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德國大學理念的移植

周谷平　張　雁

國人在落后挨打的局面中逐漸認識到西方教育的功效，明白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在培養(yǎng)專門人才及富國強兵中的作用。但這種認識就像隔著一層窗戶紙始終模糊不清，原因在于西方大學的本質及其特征一直未能被清晰地表述與揭示出來。這項歷史任務的完成與蔡元培密不可分。本文擬就德國大學理念在中國的移植及蔡元培在此過程中的作用這一主題，進行分析與探討。

一、國人的德國教育情結

面對“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開始開眼看世界。隨著與西方接觸的加深，國人逐漸認識到西方學校教育對人才培養(yǎng)的作用。特別是甲午一役后，教育、人才、救國三者的邏輯關聯(lián)逐漸成為國人的共識，“泰西之所以富強，不在炮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135】、“今者廣開學校為最要矣”^【136】、“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137】等認識匯為一股風潮。

19世紀，德國教育特別是大學正處于鼎盛期，以其巨大的學術成就執(zhí)世界之牛耳。由此，人們頌揚“柏林大學的創(chuàng)辦像一個燃燒點發(fā)出耀眼的光芒，一切光線都從這里發(fā)出?！?sup >【138】德國的教育制度自然為國人所心儀，翻閱時人作品，處處可發(fā)現(xiàn)對德國教育的贊賞。

薛福成在1891年的《西洋學校之盛》中提到：“近數(shù)十年來，學校之盛，以德國尤著，而諸大國亦無不競爽。德國之兵多出于學校，所以戰(zhàn)無不勝。推之于士農(nóng)工賈，何獨不然？……夫觀大局之興廢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學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諸國所以勃興之本原歟？”^【139】

鄭觀應在1892年的《論學?！分性u論“泰西各國，學校規(guī)制大略相同，而德國尤為明備”^【140】。他對德國的三級教育體系做了相關介紹，其中關于上學（即大學）的各個方面的介紹尤為詳細具體，既包括學生、教師、圖書及設備儀器，又有從教學內(nèi)容到學校類型的詳細論述，并由衷地贊嘆德國大學“教法之詳，教思之廣如此……至此則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創(chuàng)一事，為絕無僅有者”^【141】。

康有為在1898年的《請開學校折》中對德國教育體系做了詳盡的介紹：“普之先王大非特力，館法名士窩多于其生蘇詩宮而師之，聘柏羅斯其于瑞士，而創(chuàng)國民學，令鄉(xiāng)皆立小學，限舉國之民，自七歲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數(shù)、輿地、物理、歌樂，八年而卒業(yè)，其不入學者，罰其父母?？h立中學，十四歲而入，增教諸科尤深，兼各國文，務為應用之學。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學必應卒業(yè)者也。自是而入專門學者聽之，專門者，凡農(nóng)、商、礦、林、機器、工程、駕駛，凡人間一事一藝者，皆有學，皆為專門也。凡中學、專門學卒業(yè)者，皆可入大學，其教凡經(jīng)學、哲學、律學、醫(yī)學四科。自是各國，以普之國民學為師，皆效法焉?！彼潎@“今各國之學，莫精于德，國民之義，亦倡于德?！币虼耍嵴堈斑h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制?！?sup >【142】

1901年，張之洞、劉坤一在聯(lián)名上奏《育才興學四事折》中稱：“泰西各國，人才日多，國勢日盛。德之勢最強，而學校之制，惟德最詳……興學之功，此其明證?！?sup >【143】

這些朝野人士發(fā)現(xiàn)了德國教育具備興國之功，因此，他們當時大力向國人介紹的也主要是其教育制度層面的內(nèi)容，并且，在行文字眼中大加褒揚。自此，德國以擁有最優(yōu)良教育制度的形象進入國人的視野，尤其是普魯士靠教育反敗為勝戰(zhàn)勝法國的例子更是頻頻出現(xiàn)在眾多學者的筆下?？涤袨檎f：“普勝法后，俾斯麥指學生語之曰：‘我之勝法，在學生而不在兵，以百業(yè)千器萬技，皆出于學，作而成之故也。’”^【144】；梁啟超言：“德將毛奇于師丹戰(zhàn)勝歸國之際，指小學校生徒而語曰：非吾儕之功，實彼等之力，蓋至言也?！?sup >【145】；張謇在《變法評議》中也評述道：“聞之普之勝法也，群臣相賀，其首俾斯麥執(zhí)小學校夏楚以示人曰：他撻伐者此也?！?sup >【146】

