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后的第二年，可能是1923年春天，吳佩孚在鄭州鎮(zhèn)壓工人罷工。就在那年，我去哈爾濱投奔姓李的一位鄉(xiāng)親。以找職業(yè)闖關(guān)東（為借口）騙取了父親（的信任），家里給我二十塊大洋做盤纏，我背著小行李卷，沿河邊走去，邊走邊作詩。兩天走到天津，住在一家小旅店。在臨上去哈爾濱的火車前吃的燜酥魚，真是香啊！到哈爾濱就沒錢了。我原是買的聯(lián)運票，到了長春又加快，這就分文皆無了。在火車上就抽煙，沒吃沒喝。到了哈爾濱，我就叫了輛車找到了姓李的鄉(xiāng)親。他的朋友在道外頭道街開小店，當時叫半面街。西半面當時都是荒地，橋洞沒修，我就住在小店里。最初很想家，也很想我的妹妹小翠，這時家里老來信。我想家，還想得很厲害，怎么辦呢？我是一封信不回。家里又讓我的祖母給我寫信，牽動你的感情嘛。后來，來信我也不看就撕掉了，怕被感情征服，用一種人為的方法強制自己。有一封信是叫我的老師給我寫的，信中說他在路上走，總有一人跟著他，跟著他的那個人就是我的父親。后來，我的父親就求他給我寫信。那個老師就是前面說的郝老師，他是教我們文學(xué)的，他的思想很進步。那正是五四運動，個性解放的時候，我們在思想上受他的影響很大。他在信上說，有一次我祖母聽說我回來了，她聽錯了，跑出去不慎把腿摔斷了。

那時，白天晚上腦子沒閑著過，總是在考慮詩。我當警察，后來請假是很不容易請準的。我在去哈爾濱《晨光報》前考取了警察訓(xùn)練所。那時人們封建道德觀念很強，我就編個理由，說到哈爾濱后，母親死在哈爾濱，她的靈仍在哈爾濱?，F(xiàn)在有一個同鄉(xiāng)要回家，他愿意幫助我把母親的靈遷回去，這個機會不能失。這一套非常投合他們的封建頭腦。中東鐵路特區(qū)警察處長文應(yīng)興說我是“孝子”，準假時他很佩服我的“忠孝”，其實是見鬼呢！我當警察是姓李的同鄉(xiāng)出主意，讓我投考警察訓(xùn)練所的。為了找職業(yè)糊口生活嘛，當警察約一年。地址在哈爾濱南崗大直街，所長是張煥相。他后來做了東北特區(qū)司令長官。

我在哈爾濱當警察站崗，一站五六個鐘頭，在崗上我就作詩，下霰子打在衣服上，等下崗回家，衣服變成白色，脫下的衣服都立著，冬天很冷啊！我請準假出來在小店住了幾天后就到《晨光報》去了。在去《晨光報》前，因為我常給他們寫文章，就是有這么個關(guān)系我才到《晨光報》去的。

在《晨光報》的生活很特別。每天編報、校對都是通宵，到天亮還不睡覺。工作完了，我就拿一本書到公園，躺在椅子上讀詩，到十點多鐘回家吃飯。我住在道外十四道街姚席九的房子。那條街有牌坊，十四道街口有個小飯館，賣牛肉蒸餃，做得非常好，咬開后里面一包湯，兩毛現(xiàn)洋就吃飽了。有一次，我和金劍嘯在那兒吃牛肉蒸餃，他還吃蒜瓣兒。那次的印象總是那么新鮮，老也忘不了。那時他就跟《晨光報》有關(guān)系了，我們很早就熟了。這個時期，我常常夾著一本泰戈爾的詩，到太陽島沙灘上讀，讀完了就睡著了。茅盾在國共分裂后寫的《幻滅》，凡新出版的如魯迅的《彷徨》《吶喊》《狂人日記》都是那時讀的。在《晨光報》那幾年讀書較多，打下了文學(xué)基礎(chǔ)。

《晨光報》當時有袁弱水、芮道一。芮是日本留學(xué)生，和田漢在日本早稻田大學(xué)是同學(xué)。1927年第一次我去上海是芮寫了信叫我找田漢的。芮是老同盟會員，國民黨的老資格，是山西人，和南漢宸是很老的朋友了，也是個“怪人”。他在山西太原找了一個很漂亮的女人結(jié)了婚。他在哈爾濱時，他的這個老婆還在太原，跟一個北伐時期的國民黨特務(wù)認識，后來生了孩子。她曾為此特意去了一趟哈爾濱，目的是使孩子合法化。芮知道孩子不是他的，傷心透了。他說：“不就是因為我老婆漂亮嗎？現(xiàn)在我找個最丑的、沒人要的女人?！庇谑?，在哈爾濱又結(jié)了婚?！熬乓话恕焙笏艿缴嚼锫?lián)絡(luò)土匪，說服土匪下山。在省教育廳當過特區(qū)督學(xué)。光復(fù)后，在沈陽編國民黨的《掃蕩報》，解放沈陽時被我方俘獲。

