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巖，混沌，自由——抵達中國的勒內(nèi)·夏爾

［法］伊夫·貝杰萊

詩山崩裂了。它徹底坍塌了嗎？它的崩裂帶來混沌。山巒正是它即將到來的混沌，它那已然在場的混沌。這被粉碎、切割、散落的壯麗混沌有一個姓名。他叫作勒內(nèi)·夏爾。

山巒是真實的，它身處當下的時光中。山巒是原生的，它源自當下的時光中。它當下的時光是如此完滿。它在其構造中承載著碎屑，曾被種種未來的遠見，被對于未來的遠見刻下條紋。

在《奧德賽》中，面對詢問其姓名的猙獰獨眼巨人波呂斐摩斯，奧德修斯回答說他叫作“無人”。這位奧德修斯便是夏爾，因為一個人固有的身份毫無收益?！拔沂悄钦f話與講述之人”，除此無他。因為唯一真正引起他興趣的是話語深沉的流動，是廣闊的多音聲部，是詞語持久的低鳴。

而夏爾也同樣是這波呂斐摩斯，他朝向海岸的各個方位投擲石塊、山巖，以及埃特納的火山巖彈，試圖去抓住、碾壓并消滅這個把他致盲并逃離的“無人”。夏爾在戰(zhàn)斗，面對語言的反叛者，面對由主人與順民共同組成的人類世界的反叛者，夏爾與他們一同掙扎并為了他們而奮勇拼殺。

作為個體，夏爾是一個善用普羅旺斯法語方言的剛強工匠，更是一個鄉(xiāng)野中“透明的人”，是在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結束不久的《早起者》中他用短促而嚴格的小肖像畫所捕捉之人的精神兄弟；而他同樣也是這憤怒的獨眼巨人，他在黑夜與虛空中與那正在潰逃的無人主宰的話語貼身肉搏。

憤怒是對那已然飛向遠方難以察覺的話語的捕捉。神秘則是對既在場又缺席，既顯露又躲避的話語的尋覓。這狄俄尼索斯式的非連續(xù)性把它啟示的壯麗光芒投射在被語言粗暴無恥地加以遮蔽的神秘事物之上，其化身便是對于“重新定性的人類”這一理想典范的永恒追尋。夏爾的語言不斷地指明這樣的人，他們處于坦率的狀態(tài)、暴烈的狀態(tài)、無畏野性的狀態(tài)、狂喜能量的狀態(tài)，使用著自然的元素、伴侶親密生活的元素、粗俗難忍的當代社會的元素，正如使用那些擲向虛空的巨型巖塊。而對于夏爾來說，在這坦率、暴烈、野性與能量的更遠處，他想在人類身上觸及心靈的密度，以及朝向一個值得追慕的未來投射當下之愛。人，是一支年輕的羽箭。人，是從其超自然的誕生中噴射而出的依舊灼熱的火山巖彈。

夏爾急迫的詞語能量不斷重塑著法語，仿佛一道火山炎流絞成的巖漿，仿佛被下一次山崩所搖撼的一塊柔軟泥灰?guī)r的崩裂。夏爾的詩歌的內(nèi)在沖突與晦澀正源自這一洶涌的沸騰。

如果說夏爾戰(zhàn)前超現(xiàn)實主義時期的早期作品及在寫作方式上對其加以繼承并超越的《憤怒與神秘》可以輕便地接受這種絞合、矛盾與晦澀，我不確定構成一首唐宋詩詞的燦爛漢語與精致技藝是否可以輕易地與之相合。在這里，一位譯者必須成為一位真正的創(chuàng)造者。何況，在夏爾筆下，那種激流般的運動喜愛在一行詩的結尾處、在一句話的迂回處帶來險峻的驚奇。思想、語言、視點、空間在夏爾的詩歌中具有深切的不穩(wěn)定性；但與此同時，正如張博先生所言，“夏爾對于人類生存根基的倫理關照和他對詩歌本質(zhì)價值的堅定追求則又具備深切的穩(wěn)定性。正是這一對照帶來了翻譯上的難題?！钡珜⑾臓柕脑姼璺g成中文定然具有顯著的必要性。

如果說中國古詩如同一個珍貴的細木鑲嵌，在由一個具備深遠根源的文明世界細致編碼的凝神親近中得到重視和贊美，夏爾的詩篇可謂與之具有強烈的區(qū)別。如果對于中國讀者而言古詩依然是他們首要的詩學參照，同時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詩人根據(jù)全新的歷史境遇和漢語發(fā)展并借由與波德萊爾、艾略特和曼德爾施塔姆等西方詩人的相遇而產(chǎn)生了重要的詩學革新，《憤怒與神秘》今日完整地進入漢語世界依然有其強烈而幸福的必要。這一抵達必將產(chǎn)生豐沛的結果。它將進一步增強自由詩的能力及散文詩的影響。其碎片寫作中不規(guī)則的韻腳帶來一種史詩般的洪亮。夏爾從容不迫地拆解每首詩中理性、詩律與編碼極度緊束的網(wǎng)線。他不會為表面上的自相矛盾而感到拘束；他的詞匯偶爾也會蹣跚或踉蹌，然而山崩中的一塊碎石卻可以在重力完全未曾預料之處重新彈躍。

