致命傷下，與敵人做了妥協(xié)，特別是沒有能夠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當作同一敵人來看，所以結(jié)果這一偉大的革命事業(yè)，在國內(nèi)外敵人的合謀夾攻中，以暗淡的失敗而告終。

不過，辛亥革命乃是我國社會向前發(fā)展中的一個重要轉(zhuǎn)折點。這一點，卻是肯定的，也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二、中華民國首都中央的“小朝廷”

自從辛亥革命以后，根據(jù)當時的所謂“清室優(yōu)待條件”，我仍舊居住在紫禁城，仍然保留著“皇帝”的所謂尊號，仍然是居之不疑地在中華民國對待外國君主的禮遇下，過著關(guān)起家門當皇帝的養(yǎng)尊處優(yōu)的生活。

從這里也同樣可以說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只是打倒了清朝的反動統(tǒng)治政權(quán)，并沒有挖出幾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君主的根子，并且也沒能夠把帝國主義和封建殘余勢力的勾結(jié)，給一刀兩斷，所以才會在當時，出現(xiàn)了一種不倫不類的怪現(xiàn)象。就是在北京首都內(nèi)，既有堂堂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同時在那里的紫禁城內(nèi)，又有依然如故的清室存在，并且還須由中華民國政府每年拿出四百萬兩的民脂民膏，豢養(yǎng)著這群包藏禍心、口服心不服的封建余孽，使他們在合法存在的掩護下，拿他們過去的政治地位和聲望，來作為危害中華民國的政治資本。在光天化日下，居然有這種荒唐滑稽的怪事。

我就是曾在那撲朔迷離的時代中，一直就在“優(yōu)待條件”的障眼法下，過著紫禁城小朝廷的安富尊榮享受和寄生生活的。

“優(yōu)待條件”的全文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后，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后，改為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后，暫居宮禁。日后移居頤和園。侍衛(wèi)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派衛(wèi)兵妥慎保護。

第五款：德宗陵寢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祀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jīng)費，并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以前宮內(nèi)所用各項執(zhí)事人員，可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閹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其原有之私產(chǎn)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原有之禁衛(wèi)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shù)俸餉特別保護。

此外，還有“關(guān)于清皇族待遇之條例”從略。

所以，我從一九一一年起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止，都曾在那小朝廷體制內(nèi)，擁有給我辦事的各個機關(guān)和人員。如宗人府、內(nèi)務(wù)府和看守歷代祖先陵墓的守護大臣并內(nèi)務(wù)府大臣管轄下的“上駟院”“鑾輿衛(wèi)”以及護軍，等等。另外，還有實亡而名存的什么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御前侍衛(wèi)和在乾清門每日輪流值夜、從頭等到三等的乾清門侍衛(wèi)，等等。最終使我在那封建專制思想意識仍然極其濃厚的宮廷生活中，把我唯我獨尊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反動本質(zhì)，毫無遺憾地給培植繁育起來，而成為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狂妄自大的罪惡典型人物。

在那幾年的小朝廷生活中，曾使我認為最突出的事例是：每當元旦和我生日時，各王公大臣等，仍和當日清朝統(tǒng)治勢力尚未被推倒前一樣，從他們的各自府第、邸宅中，把清朝的蟒袍補褂、紅頂花翎打扮停當，并帶著恰如其分的仆從家丁，仍是由官衣官帽騎在馬上的“頂馬”（開路前驅(qū)）和率由舊章的從騎簇擁著他們從大街小巷官氣十足地齊集到神武門前下車下馬。然后更在神武門，有的坐上宮中特許的二人肩輿，有的則跨上特許的乘馬（按照清朝的舊制，對于王公大臣，有賜乘二人肩輿和特許紫禁城騎馬的優(yōu)遇辦法），有的則三五成群地結(jié)隊步行到乾清門外，等待著簫鼓齊鳴、鐘磬迭奏的朝賀。雖然在那時，保和殿、太和殿已被劃出小朝廷的勢力范圍，但是乾清宮卻仍然被用作點綴小朝廷最后“尊嚴”的唯一處所。而這些專擺虛架子的滿蒙王公、有名無實的大臣和戀棧不去的遺老，便都在這種三跪九叩的禮節(jié)中，重溫一下過去的舊夢，也可以說是聊勝于無地過一過開倒車之癮吧。

這在當時，已經(jīng)可以算得上夠稀奇古怪的了?？墒窍∑婀殴值氖逻€不只此。就連當時的北洋軍閥歷任大總統(tǒng)，也是無例外地在這樣的節(jié)日里，按例要派遣總統(tǒng)府內(nèi)的大禮官或是侍從武官長，作為總統(tǒng)的特使來到乾清宮向我致賀。

現(xiàn)在就以我的生日為例。

這種祝壽儀式，也是按照清朝當時接見外國使節(jié)的儀式來做，我照例得衣冠齊楚地高高坐在乾清宮木質(zhì)臺階上的中央寶座上，一聲不響地如廟中的泥像一樣，臺下兩旁分站有兩行“御前侍衛(wèi)”，一個個都是正顏肅目地腰間倒掛著綠鯊魚皮鞘的腰刀，就好像是廟中泥塑的牛頭馬面一般，拱衛(wèi)著我。桌上照例還放有一個黃匣子，里面放有我的答詞。等到總統(tǒng)的專使讀完代表總統(tǒng)的祝詞之后，就由當時的“內(nèi)務(wù)府大臣”紹英走上那木質(zhì)臺階上，在我的桌子前跪下，然后由我從那個匣子里取出我的答詞來，交給紹英，紹英跪著接過后，便站在臺子前照紙宣讀一遍。然后，這位專使便向我行三鞠躬禮，禮畢退出。于是這幕千古罕聞的奇劇便在禮成的宣告下，照例結(jié)束。

我現(xiàn)在重復一遍剛才我所說過的話：

這在當時已經(jīng)可以算得上夠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還不只此。那就是在我結(jié)婚那一年（一九二二）過生日時，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派來的專使是總統(tǒng)府侍從武官長蔭昌。因為他本人是個滿族，又曾在清末當過陸軍部尚書，所以，在他正式演完了他代表大總統(tǒng)身為專使的一套照例儀式以后，他忽然靈機一動，別出心裁地恢復了他過去當清朝爪牙時代的原形，恭敬嚴肅而義形于色地對我說：“現(xiàn)在我還要代表我自己給皇上行禮！”于是，他就身穿著中華民國的陸軍上將大禮裝，跪倒塵埃向我三跪三起共磕了九個頭。因為這是在預定禮節(jié)之外的追加儀式——也可以說是義務(wù)出演，所以不但是我覺得有點局促不安，就是紹英以及在我左右兩旁雁行排列著的侍衛(wèi)等，也都覺得對于這突然發(fā)生的意外奇遇有些手足無措起來。

