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郭建中和合翻譯思想理論研究

3.1　郭建中翻譯思想中的和合翻譯觀

郭先生作為一個譯者，用其一生的翻譯實踐做探索來追尋翻譯真理。長期以來，先生始終堅持理論與實踐的聯(lián)系，強調(diào)理論來源于實踐，并接受實踐的檢驗。在當代譯學出現(xiàn)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不少學者醉心于純理論研究和宏觀理論研究，把翻譯實踐當做細枝末節(jié)不屑一顧的時候，先生清醒地指出：“我們認為，我國的翻譯研究應該進入第三階段了，即理論研究和翻譯實踐相結合的階段了。要使理論研究與翻譯實踐相結合，我們就必須做到以下三點：①把理論研究建立在翻譯實踐的基礎上，對翻譯的實踐經(jīng)驗作出理論的解釋；②研究特定的兩種語言和文化之間轉換的特點和規(guī)律。對我們來說，就是漢英、英漢（尤其是漢英）這兩種語言、文化之間轉換的特點和規(guī)律；③把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把理論與技巧有機地結合起來，把理念與方法統(tǒng)一起來。”（郭建中，2005：2）這些觀點現(xiàn)在都已成為譯學界的共識，但當時提出這些觀點是需要一定的學術遠見和學術勇氣的。

早在1993年5月在四川樂山舉行的“全國翻譯理論研討會”上，郭先生談到了他對發(fā)展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的兩點思考，在與會代表中引起了熱烈反響。他針對當時中國翻譯理論研究方面出現(xiàn)的搖擺不定現(xiàn)象，提出要處理好繼承與引進和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他認為要找到兩者的最佳結合點，不應全盤否定中國傳統(tǒng)的翻譯理論，應把“信、達、雅”等理論置于歷史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肯定其所發(fā)揮過的歷史作用，但不能就此停步不前。他認為：“翻譯實踐在發(fā)展，理論當然應隨之發(fā)展。但對西方翻譯理論亦不必全盤吸收或肯定，也不應該排斥，認為它與實踐脫離太遠，我們應該仔細加以研究，吸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并與中國傳統(tǒng)理論結合研究，其間必定會經(jīng)過引進—研究—結合的過程；并認為，文化移植需要多種方法和模式的融合?！保üㄖ?，2010：111）

先生還密切關注當代譯學的發(fā)展走向，1999年撰寫了論文《中國翻譯界十年（1987-1997）：回顧與展望》，全面總結了中國譯學這十年間的發(fā)展歷程，他認為：“縱觀中外翻譯理論史，我們發(fā)現(xiàn)，翻譯理論不是呈直線形或曲線形的規(guī)律發(fā)展的，而往往是在不同觀點的爭論中互相補充、互相接近、互相完善的。（郭建中，1999：53）我們可以應用西方翻譯理論的觀點和研究方法，總結和解釋中國傳統(tǒng)譯論，因此必須系統(tǒng)、全面地引進國外翻譯理論；在引進和介紹西方翻譯理論的同時，我們還應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應包括評論和比較；就比較而言，可進行國外各種翻譯理論流派之間的比較，更需進行對國外譯論與中國譯論之間進行比較。（郭建中，2010：127）先生還認為：“翻譯理論是基礎研究，翻譯技巧則是應用研究。翻譯理論具有普遍意義，翻譯技巧一般只是兩種特定語言之間相互轉換具體方法的總結。一方面，翻譯技巧應上升為理論；另一方面，新的翻譯理論概念的誕生，也必將發(fā)展新的翻譯技巧。（郭建中，1997：2）各派理論都從某一個側面揭示了翻譯的本質(zhì)。沒有一種理論可以包容翻譯本質(zhì)的各個方面，因此，對待翻譯理論的各種流派，我們需要有一種包容的態(tài)度；西方翻譯流派紛呈，以前是各派理論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否定，現(xiàn)在是呈多元化趨勢，我們要有機地對它們進行和合。

郭先生翻譯思想中“和合”意識中的翻譯理論觀具有明確的終極目標，即追求翻譯真理和翻譯的客觀價值；在行為原則上表現(xiàn)出鮮明的是非立場、冷峻的科學態(tài)度；在原理追求中，內(nèi)承中國傳統(tǒng)翻譯理論、外引西方翻譯理論、結合自身翻譯實踐的總結，既以動態(tài)開放的心態(tài)保持與譯學研究的同步成長，又竭誠闡明自己的見解，運用實例論證和邏輯性，使自己的見解漸成系統(tǒng)。郭先生在自己的譯論研究中，一直注重采各派之長，補它派之短，將它們有機和合起來。他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翻譯理論，對翻譯理論上長期以來一直爭論的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通過多年對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和解構主義多元范式的研究，在廣泛借鑒吸收國外譯學理論和豐富翻譯實踐的基礎上，郭先生對翻譯對等標準、翻譯單位劃分、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直譯與意譯與歸化與異化等諸多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他的翻譯思想和翻譯實踐體現(xiàn)了中國當代譯學兼容并蓄、求實創(chuàng)新的時代精神，具有較強的“和合”意識。

3.2　郭建中翻譯思想在和合視域中的映射

中國當代譯學是以翻譯的語言學轉向和文化轉向兩大轉向以及隨后形成的兩大翻譯研究范式為基本特征的。兩大翻譯研究范式是西方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和解構主義多元范式。在學術生涯中，郭先生一直致力于引進介紹國外最新的譯學研究動態(tài)，但他對國外理論從不盲從、從不生搬硬套，而是有選擇地吸收、應用。在語言學翻譯研究途徑確立之前，中國譯學基本是經(jīng)驗之談、隨感而論，在理論、方法、系統(tǒng)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翻譯研究沒有學科地位，在學校是語言教學的附庸，在社會是文學的附庸。在很長時間內(nèi)，翻譯研究停滯不前。面對當時的困境，一批在海外留學、得西方譯學學術風氣之先的中青年學者，胸懷強烈的翻譯學科意識，以建立中國譯學為己任，把當時西方建立在語言學基礎上的翻譯研究方法引進到國內(nèi)。郭建中先生就是這批學者中的杰出代表，他是較早把奈達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翻譯理論和韋努蒂解構主義翻譯思想介紹給國內(nèi)的學者之一，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博士后優(yōu)秀論文《20世紀西方翻譯理論在中國的接受史》第一章“翻譯對等論在中國的接受”中，楊柳教授兩次提到先生在這個時期所做的貢獻。（楊柳，2009：4）的確，先生為推動翻譯的語言學途徑在中國譯學的確立不遺余力，并且貫穿他整個學術生涯。

3.2.1　翻譯對等標準

語言學翻譯研究途徑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在源語文本和譯語文本間建立對等關系，對等是其中的核心概念。早在1986年先生就系統(tǒng)梳理了西方研究“對等”的方法。發(fā)表在1986年第5期《中國翻譯》的刊首文章《論西方的翻譯對等概念》是郭先生翻譯理論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是國內(nèi)較全面地介紹西方當代翻譯理論中翻譯的“對等”概念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較早介紹了后來為國內(nèi)翻譯界所熟悉的著名西方翻譯理論家，如語言學派的雅可布遜和卡特福德，交際學派的奈達和卡德，翻譯學派的諾伊貝特、彼得·紐馬克等著名學者。此文發(fā)表后反響較大，被學界視為當時對翻譯對等問題研討的總結性文章，并被收入《中國翻譯辭典》，作為該辭典的重點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