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轉(zhuǎn)入德國空軍

• 1932年凱塞林指揮第4炮兵團，駐德累斯頓。
• 1933年10月1日調(diào)到航空部。
• 1935—1937年納粹德國的政治擴張。
• 羅姆和弗里奇事件。
• 德國軍事干涉西班牙內(nèi)戰(zhàn)。

在德累斯頓的兩年任期結(jié)束后（1931—1933年后），上面想把我調(diào)回柏林。我在炮兵團干得很愉快，和家人也都很喜歡這座城市，因此并不熱衷于重返國防部，但那時我已晉升上校，希望事業(yè)有所突破——但不是突破到雛形中的空軍。

1933年9月一次全天候機動演習中，施通普夫上校找到我，他對未來的德國空軍辦公室主任一職反應(yīng)冷淡，寄希望于喚起我的興趣?？晌乙蚕肓粼陉戃姡憬ㄗh說航空部，即后來的空軍工作應(yīng)該歸陸軍管。但是事情當晚就在餐廳敲定了，餐廳里還有外賓和陸軍局負責人。我向馮·哈默施泰因中將做自我介紹，于是有了如下對話：

“施通普夫告訴你將來的工作了嗎？”

“說了”

“你可中意？”

我說不太滿意，并開始陳述理由，結(jié)果被輕描淡寫地打斷：

“你是軍人，必須服從命令。”

軍令如山，抵觸也是徒勞。于是1933年10月1日，我從陸軍退役，作為一介平民進入帝國航空部的前身：航空委員會，任部門主管。任職期間我親眼見證了1935年3月16日德國恢復了平等的軍事地位^[1]，見證了同年3月7日萊茵蘭非軍事區(qū)的收復。對于前者，我們早就望穿秋水，仿佛就此補償了《凡爾賽和約》的不平等條款。對于后者，第一次聽說我軍進駐（萊茵蘭）非軍事區(qū)是在當天上午，從空軍總參謀長韋弗將軍那里。就我所了解到的情況，單純靠武力絕不可能成功——區(qū)區(qū)幾個步兵營和幾架偵察機、戰(zhàn)斗機不過是花花架子。所以只能推斷，來自政壇的幕后推手才是成功的決定因素。木已成舟，希望迄今還按兵不動的前協(xié)約國能接受。

1938年3月11日，德國陸軍和空軍派軍隊進入奧地利的消息著實令我大吃一驚。我的軍區(qū)同奧地利并無聯(lián)系（我當時還在德累斯頓任第三軍區(qū)總司令），所以我事先毫不知情。身為德國人，我和手下官兵們自然對奧地利并入帝國版圖歡天喜地，這無可厚非。時任駐德累斯頓的陸軍集團軍群總司令馮·博克作為軍事總指揮參與了這次進軍奧地利，他稍后告訴我們德國軍隊受到奧地利人民怎樣的歡迎。后來有一次，我因空軍任務(wù)需要拜會勒爾將軍，他時任空軍的維也納軍區(qū)司令，司令部設(shè)在克恩滕州沃爾夫斯貝格的空軍基地，我此行確鑿無疑地了解到，奧地利遍地的熱情既不是精心策劃出來的，也不是來去匆匆。德國進駐奧地利期間，政治家和政治活動犯下的大錯令人遺憾，尤其是如今回想起來，它們都是可以避免的。

如前面所提過的那樣，魏瑪國防軍的軍官團受過精心教導，要獨立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由于軍政在基層大抵各行其道，這種思想建設(shè)相當成功，個別例外僅僅確立下規(guī)則。而且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使得軍政分離更簡單易行——盡管方式有時令人不太愉快。納粹思想盛行之初，我們高級軍官也避開政治活動，指路明燈唯軍人的誓言而已，絕無左傾或右傾之余地。無論在德意志帝國還是魏瑪共和國時期，軍隊都做得無可挑剔，任何背離非政治化的傾向都會遭致最嚴厲的反對。