在當時不但是對我如此，就是在四位太妃辦正壽時，也曾有過當時的警察總監(jiān)薛之珩以及步軍統(tǒng)領(lǐng)聶憲藩和左翼總兵袁得亮、右翼總兵申振林等，身著中華民國的正式禮服和軍裝，以私人資格向辦壽的太妃鞠躬致敬以后，摻雜到身穿清代服裝的王公大臣中，一同喝著喜酒哩！

現(xiàn)在姑且退后一步說，像什么薛之珩、什么聶憲藩等，因為他們在當時，都是些北京當?shù)氐牡胤杰娋瘷C關(guān)的負責人，連大總統(tǒng)尚且如此，他們就是偶爾來湊湊熱鬧，表示一下敬意，也還算是說得過去的事情。至于像是在端康太妃辦正壽時，身為奉系高級將領(lǐng)的張景惠，居然也身穿高級軍官大禮服，跪在地面上給太妃大磕其頭，我覺得無論怎樣說，也是有些說不過去的吧。當然端康太妃在當時，把此事當作引以為榮的自夸事項之一，可是從國體這一方面說來，則是一筆使人氣憤的糊涂賬。真可以說是已經(jīng)到了太不像話的地步了。

談完了封建殘余的小朝廷和北洋軍閥政府的曖昧關(guān)系之后，我想再談一下這個不安分的小朝廷和當時的封建軍閥等的勾搭關(guān)系?，F(xiàn)在就舉幾項較為突出的事例來說吧。

我記得在我十六七歲的時候，當直隸派的大軍閥頭子吳佩孚在他的根據(jù)地洛陽，志得意滿地大辦其壽的時候，我也曾在鄭孝胥的慫恿下，特地準備了一批相當豐厚的壽禮，寫了匾額，由那個唯恐中國不亂的鄭孝胥，給親自送到洛陽去。這是為了什么？不言而喻，送禮的目的是卑鄙無恥不堪告人的。簡單一句話，就是為了要去拉攏他。

還有，當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帶兵駐在南苑時，我那漢文老師陳寶琛也曾對我說：“聽說馮玉祥治軍有方，和一般軍閥不同?！辈⒄f打算赴南苑去做訪問。言外之意，就是想去看一看這位不同于一般軍閥的馮玉祥，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甚至還可以意味著借此想要打開一條向他去做拉攏的道路。于是我的這位老師便不辭辛苦地跑了一趟南苑，以個人前來慰勞的名義，見了馮玉祥，并和他談了一些話，回來以后，還向我盛贊馮玉祥的軍紀嚴明和經(jīng)常從事修橋補路的勤儉耐勞精神呢。不過是，他在這以后并沒有再去訪問過，我覺得大概是認識了馮玉祥的為人，同時也許是自己感覺到馮檢閱使對于自己的這個宣統(tǒng)帝師的資格是不怎么感興趣的吧。也許是認識到這個馮玉祥是和馮麟閣、肖耀南之類的“吃著劉秀的飯想給王莽做事”的軍閥確有不同之處，而不會向封建殘余的空頭牌位有什么憧憬的吧。反正是他沒有再去第二次則是事實。我的父親載灃，也曾在同一時期，在南苑兵營做過專程拜訪。其概略的經(jīng)過是這樣的：我父親被讓進客廳以后，看到有一個身穿灰布軍衣的大漢站在那里，他認為這個人一定是馮檢閱使的隨從兵，于是便問他道：“馮檢閱使在營里嗎？”只聽那人答道：“我就是馮玉祥?！蔽腋赣H聽了大吃一驚。回來之后，他還時常地對人講這段只重衣冠不重人的失敗史呢。

此外，像是身為湖北省督軍的直隸派將軍肖耀南，就曾在我結(jié)婚時特地送來了一份賀喜的奏折。末后署名是臣肖耀南謹奏的字樣。有一年廣西的軍閥白崇禧也曾在鄭孝胥的勾引下，曾到達小朝廷里做過一次不公開的參觀。雖然他沒有和我見面，但聽說他曾看到了宮中的“崇禧門”三字，認為和自己的名字相同，便欣然地在這“崇禧門”下照了一張紀念相，似乎有些引為自榮的樣子。又如，在我結(jié)婚時張宗昌也曾親自到宮中來致賀。我父親那時尚在管理著宮中的事務(wù)，便以我的名義賞賜張以紫禁城騎馬的優(yōu)遇。他為此還到宮內(nèi)親自致謝。

還有承做直軍軍衣而發(fā)財?shù)拇蠹樯掏蹙懦?，也因為中了《施公案》《彭公案》等舊小說的毒，便一心一意想要從皇帝手中——哪怕是廢帝也好，得一個黃馬褂穿穿，于是便假借錢能通神的力量，搖身一變，摻混在王公、遺老的堆中去，逢年按節(jié)來到紫禁城向我磕頭致賀，同時也給我父親和我岳父等所謂小朝廷的親貴送過相當?shù)闹囟Y。最妙的地方，就是每當他到宮內(nèi)來時，預先總是把一沓一沓的鈔票塞滿懷中，見了給他端茶倒水的太監(jiān)，便掏出一把紙幣遞過去，對于給他叩年賀節(jié)的太監(jiān)不消說是要“施舍”更多的紙幣了，就是對于偶爾接過他的帽子或是給他開開門或是打打簾子的太監(jiān)，也都是一把一把地給錢。所以，在當時有不少太監(jiān)都在背后紛紛談?wù)撝?。有的俏皮地說，他是個散財童子。也有的衷心景仰著他，而把他叫作活財神爺。因此，他走到哪里，哪里的太監(jiān)便如蠅逐臭一樣，竭力向他去貢獻必要以上的殷勤，為的是想要得到他的額外的饋贈，至于他究竟如愿以償?shù)卮┥狭它S馬褂沒有，我卻不記得了，也可以不必去追究它?？偠灾?，在那個時候，一個不值一錢的黃馬褂尤其如此，何況是這個虛架猶存的小朝廷，怎會不生出搖惑人心甚至是侵蝕國體的危險作用呢？