上述眾多晚清名人的論述中皆提到德國這個教育興國的事例，可見德國以教育強國的做法已經(jīng)引起國內(nèi)知識分子的普遍關往。德國在普及教育、大學教育及教育理論等方面的成就，給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別是知識人群體，他們整體上接受并認可了德國教育，蔡元培也不例外。

蔡元培1900年在日記中寫到“德國先賢薄爾泥曰：將來世界，惟在教育者掌握之中。福斐得爾（即費希特）見拿破侖蹂躪柏靈（即柏林），乃立市中。揚言曰：振興我國以規(guī)復其勢力者，惟教育耳。”^【147】蔡元培極為認同教育在立國、興國中的作用，他認定必須到世界學術最尊及現(xiàn)代大學發(fā)源地的德國留學，公費不成，自費亦可?！熬戎袊匾詫W，世界學術德最尊，吾將求學于德。”^【148】

二、蔡元培眼中的德國大學與中國問題

蔡元培留學德國的夙愿在1907年實現(xiàn)，他以半工半讀形式獲取經(jīng)費，并于次年進入萊比錫大學學習。

根據(jù)德國學者Roland Felber和我國臺灣學者陶英惠查閱到的萊比錫大學檔案館的資料表，1908年到1911年的3年時間里，蔡元培修習的課程達40門之多，重點集中于哲學、德國文化史和歐洲歷史、比較文明史、美術史與美學、心理學等學科^【149】。上述課程廣泛涉及了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知識。除了在大學進行課堂聽講外，蔡元培在課余還另請老師到其寓所講授德國文學。

從表面看，他所選修的課程中只有“兒童心理學及實驗教育學”一門直接與教育學相關，并沒有選擇教育學的專業(yè)與核心課程，也未鉆研赫爾巴特和福祿貝爾，而是沉浸于哲學、歷史、美學、文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習。從學術本身而言，這種學法，當然是有走馬看花的嫌疑，正如他曾自謙地述其西學零散而無系統(tǒng)，僅是“拾取零星知識，如于滿屋散錢中，暗摸一二，而無從聯(lián)貫。”^【150】但從蔡元培當時的身份及事后的作為來看，他的學習是有所取舍的，他的目的在于解決中國問題。從中國問題的視角出發(fā)，研究教育如何救國成為他留學的主要目的和知識取舍的標準。

在萊比錫大學的三年時間里，他浸淫于德國大學特有的教學和學術氛圍中，做了認真的觀察和思考。和以往考察學務人員不同的是，蔡元培關注德國大學的重點不僅僅是在具體的教育制度方面，更在學術思想與大學理念層面。他關心的不僅僅是諸如大學如何組織、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等，更重要的是對德國大學理念在社會結構中如何產(chǎn)生效用進行了考察。

其間他進行了德國大學發(fā)展史和近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史的比較研究，通過對歐洲現(xiàn)代化進程的研究，他看到文化、道德及人的現(xiàn)代化在社會現(xiàn)代化中的重要性。同時也發(fā)現(xiàn)德國民族國家的崛起與思想啟蒙運動及教育普及密切相關，而大學人階層在其間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普法戰(zhàn)爭結束后，戰(zhàn)敗的德國危機重重。當時的大學教授們紛紛以各種形式宣傳、號召人們從事反對拿破侖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其中以費希特《告德意志國民書》的系列演講最為有名。他認為振興垂危的國家必須通過發(fā)揚國民的理性，只有充分發(fā)揮和貢獻全國的一切力量，發(fā)揮“德國魂”的共同特質，才能得以民族振興。費希特認為教育及新的教育制度是能擔當起這一重任的，他特別強調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改造人的精神素質，造就新國民。

