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民之外：詩歌史上的月泉吟社

浙江師范大學 慈波

至元二十三年（1286），江南正式納入元朝疆土已經(jīng)十年。作為元廷“參用南人”^a的標志性事件，此年三月程鉅夫“將旨江南蒐羅遺逸”^b。同年十月，吳渭在浦江“【征】賦《春日田園雜興詩》，限五七言律體。以歲前十月分題，次歲上元收卷，凡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致方鳳、謝翱、吳思齊評其甲乙，凡選二百八十人，以三月三日揭榜”^c，這就是文學史上有名的月泉吟社征詩活動。吟社參與人數(shù)之多、活動范圍之廣，委實令人驚嘆。^d

關(guān)于吟社的活動形式、成員組成、詩歌特色等，學界已有深入研究。^e由于發(fā)起人、評詩者的宋遺民身份，吟社詩在接受視野中往往帶有“抗節(jié)季宋”^f的鮮明政治色彩，“月泉吟社的征詩活動，主要表現(xiàn)為對杜詩愛國精神的發(fā)揚光大，尤其對陶淵明不事二姓之氣節(jié)的大力高揚，所以它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有力地推動了此后詩社的蓬勃發(fā)展，更主要的還在于標榜民族氣節(jié)上”^a，不失為代表性的觀點。

吟社的遺民色彩，自然不容否認，后人對吟社詩的肯定也主要是著眼于此。不過畢竟詩社首先不是作為一個政治組織而存在，征詩活動的核心價值更在于詩歌。如果過于突出道德評價，容易遮蔽詩社的文學特質(zhì)。實際上元人一般以為，在文學方面“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b，“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余風”^c，似乎吟社只能是江湖習氣的延續(xù)。人們往往卑視江湖詩風為“末流”，對吟社詩人則強調(diào)其忠義氣節(jié)，所用標準并不相同。這一認識上的悖論提醒我們關(guān)注，在宋末江南江湖詩風盛行的背景下，僅僅十余年之后的吟社詩人們，在身份構(gòu)成上是否與江湖詩人形成了本質(zhì)差異？他們的活動是否促成了“詩道反振”的格局？或者說，對于宋季詩風而言，月泉吟社詩的出現(xiàn)具有何種意義，究竟是沿襲舊局面還是逗引了新氣象的產(chǎn)生？

一 易代之變下的吟社詩人

南宋覆亡之后，江南地區(qū)并未立即安定。就在吳渭征詩之前，浦江鄰境的永康還發(fā)生了縣民起義事件。^d由于元廷的“內(nèi)北人而外南人”^e的治理策略，南人在社會層級中地位低下，士氣悒而不舒，黍離麥秀之悲與個人身世浮沉之感相互交織，構(gòu)成了文人心態(tài)的重要方面。因此當吟社以“春日田園雜興”命題征詩，雖然“借題于石湖”，卻很難說是約請詩人們吟詠平靜安寧的田園生活。詩作的具體內(nèi)容，“使人誦之如游輞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墟里，撫榮木，觀流泉，種東皋之苗，摘中園之蔬，與義熙人相爾汝也；如入豳風國，耜者桑者，競載陽之光景，而倉庚之載好其音也；如夢寐時雍之世，出而作，入而息，優(yōu)游乎耕鑿食飲，而壤歌之起吾后先也”^f。表面上看，吳渭稱頌的不外乎隱逸之趣、農(nóng)事之樂與太平之適，但是三者無一例外的是對古代的追慕，而且世外桃源、夢寐時雍，不免影射了現(xiàn)實的慘淡。至于說到欲相親近的偶像，特意點明了據(jù)說“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a的陶淵明，其用意已經(jīng)頗為顯豁了。

和這位前宋義烏縣令吳渭一樣，三位評詩者也都是堅定的宋遺民。方鳳曾游太學，后來以特恩授容州文學，盡管并未實際到任^b，他卻在臨終時“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c，足見其心志。謝翱宋末追隨文天祥，其名作《登西臺慟哭記》被后人認為是“慟乎宋之三百年”^d的瀝血之作。吳思齊曾任嘉興縣丞，后代攝縣事，宋亡后堅處不仕，屬于“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這三人關(guān)系莫逆，“劇談每至夜”^e，又同時客寓吳渭家中，同聲相應的切劘無疑更會強化彼此本來就強烈的家國意識。以他們作為領(lǐng)袖人物的征詩活動，帶有遺民色彩并不讓人意外。那么，參加吟社的詩人們是否真的如四庫館臣所認知的那樣，“其人大抵宋之遺老”^f呢？

當時應征的詩作多達二千七百多卷，雖然選中了280名，但是現(xiàn)在僅依賴《月泉吟社》一書存留前60名共74首詩，除去一人數(shù)卷而導致的重復，實際上只有53人。由于諸人采用寓名，實際生平仕履情況很難考實，另外附錄的摘句圖收錄了32聯(lián)，作者情況更難確考。如果要了解宋元易代對于詩人們的沖擊與影響，進而體會他們參與詩社的心態(tài)，他們生平仕履的資料當然非常重要。綜合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除了聲名稍著的仇遠之外，歐陽光考述了連文鳳、梁相、劉應龜、魏新之、楊本然、楊舜舉、全璧、劉汝鈞、林子明、白珽、周暕、黃景昌、陳希聲、陳堯道、陳舜道、許元發(fā)、陳君用、陳養(yǎng)直等簡況；方勇考述出連文鳳、梁相、劉應龜、魏新之、陳堯道、陳舜道、陳希聲、劉汝鈞、何鳴鳳、林子明、白珽、周暕、黃景昌、陳公凱（君用）、劉邊等人生平；鄒艷則提出鄧草徑與田起東實為同一人，即劉汝鈞。