說完了幾項小朝廷勾結(jié)軍閥和盅惑當時社會人心的事例以后，我還想暴露一下這個封建余孽的大本營——清宮小朝廷怎樣和當時的帝國主義勾結(jié)的幾樁實際事例。

在我十六七歲時，日本橫濱、東京一帶地方發(fā)生了很猛烈的大地震。這時我的老師陳寶琛就對我說：“在日本發(fā)生了這樣嚴重的地震災(zāi)害，我們?nèi)绻谶@時捐助它一些財物，未始非計?！钡牵谀菚r?？恳恍r與時輟的優(yōu)待經(jīng)費來過日子的小朝廷，怎能有余錢來周濟別人？結(jié)果只有把據(jù)為自己私有的祖國勞動人民的一些寶貴血汗結(jié)晶——一批古物以及珍珠手串和幾萬元錢，由陳送往日本公使館，充作別有用心的“捐贈”。據(jù)說當時的日本駐我國公使芳澤謙吉，聽了陳寶琛的吊慰辭和看到這些東西之后，曾興奮得喊出“萬歲”來。我記得當時還有人這樣說：“我們這里捐助日本震災(zāi)的東西，比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的捐贈還多哩！”不用說別的，就拿這句話的弦外余音來說，就可以充分表示出仇視中華民國和向日本買好的卑鄙齷齪心情來。也可以說，這就是封建殘余勢力和帝國主義相吸相引本質(zhì)的暴露，還可以說，這就是跨進漢奸哲學門檻的第一步，同時也可以說，是我在那小朝廷中和日本帝國主義將要開始進行勾搭行為的一條重要伏線。

此事過后不久，日本便派了一個議會代表團來到北京，對那次援助受震災(zāi)民的各界人士一一登門致謝。同時，日本公使館也與陳寶琛聯(lián)絡(luò)，說希望到宮中對我當面表示謝忱。于是，我就在御花園中的“絳雪軒”內(nèi)準備了茶點接待他們。當時的日本公使芳澤謙吉以及日本議會代表團十余人都來了，向我表達謝意。這次茶話會就是我一生中初次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彼此見面。這次固然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茶會，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可是我卻覺得這就是封建余孽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公然互通聲氣的一個開端。

這次在“絳雪軒”作陪的，都是我在當時認為是不錯的一些人物，如我的老師陳寶琛和朱益藩，我的宗族載澤、溥伒、溥儒、溥杰、憲原和我的岳父榮源。此外還有鄭孝胥、紹英、耆齡等。

在我結(jié)婚時，當時駐在北京的各外國公使以及使館館員，也差不多全部來到紫禁城觀禮。而后又由“內(nèi)務(wù)府大臣”陪同他們到乾清宮的西暖閣，在梁敦彥（前清的外交官吏）的翻譯下，一一向我和我的妻子婉容做了姓名介紹。后來，我的父親載灃和紹英等就在乾清宮大殿內(nèi)設(shè)了個酒會招待他們。我只是在酒會開始時，前往會場舉起了酒杯，照著梁敦彥所擬就的英文謝詞念了一遍，然后同他們干了杯就回去了。

溥儀和婉容

然而在我身邊的一些遺老，卻竟把這次外國使節(jié)團的個人觀禮和以個人資格來祝賀認作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清宮第一次招待外國公使，同時還不惜自己往臉上貼金地說：“這就是外國和‘清室’的一種友誼的表現(xiàn)?！?/p>

本來這也難怪，在這些目光如豆、崇洋媚外已成習性，無時無地不想向后開倒車的老家伙的心目中，認為能和各外國使節(jié)有了往來，這就是無比的光榮和值得雀躍的大喜事。他們認為這樣一來，這個小朝廷的局面，便是千秋萬歲之業(yè)，更進一步說，他們的這碗封建殘余飯無疑是可以吃得更長久些了。

至于我呢，在這種環(huán)境中，在這樣的空氣內(nèi)，當然也不例外，在內(nèi)心中，感覺到一種暗暗的高興，就仿佛有了一種無形的仗恃，認為自己這個存在，乃是一種了不起的存在。因此也就越發(fā)滋長了狂妄自大的心情，于是，由小朝廷而企圖實現(xiàn)大朝廷的夢想，也就水漲船高起來了。

酒會以后，我那英文先生莊士敦，便興高采烈地陪著這些外國人，到我所住的養(yǎng)心殿來了。不料卻使那位英文先生大大地掃了興。因為有一個外國老太太，看到了站在院中的我，便問莊道：“他是誰？”因為我在那時，已把清朝的禮裝（袍褂）脫下，換上了便服，并在頭上戴上了一頂外國的獵帽。當然在那只認衣服不認人的外國老太太的眼中，就不認識我了。他們參觀了養(yǎng)心殿和御花園之后，便都告辭回去了。事后這位莊士敦先生曾滿懷不快地對我說：“為什么把‘袍褂’脫掉換上了便服？外國人都是喜歡看中國的舊式禮服的。”又說：“為什么偏偏戴上了那樣的帽子？那是外國人在騎馬打獵時專用的東西。穿著中國的便服而戴上了外國的獵帽，豈不是太難看了！”他認為我這樣是在外國人面前丟臉。后來每當他談到這件事時，還是怏怏不快呢。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莊士敦把外國人帶到養(yǎng)心殿，其目的也只是為了要滿足一下那些外國人的好奇心理，并不是特意對我要表什么敬意，所以才對我脫換袍褂表示了不滿。至于帽子的問題，當然是由于我的“老趕”，不過是，他的深為不滿，我認為與其說是因為我丟了臉，倒不如說是我沒能滿足那些外國人想要飽開眼界的心理要求。可是像我以及那些遺老之輩，卻還癡心妄想地以為外國人前來觀禮和祝賀，是對小朝廷的要好，真未免也太過于天真了。

同時也可以看出，這種癡心妄想的發(fā)生，正是由于自我以次的反動封建余孽，處處想鉆空子，來實現(xiàn)反動的政治野心，所以才會隨時隨地發(fā)生這種自欺欺人的錯覺和自我陶醉的盲目樂觀情緒。說是可憐吧，其實是可恥并可恨的！