普法戰(zhàn)爭對喚起德國的民族意識不啻是一針催化劑。以前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是學術王國的公民，忽視國家概念，但戰(zhàn)爭喚醒了民族觀念，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于知識分子的覺醒。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改革運動塑造了新人文主義運動，新人文主義運動塑造了德國大學人與大學文化。而大學人與大學文化則塑造了德意志民族意識，構成了民族文化共同體，最終塑造了德意志國家本身。這些恰恰是蔡元培最看重也最想要的。分崩離析的國家、內(nèi)戰(zhàn)不斷、被外強作為混戰(zhàn)的場所、不適合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容克地主式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管理模式造成勞動力流動的障礙，這些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有著一定的相似性。德國大學對社會影響的例子給了他啟示，也讓他看到希望。他關注的不僅是船堅炮利，更看重的是民族意識的覺醒與民族精神的振奮，以及教育對國家未來的可能作用。

蔡元培從德國史學與哲學中感受德國精神并做了深入研究。他通過研究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及德國歷史，理解了大學不僅僅是一個機構，更重要的在于有這樣一個新人群（近代知識分子）的聚集。綜觀世界史，無論古埃及、古印度的祭祀階層，還是古希臘的哲學家和中世紀的教士階層，都是在各社會形態(tài)下相對獨立于王權的古代知識分子階層。這種階層在現(xiàn)代社會以新的形態(tài)出現(xiàn)，這就是以大學人為核心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群體。德國現(xiàn)代大學強國的事例讓他發(fā)現(xiàn)知識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無論哪種社會形態(tài)，無論古代還是現(xiàn)代，這種階層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中國，知識階層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他對德國著名教育家、哲學家、倫理學家鮑爾生（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的研究，則讓他理解了德國大學與社會的互動關系。鮑爾生所著《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是一本關于德國大學的名著，對德國大學的歷史發(fā)展、當時的組織狀況、教學與研究等方面進行了概括和介紹，涉及大學發(fā)展歷程的各個重要方面，其中包括德國大學理念的精辟論述。他概括的德國大學學習包括科學的專業(yè)知識、從事獨立學術研究的能力和哲學修養(yǎng)，這正是德國經(jīng)典大學理念的核心要素。這一大學理念承繼的是中世紀大學追求的知識本身就有其價值的生活態(tài)度，揚棄的則是中世紀大學建立在形式邏輯基礎上以彼岸世界為目的，以只有能證明上帝的知識才有價值的大學理念。因此，價值理性主義成為經(jīng)典大學理念的特征。但在唯學術是求的同時，并不排斥對國家、社會的服務，因為兩者的長遠目標是一致的。

三、蔡元培導入的德國大學理念

蔡元培研讀了《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后，結合自己在萊比錫大學的考察、對德國大學的基本原則和理念有了更深刻的體會，遂動手將其中的總論部分譯出，以《德意志大學之特色》為題發(fā)表在1910年12月11日出版的《教育雜志》上。這標志著國人對西方大學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即從外部的制度層面向思想、理念研究轉型。

譯文首先介紹此篇是柏林大學教授巴留岑（F. Paulsen，今譯鮑爾生）博士所著《德意志大學》一書的總論部分，認為頗足參考。文章對西方大學類型與特色做了精彩概述：“歐洲近代大學勃興，其數(shù)多不可數(shù)，然可得為三種，即分別為英國風、法國風、德意志風三者是也?！L之大學教育之主目的，在造成紳士必需之資格，而予以深邃之教養(yǎng)。德意志風之大學，似立于英國風與法國風之間，大學教育目的，非職業(yè)上實地之訓練，而在授以科學的知識與科學的研究之途徑。故德國大學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為一?！?sup >【151】這是在中國近代首次對西方大學理念特別是德國經(jīng)典大學理念核心層面的介紹，自此，經(jīng)典大學理念開始進入國內(nèi)學者的視野。

