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必須重視文化分析學派的當代學術貢獻近十余年來，在當代文學研究和美學研究的格局中，文化研究比例份額量逐漸增大，已形成超越形式主義美學和“新批評”的主要學術方法和學術思潮。在今天文學研究和美學研究中，如果對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缺乏應有的了解，那么，其研究成果與當代學術的前鋒將很難產(chǎn)生應有的理論共識和成功的對話。作為一個具備當代學術視野的文學和美學研究者，對文化研究的理論及方法有一個系統(tǒng)的了解無疑是非常必要的。

按托尼·本尼特和格羅斯·伯格主編的《新關鍵詞》：“New Key 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書的說法，文化研究包括三個最重要的理論學派，一個是著名的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有阿多諾、本雅明、馬爾庫斯、弗洛姆等重要的文化研究學者，一個是由雷蒙德·威廉斯和霍加特開創(chuàng)，大師級學者有霍加特、霍爾、特里·伊格爾頓、托尼本尼特等等的理論學派，可以稱之為伯明翰學派和文化研究的英國學派，第三個學派是以荷蘭理論家米克·巴爾為代表的阿姆斯特丹學派，該學派雖然人數(shù)不多，在“理論之后”的時代，雖然他們的研究在學術界沒有德里達和齊澤克那種“明星化學者”的理論效應，但是，在我看來，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文化研究領域，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和英國學派的“物質文化和大眾文化研究”，阿姆斯特丹學派在理論上的標識是“文化存在論”，該學派的學術定位是：不是簡單的文化研究，不反對文學研究，明顯區(qū)別于著名的法蘭克福學派和早期的英國學派。在文化研究領域，阿姆斯特丹學派的代表人物米克·巴爾的理論與方法都是不可忽視的，她將自己的研究目標聚焦于文化存在意義的生產(chǎn)和社會生產(chǎn)。

從人類學的意義上說，人與動物的關鍵區(qū)別是文化，文化使人類的活動區(qū)別于一般意義上動物的行為和活動，而成為一種有思想，有明確目標的勞動，或者說“生產(chǎn)”。在社會勞動和社會“生產(chǎn)”的意義上，人類才在本質上“按照美的規(guī)律”去活動，從而具有了社會意義。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里就說過的，沒有社會意義的愛情僅僅是動物行為，那是一種異化和退化了的人類行為和活動，失去了區(qū)別于動物行為的最關鍵的理論規(guī)定：按照美的規(guī)律來“塑性”、生產(chǎn)和性行為。《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

在當代文化研究和理論發(fā)展中，“文化研究的危機”的聲音不斷響起，究其實質，就在于“批判理論”和“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視域都局限在資本主義的文化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總體格局之內，雖然有效地批判和結構了從“文化產(chǎn)業(yè)”到“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的異化實質以及非人性、非審美的核心內核，但是，無論是法蘭克福學派還是伯明翰學派，在理論研究的格局上，都沒有跳出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基本格局，從人類學的意義上分析和研究人類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研究和闡釋這種創(chuàng)造性活動的實質和意義。對于文學、藝術和“理論”的研究和闡釋而言，這是至關重要的。從馬克思的角度看問題，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有限的階段，它的不合理性是客觀存在的，理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尋找并闡釋走出“現(xiàn)代性困境”的可能性及其途徑。

米克·巴爾為代表的文化分析學派，著重研究和分析文化作為一種“會思考”的藝術與人類其它社會行為、與動物的宣布行為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這一派的文化研究將研究的重心聚焦于“文化相關性”，注重考察文化的“意義生成”和“文學生產(chǎn)”這兩個層面上的文化意指關系，并由此以文本為研究平臺，充分揭示不同意義和結構、主體意識與歷史經(jīng)驗的生產(chǎn)與傳播的過程。阿姆斯特丹學派廣泛吸收了當代人文學科和人類學研究領域的積極成果，提出了一套有效的從文本分析進而進入意義分析和當代社會批判，特別是對人類文化發(fā)展積極因素作出研究和闡釋的理論方法，將“文化分析”、“文化表征機制”、“雙重揭示”、“記憶分析”、“后置歷史”等理論概念和方法成功運用于當代文化現(xiàn)象的理論闡釋，是“理論之后”時代的成功的理論建設和理論發(fā)展。