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仍然可以對已有的考證成果略加補綴。第十一名方賞，名下原注“桐江，徙居新城。方德麟，號藏六”。據(jù)此可知方賞真名為方德麟，桐江（今桐廬）人，后移居新城（今富陽）?！度卧姟蜂浧湓姸?，《全宋文》錄文一篇，《全元詩》錄詩一首，《全元文》錄文八篇。去除重復后，知其存詩二首，文章則還可依據(jù)《永樂大典》補入《問農(nóng)桑水利》《巢烏說》《資圣寺重建山門記》《禹鼎賦》《清明望祭先墓文》，以及《月泉吟社》卷三收錄的回送詩賞劄，共存十四篇?！顿Y圣寺重建山門記》作于泰定三年（1326），文稱“余兒時謁午庵日尊師于是”，后又稱“今五十年”，以“兒時”為十歲計算，方氏約生于1267年。《自有馀齋記》稱“延祐丁巳（1317）八月丁酉烖，會余倚席錢塘，時又方與江浙俊秀較藝場屋”，從“倚席”一語來看，他當時應當在杭州從事教職，而“較藝場屋”說明他參加了元代舉行的江浙行省第二次鄉(xiāng)試。^a根據(jù)《新登縣志》卷一八的記載，他撰有“東岳行廟碑”，下記“元至元五年（1339）松江府儒學教授致仕白云方德麟撰記”，可知他仕至松江府儒學教授。如果他正好是此年致仕的話，則約生于1270年，與此前的推測沒有太大的矛盾；但參與詩社活動時則尚未成年，似乎有違常理，因而方氏此前也許就已致仕。他可知作年的文章，最晚為《三皇廟記》，作于至正元年（1341），此時已經(jīng)年逾七旬了。

第二十名趙必范（學古翁），號古一，“太宗十世孫”^b，咸淳四年（1268）進士。^c第四十一名蔡潭，方回《桐江續(xù)集》卷二九有《熙山箴》，稱“武林蔡君潭浚父”，“其居無山而榜曰熙山”，知其為杭州人，字浚父，齋名熙山。第五十五名九山人，小注“寓杭”。此人實即當時有名的詩僧崈古，“字太初，號竹深。族姓錢氏，邑之儀鳳里大族也。以詩名，有集曰《白云謠》。壯歲棄妻妾出家，館于小蒸曹氏數(shù)十年，竟守戒行以終”^d。戴表元有《吳僧崈古師詩序》，稱之“生華亭錢氏世家”，二十年后的大德戊戌（1298）兩人重見時已出家為僧，“壯年歌游處所，一一無復故物”^a，則其壯歲出家之舉應與宋亡之變有關(guān)。崈古曾為趙孟頫《枯樹圖》作跋：“木生天地間，為風霜之所夭折，不能竟其天年，不幸甚矣。而騷人名士形諸賦詠，著之翰墨，精彩百倍，垂于無窮，實枯中之榮也。余老且衰，撫卷為重一慨。九山人崈古。”^b趙氏此圖作于大德三年（1299），崈古跋后又有龔璛至大二年（1309）跋，跋文應作于兩者之間。第五十九名君瑞，或即丁君瑞。吟社第一名連文鳳有《學魯齋記》，稱“錢塘丁君強父，文章士也，鄉(xiāng)之人咸譽之。初余游杭頖，君居前廡，與之識，且嘗與之爭功名于場屋間”“有子曰君瑞，讀父書，世其業(yè)，心術(shù)氣質(zhì)不為習尚所變化。謙于己，恭以待人，言語動作、容止進退，無一不于魯之學得之。君瑞年方壯，籍籍有詩名”^c。被吟社取中的“君瑞”也許就是這位詩名籍籍的年輕人吧。

以這些材料為基礎(chǔ)，我們可以簡單認識吟社詩人們在宋末的大致情況。有些是曾經(jīng)出仕的，比如連文鳳曾入太學，后來“仕籍姓名除”；魏新之為咸淳辛未（1271）進士，初授慶元府學教授；全璧“宋時嘗官侍從”；林子明“咸淳九年癸酉（1273），兩浙漕解第三人”，曾“攝浙西安撫司干官”；高镕為婺州教官。有些可知曾入太學，如劉應龜咸淳間游太學，為博士弟子員；劉汝鈞咸淳間為太學生；白珽“十三受經(jīng)太學”。有些人身份較為特殊，如趙必范是宋宗室，且中進士；第三十名趙必拆，“太宗十世孫”^d；全璧則是度宗全皇后族人，屬于后戚。有些可以確定一直未仕，如楊本然、楊舜舉父子，陳希聲與陳堯道、陳舜道父子，黃景昌，以及摘句圖中的劉邊。還有僧人，如第三十五名即為寶覺寺僧了慧岳重，不過他是否宋末就已出家難以考證。至于其他人，要么在宋季年齒尚少，要么文獻乏徵，從他們的樵逸山人、避世翁、吟隱之類寓名來看，在參與吟社活動之際，他們大約只是屬于地方中下層文人，或者是自我認同這一類生活。

然而即使是這有限的可知詩人們，他們在“生逢千劫后”^e的巨大時代動蕩中，個人的出處選擇仍呈現(xiàn)出多元特點，“遺民”這一道德色彩濃郁的詞語尚難涵蓋。就在征詩當年，林子明就受到地方薦舉，“初，朝旨命翰林尋訪人才，馮提學夢龜舉君堪知制誥”，其結(jié)果是“至元中攝桐廬簿，尋為分水教諭”。^f這一年白珽更受到程鉅夫的直接推薦，“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后交薦之”^a。雖然他這一次以疾辭免，但此后終于出任太平路儒學正，轉(zhuǎn)常州路儒學教授，又升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等職，官終蘭溪州判官。實際上如果考察詩人們?nèi)朐蟮倪x擇，我們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很多人選擇了與元廷合作。梁相大德年間任鎮(zhèn)江路教授，后為婺州知事；劉應龜任義烏教諭，調(diào)月泉山長，杭州路學正；周暕至元二十四年（1287）已任余姚學官；姜霖元貞元年（1295）任蘭溪州教諭；陳公舉至元末任浦江教諭，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后為應奉翰林文字；陳公凱大德年間任月泉書院山長；何鳴鳳任分水教官；仇遠大德年間任溧陽教授；方德麟不但參加了元代的科舉考試^b，后來還出任松江府儒學教授。