總之，這次的酒會，也是自從辛亥革命以后，這一小撮的封建殘余分子，想要挾帝國主義國家以自重的又一實際上的表現(xiàn)。同時也就是把封建統(tǒng)治者的崇洋媚外本質(zhì)，又一次公開地暴露出來。

此外還有一件不堪回首的可恥回憶。那就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紫禁城西北隅——建福宮區(qū)域內(nèi)十幢宮殿失火時，所發(fā)生的事情。

當火災(zāi)發(fā)生之后，除了北京市的所有消防隊都陸續(xù)趕來撲救，各外國使館的救火組織也都趕來應(yīng)援。同時也有些外國的紳士、太太之類的混在使館的消防隊中，進了平日不易進來的紫禁城，而麇聚在火場。這些“好心腸”的外國人，雖然不能說他們是趁火打劫，但是趁火湊熱鬧的心情，則確乎是有的。有一位四旬開外的英國婦女，就曾在那救火的百忙之中，仍然也未能忘掉西洋人的優(yōu)越感和他們對于殖民地的特權(quán)，竟自對和她毫無一些關(guān)系的中國消防員，拿出指揮者的架子來，口中連連喊著“快去”“快去”，一面用她手中的扇子當作武器，在中國消防員的面頰上、脖子上拼命地亂打。事后，莊士敦曾把那因為打中國人而沾有斑斑血跡的“兇器”——那把扇子拿到我這里來，并居功似的向我說道，這是某英國太太，在“督勵”救火時，所使用的扇子，請我在扇子上簽個字，俾作永久的紀念。在莊的思想中，似乎還認為這是一件“國際美談”哩。我聽了之后，也就欣然地答應(yīng)了他的這一要求，遂在那沾有祖國同胞血跡的扇子上簽上了當時的我的英國名字“Henry”幾個字。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深覺得當時的我，真是連起碼一點點中國人應(yīng)有的良心也沒有。

扇子上的那些血跡，正是自己祖國同胞的寶貴的鮮血、神圣的鮮血！并且那些血，也就是被外國人給打出來的血、可痛的血！我不但是對自己祖國同胞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殘酷毆打，沒有絲毫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所應(yīng)有的民族義憤，反倒認為這確是英國某太太為了給我救火，而表現(xiàn)出來的“功績”，居然竟會怡然無動于衷地在那可恥可恨的所謂“紀念物”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那個外國名字的Henry幾個字，又表現(xiàn)了什么呢？還不是十足地表現(xiàn)了醉心西方國家、崇拜帝國主義的殖民的劣根性是什么？可是當時的我，竟會做出這種毫無民族氣節(jié)的、只知自己不知其他的可恥行為來。足見后來的背叛祖國和當上了大漢奸頭子，并不是無因的，更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說是早在北京的小朝廷時代，就播下了罪惡種子！

三、“遺老”和“王公大臣”

一提起“遺老”和“王公大臣”幾個字樣，我仿佛就覺得嗅到一種霉爛腐臭的氣味而感到頭痛。北京有這樣一句諺語：“一度經(jīng)蛇咬，三年怕井繩?！蔽艺嬗X得對于“遺老”和“王公大臣”這兩個過去的名詞有些害怕。當然，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前半生的無數(shù)過錯和罪惡，都推到“遺老”和“王公大臣”的身上，而把自己看成是一個“遭連累者”，也決不能把我過去利用他們，倚靠他們的事實，來個干脆不認賬。不過是，按照實事求是的學習態(tài)度來做客觀上的分析，這些位至死不肯剪辮發(fā)，或是即使剪去了辮發(fā)，但見了我必跪倒稱臣的所謂“遺老”——連后來所謂的“遺少”也包括在內(nèi)，他們的的確確是水泄不通地包圍了我?guī)资辏⑶沂呛敛豢蜌獾赜檬治孀×宋业碾p目，使我看不到一些帶有新生命的活活潑潑的新事物；同時更是毫不留情地堵上了我的兩耳，使我聽不到新生命的呼吸和脈搏的聲音；還塞住了我的鼻孔，使我辨不出什么是香什么是臭，而且還用有形和無形的“法繩”（家法之法）緊緊地捆住了我的手足……使我怎能不怕這些道貌岸然、別具心胸的遺老！至于那些位所謂“龍子龍孫”的王公和“三代家奴”的大臣，縱然對于我，起不了像“遺老”那樣的“向后——轉(zhuǎn)！”作用，但是在“偶像我”“神化我”方面，確是起了不少的促進作用。我就是在他們這幾十年來的“磕頭請安”“皇上奴才”的空氣中，被捧到高空中以致幾乎把我跌死的。我對這幫好像糞里蛆蟲一樣的“王公”和“大臣”又怎能不從心里怕他們？現(xiàn)在分門別類地先從“遺老”說起。

他們?yōu)槭裁匆浴斑z老”二字來做標榜呢？就是那些在清朝時代曾以“八股文”“試帖詩”起家的老翰林，或是享盡了封建時代為官之樂的學究官僚以及一些由人而“進化”成為書中蠹蟲的食古不化的家伙，在他們的唯一顯親揚名的老靠山——清朝封建統(tǒng)治勢力在革命浪潮之前倒塌下去之后，他們既無從認識到為什么要革命的起碼原理，也未能認識到舊的東西為什么要被淘汰的客觀原因，尤其是不可能認識到在今后應(yīng)走的道路究竟在哪個方向，所以，只能意氣用事地在“小我范圍”內(nèi)來否定一切的新東西，來仇視所有的新事物。再加上綱常名教的舊毒素和儒家正統(tǒng)思想從中作祟，結(jié)果是在種種不如己意的儼然事實面前，便只能是拿過去曾在殷末周初，因為不肯去吃周家的粟飯，而最終餓死在首陽山下的伯夷叔齊來標榜自己，借此姑且作為安慰自己的麻醉劑和提高自己聲價的騙人招牌而已。