在文化經(jīng)濟時代，或者說在審美資本主義時代，“失憶”已經(jīng)成為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狀態(tài)，文學藝術作品也成為一種“時尚”、一種審美資本主義時代的高級消費品。例如這幾天學術界和民間都在熱議的馮小剛導演的電影《芳華》，就是這樣一種文化產(chǎn)品。表面上看，這是一部認真挖掘“歷史記憶”的作品，通過一個特殊年代一群美麗少女在特殊環(huán)境中的“美艷”呈現(xiàn)，以虛假的歷史真實，達到收獲票房成功目的。馮小剛以“老炮兒”自居，老炮兒是管虎導演的電影《老炮兒》中的主角，由馮小剛導演，這是一個思想和行為方式停留在“文革”時代的老北京胡同里的混混，自命不凡但內心脆弱。作者注。其實很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中所說的那種“時代英雄”。在現(xiàn)實生活中，歷史和“文化遺產(chǎn)”已經(jīng)成為文化工業(yè)和文化經(jīng)濟的生產(chǎn)資料，可以經(jīng)過“藝術”加工成為貌似藝術作品的文化產(chǎn)品，因此，“記憶問題”成為當代理論和文化研究的一個關鍵點。米克·巴爾的研究指出，在對“記憶”的文化產(chǎn)品進行文化分析的時候，要有效地分析和區(qū)分“習慣性記憶”、“敘事性記憶”、和“創(chuàng)傷性記憶”的區(qū)別，也就是說，僅僅描述和“呈現(xiàn)”某種歷史記憶，并不一定就能夠超越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生產(chǎn)的既定機制。例如馮小剛《芳華》，在我看來，就是簡單地、符號化地“呈現(xiàn)”中國社會某個歷史階段的“創(chuàng)傷性記憶”，以此來激發(fā)觀眾的審美愉悅（悲劇作品的文化功能），然而，因為沒有表達出“過去”以及“現(xiàn)在”的真實的社會關系，或者說，沒有表達出當代社會真正重要的“情感結構”，因此，只是一種大眾消費性的文化產(chǎn)品，不是當代美學意義上的真正的藝術。在理論上，對于《芳華》這樣的文化現(xiàn)象，用本雅明的方法和米克·巴爾的文化分析的理論與方法，可以較為有效地分析當代文化現(xiàn)象，包括說明文化中的“記憶”在當代社會為什么重要的理論和現(xiàn)實的原因。

從學術譜系上看，米克·巴爾不是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那個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我看來，在研究和分析資本主義文化生產(chǎn)機制中可能生產(chǎn)出來的指向未來的意義，通過對文化存在的意義生成和社會生產(chǎn)機制的分析，我們可以找到這種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在她的最深刻的思想內核上，事實上與馬克思主義美學是一致的。

王進博士是一名優(yōu)秀的青年學者，多年來一直深入研究荷蘭理論家米克·巴爾的文化分析思想和理論，曾經(jīng)到荷蘭萊頓大學跟隨恩斯特·范安峰與米克·巴爾夫婦做過合作研究，這本《當代荷蘭文論家米克·巴爾的文化分析思想研究》就是其研究成果的總結。在中國目前的文化研究和美學研究格局中，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學派的研究工作的重要價值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某種程度上還處于基本不了解或者說了解不系統(tǒng)、不全面的狀態(tài)，王進的這本專著彌補了這個空缺，因而應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重視。我相信，讀者會從中收獲到諸多的教益和啟示。

是為序。

王杰

教授、博士生導師

浙江大學當代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中心

2017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