不難看出詩人中仕元的比例已經(jīng)較高。當然，像周暕那樣“以詩文游諸公間”“日汲汲道途”^c的熱衷功名之士也許并不多見。特別是他們中不少人流轉(zhuǎn)于學職之間，與直接蒞民治事的行政官員有較大不同。這些人或是迫于生活壓力，或是出于“亡天下”的憂慮，而選擇振起斯文的學官一途。^d由于元代重視根腳，南人獲得出仕的機會本來就少，而從士人的心理出發(fā)，雖然由儒入吏不失為更便捷可行的入仕方式，其接受認可程度卻不高。因而“年來儒官赴選部如水赴壑”^e的社會現(xiàn)象，實際上反映了文人仕元進路的逼仄，或者說出任學官是他們無奈之下的最佳選擇。如果從嚴格的“遺民”界定來說，出為學官仍應視作仕元行為，像趙文、劉壎等人，四庫館臣對之并無恕詞。^a按照統(tǒng)一的標準，吟社詩人們“大抵宋之遺老”的說法，其實尚需斟酌。^b既然吟社的遺民色彩沒有以往所認識的那樣濃郁，那么分析吸引詩人們廣泛參與征詩活動的原因，也許就不應局限于家國意識。

實際上詩人已經(jīng)自道心聲。被拔萃為第一名的連文鳳，在答謝的啟劄中明確點明：“撫景興思，慨唐科之不復；以詩為試，覬同雅之可追”^c，提示了詩社興盛與科舉廢止的關(guān)聯(lián)。大概沒有人甘愿承受家國覆亡的悲痛而成為遺民，吟社詩人中的多數(shù)只是被宋元易代的時代巨變所裹挾。當時局漸漸安定下來，作為文人進身之階的科舉卻未能興復，他們在寄慨于科考停廢的同時，只得將過去花費在舉業(yè)的精力，轉(zhuǎn)移到作詩吟詠之上。元人文集中多見對這一現(xiàn)象的描述，如歐陽玄指出，“宋訖，科舉廢，士多學詩”^d；劉辰翁發(fā)現(xiàn)“士無不為詩”，“科舉廢，士無一人不為詩，于是廢科舉十二年矣，而詩愈昌”^e。如果考察征詩的具體形式，也會發(fā)現(xiàn)這是民間對科舉的一次戲仿。詩社十月命題、正月收卷、三月揭賞，和宋代科舉“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書省”^f的時序略無二致；給賞的五十名分為五等，和宋代進士五甲類似；詩體主張“律五七言四韻，馀體不取”，借鑒了省題詩律體的要求；至于題意中強調(diào)要敷繹題旨，評語中對起、承、轉(zhuǎn)、結(jié)的屢屢提示，也都不離科場評文習氣。頗有意味的是，“場屋科舉之弊俱革，詩始大出”^g，而當詩人們競?cè)胍魃鐣r，科舉仍顯示了巨大的吸引力。這也提醒我們，在已經(jīng)給予“遺民”足夠多的關(guān)注之后，不妨將眼光投向他們的詩歌。

二 “雜興”與詩學追求

吟社征詩活動的前夜，正是江湖詩風大行于詩壇的時機。時人以為“自四靈后，天下皆詩人”^a，大抵可見當時詩歌流行的狀態(tài)，而“詩人”一詞在晚宋特定的環(huán)境下，約略等于“江湖詩人”的轉(zhuǎn)語。^b四靈力效姚、賈，專攻近體；嗣接而起的詩人們雖然將學習對象推擴到晚唐詩人，但也往往造語雷同，意象近似，詩境淺狹，“詩至晚唐已厭，至近年［江］湖又厭，謂其和易如流，殆于不可莊語，而學問為無用也”^c，形成了泛濫無歸的局面。作為“因詩取友”^d的吟社，將如何因應這一詩學困境？

由于現(xiàn)存吟社詩是方鳳諸人評選之后的結(jié)集，這可以看作是領(lǐng)袖詩人們詩學觀點的體現(xiàn)，不妨先考察一下他們的詩學見解。據(jù)說方鳳就對宋末的文學風氣很是不滿，“宋季文弊，鳳頗厭之”^e，但是王次澄考察的結(jié)果則是“方鳳詩雖近江西，但晚唐江湖詩風仍然依稀可辨”^f。方鳳詩歌散佚嚴重，今人大力搜集也僅存90首而已。這其中五律17首、七律20首，所占比例之高即已暗示了他的關(guān)注體裁，而這與江湖詩人的偏好并無太大差異。至于詩歌的語言風格、意象選擇與聯(lián)語運用等，也多是晚唐家數(shù)。不過他五古存有11首，七古存20首，體現(xiàn)出開拓詩境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像《題鄭氏義門》密集用典，語句勁直；《三洞》結(jié)構(gòu)開闔，移步換形；《故宮怨》凄慘哀怨，用語艱險；《送吳立夫》俊爽灑脫，一氣直下，雖然僅窺一斑，但比起江湖之作，在風格、才力方面都杰然自異。在他身上，江湖詩風底色猶存，而變異之處也不難發(fā)現(xiàn)。

謝翱詩歌主要見于《晞發(fā)集》，存詩290馀首，近體近80首，顯示出重古體的傾向。不過他的近體詩，早就受到嚴厲的批評：“附《晞發(fā)道人近集》一卷，詩四十八首，刻畫晚唐，酸澀無足錄。唯‘山帶去年雪，春來何處峰’一聯(lián)差佳，豈才盡耶？抑刪去之詩，而后人摭拾之者耶？”^a王士禛所不滿的，顯然是謝翱規(guī)摹晚唐的江湖近體。不過其集中大量古體詩卻展現(xiàn)了不同的風貌，鼓吹曲、琴操等刻意擬古之作固不待言，就是寫景詠物的平常題目，也都不乏奇奧氣象。如《冬青樹引別玉潛》奇幻沉痛，語詞撲朔，暗喻了楊璉真伽發(fā)陵事件對當時文人心理的強烈沖擊；《文房四友嘆》以寓言體寄慨亂世文人流落不偶，出語恢詭，惻怛激越；其他追跡楚辭、孟郊、李賀的詩作，也多開闊動蕩，一洗破碎淺近之弊。從其詩歌淵源來看，大抵得力于李賀為多。以致楊慎曾激賞，“謝翱《晞發(fā)集》詩皆精致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于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一篇”，“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于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翱矣”^b。而這些力追唐人之作，基本屬于江湖詩人較少涉足的樂府歌行。