文中還介紹了德國大學極具自由色彩的管理制度——教授治校，“德國大學，由政府設立維持，而亦由政府監(jiān)督之，與法國同。惟舊時團體之性質，尚有存者，故其自治力，亦未盡泯，全校職員之選舉，屬于其權限之內(nèi)，故學長及評議員部長等，皆自行選舉，于教授之任免，尤有非常之勢力，授與博士之學位，選任無薪之教授，亦由大學決定，政府又付以選任各種講師之權。故德國大學，于普通之組織，獨能保存最初之形式焉。”

此外，對大學教授也做了介紹：“德國大學，不特為科學研究之場，且為獎勵之所，以德人視之，奉職于大學者為教師，又為研究科學之人，而研究科學之人，同時又為有大學程度青年之師，其重視科學之研究蓋如此。……教授者，為真研究學問者，為大學問家。而此真研究學問者，與大學問家，無一不在大學為教師。……故德國習尚，指一學者姓名，必詢其人居何處大學講座，茍無此位，人自不加禮貌，果為大學教授矣，則又必詳詢其著述，貢獻于學界之績之豐嗇焉?！髮W教授之事實，所以定國民他日地位勢力之左券?！?/p>

德國大學與學術在社會中享有崇高和神圣地位，教育的振興被看成是國家復興的根本所在。唯學術是求的德國大學理念將知識視為強盛國家、振興民族精神的力量，蔡元培也極為認同這種理念。親歷德國大學教育的蔡元培，充分認識到大學和學術在一個國家、民族崛起中的作用。他曾說過：“一個民族或國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腳，而且要光榮的立住，是要以學術為基礎的。尤其是，在這競爭激烈的20世紀，更要倚靠學術。所以學術昌明的國家沒有不強盛的；反之，學術幼稚和知識蒙昧的民族，沒有不貧弱的。德意志便是一個好例證?！?sup >【152】蔡元培對德國歷史的了解和熟悉，讓他更堅定教育救國的理念。而德國強盛與崛起和知識階層的覺醒及大學在社會結構中的效用密切相關。在他看來，大學人思想、理念層面的內(nèi)在轉型比外部的制度等層面的移植更為關鍵。

蔡元培看到德國16—18世紀與中國社會的相似性，也研究了19世紀柏林大學的創(chuàng)辦為德國學術復興進而民族復興所作的貢獻，從中看到教育救國的希望和可行性，但同時也意識到德國大學理念是建立在重知主義基礎上的，與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重行主義價值觀有著內(nèi)在沖突。要建立像德國那樣能產(chǎn)生民族凝聚力的大學，首先要建立的是大學人群體，匡正傳統(tǒng)讀書人階層的理念。因此，他不僅積極引入德國大學精神，而且身體力行地進行了本土化的實踐探索。

四、德國大學理念的本土化實踐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就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他親自起草與制定《大學令》，建構起現(xiàn)代大學教育制度的框架?！洞髮W令》各項措施均意在強調并凸顯大學的主體地位和獨立性質，這是他依托德國大學理念進行的首次本土化實踐。但當時時局動蕩不安，《大學令》的種種規(guī)定并未得到貫徹和落實，德國大學理念的真正本土化實踐是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期間。

就任大學校長，可以在小范圍內(nèi)實踐自己的理想。蔡元培深知國內(nèi)大學缺失的是什么，也很明了自己該做什么。面對一個充滿腐敗氛圍的舊式官僚學府，他引入德國經(jīng)典大學理念，傾其全力，對北大進行了精神和結構的重塑。

（一）北大理念的確定——官本位到知本位的轉變

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大學在近代中國是一個從西方導入的舶來物。太學、國子監(jiān)、書院等古代教學機構雖然表面上有著與歐洲中世紀大學的相似性，但中國古代，國家利用教育控制了學術的發(fā)展方向，“學而優(yōu)則仕”是中國世代讀書人畢生追求的人生目標和價值取向。在這種價值取向的導引下，權力本位教育自動地凌駕于整個教育系統(tǒng)之上，凸顯了教育的政治功能，知識必須依附于皇權，才能發(fā)揮作用，古代讀書人成為“政治本位”體系的附庸。京師大學堂就是這樣一種理念的典型代表。