這就是我們一批人轉(zhuǎn)入空軍前所受教導，它不分年齡、資歷，而德國空軍不久就人所共知成為了國防軍中的國家社會主義軍隊。

同所有國防軍軍人一樣，空軍官兵也要宣誓誓死效忠元首，矢志不渝地信守誓約——否則起誓還有什么意義呢？空軍總司令赫爾曼·戈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飛行員兼軍官，納粹黨員，還是一個好大喜功之人。他雖索求無度，但能為我們這些航空部官員排除政界干涉，提供最大限度的自主權(quán)。自從1933年空軍成立以來，我先后擔任航空部辦公廳主任、空軍總參謀長和部隊司令官，其間所感受到的免受外界干擾的自由是多年職業(yè)生涯里前所未有的。

有了這位個性張揚的總司令庇護，我們空軍人士在包括納粹黨在內(nèi)的所有社交圈紅極一時。

和所有軍、政、黨要員一樣，我們也會受元首之邀，在紐倫堡出席黨代會、在戈斯拉爾^[2]豐收節(jié)向農(nóng)人致敬，我們還參加過戰(zhàn)爭死難者悼念儀式、希特勒生日的游行慶典、外國貴賓的禮宴以及國防軍所有重要活動。不得不承認，很多場面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主辦方精彩絕倫、有條不紊的組織水平也值得嘆服。

也許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被我略過了，但沒有證據(jù)表明我的新行業(yè)存在過嚴重暴行，我便沒必要指斥些什么。也許有人會拿戈林之窮奢極欲為例反駁，這個確實，我們想無視都難。不過即使他的怪癖超過了大眾理解和接納限度，我們也無權(quán)過問，何況過問后得到的回答也千篇一律：那些錢來自自愿的商業(yè)捐贈和希特勒私人津貼。直到幾年后我才聽說——例如，他那些昂貴精美的生日禮物都是隨從們精心安排的結(jié)果。不管怎么說，我只是個局外旁觀者，畢竟很少關(guān)注柏林那些宴會。況且，戈林曾告訴我，將來會以一座博物館的形式將他收藏的藝術(shù)品捐給國家，就像慕尼黑的沙克畫廊一樣。我的疑慮更是煙消云散。身為弗蘭克尼亞人，我對巴伐利亞的王公們迷戀藝術(shù)的歷史相當陌生，否則能更好地理解戈林所扮演的“米西納斯”^[3]般的角色。

政壇首腦們都無意發(fā)展我們?yōu)閲疑鐣髁x信徒，對他們而言，軍人有軍人的用處，這就夠了。我們宣誓了效忠，被寄予毫無保留的信任。戈林明白，我們只要擺脫所有硬性政治規(guī)定，必能完成他交辦的任務(wù)。凡是與政治沾邊又不能不做的工作都由他包辦，對于空軍的人事問題和軍務(wù)大事，他通常會與國務(wù)秘書米爾希商議后再做定奪。米爾希會站在一流的執(zhí)行層面研究我們的觀點。這套方法規(guī)避許多錯誤決策，進而增強了我們對戈林和希特勒的信心。也許有人嘖嘖稱奇，但事實上，政治事件不會知會我們這些空軍將領(lǐng)（1945年我安排的投降談判除外）。部隊指揮官和士兵們自然更是被蒙在鼓里。傳到我們耳中的小道消息與傳到其他所有國人耳中的并無二樣。只有那些從未在恐慌橫行無忌、愈演愈烈的溫床環(huán)境下生活過的人才會指責我們在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輕視傳聞。如今回想起來，我發(fā)現(xiàn)傳到我耳中的信息少得出奇，許是我對流言蜚語的排斥人所共知，許是它們被刻意向我這樣一個與戈林來往密切的“納粹空軍”成員隱瞞。

我和許多同僚當真如此天真，對所有官方辭令按字面意思照單全收？是的，我們軍人受過嚴格訓練，要一絲不茍地觀察官方報告中的真?zhèn)?，因此易于信任來自上司的消息。我沒有理由改觀，何況戈林對待自己工作失誤的態(tài)度如此坦然，以至于讓人以為他的不作為同樣只是無心之失。