有別集存世的吟社詩人們詩作取徑如何？連文鳳有《百正集》三卷存世，四庫館臣以為“大抵清切流麗，自抒性靈，無宋末江湖諸人纖瑣粗獷之習。雖上不及尤楊范陸，下不及范揭虞楊，而位置于諸人之間，亦未遽為白茅之藉。則當時首屈一指，亦有由矣”^c。王次澄雖然不認同“流麗”之說，認為當改作“流利”，但實際上也承認連氏深受江湖體影響，而在五律之外復工七律，詩作內(nèi)容繁富，故而能夠“沾濡江湖而另辟蹊徑”^d。

再看存詩600多首的仇遠，他曾經(jīng)明確提出“近體吾主于唐，古體吾主于《選》”^e，這一口號在后來多被視為元詩的整體創(chuàng)作取向，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也頗有體現(xiàn)。他的近體詩多達近五百首，足見心力所在。詩作風格以平易閑遠為主，有取法郊、島，重視錘煉的一面，“詩格高雅，往往頡頏古人，無宋末粗獷之習”；不過他與江西殿軍方回游從頗密，在詩學觀念上也有相近之處^f，對束書不觀、諱言用典多有不滿，四庫館臣以為“其言頗中江湖、四靈二派之病，今觀所作，不愧所言”^a。合而觀之，仇遠浸染江湖詩風，卻能不流入纖仄；不廢江西，但也不失于粗豪。

與仇遠齊名的白珽有《湛淵遺稿》三卷，《全元詩》整理后共錄詩76首。他的詩作絕大部分是近體，有晚唐體清新工致的優(yōu)長，又能“不為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塵外之趣，兼有云山韶濩之音”^b。而在22首古體中，竟有十首《續(xù)演雅》，屬于明顯的山谷體；《題惠山》七律中頸聯(lián)“雨前茶有如此水，月里樹豈尋常花”，也是典型的以文為詩筆法。

從詩社領(lǐng)袖人物與代表詩人的作品來看，似乎能發(fā)現(xiàn)一個共同的現(xiàn)象：他們大都受到了其時流行的晚唐詩風影響，晚唐近體在其作品中所占比重明顯為多；但在創(chuàng)作與認識上他們也往往對“南渡自四靈以下，皆模擬姚合、賈島之流，纖薄可厭”^c的江湖詩風有所警醒，力求突破其局限，故能與“但工近體，大抵以清雋雕琢為事，頗近四靈、江湖之派，終不脫宋人窠臼”^d這一類的指摘保持距離；更有詩人在作品中流露出江西詩風的痕跡。由于他們的作品尚未細致編年，尚難判斷這一傾向發(fā)生的具體時段。但是從整個創(chuàng)作軌跡來看，大約可見這一出入江湖的趨勢。那么，這一進路與月泉吟社詩是否表現(xiàn)出一致性？

如果仔細研讀吟社的詩題和《詩評》，就會發(fā)現(xiàn)這次大型同題詩歌競賽的組織者最關(guān)心的，其實是如何“就春日田園上做出雜興”，因而雖然“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卻不是要將雜興二字體貼”。^e脫離田園而直接遣興當然是離題，拘泥田園而僅詠風物則缺乏詩趣。于是《題意》中特意以《歸去來辭》為例，說明何為賦體、何為興體。吳渭提出：“有因春日田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諷頃，悠然自見其為雜興者，此真雜興也。不明此義而為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敘實者多入于賦，稱美者多近于頌，甚者將雜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遠矣。”^f組織者如此強調(diào)“雜興”，其著力點究竟在于什么？

其實以田園景物為歌詠對象的詩歌，在江湖詩人的作品中可謂俯拾皆是，這樣一個平常的題目該如何寫作，本不應成為切切丁寧的主題。組織者突出“雜興”，讓我們想起宋末嚴羽反對宋詩的有名論斷：“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sup>a這一標揭唐詩、推崇漢魏的態(tài)度，在元詩中多有踐行。吟社領(lǐng)袖們是否類似于嚴羽，有懲于宋詩的重理傾向，而用“雜興”加以補救？

不過這一推想有明顯的難解之處。江西詩風雖然在宋末仍有影響，但顯然已非主流，“近時東南詩學，問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靈；不曰四靈，必曰江湖”^b，因而吟社詩人們恐怕不必再為此而苦費心神。筆者屢讀吟社詩作與評語，對這一問題頗感困惑；后重讀連文鳳詩評語，似有所悟。此詩被推為魁選，必然是最符合組織者標準的作品。評語稱：“眾杰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不窘邊幅者，此為冠。”用“邊幅”來評定詩歌，似首見于張說對張九齡詩的評價：“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c詩作“窘邊幅”，實即寬廣不足、境象狹仄，而這恰恰是四靈而下的眾多晚唐詩作的流弊。

實際上劉克莊早就指責“姚賈縛律，俱窘邊幅”^d，把根源推溯到四靈的祖師那里。四庫館臣則指出：“四靈名為晚唐，其所宗實止姚合一家，所謂武功體者是也。其法以新切為宗，而寫景細瑣，邊幅太狹，遂為宋末江湖之濫觴。”^e認為四靈、江湖都不免“邊幅太狹”。對于薛師石詩，又以為“邊幅太窄，興象太近，則與四靈同一門徑”。^f在評述南渡之際陳棣詩作時，更點明了這一詩弊產(chǎn)生的原因：“棣詩乃于南渡之初，已先導宋季江湖之派。蓋其足跡游歷不過數(shù)郡，無名山大川以豁蕩心胸；所與唱和者，不過同官丞簿數(shù)人，相與怨老嗟卑；又鮮耆宿碩儒以開拓學識。其詩邊幅稍狹，比興稍淺，固勢使之然?！?sup>g所說的游歷、唱和、師友諸方面的局限，江湖詩人的情況也大致相差不多。需要注意的是，與“邊幅稍狹，已近江湖一派”^h相關(guān)聯(lián)的，往往是“邊幅少狹，興象未深，數(shù)首以外，詞旨略同”ⁱ。聯(lián)系到晚宋流行模山范水、煙云月露的大量作品，應該不難體會詩人缺乏深衷，而僅僅執(zhí)著于景物錘煉所導致的興象淺近的缺失。方回曾厲言批評晚唐體的弊?。骸熬派郧?，四靈而后，專尚晚唐。五言古調(diào)、七言長句，皆不能不彼此相效。許渾水、鄭谷僧、林逋梅、魏野鶴，雪月風花，煙霅竹樹，無此字不能成四十字。四十字之中，前聯(lián)耳聞目見，后聯(lián)或全是聞，或全是見。”^a語詞重疊，物象堆垛，層次單調(diào)，想達到情、景、意、詞相融會的“興”的境界，當然不大可能。“雜興”的提出，其針對性或在于此。

