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德詩譯者的馮至（代前言）

或許正是因了魯迅先生的那句評語，“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所以反而可能壓抑了馮至在文學(xué)史上的其他貢獻。至于我所關(guān)注的，則多半是馮至作為中國德文學(xué)科史的中心人物，乃至外國文學(xué)界的領(lǐng)袖，馮至的場域角色相當重要，至于背后可以揭示出的政治史、社會史豐富內(nèi)涵，更是值得大加開掘?？勺鳛樽g者的馮至，恐怕也不應(yīng)該忽略，甚至是更為關(guān)鍵的。

對于一個大時代中人的長成和養(yǎng)成而言，其所身處的場域和做出的成績必然是多源的。可如何考鏡源流，將其放置在一個宏闊的歷史語境中進行客觀審視，卻并不容易。所以，選擇特定角度，試圖以一種單騎卷風塵的方式，來逐漸把握一個個體的翻譯史生涯，也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方法。馮至的翻譯不多，就《馮至全集》來看，也不過三卷篇幅，占總數(shù)的四分之一，這與傅雷、朱生豪等大家的宏宏多卷本譯著集來看，確實無法相提并論；就是魯迅、郭沫若、巴金這些大作家的譯文集，也都有十卷以上的篇幅。盡管如此，馮至的翻譯非常有特色，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翻譯史和學(xué)術(shù)史價值。

從這部馮至譯著集看來，除了海涅的《哈爾茨山游記》之外，他的文學(xué)翻譯基本上是以譯詩為主的。這當然與他自身的定位有很密切的關(guān)系，作為中國德文學(xué)科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翻譯主要由其研究興趣和學(xué)術(shù)眼光決定；而再加其詩人天性，所以親近詩歌一點都不難理解。馮至的文學(xué)翻譯相當復(fù)雜，其中既有少年時作為性情中人的激情四射，也有作為學(xué)者需要的仔細琢磨，前者如翻譯海涅，后者如翻譯歌德；而進入1950年代之后，翻譯則作為一種必要的政治參與方式表現(xiàn)出來，那時的馮至翻譯了不少“聽將令”的譯作，譬如布萊希特、海涅等的詩歌。一般而言，小說翻譯鳳毛麟角，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姚可昆合譯的歌德的《麥斯特的學(xué)習(xí)時代》，最初主要可能是“為稻粱謀”的因素，但譯出后確實是一大貢獻；文章翻譯也不算多，主要是一部海涅的《哈爾茨山游記》。而真正代表馮至翻譯風格，能彰顯翻譯家馮至一生演變的，是他的德詩漢譯。雖然也不過就是一部《海涅詩選集外譯詩》，但卻可以反映出他歷經(jīng)歲月洗禮，對待同樣一位詩人的接受、感觸、運用之不同。

早在1924年，尚未及弱冠之年的馮至，就已經(jīng)用輕靈優(yōu)美的筆觸譯介了海涅關(guān)于青春愛情的美好詩篇，“由我淚珠里，/放出無數(shù)花朵，/我的嘆息/化作一片鶯歌。若是你愛我，/我將花朵全給你；/女孩兒，在你窗前，/永有鶯歌婉轉(zhuǎn)。”這是多么悠揚的愛情表白，漢語之表達尤其達到了詩化境界，可見譯詩之道未必就以年齡論高下。從1920年代到1950年代，雖同以海涅為翻譯對象，但對馮至來說，卻是“心路山重水復(fù)”。1950年代的《海涅詩集》的出版，相比較1940年代的歌德譯詩，無疑有著更多的“時代色彩”之點染。按照馮至自己的交代：“這里選譯的幾十首詩，不能代表海涅豐富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全貌。本來還想多譯一些，但由于時間的限制，只好等到將來再做補充了。”在時間上是如何的倉促呢？“這些譯詩，除了《哈爾茨山游記》里邊的詩是舊譯外，都是在極少的業(yè)余時間里趕譯出來的”。1958年時，《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出版，乃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從《海涅詩選》中選詩33首，列為“文學(xué)小叢書”之一。從書名的選定就可以看出，是與其時的政治背景頗多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這首詩的戰(zhàn)斗性很強，“憂郁的眼里沒有眼淚，/他們坐在織機旁，咬牙切齒：/“德意志，我們在織你的尸布，/我們織進去三重的詛咒——/我們織，我們織！……”同樣一個詩人的作品，在不同時代可以發(fā)揮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我們看看席勒、荷爾德林等人在德國歷史上，包括在納粹德國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就可以得到證明。而海涅的中國旅程，似乎同樣說明了這點。到了1970年代，馮至翻譯了《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他曾在《自傳》中如此回憶這段經(jīng)歷：“1973年，我懷著憤激的心情翻譯了海涅的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在翻譯時，感到我青年時期，文藝界有些人喜歡讀海涅的詩，只因他早期的抒情詩音調(diào)優(yōu)美，語調(diào)浪漫，可是對他到巴黎后寫的政治諷刺詩卻知道得很少，因而寫了一首絕句：‘當年海涅成風尚，羅累萊歌舟子情；重展舊編新耳目，齊鳴萬箭射毒魔?！?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0/01/22552277976608.png" />這個“憤激的心情”非常重要，可以理解海涅漢譯對于馮至的重要作用，在那樣一種艱難的精神煎熬時代，海涅是被用來作為詩人的精神支柱的。1970年代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轉(zhuǎn)折年代，但轉(zhuǎn)折并非一蹴而就，不僅要重視1976年的作用，也要關(guān)注其承上啟下的相關(guān)年份，諸如1971、1978等。對于詩人馮至而言，1973年的選擇“冬天”，未嘗不是為了中國已經(jīng)將要到來的春天預(yù)作準備，因為就像雪萊吟誦的那樣：“冬天已經(jīng)來到，春天還會遠嗎？”1970年代的馮至，已經(jīng)是年近古稀，一個將向生命的最后階段邁出的老人，卻仍有著那樣一種頑強的意志，在苦苦追尋可能望到的光明。所以通過馮至的漢譯，我們能聽到海涅的吟唱：“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啊朋友，我要為你們制作！/我們已經(jīng)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國?！?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0/01/22552277976608.png" />