幾個例子，或許可以證明上述觀點：

一、1934年6月30日羅姆事件，德國空軍基本置身事外

陸軍與沖鋒隊之間的矛盾和沖鋒隊領(lǐng)袖羅姆膨脹的野心一樣，傳得沸沸揚揚。我還在總參謀部就認識羅姆，他與希特勒從交好到交惡，逐漸到了公然對立的地步，他密謀叛變陸軍和元首，火藥味連我都能聞到。叛亂發(fā)生那幾天我剛好去了南方，只能依賴報紙和新聞廣播獲取信息，雖一度因為謠言而疑竇叢生，但后來看到希特勒在國會大廈對著濟濟一堂的黨、政、軍要員滔滔不絕慷慨陳詞，我也就釋然了。我認識戈林多年，相信他不會趁機鏟除異己和競爭對手。戈林有著矛盾的性格，有時體貼善感，有時殘酷無情。他的戾氣會隨著一陣歇斯底里來去匆匆，驟然間又變得關(guān)懷備至。他心腸軟下來時常常莫名其妙地拼命想要補償人家。

二、1938年弗里契丑聞

自很多內(nèi)幕紛紛大白于天下后，要概括我們當年的觀點絕非易事。我曾與馮·弗里契通力共事，即便已事過多年，他仍是我和所有出身陸軍的空軍軍官心目中的楷?！雍蛙姽佼斎缡恰槠渌?，我很難相信關(guān)于他道德敗壞的流言，默默希望它們被查出來都是惡意誹謗，希望盡快還當事人清白。后來我等空軍軍官也遭到過謠言詆毀——那些謠言往往自相矛盾。我認為希特勒和戈林不可能容忍一位如此德高望重的將領(lǐng)遭受陷害和不堪的羞辱。后來戈林告訴我，他是如何成功地揭穿舉報人的謊言，并為此何等高興，那一刻他眼中分明流露出心滿意足，于是我深信戈林是清白無辜的。得知希特勒在名譽法庭上的表現(xiàn)，我對他也持同樣的看法，那時他讓擔任法官的炮兵將軍海茨當著陸軍和空軍兩位總司令的面念出判決書。一連串離奇的巧合自這個法庭被揭露出來，也洗刷了陸軍總司令的冤屈。和大多數(shù)同僚一樣，我也盼著看到馮·弗里契官復原職，從而公開恢復名譽，我想不出希特勒有什么理由不這么做。結(jié)果，我只能歸因于他不肯冰釋骨子里的敵意。弗里契是個典型的普魯士軍官，深受舊帝國軍事傳統(tǒng)偏見的熏陶，而希特勒有著無法掩飾的奧地利平民出身，或者耿耿于懷于身世差距，兩人之間冷淡的關(guān)系使得哪怕是正式合作也磕磕碰碰。

1939年弗里契死訊傳來時，我同希特勒就在華沙城外。后者頓時意興闌珊，一抹陰郁肅穆浮上面容，他拖著沉重的腳步，踟躕而緩慢地邁過長長的樓梯，登上觀察哨所，這一幕令我記憶猶新。

那一刻，他究竟作何感想，竟如此動容？

我們不過問政治的態(tài)度無論對錯與否，我們無需，亦無權(quán)糾結(jié)于此。戈林自有他無上的權(quán)力去翻云覆雨，去全權(quán)代表我們，這大大便利了我們開展工作。時至今日我必須承認，當年終究錯了，我接受對我擔任空軍辦公廳主任期間行為的指控，雖然即使當年換一種態(tài)度也是殊途同歸。1936—1937年，我擔任空軍總參謀長，有責任處理政事，但沒有遇到過特別棘手的問題，唯獨支援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權(quán)是個例外。

1936年7月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們收到國社黨海外支部一名德國成員的報告，從中得知了弗朗哥的請求和希特勒從拜羅伊特發(fā)來的指示。我心里七上八下左右為難，德國空軍指揮體系初具雛形，軍隊尚處于初級訓練階段。少數(shù)幾支成建制的部隊雖在緊鑼密鼓地開展訓練，但均不適合實戰(zhàn)。比如，戰(zhàn)斗機部隊剛裝備上國產(chǎn)的“阿拉多”，轟炸機中隊則裝備容克Ju52轟炸機。偵察機的進展大約介于戰(zhàn)斗機和轟炸機之間，新機型正在測試中；好在8.8厘米口徑的高射炮性能優(yōu)越。人員方面較為樂觀，我們的官兵素質(zhì)一流，士氣高昂，但僅憑熱忱無法彌補編隊戰(zhàn)斗飛行訓練上的欠缺。而且將這批精英投入西班牙戰(zhàn)場會削弱國內(nèi)的訓練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