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別對你的秘密情報局太兇殘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丹尼士·希利[34]喊了起來，這位服務于工黨的前英國國防部長，在一場我們二人均被邀請參加的私人聚會上對我招呼道。他從門廊那邊朝我大步走來，一只手前伸待握，“你是個共產黨間諜，你就是干這個的，承認吧?！?/p>

于是我就承認了，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好小伙兒，理應承認一切。然后，每個人都大笑起來，其中也包括我那位略顯吃驚的東道主。所以，我也跟著笑了，因為我是個好小伙兒，同別人一樣經得起開玩笑。同時也因為對方是丹尼士·希利，他或許是工黨里的一頭巨大怪獸，一名政壇斗士，但他同時是一位相當有分量的學者，一個人道主義者。我很敬佩他，況且，他在跟我說話前，已經喝過好幾杯了。

“你這混蛋，康威爾[35]?！币晃卉娗榱幍闹心旯賳T在房間里沖我大聲吼道——他曾是我的同僚。此時此刻，一群來自華盛頓的內部人士正齊聚一堂，參加由英國大使舉辦的外交招待會?！澳阏媸?span >十足的混蛋。”他本來沒想到會撞見我，不過現(xiàn)在，他很高興能夠有機會把他對我的看法親口告訴我。照他看來，我玷污了情報局[36]的榮譽——我們該死的情報局，就算是有什么該死的理由！——我還讓那些熱愛自己國家的男人和女人成了小丑，他們還不能為自己辯護。他挺立在我面前，擺出伏首前傾的姿勢，已經準備好要痛揍我一頓了。如果當時現(xiàn)場的外交人員沒有及時伸出援手來安撫他、沒有使他退后一步，第二天一早，報紙和新聞可就有的忙了。

雞尾酒會上的閑談聲漸漸恢復如常。不過在這之前，我已經確定，觸怒他的那本書并非《柏林諜影》[37]，而是它的繼任者《鏡子戰(zhàn)爭》[38]。這本書講述了一名英籍波蘭裔特工被派往東德執(zhí)行任務，組織卻最終任其自生自滅的故事。不幸的是，東德恰好是我這名指控者當時所管轄區(qū)域中的一部分，那段日子里，我們曾在一起工作。這時，我的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想要告訴他，艾倫·杜勒斯[39]——這位最近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也宣稱，本書比其前任[40]更加貼近現(xiàn)實。不過，恐怕我這樣說，只會使他更加暴跳如雷。

“無情無義，這不就是在說我們自己嗎？一群無情無義的廢物！真是萬分感謝！”

我這位狂怒的前同事并非個例。與此相同的、針對我的指責，以沒有那么激烈的語調，在過去的五十年間反復不停地出現(xiàn)。這些指責并非出自什么險惡的意圖，也不是什么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不過是那些認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必要的、受到了傷害的男人和女人的抱怨罷了。

“為什么選擇我們？你知道我們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被蛘哒f得更加惡劣些，“你現(xiàn)在既然都已經把我們給榨干取盡了，或許也應該稍稍饒過我們，讓我們得些安寧吧?！?/p>

一如既往，總會有些鬼鬼祟祟的家伙四處宣稱，“情報局”是無法為自己進行任何辯護的；在對抗不利宣傳這件事情上，“情報局”根本就無能為力；“情報局”的成功不得頌揚，唯有通過失敗被大家所熟知。

“我們絕對跟我們這位東道主筆下所描述的不一樣。”莫里斯·奧德菲爾德[41]爵士在吃午餐時，十分嚴肅地對亞利克·基尼斯[42]爵士說道。

奧德菲爾德是秘密情報局以前的頭兒，后來可被瑪格麗特·撒切爾[43]給整慘了，不過，在我們見面時，他僅僅是另一個退休了的老間諜而已。

“我一直想跟亞利克爵士進行一次正式會面，”當我邀請他時，他用他那親昵的北方口音說道，“自從火車從溫切斯特出發(fā)，我坐到他對面之后，自那時起，我就想跟他好好交談一下了——如果我當時有足夠膽量的話?！?/p>