海涅之外，馮至主要翻譯了歌德、布萊希特、尼采、里爾克，其余則有荷爾德林、格奧爾格等。翻譯歌德容易理解，因為這是他主要的研究對象；翻譯布萊希特，更多是為了“奉將令”。而對于尼采、里爾克，則主要是出于興趣，時間大概是在1930年代。所以翻譯史本身大致也能反映出譯者的精神史軌跡。1920年代，海涅的愛情詩、荷爾德林；1930年代，尼采、里爾克；1940年代，歌德；1950年代，布萊希特、海涅的政治詩；1970年代，海涅《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這大概不僅能顯現(xiàn)出馮至的譯詩興趣和軌跡，也能見出時代語境和詩人精神狀態(tài)的關(guān)系。所以，翻譯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能反映譯者之心史的。要理解在某個特定階段，譯者為什么選擇翻譯對象，總要進入其時的個體與社會的歷史語境中去才更能生“理解之同情”。馮至是這樣回憶他開始歌德研究的過程的：“從1939年7月起，我在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xué)教書。為了躲避敵人的空襲，我住在昆明東北郊金殿后被稱為楊家山的一座茅屋里，周圍二十里是茂盛的松林。也是為了避免敵機的騷擾，學(xué)校上課的時間都排在晚間和清晨。我常常傍晚進城，第二天早晨下課后背著背包上山。背包里總裝有兩種東西，一是在菜市買的蔬菜，一是從學(xué)校圖書館借來的書籍。書籍中最沉重的是德國科塔出版社為紀念1806年起始出版歌德著作一百周年由封·德·赫倫（E.von de Hellen）主編的《歌德全集》。全集共四十本，我根據(jù)需要有選擇地輪換借閱，比較認真讀過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同時我自己有島嶼出版社的袖珍本《歌德書信日記選》、愛克曼《歌德談話錄》等等，這幾本書因為便于攜帶，在戰(zhàn)亂中沒有遺失，從上海一直帶到昆明。它們對于了解歌德和歌德的作品很有幫助?！?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0/01/22552277976608.png" />其實馮至由于學(xué)德國文學(xué)，對歌德早有接觸。在德國留學(xué)時，他曾用一百四十馬克買了一部《歌德全集》——這在歌德文獻中算是數(shù)第二的版本，共四十一冊；還認為歌德對德國文學(xué)意義重大，沒有歌德，恐怕就沒有德國文學(xué)。在1932年11月17日致楊晦的信中，馮至說：“我數(shù)月以來，專心Goethe。我讀他的書，仿佛坐在黑暗里望光明一般。他老年的詩是那樣地深沉，充滿了智慧?！?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2/10/01/22552277976608.png" />此時馮至雖對歌德產(chǎn)生尊敬和興趣，但其主要精力和興奮點仍在里爾克身上，所謂“充溢于筆端的仍然是里爾克”，這是和當時的環(huán)境、背景大有關(guān)系的。彼時的生活寧靜，對馮至而言，更需要的是里爾克那種對存在之惑的探索窮究；而國家社會大動蕩時期的波瀾壯闊，則更需要歌德式的博大胸懷。這或許正是為什么即便在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中，馮至也要帶著《歌德談話錄》《歌德書信日記選》的原因所在吧！

