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和寬泛地介紹各國文學一樣，傳統(tǒng)上，介紹俄羅斯文學也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羅列所謂的“正典”，著名作家的生平和作品——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配以19世紀的一些次要人物和20世紀的主要作家。第二種是簡述文學運動和文化制度：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象征主義、現(xiàn)代主義、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審查制度、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和文學異見分子。第三種介紹方式是作家而非學者偏愛的，即一種個性化的文學鑒賞。拿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俄羅斯文學講稿》或約瑟夫·布羅茨基的《小于一》來說，素材的選擇顯然相當主觀，在大力推崇某些作家的同時，對其他作家的批判也是不遺余力。

還有一些介紹文字的撰寫方式不那么旗幟分明。其一是圍繞某個強有力的中心論題展開論述。例如，尤里·特尼亞諾夫在他的精彩著作《擬古者與革新者》（Archaists and Innovators，1929）中就提出，文學演變的動因來自作家們對現(xiàn)有文本的態(tài)度，這些文本表現(xiàn)世界的方式可能是消極模仿、積極抵制，或吸收與改造并行。另一種寫法是深入分析文學語言的某一技術(shù)層i面。例如，米哈伊爾·加斯帕羅夫的俄語詩格史就考察了人們對韻律形式的偏好如何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化，并細究了在某一歷史節(jié)點，某些特定的韻律形式所承載的重要意義。

本書不屬于以上任何一類，尤其不屬于前兩類。當前已有不少直線式概述俄羅斯文學史的優(yōu)秀著作，再寫一部已是多余，尤其是一部將有著大量重要作家（其中很多人寫過復雜的大部頭作品）的文學文化簡化得面目全非的著作。同樣，我對于以某個“重要概念”為核心展開討論也持謹慎態(tài)度，因為已經(jīng)有太多關(guān)于俄羅斯文學的思考把復雜的文本簡化為空洞的濫調(diào)：什么把“多余的人”作為小說的中心主題啦，諸如此類。另一方面，像特尼亞諾夫那樣的理論探討需要一些空間才能展開，而且如果對它闡釋的原始素材不夠熟悉，理解起來就很困難。因此，我決定效仿早期出版的一本“牛津通識讀本”——瑪麗·彼爾德和約翰·亨德森那部雄辯而迷人的著作《古典學》（Classics）。《古典學》沒有遵循學校里教授這門課程的慣例，匆匆瀏覽一遍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希臘人與波斯人的恩怨、作為民主濫觴的雅典、管道系統(tǒng)的源頭羅馬城、征服不列顛以及其他一系列標志性歷史事件，而是把焦點鎖定在一種特定的手工藝品上：阿卡迪亞地區(qū)巴賽城內(nèi)那座阿波羅神廟的浮雕飾帶，以它們?yōu)槠瘘c，展開對各種問題的廣泛探討，那些都是當代古典世界專業(yè)研究領(lǐng)域關(guān)心的問題，也關(guān)乎人們對古典時代不斷改變的態(tài)度。

要撰寫一部介紹俄羅斯文學及其思考和探討方式的通識讀本，一個類似的方法是圍繞一個相當于莎士比亞，或者說相當于巴賽城的大理石雕像那樣的俄羅斯人物——亞歷山大·普希金（1799—1837）展開。從高加索地區(qū)的殖民化到沙龍文化，普希金的作品本身涉及很多當代文學史的核心主題。學界用了很多不同的評論方法來研究那些文本，從考據(jù)學或不同手稿間的比較，到形式主義，再到女性主義?！捌障＝鹕裨挕保ㄗ骷易鳛椤岸砹_斯文學之父”）的形成也提出了各種各樣有趣的問題，諸如文學史如何被創(chuàng)造、“民族文學”的概念如何產(chǎn)生，以及這些過程如何使得某些類型的作品（例如俄羅斯女性的作品）看似邊緣化。

以這種方式來撰寫一個民族的文學，并不是說我要揭露愛國評論家們對讀者犯下的欺騙罪行。普希金與但丁、莎士比亞或歌德一樣，天賦異稟，思想深邃：閱讀他的作品回報頗豐。然而這類民族作家的盛名可能會讓人望而卻步，因為他們身邊總圍著一群“看家狗”評論家，這類評論家往往不怎么關(guān)心如何贊美自己所保護的東西，而更孜孜于把他人擋在門外（這倒也確是看家狗所為）。這類盛名有時也會讓評論家們產(chǎn)生粗枝大葉的反應(yīng)。（想想我前幾行剛剛用過的那個詞，“回報頗豐”到底是什么意思？）普希金等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不應(yīng)該被看作某種文藝“政治局”的成員，坐在那里接受一群毫無人身自由的當代和后代讀者“雷鳴般的掌聲，進而變成了熱烈歡呼”——這是當年蘇聯(lián)的大小會議上耳熟能詳?shù)奶自挕Ｄ切┳骷彝舜?、跟俄羅斯公眾意見不合，然而歷屆政權(quán)慣于利用已故作家，把他們供奉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先知，而另一方面，同樣的政權(quán)對那些不愿閉嘴（或停筆）的當代作家卻毫不容忍。本書也不乏爭議之處，但它意在從積極意義上拋磚引玉——激發(fā)思考，激起爭論。讀完本書不會讓你對俄羅斯文學無所不知，但我希望你能從中得到啟發(fā)，愿意更多地了解這一舉世聞名的偉大文學文化，并跟我一樣醉心于對它的探索和寫作。

雖然本書無意成為一部循規(guī)蹈矩的文學史，但我決定在某個方面遵循傳統(tǒng)：對那些幫助我寫書的人表示感謝。喬治·米勒先是溫柔地脅迫我接受寫作一部“極簡”通識讀本的提議，繼而在本書成形的過程中，他的奉獻精神、建設(shè)性的批評和技術(shù)指導都堪稱典范。凱瑟琳·漢弗萊斯和艾莉森·拉切文幫我渡過了從打字稿到最終付梓的種種難關(guān)。好幾位匿名讀者提出了寶貴建議，對我修改初稿幫助很大；跟幾位好友的談話，以及我在延伸閱讀建議中列出的俄羅斯文學和文化研究著作，則為我確定研究方向提供了更寬泛的幫助，這幾位好友是米哈伊爾·列昂諾維奇·加斯帕羅夫、芭芭拉·赫爾特、斯蒂芬·洛弗爾、戴維·謝潑德、格里·史密斯和亞歷山大·卓爾科夫斯基。馬丁·麥克勞克林翻譯的卡爾維諾真是件珍貴的禮物，對我撰寫第一章極有幫助。

不過在這樣一部通識讀本中，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老師。我在牛津大學讀本科時，安·彭寧頓睿智深邃的寬容和對俄羅斯詩歌的鐘愛，與羅納德·欣利愛憎分明的犀利言辭和對俄羅斯作家必須被看作是宏大文學世界之組成部分的信念相得益彰。我希望以這本書向他們致敬，同時也向我在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教過的那些學生致敬，他們充滿懷疑精神的提問、富有創(chuàng)意的思想以及拒絕想當然地接受任何觀點的態(tài)度，總讓我感到iv由衷的喜悅，也是我永不枯竭的靈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