基尼斯即將在BBC的改編劇《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中，扮演我筆下的秘密特工喬治·史邁利。因此，他希望能夠充分體驗身旁有一名真實老間諜陪伴的感覺。然而，午餐進程卻并沒有我期望的那般順利。在上餐前小點心[44]時，奧德菲爾德高度贊揚了他那老情報局里的道德標準，并用最和善的方式向基尼斯暗示，“此處這位年輕的大衛(wèi)”玷污了情報局的好名聲?；崴贡旧硎且幻呀浲宋榈暮＼娷姽?，奧德菲爾德一見到他就指出，自己在秘密情報局里的軍銜級別應該比他要高?；崴怪荒茴Ｖ堑負u了搖頭，同意了奧德菲爾德的這番說法。然后，在上多佛魚排[45]時，奧德菲爾德更進一步地闡述了自己的論點：

“就是這位年輕的大衛(wèi)，以及他的個人喜好，”他隔著餐桌向基尼斯解釋道，完全忽略了此刻正坐在他身旁的我本人，“使得情報局在招募合適官員和獲取資源上都變得更加困難了。他們讀他那些書，然后就打消了念頭。真是再合理不過的事了。”

基尼斯聽到他這樣說，垂下眼瞼，帶著幾分悲嘆的神情搖了搖頭，而我正在買單。

“你應該加入讀書會的，大衛(wèi)。”奧德菲爾德友善地說道，暗示我說加入讀書會就可以讓我變成更好的人，“我愿意親自贊助你。真的。你很樂意參加的，對吧？”我們一行三人正站在餐廳的入口處，他接著轉向基尼斯說，“真的非常愉快，亞利克。我得說我很榮幸，我相信，我們很快會再見面的。”

“一定會的?！被崴拐\摯地回答道，兩人像老間諜一樣握了握手。

對于我們這位離去的客人，基尼斯顯然有些意猶未盡，深情地凝視著他的背影，看著他在人行道上踩著重重的步伐離去：一位身材瘦小，卻精力充沛、意志堅定的紳士，用隨身的傘戳著他前方的道路，漸漸消失在人群里。

“我們喝杯干邑再出發(fā)吧？”基尼斯提議，在我們還未回過神來時，審訊就開始了：

“那真是對庸俗的袖扣。所有的間諜都佩戴它們嗎？”

不，亞利克，我想只是因為莫里斯剛好喜歡那對庸俗的袖扣吧。

“還有那雙招搖的縐鞋底[46]的橘色麂皮靴。那是為了秘密行動嗎？”

其實只是為了穿起來舒服罷了，亞利克。這種橡膠鞋底走起路來可是會嘎吱作響的。

“接下來跟我聊聊這個，”他抓起一只空玻璃杯，將它略微傾斜，用自己粗壯的手指輕輕敲打著它，“我之前見過有人這么做，”他表演給我看——手指不斷敲著玻璃杯，一邊做出若有所思地凝視著杯子的樣子——“我還見過有人這樣做”——接著，他以同樣的沉思神態(tài)，用手指沿著杯子邊緣打轉?！安贿^，在這次之前，我還從來沒見過有人這樣做過——”他把手指伸進杯內，沿著內部邊緣打轉，“你認為他是在找殘余的毒藥嗎？”

他是認真的嗎？基尼斯身上有著一股孩子氣，仿佛他這輩子都沒有這么認真過。好吧，我說道，如果真有那個什么所謂的毒藥殘渣的話，我想，他剛才肯定已經把毒藥給喝進去了，否則怎么會有殘渣呢。不過，基尼斯情愿相信自己的判斷，不打算理會我的說法。

這算得上是間諜片歷史上一個重要的事件，奧德菲爾德的麂皮靴，無論是不是縐鞋底的，以及他戳著前方道路的那把卷好的雨傘，后來都成了基尼斯用來演繹那位匆忙而又年老的喬治·史邁利的銀幕特征。我最近沒來得及去細查關于那對袖扣的事情，不過我還記得，我們的導演認為那對袖扣有些夸張了，他最后說服基尼斯換上了一些沒有那么浮華的東西。

至于這次午餐所留下的其他影響，可就沒那么令人感到愉悅了，雖然就藝術層面而言，反而更具有創(chuàng)造意義。奧德菲爾德對我作品的厭惡——我猜想，還有對我本人的厭惡——也深深地扎根在基尼斯充滿戲劇性的靈魂里了。他絕不會吝于提醒我，他覺得有必要喚起喬治·史邁利個人情感中的自我罪惡感，或者，正如他想要暗示的那樣，那也是我個人本身的罪惡感。

