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新變　詞與曲

詞的產生

詞，在唐代就已經產生。經過五代的錘煉，至宋代而達到巔峰，故而有“宋詞”的說法。詞最初產生于民間，中唐之后引起文人的注意，經過五代到宋，發(fā)展成文壇上一種受到普遍喜愛的體裁，并產生了大量優(yōu)秀的作家作品。

晚唐時期即有大詞人溫庭筠、韋莊，后人稱之為“花間派”。五代南唐宰相馮延巳、后主李煜都是宋代之前的大詞人。

詞在唐五代時被稱為“曲子”或者“曲子詞”，最初是在歌舞酒宴之間配樂演唱的。所以，詞是一種音樂文學，與樂曲的發(fā)展息息相關。唐代時大量的胡樂傳入中國，與中國舊樂相融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聲”，即所謂“宴樂”，又稱“燕樂”，流行于歌舞宴會之間。宋代城市經濟繁榮，教坊瓦肆發(fā)達，士大夫生活優(yōu)裕，促成了詞的繁榮。

詞有固定的詞牌，一個詞牌對應一首曲子，詞牌對詞的格律有著細致的規(guī)定。比如“念奴嬌”“西江月”“浪淘沙”都是詞牌。詞除了詞牌外，還可以另起題目。比如辛棄疾的《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水龍吟”是詞牌，而“登建康賞心亭”是題目。詞牌的字面意思與詞的內容一般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

詞根據(jù)長短的不同，又分為小令、中調和長調。清代學者認為，58字以內的是小令，59字到90字之間的是中調，91字以上的是長調。這樣區(qū)分實際上過于狹隘?，F(xiàn)代有的學者指出，小令、中調、長調是依據(jù)曲子的節(jié)奏快慢劃分的，較之于字數(shù)論，似乎更接近詞的本質。

詞又有單調、雙調（一說為“兩疊”）、三疊、四疊之分。單調即詞只有一個段落，比如李清照的《如夢令》。雙調則有兩個段落，分上片和下片，一般情況下，上片敘事寫景，下片議論抒情，比如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三疊有三個段落，四疊則有四個段落。

宋代開國以來，詞的創(chuàng)作經過數(shù)十年的沉寂，至中期晏殊、歐陽修一代人方走向繁榮。詞產生于歌舞酒宴之間，其內容多為兒女相思、花前月下，情感多為纏綿悱惻，并不為當時的道德觀念所接受，因而始終處于地下創(chuàng)作、游戲創(chuàng)作的狀態(tài)。柳永因公開作詞，加之言行浪蕩，被宋仁宗貶斥不用，仁宗命他“且去填詞”，柳永遂淪落于歌館妓院之間，以作詞謀生。

于是就有文人試圖將詞加以“雅化”。蘇軾開創(chuàng)豪放詞，就是對詞進行雅化的一種努力。他在選材、用語、意象、情感、音韻上，對詞予以全方位的開拓和改造。宋徽宗設置大晟樂府，任用周邦彥整理古曲，開創(chuàng)新聲，也推動了詞的雅化。

宋詞有婉約派和豪放派的說法，一般把柳永、李清照看作婉約派的代表人物，把蘇軾、辛棄疾看作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是要注意，大多數(shù)的詞是婉約詞，而且我們所謂的豪放派詞人，比如蘇軾、辛棄疾，也有數(shù)量極多的婉約詞作品。而李清照這樣的婉約派詞人，也有豪放詞作品。比如李清照的《漁家傲》：“天接云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仿佛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其氣勢不亞于蘇辛。

詞最初是音樂文學，但是蘇軾開創(chuàng)的豪放詞，突破了音律的限制，成為一種不能演唱的詞，這是詞脫離音樂，走向純粹文學的開始。對此，李清照非常不以為然，認為蘇軾的詞不過是長短不一的詩，背離了詞的音樂性。而北宋滅亡，衣冠南渡，又遺失了大量的樂譜，使得北宋留下的詞很多都無法演唱，加劇了詞與音樂的剝離。

曲的產生

金元時期，在北方民間和外族音樂的基礎上，又產生了一種新的樂曲曲詞，就是“曲”。曲至元代而鼎盛，故而今天我們有“元曲”的說法。雖然同是配樂文學，但曲在音調、用詞和用韻上與詞有很大的不同，相對于詞，曲更具有俚俗的特點。

曲有散曲、雜劇之分。代表人物有元曲四大家，即關漢卿、白樸、鄭光祖、馬致遠。總體來說，曲已經走向表演藝術，與《詩經》以來的詩歌傳統(tǒng)并不完全契合。加之本書主要研究古風、律詩和詞的創(chuàng)作，因此關于曲，這里不做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