不過，在當時的成千成百的所謂“遺老”之中，也并不都是同一類型的老古董。也就和他們之中有胖有瘦、有高有矮一樣，他們想當“遺老”的心情和動機，也并不是能等量齊觀的。概括地說來，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有的是因為受了孔家店的遺毒深，在他們頭腦之中，再沒有一點點空隙來容納新的東西。也可以說是恰恰像是書籍中的蠹魚一個樣，完全變成了一些食古不化的書呆子。例如，聞鐵路而傷心、見電桿而隕涕的清末某御史；如為了爭取給同治立后而以“尸諫”聞名的吳可讀；以及到了民國以后尚且在光緒陵墓處“廬墓植樹”好幾年的梁鼎芬，等等，我認為就是屬于這一類的。因為他們認為甘心去做一姓家奴就是“忠”，清朝就是自己的國家，皇帝就是他們唯一的主人。所以凡是屬于這一類型的人，他們的外形表現(xiàn)是：至死不肯剃掉辮子，絕對不肯做中華民國的官……可以說是除了碰到馬列主義改造社會、改造人類的科學陽光，他們都是些死不回頭的盲目殉教者。

還有一種，就是頑固縱然頑固，所受的儒學毒素也很深，但他們認為要做一姓家奴也并不是毫無代價的東西。何妨拿“遺老”之名，博取一個所謂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如什么“太子少保”“太?！薄疤怠敝惖念^銜。這些有名無實的頭銜固然在當時已顯得過了時，并且也不會由此而得到什么物質(zhì)上的實惠，但是在他們看來，這些仍是在死后“出訃文”“續(xù)家譜”時的“光榮資料”。他們不但是把那些“南書房行走”“毓慶宮行走”以及什么“懋勤殿行走”的有名無實的老古董頭銜當作是生前必爭的事業(yè)，就是對于死后的“謚法”，也都是這些位老先生斤斤計較和寤寐以求的最后目標。例如，趙爾巽在死后，就曾拼命托人請我給予他“謚法”。還有康有為在死后，也曾由于我身旁另一派學究們胡嗣瑗等認為康曾“得罪”過慈禧，死后不應(yīng)“賜謚”，于是康的弟子徐良等，便聲言要和阻撓賜謚的老頭子以老拳相見。就連我的啟蒙老師陳寶琛和那臭名揚溢的鄭孝胥等，我都認為他們確是屬于這一類的。

我記得陳寶琛在七十壽辰之前，在毓慶宮給我授課時，他忽然無意中看到了“老鶴無衰貌，寒松有本心”兩句詩，他便本能地想起了自己的辦壽大事，同時也想起了滿足自己虛榮的妙法，于是就向我說：“臣生日時，就請把這兩句寫成對聯(lián)賜臣作壽吧！”他得到我的點頭之后，便向他的老同事朱益藩說：“皇上在念書時，看到了‘老鶴無衰貌，寒松有本心’兩句詩，就說：‘這兩句詩恰像老師，老師過生日時，我就把這兩句寫成對聯(lián)給老師吧！’既是皇上這樣說，就請你把這兩句寫成對聯(lián)請皇上照著寫吧！”固然在他辦壽之日，他對他家中的廣大賀客曾做出這樣的吹噓來，我在紫禁城內(nèi)是無從聽見，不過是他對他的老同事尚且如此不老實，那么，對其他賀客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鄭孝胥更是如此。因為他的虛榮心比陳寶琛更大得多，大得到了形成政治野心的程度。他是不以有名無實的“太?！薄疤怠敝愖鳛闈M足的，而是以積極圖謀恢復清朝封建統(tǒng)治，而使自己能成為“中興功臣”為一貫夢想目標。例如，在他的出廬第一炮中，就是以慫恿我勾結(jié)吳佩孚開始的。他不但經(jīng)常吹噓他的拉攏吳佩孚之功——雖然沒有什么效果——還經(jīng)常居功地說，段祺瑞曾要把某部總長的椅子給他，他都沒有接過來坐，只是愿意在我身邊幫助我來做“恢復祖業(yè)”的“不朽事業(yè)”。

他還經(jīng)常好以夏朝的“臣靡”自居，常說“臣靡”年已八十余，尚能逃到有鬲氏那里，終于憑借著有鬲氏的力量，恢復了夏朝，而使少康得到中興。好個“臣靡”，好個有鬲氏，更好個夏少康！像他這種惑亂人心的胡說八道，我在當時還認為他確有“志氣”，確有“見解”，確和一般行將就木的老頭子不同，確實不辜負陳寶琛的推薦，于是也就把他認為是我的“股肱心膂”人才了！

他的胡說本領(lǐng)還不只此。他還經(jīng)常癡人說夢般地發(fā)表他那個自畫自贊式的“治國平天下”的杜撰理想，甚至在自吹自擂時，自己把自己感動得聲淚俱下。例如說：“要想中國能夠富強統(tǒng)一，首先就必先實行‘門戶開放’和‘利益均等’，這樣才能使各外國列強在我國西北投資開發(fā)，這樣才能使中國西北的無限資源，供世界多少多少年之用。開發(fā)了大西北之后，將來便可以把‘中華帝國’的首都分設(shè)在北京、南京和帕米爾高原之上，這樣中國的前途，真是洋洋無窮盡的了?！?/p>

所以，就在他當上了偽滿第一任漢奸總理之后，雖然在日寇的種種拘束壓力下，他不能不把多少年來深藏于心的所謂“計劃”，極力加以改頭換面和縮小，但是什么“門戶開放”和“利益均等”的字樣，仍然一度曾出現(xiàn)在偽滿當時的宣言內(nèi)，或是送入到他的記錄唱片內(nèi)而成為永久不可磨滅的鐵案罪證了。

再說那個臭名僅次于鄭的羅振玉，他從見到我時起，便經(jīng)常不斷地向我兜售他的既頑固又荒唐的一貫謬論。例如說：“中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連年內(nèi)戰(zhàn)，還不是群龍無首的緣故！沒有君主，便不可能希望中國的統(tǒng)一。”并且還不惜旁征博引地說：“日本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在它國內(nèi)有了‘天皇’這個中心，有了‘明治維新’?！鄙踔吝€大言不慚地拿著夢囈當真話來說，而對著我講：“列祖列宗（指我的歷代祖先而言）二百余年的‘深恩厚澤’已經(jīng)深入人心，所以就是到了現(xiàn)在，人心之中仍然思舊。”最后他的結(jié)論，也總不外乎是：“皇上春秋鼎盛，又為人心所向，將來一定能夠‘中興’無疑?！?/p>