* * *

一百多年來，我們的英國間諜與任性妄為的小說家們之間，始終有著令人發(fā)狂，有時又頗為滑稽可笑的愛恨糾纏。英國間諜們就像小說家自身一樣，他們想要好的形象，想要無盡魅力，不過不要指望他們能夠忍受嘲笑，或是忍受那些負面評論。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不同風格的間諜小說家們，從厄斯金·柴德斯[47]到威廉·勒丘[48]和愛德華·菲利普斯·奧本海默[49]，正是由他們激起了民眾反德的公憤。所以也可以公平地說，最初是他們幫助了秘密情報局的建立。在這之前，一位紳士本不應該去翻看屬于另外一位紳士的信件，即使事實上還是有不少紳士會這么去做。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小說家薩默塞特·毛姆將他筆下的英國秘密特工展現(xiàn)在了眾人面前[50]，不過，根據(jù)大部分人的說法，這本小說并不是太出色。當溫斯頓·丘吉爾控訴他這本《阿申登故事集》違反了《國家機密保護法》[51]時，正面臨著同性戀丑聞威脅的毛姆，燒毀了自己十四篇未出版的短篇小說，其余的作品也推遲至一九二八年后才得以出版。

小說家兼?zhèn)饔涀骷?，同時也是蘇格蘭民族運動支持者的康普頓·麥肯齊[52]，就沒這么容易被嚇到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因傷病退役之后，他轉入了軍情六處，成了英國反情報組織在中立國希臘的主管頭頭。然而，他發(fā)現(xiàn)派給他的指令，還有他的上級經常都很荒謬，作為一名作家，他理所當然地把這些都拿來作為取笑的素材。一九三二年，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他遭到起訴，并被罰款一百英鎊。這主要是因為他那本帶有自傳性質的《希臘回憶錄》里事實上塞滿了駭人聽聞的輕率言行。不過他這次并沒有受到教訓，一年之后，他又借由另一本帶有諷刺意味的作品《腦子進水》來訴諸報復。我聽說，軍情五處[53]麥肯齊的檔案里有一封寫給局長的信，措辭極其嚴厲，署名用的是英國情報局局長通常會使用的綠色墨水：

“最糟糕之處在于，”局長對身在圣詹姆斯公園另一側的戰(zhàn)友寫道，“麥肯齊揭露了情報局通訊專用的一些符號[54]，有些目前仍在使用?！丙溈淆R的亡靈要是知道這些?？隙〞吲d地搓起雙手。

不過，說起軍情六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叛徒，自然非格雷厄姆·格林[55]莫屬。雖然我很懷疑他是否知道，自己差點就跟麥肯齊一樣，要被送上倫敦中央刑事法院的法庭了。關于此事，我最喜歡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一段回憶，那時我在英國情報局最棒的餐廳里和軍情五處的一名律師一起喝咖啡。這名律師是個性情溫和、愛抽煙斗的家伙。不像一名官僚，反倒更像是家庭事務律師。但那天早上，他卻處于深深的焦慮中——他收到了《我們在哈瓦那的人》的樣書，已經讀了一半。當我開口說，我真嫉妒他的好運時，他卻嘆了口氣，搖了搖頭。他說，格林那個家伙肯定要被起訴了。格林利用戰(zhàn)時在軍情六處工作得來的工作經驗，精準描繪了英國大使館情報主管與外勤特工之間的關系，因此，格林一定會被關進大牢的。

“不過這真是本好書，”他抱怨道，“他媽的實在太好了，就是這樣才麻煩?！?/p>

我嘗試在報紙上搜尋格林被捕的消息，不過他始終逍遙法外?？赡苘娗槲逄幍木揞^們最終決定一笑了之——這總比大呼小叫來得好。為了報答他們的寬容大度，格林二十年后送給他們一本《人性的因素》，書中描繪的他們，不僅僅是傻瓜，還是殺人兇手。不過，想必軍情六處已經提前警告過他了。在《人性的因素》前言里，他小心謹慎地向我們保證，他并沒有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掘地三尺找出一本早期版本的《我們在哈瓦那的人》，你也會發(fā)現(xiàn)同樣的免責聲明。