因為自由正是那曾經(jīng)拯救詩山的勁風之實體。正是那將盲目的大眾解體的反叛者之實體。正是思想之實體。自由正是山巒消失后的混沌中那絢爛的無序與生機。它是詩人及其兄弟般的讀者，還有面向語言的世界三者無拘無束的生存狀態(tài)。它是詩人與讀者的銘心謝意。

自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成為在強光中消散的山巒隨和的逆光影像。它逐漸成熟并成為由反抗、輝光、尊嚴及那屬于人類的強烈而自由的友愛組成的話語實體。崩裂的詩山也許曾有危險成為一尊被碾碎的神像，成為一種在十條教理壓迫下對世界的安排。但那由反抗、尊嚴、警醒與不妥協(xié)組成的多重話語如閃電般爆發(fā)，散文式的斷片成為絕不會令人致盲的閃光，它能夠被人所理解，因為它可供交流，那是人間的、充滿靈感的斷片。人間的：在我的衣袋中，多少年來一直插著一本《憤怒與神秘》。在高山上，在沙漠中，在火山口邊。以及，在城市里，在火車或飛機上。這部詩集，是自由的伴侶，毫不妥協(xié)。

在《憤怒與神秘》中心活躍著一種無法平息的韻律，那便是組成《修普諾斯散記》的237個斷片。它就像詩人的一本日記，當他徹底投身于普羅旺斯地區(qū)的抵抗運動，身處納粹壓迫的一切暴力與秘密戰(zhàn)爭的各類行動中。其中一些斷片完全是對游擊戰(zhàn)的敘述，另一些則借助自覺和詩意的語言成為對那些迫切需要“重新定性”的人類之反思?！缎奁罩Z斯散記》，動人、纖瘦、悲壯、輝煌、謙遜。它由利刃組成。而夏爾本人，化名“亞歷山大上尉”，藏身于普羅旺斯的灌木荒原，置身于石灰質(zhì)的峭壁之間。他本人的隱匿并非那種文雅而懷舊的沉思，在假山瀑布邊徘徊，好似那些因衰老或失勢而遠離帝王宮廷的上層文士；他在這遍布巖石而甚少水源的自然世界中的隱匿恰恰使他直面在任何時候都可能被納粹殺害的絕對危險并生發(fā)絕不背叛自由、尊嚴與警醒的尖銳警覺。在夏爾身上，這一隱匿所具備的美學正是對所有人尊嚴的急救。

《憤怒與神秘》中的詩作是如此強勁有力，而《修普諾斯散記》可謂它的核心。它是關于決定性考驗的一份日記，當時依然年輕的詩人從此進入并棲身于一種嚴峻而明亮的警覺中。詩人在斗爭，常常直面死亡，藏匿行蹤，繼而參與那激起他反抗的恐怖慘劇和無比英勇的親身戰(zhàn)斗?！缎奁罩Z斯散記》里的詩歌視點，無論是關于具體事件還是哲學反思，都始終被一種戲劇性的沖動預先承載。而這種戲劇性的運動，在悲劇行為的意義上，在夏爾的日常生活和寫作這些散記時都曾對他產(chǎn)生影響，并倚靠著一種涉及整個地中海世界的無比深入的人類學基座：這一地區(qū)的全部文明都倚靠著同一個初始神話，關于某個神明的創(chuàng)世行為，關于某個反抗英雄的冒犯，而正是這一反抗啟動了人類的時間。這一宇宙起源時刻的發(fā)生，這一最初的閃電，這一根本性的決裂，正是地中海文明的奠基元素之一。最終那曾允許超現(xiàn)實主義者從無意識中生發(fā)出夢境力量的自動寫作也依舊可以被理解成這種創(chuàng)世行為的重現(xiàn)，盡管它只涉及個體的無意識。我們知道查拉與布勒東將其運用于各處所帶來的巨大影響。而夏爾卻頌揚奠基行為閃光的一瞬。所以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他特別鐘愛閃電的寓言。

在夏爾的詩歌中譯出這一宇宙起源能量的流溢，指明了我們地中海文明的人類學基座中最深沉的元素之一。而這一元素在中華文化由漢語組成的感性世界的龐大的人類學基座中并不經(jīng)常得到激發(fā)。因為這個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就已充分人文化的倫理文明并不需要創(chuàng)世史詩和英雄史詩中最根本的功能：作為人格榜樣對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言行加以規(guī)范和引導。我必須說，我與張博先生為了盡可能理解《憤怒與神秘》中的創(chuàng)世沖動這一根本要素而進行的無數(shù)交流是如此熱烈動人，而夏爾的斷片式史詩一定能給予漢語世界新的啟示。