不妨以具體作品為例。詩作被陳起刊入《江湖后集》的胡仲弓，斥退后浪跡江湖以終，他寫有《春日雜興》七律十五首，與吟社征詩題目切近，正好可以用作比較。隨意挑選一首來看：“高下云藏野老家，縱橫水潄竹籬斜。勤將春去許多雨，流出山來都是花。白首風煙三徑草，清時鼓吹一池蛙。身閑不耐閑雙手，洗甑吹香夜作茶?！鼻傲溆硯П绢}“春日”，后兩句為“雜興”；頷聯(lián)流利，頸聯(lián)工致；結(jié)語也帶有變俗為雅的趣旨，并不是下乘的江湖之作。然而意象選擇不離云、水、煙、雨，敷演景物無外耳目聞見，興會所至無非野老之閑，更不用說疏于點檢而導致的“閑”字重出了。再看被列為第五十九名的吟社作品：“白粉墻頭紅杏花，竹槍籬下種絲瓜。廚煙乍熟抽心菜，篝火新干卷葉茶。草地雨長應易墾，秧田水足不須車。白頭翁嫗閑無事，對坐花陰到日斜。”此作結(jié)構(gòu)上與前詩相似，意象選擇也涉及草、籬、花、雨，“雜興”同樣落筆于“閑”，聯(lián)句的推敲方面似乎還不及前詩講究。然而廚煙、篝火、墾地、車水的出現(xiàn)，使詩作一下子變得鮮活而充滿田園生氣；白墻紅杏的對比鮮明、竹槍的語詞生新，都不見刻意痕跡；如此才使得對花對日的翁嫗之“閑”，與前部歌詠的田園生活密切融會，從而興味盎然。盡管排名已經(jīng)靠后，但本色生動，真氣淋漓，評語所評價的“此真‘雜興詩’，起頭便見作手”，確然不虛。再回轉(zhuǎn)過來看前詩，就會發(fā)現(xiàn)詩境難脫淺近，其中的“閑”，也恐怕與自述的“野老”身份尚隔一間。若聯(lián)系到評語中不斷出現(xiàn)的“說田園的而雜興寓其中”“末借言雜興，的是老手”“馀見雜興”“結(jié)有悠揚不盡之興”“前四句詠題，后乃述意，末二句亦不離春興，格韻甚高”“結(jié)句所引與興字相關(guān)，尤有深味”“全篇是雜興本色”“末感興深”“以雅健語寫高潔操，悠然之興見于篇末”等等評述，則吟社征詩強調(diào)“雜興”的用意也就可以體會了。

由于現(xiàn)存吟社詩都是中選之作，是作為激賞對象而推出并供吟友觀摩的，因而這些作品在克服比興淺狹、窘于邊幅方面成就不俗，其實不難理解。這也可以被視為吟社組織者振救江湖末派詩弊努力的一次集中展現(xiàn)。不過這些優(yōu)選之作雖然在力去末俗上帶有共同追求，但對于江湖晚唐詩風其實熏染依然很深。在詩歌體制上，雖然選擇余地很小，但74首詩中五律僅有11首，遠遠低于七律的比重。四靈偏重五律，趙師秀“一篇幸止有四十字”^a的說法為眾所知，江湖詩人則有所展拓而轉(zhuǎn)向?qū)９テ呗桑魃缭娙说倪x擇依循了這一好尚。江湖詩風有以摹寫風物來糾正江西詩派尚理而乏意興的傾向，吟社詩人同樣也避免了僅去體貼“雜興”的時文習氣。江湖詩風強調(diào)錘煉字句，對仗精工，吟社詩則特意設(shè)立“摘句圖”一項，而且起句、結(jié)句均僅錄四句，而以聯(lián)句獨重。^b評選者特意選入了第五十名的兩首回文詩，表現(xiàn)出對文字技巧的重視。與此同調(diào)，吟社詩也并未完全排斥江西風味。詩作中不乏用典之處；避世翁的七律“全效坡體”，卻并不妨礙成為第三十五名；摘句圖中“蠶一二眠催出伏，秧三四葉尚憂風”則是明顯的江西句法。甚至帶有理學氣息的詩歌也不在摒棄之列，第三十一名陳舜道的詩歌，各篇首尾均以“春來非是愛吟詩”成句，這是明顯的堯翁擊壤體，但也因為“摹寫各盡其妙”而得到欣賞，并成為一人入選十首的特例。

這些較為復雜的面相說明，吟社詩作為一個整體，在藝術(shù)手法的基本面上其實仍有宋末江湖詩風的深刻影響在。江湖詩人本來就是一個成員龐雜的群體，在詩歌取徑上也不盡相同。江湖詩風在主體上呈現(xiàn)出重晚唐的傾向，但仍有部分江湖詩人沾染江西風氣。從錢鍾書先生《容安館札記》中對江湖小家風格的細致分析，不難看出江湖詩人出入江西、晚唐的傾向?！八沃┠辏饕慌膳c四靈一派并合而為江湖派，猥雜細碎，如出一轍，詩以大弊”^c，這是吟社詩人所面臨的宋末詩壇格局，他們標舉“雜興”的意圖，也不妨歸入到這一背景中去推求。

三 后吟社時代的元初詩壇

征詩活動之后，關(guān)于月泉吟社其他大型活動的記載，在文獻中就再難發(fā)見。這也許與主要組織者及經(jīng)濟贊助人吳渭在此后不久即謝世有關(guān)，相隔不到十年謝翱又在杭州病逝，吟社主盟相繼零落，活動想必大受影響吧。不過經(jīng)由詩社而傳遞倡導的詩學精神，在后輩詩人那里卻并未消散。詩社中中堅力量實屬謝、方。謝翱詩奇麗恢詭，參入中唐，后人以為“元詩所以一變乎宋者，謝翱之功也”^a，所注重的是其力矯詩弊的新變意識。方鳳“嘗與閩人謝翱、括人吳思齊為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翱則文天祥客也，皆工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為之一變”^b，可見吟社主盟儼然已成為地域詩壇宗主。實際上“為之一變”的也不僅僅局限于浦陽。自方氏“開風雅之宗”后，“由是而黃晉卿、柳道傳皆出其門，吳淵穎又其孫女夫，宋潛溪、戴九靈交相倚重，此金華詩學極盛之一會也”^c，而這一脈絡(luò)更已由元及明，蔚為大觀了。