然而歷史證明，我們的罪孽最終都會被遺忘。麥肯齊最后獲封爵位，而格林則被頒發(fā)了功績勛章。

“先生，在您最新的那部小說里——”有個真誠的美國記者問我，“您的一個角色說，如果他以前能夠寫作，就不會變成叛徒了。那么，能不能請您告訴我們，如果一開始沒能寫作，您會變成什么樣的人呢？”

在給這個危險的問題搜尋一個安全答案時，我心想，我們的情報組織是不是應該感謝感謝我們這些轉向文學界的叛徒。與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風血雨的方式相比，寫作簡直像小孩玩積木一樣人畜無害。有多少處境困難的間諜希望愛德華·斯諾登[56]當初選擇去寫小說啊。

* * *

如此這般，在外交晚宴上面對我這位憤怒的前同事時——他已經是一副隨時準備擊倒我的樣子——我又該如何回答呢？沒有必要特地向他指出，我在某些書里描寫的英國情報局實際上比我在現(xiàn)實世界里所知道的更有能力。也沒必要告訴他，曾經有位極資深的情報局官員將《柏林諜影》描述為“這是有史以來唯一有效的雙面間諜行動”。同樣沒必要說的是，在惹怒他的那本小說里，我之所以描寫受到孤立的英國情報部門那場帶有懷舊性質的軍事演習，是因為比起對他的情報機關發(fā)動粗暴的攻擊，我興許是想做一件更有抱負的事。老天爺保佑，萬一我堅持聲稱：“如果你是個努力探索國家靈魂的小說家，那情報局也不失為一個合理的觀察對象?！蹦枪烙嬑疫@句話還沒來得及說到后半句，就會被當場掀翻在地了。

至于他說他的機構無法還擊，我猜想，是因為西方世界任何一處的間諜機構都不會像我們國家一樣，得到了國內媒體如此的縱容，幾乎從不見內幕報道。我們的新聞審查系統(tǒng)（不管是出于自愿，還是被模糊但又嚴苛的法律所強制），我們巧妙拉攏的人際關系，以及英國大眾面對這種疑似非法行為的全面監(jiān)控的集體屈服，都足以令其他自由與非自由世界里的任何一個情報員心生嫉妒。

我沒有必要去特意指出，許多前情報官員“獲得批準”的回憶錄實際上都是為了給情報局披上一張羊皮，以此換取他們希望獲得的贊許；而所謂“官方發(fā)行的正史”，其實是給那些十惡不赦的罪行罩上懇求寬恕的面紗。更沒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們國內報紙上所刊載的不計其數(shù)的文章，恰恰是我在享受和莫里斯·奧德菲爾德共進午餐的美好時光時，被某些人人為編造出來的。

沒準我該這樣建議我這位暴怒的朋友：作家描寫專業(yè)間諜，就跟描寫我們這些會犯錯的普通人一樣，沒有任何區(qū)別。這樣一位作家實際上是在履行最合適其身份的社會義務，甚至——不妨相信我說的——是在履行民主職能，因為在英國，我們的情報局，不論好壞，依舊是我們政治、社會和產業(yè)精英們的精神家園。

正是這樣，我親愛的前同事，我所謂的背信棄義也就僅限于此了。還有，親愛的希利爵士，我的共產主義也僅限于此，回頭想想，在你年輕的時候，也不會容忍有人這樣說你吧。

* * *

半個世紀過去了，如今已經很難形容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彌漫在白廳[57]這條秘密情報權力走廊上的那種互不信任的氛圍。一九五六年，我正值二十五歲，正式就職于軍情五處，擔任一名低階官員。他們告訴我，要是我年紀再小一點，就不符合入職資格了。我們稱為“五處”的這個機構，素來都以成熟完善而自豪。不過呢，再怎么成熟完善，他們還是招募了諸如蓋伊·伯吉斯、安東尼·布蘭特，以及其他幾位如同半被遺忘的足球明星一樣的人物[58]，他們成了英國歷史記憶中徘徊不散的可悲叛徒。