固然是我把陳、鄭、羅三人都列在同一類型內(nèi)，但在同一類型之中，他們?nèi)齻€人仍是有各自不同的地方。

例如，陳寶琛并沒有贊成我去東北來做日寇的漢奸走狗，可是鄭和羅呢，則是不但贊成我往這泥坑里跳，并且還千方百計地替我勾結(jié)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閥。平心而論，頑固的程度、罪惡的程度，鄭、羅比陳要嚴重得不知有多少倍。至于他們二人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程度，可以說是不相上下的。

我現(xiàn)在再算一算這些遺老曾經(jīng)怎樣包圍我的一筆總賬。

在我那位陳寶琛師傅推薦了鄭孝胥和羅振玉后，在當時，我確曾覺得鄭、羅二人是和那些氣息奄奄的遺臣不同。尤其是鄭在談天論地時的唾沫亂飛和他那擅長表演的聲淚俱下的激昂態(tài)度，更是吸引了我，這就是使我對他另眼相待的一個最直接的基本原因。所以，我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就破格地特派他為小朝廷內(nèi)的“總管內(nèi)務(wù)大臣”，位在舊有的紹英、耆齡和寶熙以及我的岳父榮源之上。后來又添了一個金梁。于是就在那小朝廷的小小范圍內(nèi)，還曾掀起了一場狗爭食的小風波。后來在老髦圓融的所謂“陳寶琛老太傅”的居中調(diào)停下，我才把這個最不安分的鄭孝胥改派為“懋勤殿行走”，同時也把羅振玉派在“南書房行走”。于是，又在陳、羅的呼朋引類下，在“南書房”除了原有袁勵準和羅，更添了朱汝珍、景方昶、楊鐘羲和王國維等人。這樣，把我層層包圍在中心的遺老網(wǎng)就形成了完全合圍的新形勢。一直等我到了天津，還是在這換湯不換藥的包圍圈中，使我過著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的雞肋式生活。不但在天津如此，就連我后來從天津而旅順，由旅順而長春的漢奸生活中，也是和鄭孝胥、羅振玉輩的積極“幫忙”分不開的。

我既是痛恨我自己的過去，就得痛恨我過去的自己，同時，我也痛恨這幫由始至終拖我下水的萬惡“遺老”。

另外，還有一種不同類型的所謂“遺老”。那就是有一些頗有“冒牌”或是“掛名”之嫌的人了。當然這些位老先生，也差不多都是飽受孔孟之毒的老前輩，要不然就是些曾在清末時代，做過一些不甚大也不太小職位的官僚。他們?yōu)榱艘岣咴诋敃r所謂社會上的地位，或是為了要借以抬高自己在當時社會上的所謂名聲，甚至有的則是為了要借著過去的“探花”“狀元”之類的久已過了時的空頭資本，來弄些不勞而獲的收入，便“不熟假充熟”來和那些所謂“老牌”“名牌”貨的“遺老”靠靠近便、套套交情，以便能在那專門練習開倒車的“遺老”園地中，分取一席地位。固然那些畫餅充饑的“太?！薄吧俑怠焙湍切拔闹摇薄拔拿C”之類的身后虛文，說穿了都是些不能兌現(xiàn)的空頭支票，但在他們看來，這些都可以作為“生榮死哀”的廉價剔莊貨。還有的人則是純粹為了吃飯的問題，不得不鉆一下當時社會新舊交替、思想混亂的空子，靠著自己混來的舊社會地位，可以拿“不費之惠”的文章筆墨給人家寫個許褒不許貶的墓志銘，或是在人家的神主牌上點個“主”，或是作一部只談過去的書籍，等等，作為一種糊口的方法。例如，過去在北京曾以“梁瘋子”聞名的梁巨川，就是為了要博得一個“清代遺士”的名兒，便寫好了所謂遞給當時小朝廷的“遺折”（給皇帝的遺書，在過去叫作“遺折”），而投入到積水潭內(nèi)自殺身死。究竟為了什么自殺，總不得知，但在“遺折”內(nèi)自稱“殉清”則是事實。結(jié)果便以一條命換來了一個“文忠”的謚法。又如清末最后的一個狀元劉春霖，就曾以他那過時已久的科舉資格，換取了上海幫會頭子杜月笙的重禮厚聘，從北京到上海都在杜的隆重接待下，嘗到了比過去當狀元還要威風的滋味。到了上海之后，他便穿上了從京劇班戲箱中找出來的清代衣冠，坐上了特制的八人官轎，在牌傘騎從等前后簇擁之下，進了杜氏宗祠，然后就用朱筆在神主牌上點了一點，于是這場“莊嚴隆重”的“點主”儀式便算是“禮畢如儀”。這位末代狀元也就飽載而歸。這豈不是由于這些“掛名”的過去頭銜，而得到了“廢物利用”的好處了嗎？又如曾在小朝廷末期當過幾天“內(nèi)務(wù)府大臣”的金梁，不是也曾靠他的所謂“遺老”的資格，寫出一些清代的零星掌故來作為不無小補的收入的嘛！此外，他還曾大吹大擂地宣稱，說要著作一部清代的《循吏傳》（也許是附在他所著的《光宣小紀》之內(nèi)的一篇？現(xiàn)已記不清了），于是就把預定將要收入列傳中的人物姓名發(fā)表出來，而向那些預定的“光榮人物”去索取因人而異的“潤筆費”。即使預定人選中有誰死去，也不成問題，因為仍可以向他的孝子賢孫去信索取。只要該子或?qū)O希望其祖或父能夠“名列金史”（不僅是清史）的話，便不愁他們不把這筆“人傳費”拿出來。所謂“金史”的價值和作用就在于此。

此外，像是相當于這種類型的所謂“遺老”的人，還多得很，這不過是其中的一兩個例子，其余以此類推可也。

我還認為相當于這一類型的人物，也可以作為“遺老”之中的一些“殿軍”的存在，因為他們所起的遺老作用比較小些。

現(xiàn)在再說一說所謂的“王公”和“大臣”。

先從“王公”和“大臣”的定義來說。

“王公”就是指著前清時代的宗室中的“王、貝勒、貝子、公”等來說；“大臣”就是指著在清末職位高的官員來說。

不過是，所謂的“大臣”，差不多也就是前清的“遺老”，只因為這幫所謂的“大臣”，都是曾在清末做過相當大的職位，所以他們的黨羽也比較多，他們?yōu)榉亲鞔醯淖飷汉陀绊懸脖容^大?，F(xiàn)在先從“王公”說起。