勒內(nèi)·夏爾居住在離我的住處四五座山之外。我的陋室坐落在一個古老的市鎮(zhèn)中，一座嚴峻的高山下，就如同夏爾住所上方矗立著強力而厚重的旺圖山一樣。我所生活的山谷與山峰在抵抗運動時期同樣極為活躍，毗鄰夏爾曾經(jīng)親身戰(zhàn)斗的沃克呂茲省。張博先生曾經(jīng)數(shù)次來訪，我們也曾在巴黎共同花費無數(shù)時光思索如何理解夏爾的詩句。最終我們得以理解夏爾那些時而口語性的表述和他對普羅旺斯方言詞匯的獨特用法。

不止于此。2014年4月，在共同閱讀這部詩集的首章《唯一幸存的》的過程中，某天清晨，張博先生和我一同攀登了韋科爾山脈海拔約兩千米的高原。在一片白色碎石起伏的混沌中，我書寫著我的詩篇。張博先生在陽光下睡著。不，他已全部觀察完畢。他對我說，那個地方使他困惑，因為一切都如此死寂，甚至沒有一絲綠意。的確，那里沒有中國古詩中的山水，只有一片徹底瓦解的礦物沙漠，在地質(zhì)時間中，在一條極慢的道路上走向其在本地或遠方的沉積。山巒的形成還有待未來，但正是在這里希望孕育。張博先生仔細地聽取了我的講述，他充分理解了這片荒山的價值。然后他便以一種卓越的方式翻譯了我的《渴望》組詩和夏爾的《唯一幸存的》。2014年法國并不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也并不受到種族主義者致命的占領。但翻譯過程找到了它的能量、它的流暢和它自身的光澤。翻譯需要體驗這些地域。這些石灰?guī)r山脈，我居于其中，夏爾也曾生活在它的姐妹近旁。我知道，這些直抵山脈的漫長旅程，這些朝向頂峰的疲憊行走，這些對于陽光的長久等待，對于艱難的翻譯過程收獲其令人幸福的結果是如此必需。

在夏爾書寫《憤怒與神秘》各章節(jié)的同時，他逐漸開始了他與畫家朋友的聯(lián)系。之后他大大發(fā)展了這一可以成為某種創(chuàng)造性對話的方式。不過我并不敢斷定是否確實可以將其稱為一種對話。夏爾提出話題，然后畫家行動。這一詞語與畫筆之間的相互接近帶來了美。而中國古典文化的心靈則從充滿寓意的山水畫和寥寥數(shù)字的詩作中展現(xiàn)出來。一幅古典藝術的杰作，例如王維或蘇軾的詩畫作品，無論在作畫或題詩時都使用著同一只手掌。一個以自然景觀所呈現(xiàn)的文人化世界和一位完全融入自身精神狀態(tài)的文人，二者的和諧在同一張宣紙上沉淀。而夏爾選擇斷片引起的炸裂和對和諧的分解，將他的畫家同伴們樹立在孤獨線條的活躍表現(xiàn)內(nèi)，獨自站在曾被山崩刻下條紋的亂石山谷中。無論是夏爾的人生還是創(chuàng)作，他都保持著個體的獨立與粗糲，因為他決不給予自己或任何人舒適安穩(wěn)的棲居。而張博先生的中文翻譯也正因此選擇以這夏爾的方式，賦予自由最具活力的食糧。

2017年10月16日作于山中

1. 伊夫·貝杰萊（Yves Bergeret，1948— ）：法國當代詩人，求學于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畢業(yè)后從事過教師、編輯等多種工作，20世紀80年代成為法國駐捷克大使館文化參贊，90年代出任蓬皮杜中心圖書館館長，先后在蘇聯(lián)、捷克、塞浦路斯、馬提尼克、馬里、留尼旺等地漫游、創(chuàng)作、生活，精通俄語、捷克語、意大利語、拉丁語、古希臘語等多種語言。出版詩集、散文集多部，如《敞心之地》《冰島之旅》《布拉格詩篇》《安靜的手》《圭亞那，空間與人》《鋼鐵，火焰，話語》《野人之言》《山巒與話語》《地平線之手》《埃特納詩篇》《不合時宜的人》等。
2. 特里斯蒂安·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羅馬尼亞詩人，達達主義運動主要創(chuàng)始人。
3. 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國詩人，超現(xiàn)實主義運動主要創(chuàng)始人。
4. 韋科爾山脈：位于法國東南部的伊澤爾省和德龍省，毗鄰夏爾活動的沃克呂茲省。抵抗運動時期法國南方最重要的游擊隊根據(jù)地之一，后因缺乏彈藥和支援遭到德軍血腥鎮(zhèn)壓。
5. 相關評注和譯文參見：張博，《嚴厲與溫柔——〈渴望〉與伊夫·貝杰萊的詩歌藝術》，《跨文化對話》第36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