那時，在道外濱江縣（今屬哈爾濱市道外區(qū)）的一個督學(xué)，他結(jié)婚時熟人都去祝賀。我認為，結(jié)婚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去那么多人看什么？朋友有意思就送點兒什么，不送就拉倒。一次，我去他家玩，見屋里還坐一個女人，我也不招呼，裝作看不見，玩一會兒就走了?，F(xiàn)在，我家來了生人，不給介紹，是有點兒不近人情。這個影響是從韓樂然、蘇子元那里來的。他們做黨的地下工作，不輕易跟生人接觸。那時，韓樂然、蘇子元常到報館來，郭濤光、于浣非也常來?？箲?zhàn)后在武漢救亡演劇一隊，我碰到過郭濤光、于浣非，他倆還到旅館來找過我。這兩個人常給《晨光報》寫稿，思想進步。于浣非當時是左派，開過醫(yī)院，后來跟國民黨有點兒什么關(guān)系。當時他們對我都很羨慕，能參加抗戰(zhàn)宣傳，無牽無掛的，而他們孩子老婆一大堆，拖累得很。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到于浣非，不知于現(xiàn)在何處。據(jù)我以后在武漢見到廖沫沙，廖說：“自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了于浣非，他跟愛人在武漢見了一面后，他愛人就死了?！惫鶟獠∷涝跓岷?。傅天飛是韓樂然的學(xué)生，韓樂然很喜歡他，走到哪兒都帶著他。當時傅天飛只有十幾歲，那時他還在上學(xué)?？谷蘸?，這些人都是很積極的。韓樂然當時住在南崗的扶育小學(xué)，這個人很好。道外有個孫樂天開照相館，韓剛到哈爾濱沒有工作，就住在他那里，幫他修版。我去上海時，韓樂然還給我寫了信，叫我去找吳天。吳是美國留學(xué)生，住上海霞飛路。我去找過他，沒給我什么幫助，以后也沒見他有什么作為。

當時蘇子元剃了個光頭，胖胖的小矮個子，神神道道的，嘴里老嘀咕。他是哈爾濱道外青年會的干事，從奉天（沈陽）調(diào)來的。他沒到哈爾濱就給《晨光報》寫稿。當時在奉天還有幾個人跟蘇子元一道給我寄稿的。以后我在上?！渡陥蟆飞弦姷剿麄兒蛶讉€人被捕的消息?，F(xiàn)在記不起那幾個人的名字了。

《晨光報》的趙惜夢住南崗。我編《晨光報》副刊是接他的。有一天，我到他家去串門，進屋見他們在打牌，心里想：“真無聊，怎么打牌呀！”我把牌桌子給?了，弄得人家好下不來臺。當然，他們知道我是個“怪人”，也就不理會我。但我從那以后再不登他的家門了。后來，常提起此事，一說大家就笑。我當時真是覺得無聊透了?？墒呛髞砦乙泊蚺屏?，怎么回事呢？在延安中央黨校學(xué)習，吃完了晚飯大家喜歡打牌、打撲克，我是在延安黨校學(xué)會打牌的。不同的是，趙惜夢打牌是賭輸贏的。

《晨光報》是一個很進步的私人辦的白話報紙，開始進步，主編張樹屏，當時的行為表現(xiàn)好像是個共產(chǎn)黨員。他住在三十六棚，在三十六棚當過俄文翻譯，跟工人運動很接近。東北反筑路運動、五卅運動、哈爾濱學(xué)生運動，他在《晨光報》上反映得很激烈。從這些反映上看，他的傾向很明顯，不像無黨派人士。但是，國共分裂后，他去了上海一趟，看了當時的形勢很失望。他從南方回來，有很多日子在屋子里唉聲嘆氣地不說話，很消沉。他最初同情革命，大革命前，跟黨的關(guān)系很近，最后轉(zhuǎn)了個大彎子，向右轉(zhuǎn)了。張樹屏這個人在“九一八”后，日本人進了哈爾濱，他就投敵做漢奸了。為敵人編報，成了漢奸報了，后來當了偽縣長，東北解放時做了俘虜。1948年我在遼北學(xué)院時，是在四平接到過他一封信。信中說：“你現(xiàn)在一切很好，是革命的，而我卻成了階下囚了?！睂η巴境錆M了失望。我當即回了他一封信，這封信救了他。我在信中說：“來信收到了，感到你的情緒甚是低落，解放了，應(yīng)該高興嘛！”長春的公安局長是我延安中央黨校的同學(xué)，我讓張樹屏持我的信去找他，我對他說，不管你做了什么事都跟他談，談得越徹底越好，不會有虧吃的。他就拿我的信找他去了。后來“鎮(zhèn)壓反革命”時都沒動他。這封信真的救了他?！拔母铩敝螅谇嗨嚨呐畠赫f，他在農(nóng)村靠打草繩子維持生活。粉碎“四人幫”后，在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中，有的重大專案組找他寫證明材料，他如實地寫了，寫得很好。因為他生活困難，政府還給了他一千元錢，他不要，過了不久他就死了。這個人還好，臨死之前做了一件好事情。