方鳳弟子黃溍曾述及婺州詩學淵源。就浦江鄰縣義烏而言，黃溍以為“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為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d。山南先生即劉應龜，高中吟社第五名，評語還特別引錄了他另外兩聯(lián)，以為“律細韻高”“夐未易及”。而景傳為陳堯道字，其詩入選第八名?？梢哉f，吟社詩人實際構(gòu)成了義烏詩壇的核心。至于年輩稍后的詩人，黃溍稱：“始予弱冠時學為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fā)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翱，后自成一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于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sup>e方樗、方梓傳承方鳳家學，同時旁參謝翱。元蔣易所編《皇元風雅》卷三〇錄陳茂卿《花石行》一篇，全從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與《將進酒》出，黃溍稱之與謝翱暗合，不為無據(jù)。

黃溍本人是劉應龜?shù)闹斜碜又?，早年多受劉氏教益；弱冠以后又從方鳳學詩，有轉(zhuǎn)益多師的長處，受吟社詩風浸染也更深。他前期作品中五律較多，與元人的習慣頗有差異。^f這些作品大多是與吟社成員的唱和之作，表現(xiàn)出好尚的趨同性。他的古體作品學習晉宋，有大小謝幽峭之趣。在詩學主張上，他曾誨示王袆，提出“詩貴乎平實而流麗”^a，平實即內(nèi)容的中和平正，流麗即語言的流暢清美，這與方鳳的看法近似，更符合元詩的時代主潮。

柳貫也是吟社詩風熏染的重要后學，“執(zhí)弟子禮于同里方先生鳳、括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翱。三先生隱者，以風節(jié)行義相高。間出為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絕出于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b。柳貫所存六卷詩歌中，前三卷都是古體，可見他并不拘泥于晚唐近體。七古中他對李、杜、韓都有汲取，闊大與奇崛并存；五古多得力于魏晉。他不認同宋調(diào)以才學為詩的傾向，“詩成置我江西社，兔苑梁園隔幾塵”^c，充滿了對堆垛典故習氣的不滿。但是對于宋詩勁健的句法也不全然排斥，“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d。

至于吳萊，因為是方鳳孫婿，所承詩教更為真切。他的作品以樂府歌行體為多，才氣縱橫，以杜、韓為宗，故而胡應麟稱“吳立夫?qū)W杜大篇，氣骨可觀，而多奇僻字”。不過他壯歲早逝，詩境未及淬煉，負氣逞才處也不免粗豪之失，但在元詩中已稱鶴立，“元詩靡弱，自虞伯生而外，唯吳立夫長句瑰瑋有奇氣。雖疏宕或遜前人，視楊廉夫之學飛卿、長吉，區(qū)以別矣”^e。吳萊重視古體也與吟社詩人互相交流有關(guān)。吳萊自稱：“始予弱冠，時從黃隱君游。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為婺之浦江人。自幼敦樸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jīng)、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巖南公嘗一再攜予詣隱君質(zhì)《春秋》?！?sup>f這位由方鳳帶領(lǐng)吳萊前去受教的黃景昌，就是征詩活動中的第二十五名“槐窗居士”。黃景昌“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翱游”“以古人論詩主于聲，今人論詩主于辭，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弦，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g。吳萊曾去信與黃氏專門討論此書，又為之作后序。他們之間的切磋影響，較然易見。

當黃溍、柳貫、吳萊等活躍于文壇時，元詩主體風貌已然形成，“虞楊范揭”四家稱名于時，宗唐崇古的詩學觀點漸次獲得時代認同。從仇遠提出甚獲方鳳認同的“近體吾主于唐，古體吾主于《選》”^a，到楊載主張“詩當取材于漢魏，而音節(jié)以唐為宗”^b，大約也正是吟社活躍到元詩興盛這一時段。從元詩發(fā)展的時序來看，元初的南方詩壇，基本處在江湖詩風的籠罩之下，“宋元之際的詩人，大多早年都受到江湖詩派的影響”“如果不是元一統(tǒng)天下，可以預見南宋詩壇上江湖派必將‘一統(tǒng)江湖’，成為人數(shù)眾多、壓倒一切的主流派”^c。南宋與金南北分峙，造成了翁方綱所稱的“程學盛南蘇學北”的不同文化景觀。元初的北方詩壇大抵沿襲金源一脈，“詩人多學坡、谷”^d。但是即使如此，其時的北人代表如王惲就已主張金詩“直以唐人為指歸”^e。正如鄧紹基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南渡后的金詩以唐人為歸，那么與金代斯文一脈相承的蒙古王朝和元初詩壇，也就歸于唐音了”，或者說“元初詩壇出現(xiàn)了宗唐呼聲”。與南方宗唐的趨向類似，“從王惲傳遞的消息到盧摯、劉因的創(chuàng)作實踐，詩歌宗漢魏晉唐的風氣就在北方文壇上出現(xiàn)并形成了”^f。盡管南北詩風的發(fā)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但是至延祐時期元詩南北融合的進程基本完成，以元詩四家為主體的宗唐詩風成為時代主流。從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角度而言，元詩體現(xiàn)了元人力圖在唐音、宋調(diào)之外，別辟蹊徑的詩學努力方向。近體宗唐、古體崇《選》的“宗唐得古”之風，是為元詩主體風貌。而吟社詩人們標舉興象，振刷江湖末學的纖薄浮淺，并通過后吟社時代諸人傳遞這一詩學精神，不正代表了元詩初音的形成嗎？