凡是夠得上王公爵位的人，不用說都是過去清朝的貴族。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反動統(tǒng)治勢力垮臺以后，他們?nèi)允窃凇皟?yōu)待條件（乙）”的作用下，仍然都過著不減昔日的剝削階級寄生生活。

就連一般的宗室覺羅和八旗人等，尚且由于過慣了二百余年來的不勞而食的寄生生活，成了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的人中廢物，何況是比他們的享受生活還要超過不知要多少倍的“王公”，自然更是被那二百多年的榮華富貴給弄得不成個樣子了。

固然，他們也都曾飽受了封建統(tǒng)治制度的種種熏陶感染，滿腦袋頑固的反動思想，特別是腐蝕人的紈袴習俗和靠天吃飯的消極怠惰習性，更是長期地成為他們的膏肓之疾，所以，除了善于擺空架子坐吃山空，便什么本領(lǐng)也沒有了。

因此，對于這些過去的王公親貴以及他們的子弟，從全面看來，我認為是這樣的：比較好的一些人則多數(shù)是成為孤芳自賞、自視甚高的文學藝術(shù)家，經(jīng)常以畫幾筆畫，吟幾首詩，或是研究一些經(jīng)史子集，甚至佛學之類，來自得其樂，對于國家政治以及社會上的當前現(xiàn)實等，則很少有關(guān)心的了。特別是在其中，像是狹隘民族主義以及消極心理等，更是相當普遍。還由于清朝二百余年來的所謂“家法”的限制，致使他們在那過去的長時期中，連隨便出京四十里的機會都得不到，而只能在北京的府中稱王，所以廣見世面的機會，在他們是不容易得到的。例如，恭親王溥偉攜帶家屬到了大連以后，其家中的某“寶眷”曾向人發(fā)表過這次旅行的感想道：“真想不到咱們城（指北京城）外，還有這么大一片水（指海而言）哩！”“寶眷”如此，王公的子弟可知，所以他們在舊社會里，所見到的所謂“世面”是有限得很的，遠遠比不上那些曾以“趕考”起家的所謂一般“遺老”。

在辛亥革命，公然挑出了反對共和制度叛旗的，在北京當時的幾十家王公中，則有肅親王善耆和恭親王溥偉兩個。善耆是極力反對清朝的所謂“遜政”的。所以在袁世凱掌了政權(quán)以后，他便感到了身邊的危險。為了一姓的尊榮，他竟不惜要和人民革命的勢力為敵，充分發(fā)揮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和帝國主義同病相憐的反動階級本質(zhì)，竟和包藏禍心的日本浪人川島浪速等在天津互通了聲氣，最終搭乘了日本的軍艦而到了旅順，成為徹底供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的可恥工具。

據(jù)說他從北京出走，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卵翼之下，奔赴旅順途中時，這位“王爺”尚不知他自己現(xiàn)在已經(jīng)身入日寇的樊籠之中，還慨當以慷地勃發(fā)了詩興，吟出一首《出都口占》的五言絕句詩。詩如下：

“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伛R看烽火，中原落照紅。”

從這寥寥二十個字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位脫出他久慣施展威風的封建統(tǒng)治勢力的總根據(jù)地——北京以后，抱著無限凄涼、無限憤恨的“籠中王爺”，在那急忙逃命的一路之上，曾是怎樣在咬牙切齒痛恨著革命勢力，曾是怎樣地在口中嘟囔著不肯認輸?shù)目湛诖笤?，同時也是怎樣地表現(xiàn)了他那卷土重來的夢中野望的啊！

如果是拿現(xiàn)在的語言，把這首公然向人民挑戰(zhàn)的“反詩”譯出來，那么，它的大意就是這樣的：

河北的北京一帶地方，

本來就不是我們愛新覺羅氏的國土。

丟了就丟了吧，

這又有什么關(guān)系！

我在嘴里哼著小調(diào)兒離開它就算了！

走著走著，

勒轉(zhuǎn)我的馬頭，

看到了那些通向北京的無數(shù)烽火臺，

??！

中原一帶的河山，

都浸在血紅的斜陽返照之中。

哼！

咱們走著瞧吧！

他就是抱著這種氣哼哼的心情和滿肚子仇恨到了日本侵占下的旅順，而當上了敵人股掌之上的所謂“寓公”的。

但他在這段“寓公”期間內(nèi)，也并沒有老老實實地來當他那關(guān)起家門的“王爺”，仍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玩弄和操縱下，去干那唯恐國家不亂的陰謀顛覆活動。

其中最突出的罪惡表現(xiàn)是，在日本大隈重信組閣的時代，由大隈替他勾搭上當時的財閥大倉喜八郎，替他拿出一百萬日元的組織叛亂經(jīng)費。于是，就在這位肅親王善耆和恭親王溥偉以及前清的陜甘總督升允三人的聯(lián)合行動下，收買了蒙古族的敗類巴布扎布，使他率領(lǐng)著攜有山炮兩門和日本人八名參加的千余名匪徒，高舉著前清的黃龍旗從哈爾濱的河畔侵入了海拉爾，一直打到了郭家店，才被當?shù)氐挠懛リ牻o頂了回去。最后是以巴布扎布為他部下的起義士兵所殺而告終。這次的武裝叛亂事件一直鬧了一年左右。在這次叛亂之中，善耆曾把他的第七子憲奎（金璧東）和巴布扎布的兩個兒子——甘珠爾扎布和正珠扎布互相交換以為“人質(zhì)”。后來，善耆的第九子憲貴又和巴布扎布的女兒結(jié)了婚。這就是善耆和日本帝國主義互相勾結(jié)利用，犯下危害祖國人民嚴重罪行的概略經(jīng)過。

最無恥的是，據(jù)說大倉喜八郎之子喜七郎，在偽滿賣國漢奸政府成立以后，曾一度親身到東北來找當時的關(guān)東軍，還厚顏無恥地來索取他父親的那一筆血腥的一百萬日元的欠賬呢。結(jié)果是，他因此竊取了我國東北的不少非法利權(quán)。

從這件事中，不獨可以看出封建王公的反動罪惡本質(zhì)，同時也可看清日本帝國主義的為侵略不擇手段的卑鄙貪婪本質(zhì)，還可以由此看出資本主義財閥的唯利是圖、無孔不入的吸血本質(zhì)來。不但如此，我們還可以從中看出封建殘余勢力和帝國主義事事狼狽為奸的同一反動階級本質(zhì)來。