于森也是要去蘇聯(lián)的人。他們都與《晨光報》有關(guān)系。于森的照片我見過，他第一次去蘇聯(lián)走到黑龍江邊被逮捕了，軍閥要槍斃他，棺材都預(yù)備了，沒斃了。他說：“這一次死也只有死了。但是，我還是要去蘇聯(lián)?！彼谔K聯(lián)清黨中受過電刑。后來此人就無消息了。

晨光報社社長于芳洲是無黨派。于的妹妹嫁給了張樹屏。他們最早是給《哈爾濱商報》幫忙，后來從《商報》分出來辦的《晨光報》。

1924年我進入《晨光報》任副刊《江邊》^[1]主編，編副刊的還有一個叫范星火，抗戰(zhàn)后在河南見過他一次?！冻抗鈭蟆犯笨督叀?，我去之前就有了。這名字沒什么來歷。在編這個副刊時期，我認識了蘇子元、韓樂然兩位地下黨員，由他倆提供稿件，曾先后在我編的副刊上發(fā)表過瞿秋白、蕭楚女等人的文章。這些文章也都是從南方通訊中轉(zhuǎn)載的。蕭楚女是廣州農(nóng)民講習所的，從小就跟著毛主席，毛主席很喜歡他。他是黃鶴樓的一個茶房，沒進過學(xué)校的，居然寫得那么好的文章，后來在農(nóng)民講習所當教員，不得了哇！

1926年，北伐軍進駐武漢時，我因發(fā)表一篇歡迎北伐軍的文章，《國際協(xié)報》把這篇文章用紅筆圈上，送到了警察廳，我們就遭到警察的逮捕。當時的五卅運動、反筑路運動，游行聲勢很大，道外正陽街都擠滿了人?！冻抗鈭蟆范及l(fā)表文章，大聲疾呼支持學(xué)生這一斗爭。學(xué)生運動中扛大旗的叫高壽天，他是黨員，是哈爾濱醫(yī)科大學(xué)第一期的學(xué)生，學(xué)牙科專業(yè)的，和于浣非是同期的學(xué)生。我的那把吉他就是高壽天經(jīng)任白鷗送給我的?！冻抗鈭蟆吩姘l(fā)表學(xué)生運動的照片，因此警察廳長期對《晨光報》恨之入骨，高其棟^[2]要搞我們，我們是他的對頭。他們決心想搞掉《晨光報》，他們把我當成了共產(chǎn)黨員。因為《晨光報》總經(jīng)理于芳洲、主編張樹屏都是道尹公署一科科長的學(xué)生，我們被逮捕后，一科長又運動了道尹蔡運生，由他出面營救。蔡親赴奉天督軍署，親持證件向哈爾濱交涉，我們被拘留了三個月才獲釋出獄。我家現(xiàn)在還有一把泥壺，和這件事有點兒關(guān)系。這把泥壺就是高其棟的。這是西泠八家之一的陳曼生做的泥壺，他做泥壺非常有名。大概是送給一個妓女的吧，造型是乳形的。壺肚一面鐫有“春雷香胸襟豁，望梅兮止渴。曼生”，另一面鐫有“戊辰秋逸然軒主人”。壺蓋里面鐫有“蓮記”兩字，壺底四個字是“金蓮提制”。高其棟放我出來的那天晚上，他就拿著這把壺一邊喝著茶一邊給我們講話。東北光復(fù)后，我在哈爾濱小市上見到就買來了，留到現(xiàn)在。陳曼生當過縣官，是清朝嘉慶年間人。

[1] 《晨光報》副刊1924年前名為《光之波動》，1925年改為《江邊》，版面擴大，增加了《婦女》《社會》等欄目。

[2] 高其棟是當時濱江縣警察局局長。