如果我們不反對元人自我認同、以元詩有別于唐詩與宋調(diào)、而能自成一代文學的“元音”的話^a，那么月泉吟社詩“雖不逮唐制，若曰元初夫自為一代，有唐之遺風”^b。在元音形成的進程中，吟社詩人與有力焉。翁方綱曾說，“元初之詩，亦宋一二遺民開之”^c，用意就在于此吧。

a 《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紀》十一，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己巳，第2冊，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87頁。

b 程鉅夫：《故建昌路儒學教授蔣君墓志銘》，《全元文》卷五三八，第16冊，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頁。

c 《月泉吟社詩》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625頁。

d 楊鐮先生即指出：“一個有兩三千人實際參與的任何文化活動，特別是完全處于自發(fā)狀態(tài)，起自民間，這在信息并不發(fā)達的宋元之間都是奇跡了?！保ā对娛贰?，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32頁）

e 吟社成員考訂諸方面，參見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專題的詩社研究有鄒艷《月泉吟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f 全祖望：《跋月泉吟社后》，《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9頁。

a 方勇：《我卻為春愁——月泉吟社的文化情懷》，《光明日報》2015年2月26日。

b 歐陽玄：《此山先生集序》，《此山先生詩集》卷首，擇是居叢書本。

c 王理：《國朝文類序》，《全元文》卷一六四六，第54冊，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d 畢沅：《續(xù)資治通鑒》卷一八七：“八月辛酉，婺州永康縣民陳選四等謀反，伏誅?！保ㄖ腥A書局1979年版，第11冊，第5118頁）

e 葉子奇：《草木子》卷三《克謹篇》，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f 吳渭：《詩評》，《月泉吟社》卷一，金華叢書本。

a 沈約：《宋書》卷九三《陶潛傳》，第8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289頁。

b 宋濂《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稱方鳳“后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宋箓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為節(jié)義之士”（《宋濂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62頁）。

c 宋濂：《浦陽人物記》卷下《方鳳傳》，《宋濂全集》，第2265頁。

d 張孟兼：《釋登西臺慟哭記》，《全元文》卷一七六二，第58冊，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頁。

e 宋濂：《吳思齊傳》，《宋濂全集》，第311—312頁。

f 《月泉吟社詩》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第2625頁。這一認識大抵反映了后人的認知，如明人田汝耔《刻月泉吟社詩敘》認為“今考吳溪社士，皆故宋人也”（《月泉吟社》卷首）；稍早于館臣的趙信也以為“其間或有名或無名，大抵皆宋末遺老也”（《南宋雜事詩》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頁）。

a 方德麟作有《禹鼎賦》，為此年江西鄉(xiāng)試古賦題。如果他參加江浙鄉(xiāng)試的自述沒有問題的話，則《禹鼎賦》當為擬作。

b 厲鶚：《宋詩紀事》卷八五《趙必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6頁。

c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九“咸淳四年戊辰陳文龍榜”，華文書局1967年版，第2150頁。

d 《（萬歷）青浦縣志》卷五《僧崈古》，萬歷刊本。崈古所館曹氏為曹知白貞素（1272—1355），見貢師泰《玩齋集》（嘉靖刻本）卷一〇《貞素先生墓志銘》。

a 《全元文》卷四一八，第12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頁。

b 汪珂玉：《珊瑚網(wǎng)》卷一《褚河南枯樹賦真跡》，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9頁。

c 連文鳳：《百正集》卷下，知不足齋叢書本。

d 《宋詩紀事》卷八五《趙必拆》，第2067頁。

e 連文鳳：《病后》，《百正集》卷上。

f 方回：《林東岡用晦墓志銘》，《桐江集》卷八，宛委別藏本。

a 宋濂：《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宋濂全集》，第1522頁。

b 連文鳳《有感》云：“年來懶作少年狂，一枕功名屬夢鄉(xiāng)。舉世相夸唐字學，幾人曾識漢文章。自憐晚歲桑榆景，敢入春風桃李場。到此相逢莫相笑，誰知臧谷兩亡羊。”王次澄以為“是指參與科舉未實施以前的吏進選拔，或元仁宗延祐二年回復開科取士的科舉考試”（參見《宋遺民詩人連文鳳及其詩析論》，《宋元逸民詩論叢》，大安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頁）。此書中另有兩文論述方鳳及月泉吟社詩，注重從詩歌本身討論，深具啟發(fā)性。不過此處理解似不確?！案胰搿?/span>用于詩歌，取其輕度反問語氣，實即“不敢”，也就是感慨年紀老大，不能再去參加科考，所以有“功名屬夢鄉(xiāng)”之語。末句用《莊子》典故，略謂年輕時刻意功名，未能斬獲；而今已缺乏進取之意。雖然原因不同，“亡羊”的結(jié)果卻是一樣。

c 張伯淳：《送周方山序》，《全元文》卷三七七，第11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頁。

d 關(guān)于這一問題，參見周祖謨《宋亡后仕元之儒學教授》（《周祖謨學術(shù)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陳高華《元代的地方官學》（《元史研究新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版）。實際上，甚至連方鳳之子后來都出任學官。如方樗即任浦江學正，方梓則任義烏訓導。

e 張伯淳：《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全元文》卷三七八，第11冊，第194頁。

a 如《青山集》提要批評趙文“滄桑以后獨不能深自晦匿，以遲暮余年重餐元祿，出處之際實不能無愧于諸人”（《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第2206頁）。

b 如果執(zhí)著于至元二十三年這一時間點，那么也許吟社詩人中絕大部分都尚未出仕新朝。但一方面此時入元時間還較短暫，另一方面，從靜止的視角考察詩人們的出處選擇，其實缺乏實際意義。

c 《回送詩賞劄·羅公?！罚对氯魃纭肪砣?。第十二名劉汝鈞詩中“年來夢斷百花場，安分農(nóng)桑萬慮降”、摘句圖中“田農(nóng)夫”的起句“桃李場中已免參，只將農(nóng)圃系頭銜”，表現(xiàn)的大約也是科舉不復之后寄跡農(nóng)圃的無奈。

d 歐陽玄：《李宏謨詩序》，《全元文》卷一〇九二，第34冊，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頁。

e 劉辰翁：《程楚翁詩序》，《全元文》卷二七〇，第8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2頁。