蔡元培接手之初的北大，大多師生對于學術毫無興趣。當時北大學生在意的只是一張官僚階層的準入證，有了北大的畢業(yè)文憑，就擁有了某種特權階層的身份證明，因此，如果說官本位在中國處于主導地位的話，而在當時的北大更是變本加厲。當?shù)弥淘喑稣票贝笮ｉL，曾有記者發(fā)表文章，曰：“北京大學，因位置首都之關系，學者官吏思想，殆已深入而不可拔。再大學教員，又多系現(xiàn)任及候補行政官吏兼任，在主其事者，視為不得已之交換應酬；而受其業(yè)者，亦希冀為他日之攀緣門徑，以故缺課之弊，時有所聞、月所不免。校長既屈于情面，無可限制，而學生僅圖虛聲，莫計實益。致教者睹學校為賦閑之傳舍，而學者亦冀教員為攀引之進階。”^【153】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北大的積習之重及官僚養(yǎng)成所的名聲之大。

蔡元培出掌北大，目標就是按照現(xiàn)代大學標準，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大學，這種建立必須依托理念與制度兩個層面的結合，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確立北大理念，讓北大人完成從官本位到知本位的轉變。這是北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恢復大學的固有社會功用，強調大學是以知為第一性的。蔡元培的理想是將北大辦成全國學術性的研究型大學，以培養(yǎng)學術人才為其辦學宗旨，就像柏林大學引領德國走出困境、實現(xiàn)民族強盛一樣，他的目標就是打造這樣一所可以在思想、文化上處處顯示出民族領軍地位的大學。他深知“外國大學在社會上能占重要地位，因自己能造成一種學風，指導社會故也?！?sup >【154】這種學風也就是為學問而學問的知識分子精神，這種精神和占據(jù)中國傳統(tǒng)主流的讀書人階層的功利思想恰好是截然相反的兩端。因此，恢復知識本位在大學中的首要位置成為他塑造北大理念的第一項任務，這在官本位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大學無疑是一種顛覆和革命。

（二）北大的體制改革——教授治校與學術自由

蔡元培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造就了新北大。此處就體制改革中深受德國大學理念影響的三方面措施展開分析。

1．全力建立一種保障學術自由的機制：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德國大學特有的管理模式，是為保障學術自由而設立的。蔡元培很欣賞這種管理制度，在北大全面推行。他組織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組織各門各系教授會，主持教務會議；設立行政會議，作為全校最高行政機構。

上述三會皆由北大全體教授們通過公開投票選舉出來的各科教授組成。蔡元培在北大體制改革中所實施的教授治校模式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同時從制度上保證大學運轉的連續(xù)性，不至于因為校長的更替而造成辦學理念的混亂。

2．建立激勵師生共同進行純學術研究的機制：撤銷文理分科、選科制與研究所的創(chuàng)建

德國大學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掌握一門專業(yè)的通人”，柏林大學在1819年的《學習指南》中做了明確規(guī)定：“新時代的整個學科都建立在對古典的研究之上?！诺溲芯恐T學科所包含的知識對每一個受大學教育的人，無論他將來從事何種工作，都具有無上的價值”。^【155】這是德國經(jīng)典大學理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蔡元培撤銷北大文理分科、堅持文理互通、打破學科界限所借鑒的一個先例。

蔡元培認為文理分科有流弊，不利于培養(yǎng)學生較寬闊的學術視野。在他看來，文科的史學、文學均與哲學有關，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為基礎，而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的緣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用，遂不免流于空疏。……自然哲學，尤為自然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于機械的世界觀?！?sup >【156】綜觀國內(nèi)學校，“雖有少數(shù)高才生知以科學為單純之目的，而大多數(shù)或以學校為科舉，但能教室聽講，年考及格，有取得畢業(yè)證書之資格，則他無所求；或以學校為書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sup >【157】

因此，為了實現(xiàn)跨學科建設，打破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開闊他們的學術眼界，以培養(yǎng)學生既擁有豐富的專業(yè)學術知識又有深厚的人文素養(yǎng)，1919年他在北大廢止文理科的科別，一律改稱為系。