我抱著極大的期待進了情報組織。這份挖掘情報的工作雖然微不足道，卻養(yǎng)成了我迄今為止都無法滿足的大胃口。我的專案主管們個個親切友善，做事很有效率，體貼入微。他們喚起了我的使命感，復蘇了我作為一個英國公學學生消失已久的吃苦耐勞本分。作為一名被派駐奧地利的國家安全局情報人員，我對那些總是神出鬼沒的文職工作者懷有敬畏之心。他們會周期性地降臨我們這個單調乏味的格拉茨[59]駐地，給這里添上一層神秘色彩，要不是有他們，這里什么都不會有。后來，直到我進入了由他們駐守的要塞之后，才算猛然回到了現(xiàn)實世界。

大約擁有兩萬五千名黨員的英國共產黨已經日漸衰敗，還得依靠著軍情五處的情報共同運作才能維持。監(jiān)視這樣的一個組織，完全不能滿足我的遠大抱負。況且，局里又自然而然地滋生了雙重標準。不管怎么說，軍情五處都是英國公務員和科學家們私生活的道德仲裁者。在當時的審查程序下，同性戀與其他被認為屬于異常的行為，都是可能被人拿來勒索的弱點，因此，這一類人便被禁止從事機密工作?？墒牵掷飬s似乎樂于忽視自己內部成員之間的同性戀行為，局長本人就與自己的秘書公開在工作日同居，周末又和妻子住在一起。在工作日里，甚至還專門為此留了字條，指示夜間值班官員，萬一他的妻子打電話過來時，應該如何應付。無論如何，還是請老天垂憐那位在登記處工作、裙子要么太短要么太緊的打字員女士，以及那個向她眉目傳情的已婚科員吧。

局里的高層都是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的光輝歲月里幸存下來的老年人，中間階層則是由逐漸縮水的大英帝國殖民地回調警官和地區(qū)官員組成。面對那些拼命想把自己國家搶回來，甚至不惜采取莽撞行動的當?shù)厝?，他們或許有著豐富的鎮(zhèn)壓經驗。但是，面對他們自己幾乎都不怎么了解的祖國，情況就顯得有些令人不安了。對他們而言，英國工人階級是反復無常而又令人難以捉摸的。工會在他們眼里，只是共產黨的掩護組織罷了。

與此同時，像我這樣年輕的間諜“獵人”，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大的獵物，卻又接獲命令，告訴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不必費心去尋找蘇聯(lián)控制的“不法之徒”。因為——根據(jù)無懈可擊的權威消息，在英國領土上并沒有這樣的間諜在展開行動。至于具體是誰說的，消息從誰那兒傳來，我卻始終都不知道。反正，在這兒待四年時間也夠了。一九六〇年，我申請調往軍情六處，成了我那些極其不滿的老板口中“公園對面那幫混蛋”中的一員。

不過，還是請讓我借此書寫之際，向軍情五處表達感恩之情——盡管這份恩情我無法完全償還。我受過最嚴謹?shù)膶懽饔柧殻⒎莵碜匀魏沃袑W老師或者大學教授，更不是從寫作專業(yè)學校那里學來；它來自柯曾街上流住宅區(qū)，來自軍情五處總部頂樓那些受過古典式教育的高級官員。他們一副幸災樂禍的老學究模樣，抓起我的報告，對我那些炫耀式的從句和毫無必要的副詞表達了極力的藐視。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頁邊空白處打上分數(shù)，以及諸如“行文累贅——注意省略——論證缺失——結論草率——你真的是這個意思嗎？”之類的評論。我遇到過的編輯們都沒他們這般嚴苛，或者說沒他們這般正確。

到了一九六一年的春季，我已經完成了軍情六處的入門課程。學會了一身我從來都不需要，也很快就會忘光的本事。在結業(yè)典禮上，局里的訓練主管——那位身穿一身花呢套裝、身材結實、面色紅潤的老手，眼含熱淚地叫我們回家待命。他們也許還要花上一段時間來整備，因為——他發(fā)誓說，他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竟然會說出這樣一番話——有位已經在局里任職多年，而且也備受信賴的同僚，最近被揭穿了身份。此人竟然是蘇聯(lián)的雙面間諜，他的名字是喬治·布萊克[60]。

