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對于逃亡前的梁啟超的意義

關于梁啟超其人，我想可以不用具體介紹，但在進入正式論述之前，還需要讓大家了解幾點他與日本之間的關系。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據說其父連生員都沒有考取，在老家做了一輩子私塾教師。所以他出生在一個并不富裕的農村士紳家庭。其作為神童的聲譽極高，12歲（虛歲，下同）那年，也就是1884年（光緒十年）便考取生員，1889年17歲時以廣東鄉(xiāng)試第八名的身份考取舉人。此后雖然沒能成為進士，但在傳統(tǒng)的教育中，毫無疑問他是一流的知識分子。

首先談一下他對日本的了解。成為舉人的梁啟超于1890年春（18歲）進京參加會試。在回來的路上途經上海，買了一本《瀛寰志略》來讀。

年十八計偕入京師……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制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

這篇回憶錄因記載了梁啟超第一次知道地球上有“五大洲”、有許多國家而異常有名。由此可以推想，對于日本，他可能也沒有什么概念。

此時《瀛寰志略》已經出版四十多年。徐繼畬、魏源的偉業(yè)似乎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有充分理解這種震驚，才能夠理解接觸西方近代文明時梁啟超內心的情感。相比之下，在日本，《瀛寰志略》被翻譯出版三十年以后，有關世界的知識（例如地球上有五大洲等）便迅速在知識分子之間廣泛傳播，在1890年前后成為連小學生都了解的知識。

幾個月后，梁啟超為了尋求新的道路進入康有為門下。在康有為的指導下，梁啟超的學問與知識開始具有世界的廣度。1896年，他討論了“中學”與“西學”的關系，稱“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08/20/190226677361.png" />其實，此時他雖然做《西學書目表》等，進行各種努力，但給人的感覺還是剛剛入門。雖然他對于日本的了解已經有了大幅的增長，不過他的信息來源主要是令他贊嘆不已的黃遵憲的《日本國志》（1887年完稿，1896年前后發(fā)行）。

清朝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失敗動搖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日本的勝利在于其吸收了西方近代文明，把日本建設成為一個新的國家，這一點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如何面對這一問題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亟待解決的難題。

此時，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想到一條學習西方的捷徑，即通過日本翻譯的書籍學習西方。他認識到學習正統(tǒng)西學的必要性，在此基礎上，他認為可以先學習在日本已經被翻譯和吸收了的成果。為了表明這一主張具有切實的依據，康有為從1896年底開始編寫《日本書目志》，于1898年春出版。該書目錄涵蓋的圖書種類逾七千，規(guī)模之大已令人驚嘆，同時還加入了超百條按語，即對中國重要程度的解析。

在自序中，康有為闡釋了他的意圖：

泰西之變法至遲也。故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藝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維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藝已成。大地之中。變法而驟強者。惟俄與日也。俄遠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

察其變法之條理先后。則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為捷疾也。

意思是說，日本三十年就實現(xiàn)了西方五百年才達到的成就；如果學習日本，那么中國三年就可以完成。以此作為假設的條件，康有為開始注意到中日文字的共通性。

且日本文字。猶吾文字也。但稍雜空海之伊呂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使明敏士人。習其文字。數月而通矣。于是盡譯其書。譯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內。以數年之期。數萬之金。而泰西數百年數萬萬人士新得之學舉在是。吾數百萬之吏士識字之人。皆可以講求之。然后致之學校以教之。或崇之科舉以勵之。天下響風。文學輻輳。而才不可勝用矣。

這段引文說的是中國與日本的文字相通，所以容易學習，而且重要的內容已經被日本人都翻譯過來了，所以不用費勁就可以得到西方花時間和勞動才取得的成果。當然這一太過樂觀的態(tài)度，并沒有認識到事情的本質，這一點自不贅言。然而這就是19世紀末擔負關系清朝國家命運的政策變革的重要領導人康有為的想法。

梁啟超為老師的這本書寫了一篇跋文，發(fā)表在《時務報》第45號。這篇跋文也很是奇特，只在《日本書目志》康有為自序的前后分別增加了一些六十多字和二百多字的短文。如，“若能不負南海先生的期望，各界人士積極重譯日本所翻譯的書籍而提供讀者，則‘以保我四萬萬神明之胄’，如此而已?！睙o須說，這是為了出版該書所作的宣傳，但如此也可以刊登康有為的文章，這必定是梁啟超為了表示要牢記康有為思想而故意為之。

此后，1897年11月，梁啟超來到湖南，表現(xiàn)得非常活躍，次年參加戊戌維新后便亡命海外，從此登上其波瀾萬丈的政治舞臺。亡命時，梁啟超腦中所構想的框架——為了中國的改革，需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從日本的成功中開始學習是最為有效的——已經牢固地樹立起來。

1. 梁啟超：《三十自述》，見《飲冰室合集》文集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1、16頁。（以下《飲冰室合集》的文集、專集簡稱“文集”、“專集”。）

2.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后序》，文集一，第129頁。

3. 沈國威（《或問》第5號，2003年）和茅海建（《〈我史〉鑒注》，2009年）分別對康有為自稱此書是其所購圖書和藏書的目錄表示懷疑，并認為該書是根據某一目錄制作而成。王寶平（《康有為〈日本書目志〉出處考》，載《汲古》第57號，2010年）找到其依據的目錄，使圍繞這一問題的歷史面貌得以復原。

4. 梁啟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后》，1897年11月，《時務報》第45號，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本；文集一，第5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