德國大學奉行學術研究至上原則，學術成為一種信仰，蔡元培也想在北大建立起這樣的教學體系，于是有了選科制和研究所建制的出臺。盡管選科制是美國大學的教學管理制度，但其源頭依然來自德國大學，自由選科制是德國大學學術自由的內(nèi)容之一。德國大學的習明納制也由蔡元培引入北大，以研究所的形式出現(xiàn)，北大各個研究所成為師生共同進行自由研究的場所。

3．從經(jīng)濟上保障北大教師群體的人格獨立性

蔡元培在德國留學期間，通過考察與分析，發(fā)現(xiàn)世界一流大學有幾點相似之處：一是大學校長應是學術領袖和教育大家，而且大學校長的理想和人格往往決定了這所學校的學術地位和精神風貌。二是必須有充足的教育經(jīng)費，經(jīng)費的重要性無論怎樣估計也不會過分。

對于第一點，蔡元培自身已做了很好的詮釋，他的人格和學術地位，讓眾多的名家大儒能心服口服地聚攏在他周圍。而在第二點，蔡元培則竭盡全力從制度、經(jīng)濟上盡力維護北大教師群體的人格獨立性。他極為重視教育經(jīng)費，在他看來教員薪俸是學校命脈所關，只有保證教員生活安定，才能有安心學術研究的可能。傳統(tǒng)讀書人階層沒有經(jīng)濟的獨立，也就談不上人格的獨立，因為經(jīng)濟的獨立性是人格獨立的前提。

蔡元培任職期間，各路軍閥為爭權奪利，戰(zhàn)爭不斷，軍費開支巨大，導致教育經(jīng)費嚴重短缺。有限的經(jīng)費也被經(jīng)常挪作他用，教育事業(yè)受到嚴重摧殘。如1919年中央教育經(jīng)費預算為651萬元，實際支付額僅為305萬元，只占預算額的45％。而同年軍費實際支出為11,299萬元，教育經(jīng)費與軍事經(jīng)費之比達2.6∶100。

面對如此困境，蔡元培運用自己的聲望與地位，積極籌措款項，維護北大的正常運轉。1916年度教育部撥付北大的經(jīng)費是43萬，自他掌校后，多次要求教育部直接撥付并增加經(jīng)費。在他努力下，1917年度北大預算已增至50余萬，被報界認為是“以四五十萬元辦一所大學在我國視之誠不為少”^【158】。1918年12月，在北大二十一周年紀念會上，他宣布：“本校擬在西山購地建筑校舍，已承步軍通領李階平先生允許極力贊助?！?sup >【159】他還曾數(shù)次親自趕赴教育部與北大教職員一起催要經(jīng)費，并強烈建議政府把各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用于大學教育。

他極力在經(jīng)濟上給予教師們最大限度的支持，如本著一人干多人的活為原則，將行政事務職員數(shù)減至最低。北大當時學生共有2410人，聘請的職員總共只有40人，而教師人數(shù)則達到220人（包括教授、講師、助教及外教）。^【160】1918年5月北大評議會出臺《教員延聘施行細則》，規(guī)定各級教員的薪俸均遵照教育部公布的《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而當時的一般院校很難保證按照部頒標準發(fā)放教員薪俸。

國立大學職員薪俸表^【161】

當時北大工匠、工役工資見下表：

北大校匠、警、役工資等級表^【162】

與工匠、工役相比，北大教師的經(jīng)濟是比較寬裕的。一人工資養(yǎng)活全家依然是綽綽有余。為了進一步維護并保證這支難得的教師團隊的經(jīng)濟獨立性，蔡元培又積極謀劃教員們薪金的提高，如1918年9月28日評議會議決發(fā)布《修正講師支薪規(guī)則》，規(guī)定：“授課1小時，本科酬資五元，預科四元?！?sup >【163】1920年北大成立委員會，又修改教職員待遇章程，全面提高各級教職員的工資。

蔡元培運用自己的聲望、地位與識見，從北大理念的確立、校內(nèi)制度的構建及確保該群體的經(jīng)濟相對獨立性，極力打造近代中國的這一學術特區(qū)。他從德國成功移植了西方經(jīng)典大學理念，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大學的結構，他的成功具有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