f 《宋史》卷一五五《選舉》一，第11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604頁。

g 戴表元：《陳晦父詩序》，《全元文》卷四一八，第12冊，第122頁。

a 劉克莊：《跋何謙詩》，曾棗莊、劉琳：《全宋文》卷七五八二，第329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頁。其《毛振龍詩稿》中“詩料滿天地，詩人滿江湖。人人為詩，人人有集”，是江湖詩風盛行的更生動描述。

b 史偉：《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詩人”》，載《古代文學理論研究》2014年第2期。

c 劉辰翁：《序》，《陳與義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頁。

d 栗里（楊本然）：《回送詩賞劄》，《月泉吟社》卷三。

e 宋濂：《浦陽人物記》卷下《方鳳傳》，《宋濂全集》，第2265頁。

f 《宋遺民詩歌與江湖詩風——以連文鳳及方鳳詩作為例》，《宋元逸民詩論叢》，第30頁。

a 王士禛：《帶經(jīng)堂詩話》卷六題識類，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142頁。

b 楊慎：《升庵詩話》卷一二《謝翱詩》，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178—179頁。

c 《百正集》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第2194頁。

d 見前揭《宋遺民詩人連文鳳及其詩析論》，《宋元逸民詩論叢》，第168頁。

e 方鳳：《仇仁父詩序》，《方鳳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

f 如仇遠以為“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為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眾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參見《山村遺稿》卷一末所附仇遠與盛元仁書（1278），清鈔本。

a 《金淵集》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第2211頁。

b 宋濂：《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宋濂全集》，第1524頁。

c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頁。

d 《谷響集》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第2209頁。

e 《春日田園題意》，《月泉吟社》卷首。

f 《詩評》，《月泉吟社》卷首。

a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見《滄浪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頁。

b 張之翰：《跋王吉甫直溪詩稿》，《全元文》卷三八四，第11冊，第301頁。

c 《新唐書》卷二〇一《王勃傳》后，第18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743頁。

d 《跋程垣詩》，《全宋文》卷七五七六，第329冊，第247頁。

e 《云泉詩》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第2185頁。

f 《瓜廬詩》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第2157頁。

g 《蒙隱集》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第2131頁。

h 《竹軒雜著》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第2121頁。

i 《云松巢集》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第2257頁。

a 《跋仇仁近詩集》，《桐江集》卷四。

a 劉克莊：《野谷集序》，《全宋文》卷七五六六，第329冊，第86頁。

b 摘句與偏重近體具有一致性，正像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所說：“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保ā稖胬嗽娫捫ａ尅?，第151頁）

c 《唐詩品匯》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第2639頁。

a 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卷二外篇上，收入張健輯?！墩浔久髟娫捨宸N》，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頁。

b 宋濂：《浦陽人物記》卷下《方鳳傳》，《宋濂全集》，第2266頁。

c 朱琰：《金華詩錄序例》，《金華詩錄》卷首，乾隆癸巳刻本。

d 黃溍：《繡川二妙集序》，《全元文》卷九四〇，第29冊，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頁。

e 黃溍：《書王申伯詩卷后》，《全元文》卷九四三，第29冊，第131頁。

f 胡應麟即指出：“元人力矯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無復深造?！保ā对娝挕吠饩幜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1頁）

a 王袆：《練伯上詩序》，《王忠文公集》卷二，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51頁。

b 黃溍：《翰林待制柳公墓表》，《全元文》卷九六五，第30冊，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頁。

c 柳貫：《春盡日雨中宴坐次劉士幹憲史見貽之作》其二，《全元詩》第25冊，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81頁。

d 黃溍：《翰林待制柳公墓表》，《全元文》卷九六五，第30冊，第110頁。

e 《帶經(jīng)堂詩話》卷四纂輯類，第96頁。

f 吳萊：《田居子黃隱君哀頌辭》，《全元文》卷一三七二，第44冊，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頁。吳萊《古詩考錄后序》則明確說“予嘗從黃子學詩”，見《全元文》卷一三六七，第44冊，第72頁。

g 宋濂：《浦陽人物記》卷下《黃景昌傳》，《宋濂全集》，第2266頁。

a 方鳳：《仇仁父詩序》，《方鳳集》，第64頁。

b 王袆：《練伯上詩序》，《王忠文公集》卷二，第51頁。

c 《元詩史》，第334、337頁。

d 元好問：《趙閑閑書擬和韋蘇州詩跋》，《金文最》卷二五，光緒乙未江蘇書局重刻本。

e 王惲：《西巖趙君文集序》，《全元文》卷一七六，第6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頁。

f 鄧紹基：《元代文學史》第十七章第一節(jié)《元詩宗唐得古風氣的形成及其特點》，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頁。

a 從一代文學之角度對元代詩歌特點進行歸納與體認，在元末明初的文獻中即已較為普遍。堅定的元代遺民戴良在《皇元風雅序》中就提出：“唐詩主性情，故于風雅為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風雅遠矣。然能得夫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其惟我朝乎？”（《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九，四部叢刊景明正統(tǒng)刊本）這是對元詩藝術(shù)成就的高度肯定，撇開其間的強烈文化歸屬意識不論，從對性情與議論的離合而言，實際上也可以看作對元詩宗唐整體風格趨向的追認。明初孫原理遴選元人詩作，纂成被四庫館臣稱作“于去取之間頗具持擇”的《元音》，其命名在詩歌認同上正不無與唐詩、宋調(diào)相頡頏之意。盡管詩人境遇不同，情懷各異，但是“其音節(jié)調(diào)度則未始有不同焉者，其可不類而輯之，以備乎一代之典也哉”（烏斯道《元音序》，《元音》卷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04頁），也體現(xiàn)了對作為“一代之典”的“元音”的整體認同。元人近體宗唐、古體崇《選》的詩學主張，藉手于一代詩作，以“元音”形式呈現(xiàn)出時代樣貌。學界早前所論，“如果就局部而言，元代的作家中，也有繼續(xù)堅持江西詩派的創(chuàng)作之風的，也有主張兼學唐宋的，但就整體而言，宗唐得古成為支配有元一代詩壇的潮流，因此元末人有‘舉世宗唐’之說”（鄧紹基：《元代文學史》第十七章第一節(jié)，第345頁）正是對作為一代文學的元詩之整體藝術(shù)特征的高度概括。

b 田汝耔：《刻月泉吟社詩敘》，《月泉吟社》卷首。

c 《石洲詩話》卷四，第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