至于那個恭親王溥偉，也是和善耆一樣，始終對我國的辛亥革命抱有頑強反對態(tài)度。據(jù)說是清朝封建勢力已處于總崩潰的前夕，溥偉仍是和善耆站在一起，在當時的隆裕太后親自主持的“御前會議”席上，對于讓出政權(quán)一事，做了極端的反對。后來由于我父親以及慶親王以次的各宗室王公，都在人民革命力量面前低了頭，又由于袁世凱暗殺手段的厲害，他于是也賣身投靠到帝國主義的懷抱里去而脫出了北京。不過他投的不是日本而是德國帝國主義，所以他就到青島去做德帝勢力下的“寓公”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日本帝國主義就趁著德帝國主義無暇顧及東方的機會，抄了德帝的后腿，而把青島又攫竊在自己的勢力下。這在溥偉看來，只不過是又換了一個新主人而已，于是，便又立即倒向日帝的懷中。等到青島在我國人民的正義力爭下，物歸原主的時候，這位恭親王便在這塊祖國領(lǐng)土上立不住腳，于是也就立即跟著他的主子退到了大連，而和善耆一樣受著日帝的長期豢養(yǎng)。他在這段被豢養(yǎng)的期間，也曾給他的主人，賣了一些力氣。他還和善耆組織了一個“宗社黨”，專門計劃推倒民國、進行復辟的陰謀活動。最突出的除了“巴布扎布事件”，就是在“九一八”時，他曾在日帝浪人的操縱之下，想要和我分一杯羹，嘗一嘗當漢奸頭子的滋味哩。

那就是在日寇于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我國東北之后，他也大肆活躍起來，例如，組織“四民維持會”和換上了前清親王的禮裝拜祭沈陽的北陵東陵，等等，足足也大鬧了一氣。后來雖然是由于沒有我的“道行”大，沒有得中日寇“最高利用品”之選，但也一直到他死時為止，每年都在受著由日帝方面供給他的萬余元的特別豢養(yǎng)津貼呢。

至于其他在北京的所謂一般前清王公，其絕大多數(shù)都在過著花天酒地的闊人生活。有的因為揮霍過度債臺高累，致盜賣祖墳，而做了囹圄之中的貴客；有的甚至拉上了洋車或是變成了煙客和嗎啡鬼。只有極少數(shù)潔身自好的人以及少數(shù)雖然是循規(guī)守法、安分守己地過著并不能算壞的生活，但由于貴族習氣猶存，不能從事正當工作，只靠著典當押賣來過那有今日無明日的“信天翁”式日子，致變成為無數(shù)落魄公子，這便是前清王公的歸趨的概略。

以下我想再談一談所謂的“大臣”。

“遺老”和“大臣”在其反動本質(zhì)上，并沒有什么嚴格界限，只是在舊社會里所謂地位和影響上，有著大小不同的差別。所以，在這里只把所謂“大臣”中的一個特別的例子，作為聊供類推的重點介紹。

在一些前清的大官之中，最被認為頑固到底至死不變的典型人物，就得算是升允了。他在辛亥革命時，曾身任陜甘總督的要職。他聽到武昌起義后，便帶領(lǐng)著他手下的傾巢人馬，舉起了“勤王”的大旗，開到了陜西。這時清朝退位的“詔書”也來到了這里，他便跪在“詔書”的前面，大哭了一場，離開了軍隊，只身取道帝俄的邊境逃到哈爾濱，然后就在日帝既扶植袁世凱又扶植清朝反動統(tǒng)治殘余勢力的兩面手法侵略陰謀政策下，和日本的浪人工藤鐵三郎和齋藤源內(nèi)等互相勾結(jié)起來，亡命到日本去了。他就在這段所謂亡命的時期內(nèi)，曾作了一首既博得日帝浪人間的傳誦又贏得“遺老”們贊嘆的所謂“詠志”的詩：

“老臣猶在此，幼主竟如何？倘射上林雁，或逢蘇武書?！?/p>

后來他便從日本回到了天津，在羅振玉等的扶助下，過了不少年老不安分的日本租界寓公生活，一直到他死為止。

像是爾后羅振玉和工藤鐵三郎的互相勾結(jié)，以及在“九一八”事變前后他們的非法陰謀活動，等等，窮本溯源，都是由這個升允的一脈貫串的頑固反動思想而來的。如果是在“九一八”當時，他不病死在天津的話，那么他一定會成為大漢奸中的一個有力分子的。關(guān)于和他的反動思想相輔相成而來的一些后話，當在后項中再做縷述，現(xiàn)在姑且把它介紹到這里。

四、太監(jiān)

太監(jiān)這種存在，就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一種最不人道的產(chǎn)物。在古代所謂的“寺人”“閹人”“閹宦”“宦官”，都是對受過“宮刑”的罪人的一種稱呼上的沿革。在古時是使用這些人來做那些看門或是灑掃苦役的。后來由于帝王宮中的后妃、嬪嬙、姬妾、宮女之類愈來愈多，使用一般男子充當仆役，便有了很多不便之處，于是便逐漸廣泛地使用起太監(jiān)來。到了這個時候，當太監(jiān)的人，已經(jīng)不再是那些受過“宮刑”的人，而是由普通的人來充當了。有的自幼就為貪圖富貴而不顧兒子終身幸福的父母所摧殘，也有的是自己本人為了要向上爬，致不惜殘害自己肢體去找那尋求富貴的捷徑，而甘心去當太監(jiān)的。

不過是當了太監(jiān)，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享到自殘生理的所謂“酬報”。有的當了一輩子太監(jiān)，卻永遠處在層層壓制之下，去過那牛馬一般的苦生活，也有極少數(shù)的人，憑借著偶然的僥幸機會，得到了皇帝等統(tǒng)治者的看中，而去過那富比王侯的生活。像是在清宮中，曾和那小德張一同進宮的洪蘭泰，就是當了一輩子的苦太監(jiān)，最終潦倒而死的一個實際例子。

據(jù)說在明朝曾是太監(jiān)極盛時代，太監(jiān)的數(shù)目，最多時竟達到十萬名。像是在明朝的有名太監(jiān)魏忠賢、劉瑾、王振之輩，都是在當時不獨威震宮內(nèi)，而且是威震全國的人。他們都有操縱皇帝生殺大權(quán)的莫大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