馮至不是那種天縱之才的翻譯家，但較之后來者的刻意渲染文采卻別有一種自然渾成的妙手天成之味；讀他的譯詩，有一種平淡素樸之感，這是在現(xiàn)代漢語語境中并不常能見到的。譬如對《普羅米修士》的翻譯，就將那種狂熱的火氣壓低了數(shù)度：

宙斯，你用云霧

蒙蓋你的天空吧，

你像割薊草的兒童一般，

在櫟樹和山頂上

施展伎倆吧！

可是你不要管

我的大地，

我的茅屋，

這不是你蓋的，

不要管我的爐灶，

為了它的烈火

你嫉妒我。

而對古詩資源的化用，則使得對《中德四季晨昏雜詠》的翻譯別出手眼，沾染上明顯的漢語古詩的優(yōu)雅美意：

怎能辜負好春光，

吏塵仆仆人消瘦；

夢魂一夜到江南，

草色青青水色秀

臨流賦新詩，

踏青攜美酒，

一杯復(fù)一杯，

一首復(fù)一首。

而對荷爾德林的《命運之歌》的漢譯，則如有天籟自空而降，清新自然，一派寧靜：

你們在太空的光明里遨游，

踏著柔軟的云層，幸福的群神！

燦爛的神風輕輕地

吹拂著你們，

像女琴手的纖指觸動

神圣的琴弦。

這里僅是略舉數(shù)例，從中我們可以領(lǐng)受到詩人馮至的德詩漢譯的風格于一斑；當然要更好地理解他的德詩境界，最好的方法自然還是進入其文字世界，由其漢譯文本所構(gòu)成的漢語德詩。需要指出的是，馮至在翻譯上的貢獻不僅于此，在學(xué)術(shù)翻譯方面，他翻譯了《審美教育書簡》，雖然日后經(jīng)由弟子范大燦增補校譯，但畢竟是他的發(fā)凡起例之作；馮至對翻譯問題還有較為自覺的理論性思考，他曾特別提及魯迅的“創(chuàng)作與翻譯并重”的特點，“好像兩趟列車在雙軌鐵路上向著同一方向平行前進，互相呼應(yīng)。”認為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從1920年代到1980年代，翻譯家馮至經(jīng)歷了現(xiàn)代中國發(fā)展歷程里最為動蕩復(fù)雜的一個甲子年頭，他用他的熱情和生命參與了大時代的歷史進程，雖然有諸多遺憾的地方，但畢竟做出了應(yīng)有的貢獻。至少就以上列舉來看，即便數(shù)量有限，馮至先生仍不愧為一個有標志意義的翻譯家。就狹隘的翻譯成就論，其最高峰仍在于德詩漢譯，這是狹義上的“詩歌”的意義，或許正因為中國現(xiàn)代最為杰出抒情詩人的角色，才使得馮至德詩漢譯，尤其是青年時代的譯詩清新俊朗、音籟天然、風骨獨標！

葉雋

2013年10月

《抒情插曲》第二首，原載1924年《文藝周刊》第21期?！队晌覝I珠里……》，載馮至：《馮至全集》第9卷第397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馮至《〈海涅詩選〉后記》（1956年3月12日），載馮至：《馮至全集》第9卷第237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馮至《〈海涅詩選〉后記》（1956年3月12日），載馮至：《馮至全集》第9卷第237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馮至：《馮至全集》第9卷第66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海涅詩選》，載馮至：《馮至全集》第9卷第183—184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馮至1979年“自傳”，載《中國現(xiàn)代作家傳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轉(zhuǎn)引自周棉著《馮至傳》第318頁。
馮至《亨利?！ずＤ罚?956），載馮至：《馮至全集》第9卷第77—78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論歌德”的回顧、說明和補充——〈論歌德〉代序》，《馮至全集》第8卷第4頁。亦見《馮至學(xué)術(shù)論著自選集》第376頁，北京：北京師范學(xué)院出版社，1992年。二者略有出入，從前者。
1932年11月17日致楊晦，《馮至全集》第12卷第137頁。
周棉：《馮至傳》第152頁。
《普羅米修士》，載馮至：《馮至全集》第9卷第3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中德四季晨昏雜詠》，載馮至：《馮至全集》第9卷第35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命運之歌》，載馮至：《馮至全集》第9卷第61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紀念〈譯文〉創(chuàng)刊50周年筆談》，載馮至：《馮至學(xué)術(shù)論著自選集》第501—502頁，北京：北京師范學(xué)院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