布萊克叛國案的規(guī)模，即便以今日的標準來看，都算得上是極其重大的事件：事實上，有數(shù)以百計的英國特工（布萊克自己也不記得有多少人）的身份曝光；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秘密監(jiān)聽行動，例如（當然，并不僅限于此）柏林監(jiān)聽隧道，還沒有發(fā)射信號就被炸毀了；還有軍情六處的整個人事系統(tǒng)、安全屋地點、戰(zhàn)斗指令與全球的外派站點，都被全面破解。布萊克無論在哪個利益集團里都是最有能力的外勤特工，同時也是個追隨信仰的人，在身份曝光之時，他已經先后信仰了基督教、猶太教和共產主義。在被監(jiān)禁在苦艾叢監(jiān)獄[61]的時候（眾所周知，他后來成功越獄），他還向他的獄友們講解《古蘭經》呢。

喬治·布萊克背叛的消息解封兩年后，我正在駐波恩的英國大使館政治組任二等秘書。一天傍晚，我的情報站站長把我叫進辦公室，告訴我一個消息——嚴格地說，是個僅供我個人參考的消息，雖然隔天一早，所有英國人都會從晚報上讀到這則新聞：軍情六處出色的前反情報主管，一度被認為會成為下一任英國情報局局長的金·菲爾比，也是一名蘇聯(lián)間諜。而且，后來我們才慢慢了解到，他早在一九三七年就被蘇聯(lián)吸收了。

在本書后面的章節(jié)里，你會讀到尼古拉斯·艾略特對此事的一些說明。他作為菲爾比戰(zhàn)時及和平時期的朋友、心腹知己和同事，描述了他與菲爾比在貝魯特[62]的最后一次相遇，這次相遇使得菲爾比坦白了一部分心聲。可能你看過之后會想，艾略特對于此事的描述異常簡略，對對方背叛友情的憤怒，或是違背公義的憤慨都惜字如金。理由其實非常簡單。間諜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道德現(xiàn)實主義者[63]——雖然他們更樂意相信自己確實是。如果你一生的任務就是說服叛徒加入你的陣營，那么，當你自己身邊的一個人——這個人不止是你珍惜愛護的同事，你們之間甚至情同手足，你會放心和他分享諜報生涯的每一個細節(jié)，當這個人也被敵方陣營給吸收了之后，你肯定也會感到有苦說不出吧。這是我在寫《柏林諜影》時便謹記在心的教訓。后來寫《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時，照亮我前進道路的正是金·菲爾比這盞昏暗朦朧的燈。

間諜生涯和小說寫作其實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兩者都要隨時準備好去窺視人類的罪過，以及通往背叛的種種途徑。我們這些曾經身處秘密情報圈的人，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它。即使我們在踏入這個圈子之前，并沒有情報工作的習慣；在進入這個圈子之后，我們也就無法擺脫這些習慣了。要證明這個觀點，我們只要看看格雷厄姆·格林，他那些自己強加上去的、與美國聯(lián)邦調查局斗智斗勇的逸聞趣事就明白了。或許他那些無禮的傳記作者也記錄了這些，不過最好還是別看吧。

格林，這位小說家兼前間諜，在他的晚年時期，堅稱自己上了美國聯(lián)邦調查局的親共危險分子黑名單。他當然有著充分的理由，鑒于他去蘇聯(lián)的次數(shù)數(shù)不勝數(shù)，以及他一直對同是朋友和同事的金·菲爾比直言不諱地表過忠心，況且，他還曾試圖調和天主教會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矛盾——雖然最后只是徒勞一場。當柏林墻建起的時候，格林站在了不該站的那一邊拍照，還告訴全世界，他寧可站在那一邊，也不要站過來。事實上，格林對于美利堅合眾國的厭惡，以及憂心自己激進言論可能導致后果的嚴重程度，已經到達了頗為極端的地步。乃至后來當他與美國出版公司的人見面時，堅持會面地點必須在美加邊境的加拿大境內。

直到有一天，他終于獲得許可，能夠請求查看自己的美國聯(lián)邦調查局檔案了。檔案里面只有一條記錄：他和政治立場不定的芭蕾女演員瑪戈特·芳婷[64]保持著來往，且那時她還在為她那個不忠且癱瘓的丈夫羅伯托·阿里亞斯打一場注定要失敗的拉鋸戰(zhàn)。

間諜行動并未帶我走進什么秘密領域。逃避與欺騙是我童年時期必不可缺的武器。青少年時期的我們都是某一類間諜，不過我已經是經驗豐富的間諜老兵了。當秘密情報世界前來認領我的時候，我才感覺真正回到了家中。至于為什么會如此，還是留到后面“作者父親的兒子”這一章再來細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